启蒙、理性和基督教

秦林山


原始宗教启蒙

人类最早的文化形式只是神话文化。神话可以自由而又充分表现人类早期对自然现象、世界起源、原始社会生活的朦朦胧胧的意识,对英雄和祖先崇拜的情感传递,既可以用于规范氏族群体生活的秩序,也可以用神话来保持有用的生活习俗、氏族社会制度的代代相传。更可以倾注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想往。这样,神话几乎包括了原始人类一切生活的方方面面。
神话寄托人类的梦想。人类需要神话来接触无限和永恒,这是有限的人类最想往的梦,是人类全体对死亡的强烈否定和对生的热爱,对无限的渴望成了人类最深刻和本质的诉求。

宗教起源于神话,但又并不仅仅是神话。它把神话的素材系统起来,利用了神话的隐喻和象征。这些隐喻和象征对于置身宗教事外的人是无法理解的。宗教是人类为赋予自己有限的生命以无限的精神意义才强烈认同上帝的存在,也可以说正是人类为获得自己精神的救赎、表达自己一种宗教感情。把自己作为一种被造物来认识,就最好地把自己同上帝联系在一起了。这样有了人同上帝的关系就决定了人的本质特征,使人成为人。宗教正是在此意义上以神话语言为基础结构,努力构造出世俗与神圣的区别。指导人类的精神生活方向。

正是神圣与高贵的旗帜,才永恒地引导着人类对真善美和正义秩序的不懈追求。把人类从仅是生物或生命的物质存在还原为永恒的精神存在,去努力寻求和靠近上帝。宗教情感的钮带会告诉人类,没有人能够置身于神圣的力量和魔鬼力量的斗争之外,这个钮带可以团结起全体、共同去争取人类的真善美和正义。因为世界就其本身而言是不完满的,它们必须要有一个完满的上帝来彰显这个世界的不完满,上帝为人类创造了统一的真善美来引导世界。

如果没有宗教对原始人类的启蒙,人类因为是物质宇宙的一部分,他们的生命和生存离不开物质,依靠物质才能生存的原始概念,严重制约着人类的精神。只要没有宗教信仰上帝对人类精神呼召和理性的启蒙,人类会在对物质的追求中永远沉沦下去,成为对物质膜拜的奴隶。对一个物质的奴隶来说世界没有真理和真善美、没有神圣与高贵、没有自由。人类已经走过了几千年的文明史,但是至今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些人为的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是如何匍匐膜拜在自然和物质下而沉睡不醒的了。

有了宗教的启蒙,人类知道自然中黑暗的力量是一种恶。自然在人类的神话中的所谓巨大破坏性力量倾刻就瓦解了、并不可怕。人类可以依靠神而没有不可战胜的东西。这是对神的坚定信念产生的巨大力量。原始人类正是通过神话和宗教的上帝观念来启迪心智,在同自然的抗争中,越来越认识了神秘莫测的大自然,也使人开始认识自己的变化。人类的精神和上帝同源,借助神的公义和神圣,敢于向大自然一切恶的力量宣战。

人类从神话和宗教信仰中获得了面对自然世界的勇气和力量。所以神话和宗教信仰成了人类唯一可以真正依靠的启蒙工具。为此人类对神话和宗教信仰倾注和寄托了无限的情感。因此没有一个民族会没有自己的神和神话。神和神话、宗教信仰成了早期人类生活的唯一真理。
古希腊自然哲学

在人类的健全的心智结构中,人类理性必定就会引导人类寻找世界的本原,根本问题是人类要寻求“实在”。虚幻的东西人类不可以真正依靠的,这是一种对“实在”的真理的呼唤。古希腊哲学的产生就是这样一种必然。世界的本原到底是物质的还是上帝的(精神的)?脱胎于神话和宗教的古希腊自然哲学开始咿呀学语、蹒跚上路了。

古希腊哲学的哲学家们虽然要寻找世界的本原,人类的宗教情感又强烈地影响着他们的观察和思维,而使古希腊早期的自然哲学成为一种自然神学。以致于专门研究古希腊哲学的专家耶格尔认为,古希腊哲学的每一个体系(除了怀疑论哲学而外)都在一种神学中达到巅峰。尽管不少哲学家把世界的起源归之于物质,但是他们也根本就没有要割断神作用于物质的关系而要把他们对立起来。所以无论是泰勒斯要把世界的本原归之于水,还是赫拉克利特归之于火。他们都没有真正把要这些物质的本原去超越于上帝之上,反倒是承认这些物质都有神灵参与其中。当然也显示了他们理论上的矛盾。但是既然把这些物质的东西作为本原,实际上还是把物质作为了第一实在。也可以这么说他们基本上还是二元论的。

他们都认为人类的智慧无法认识神,神是智慧的对象。人类的本性没有智慧,只有神的本性才有。古希腊哲学对物质的探源,虽然与神话相分离却意外地完成了神不仅是超越的,也成就了神内在化的过程。给了一个本来高高在上的神,人类只有敬畏膜拜的份,而根本无法企及的上帝,现在可以直接干预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因为他就住在世界万物中、也存在于人类中的活生生的神。为神内在于世界中开了个头。

古希腊哲学后期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普罗提诺(柏罗丁)这四位最伟大的哲学家更是为基督教一神论(上帝)的诞生完成了一切的理论上的准备工作。

苏格拉底哲学是从批评早期自然哲学对世界本原的探索开始的。他认为这些对所谓世界物质本原的探索直接导致了世界的混乱。尽管是自然哲学也并不应该只是去研究自然世界物质性的本原,而是应该探索自然世界内在目的“善”。对自然本性的认识是我们能力所不能及的。

认识自然本身是对神的亵渎和不敬。恶是因为人的无知所干出来的。没有人有意要作恶,趋善避恶是人的本性。一个人行善还是作恶取决于他的知识。德行即知识,无知即罪恶。

苏格拉底把只是研究自然世界物质本原的自然哲学,整个地转向了“认识你自己”到“德行即知识”和人的社会生存道德的伦理学了,从单纯的求智到转向求真求美的神学伦理学中,为宗教神学奠定了卓越的社会功能的基础。

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的“理念论”:所有美的事物后面都有一个美的理念存在,它是美的事物的原因和根据,是唯一的实在。这些美的理念都是不变的、完美的、永恒的、好的、和单一的,它们构成了一个真实的、神圣的世界,是最高的至善。而人类感性的事物、现象却是随时可变的、相对的、不真实的这一有名的“理念论”从理论上诠释了世俗和神圣的真正差别。

柏拉图还认为,神可以用自己永恒的不变而运动世界一切事物的观念,后来成为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推动力”,来作为上帝存在的证明之一。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后期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的形而上学(神学)奠定了西方哲学传统,使后来的整个西方哲学成了一部形而上学史。形而上学成了哲学和科学知识的真正基础。

亚里士多德认为,事物的存在和变化有四个原因,即由形式因、质料因、动力因、目的因组成。物质(质料)是由形式来决定的,凭借着形式,质料才成为某种确定的东西,这便是事物的实质。他以灵魂是身体的形式,是灵魂才使身体成为一样东西的东西,也就是成为人。变化就在于赋予质料以形式,所以形式比质料更为实在。动力因则能使被动者运动的事物、使变化者变化的事物。四个因中,目的因是终极的、最重要的。因为自然中的万物都是有其目的的,以最善作为终极。神是那一切事物活动的目的因。四因说彻底否定和终结了古希腊前期自然哲学对世界物质本原的追寻,物质本原是会变化的,是由形式规定,虚幻的、没有实在性的。

普罗提诺。他的形而上学是从一种神圣的三位一体,即“太一”、精神和灵魂开始的,“太一”是至高无上的。他把善从柏拉图理念论中独立出来直接归之于“一”,也是神的别称,完全超越于理念世界。它不是理性认识的对象,是一切最高的原则和本原。世界万物是从“太一”里流溢出来的。人的灵魂来自神圣的起源,这样普罗提诺就把神的超越性和内在于世界万物、包括人,完全的统一结合起来了。

人的灵魂既然来自“太一”,(他的所谓“太一”有时被说做神,有时被说做善。)人的最终目的和他的幸福就在于,使他的灵魂重新与“太一”融为一体,因为他的灵魂本来就源于其中。
至此古希腊哲学在对世界物质本原的追寻中,到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德行即知识的伦理学转向,到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再到普罗提诺的“太一流溢说”。为基督教一神教取代罗马多神教传统扫清了理论上的一切障碍,基督教上帝理性神的呼出做好了完整的思想理论准备工作。

一个最后可以取代罗马多神教的世界宗教——基督教诞生了。

中世纪的文化和宗教信仰

中世纪一个被现代理性所抹黑和歪曲的时代——黑暗的中世纪。似乎为中世纪定下了永远的魔咒。其实黑暗的中世纪这一说法,是有一个很容易被人误会的出处。那就是绝大多数的学者都按照圣奥古斯丁的观点,认为人类是处于历史的第六个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即《圣经•启示录》里预言的“末日”。所谓“末日”即黑暗之意,这样来给中世纪定义的。 正式用来定义中世纪“黑暗时代”的,是由14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学者彼特拉克。他周游欧洲以重新发掘和出版经典的希腊和拉丁文著作,志在重新恢复原先罗马古典拉丁语、艺术及文化的影响力,对自公元410年罗马沦陷以来的变化与所发生的,认为不值得研究。他是一个非常有名望和权威的人,被誉为文艺复兴之父。他这样一说就等于为中世纪定下了基调。

中世纪是始于公元476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至公元1453 年东罗马帝国灭亡的这一长达千年的历史时期。在中世纪最初的几百年间,基督教是西欧古典文化的唯一继承者和整个中世纪的主流文化。

虽然西罗马帝国灭亡了,但是罗马的国教——基督教却彻底征服了野蛮的胜利者日耳曼人。整个中世纪可以这么说,就是一部战胜者反而被失败者的文化征服的历史、一个由基督教改造野蛮的日耳曼人的历史。

近代西欧文明世界的崛起,就是全部由中世纪的一部基督教文明史催生的。西欧三大思想解放运动在近代之所以会产生,就是建基于中世纪基督教文明改造野蛮的日耳曼民族的过程中的。其实在这三大思想解放运动前(14世纪的文艺复兴、16世纪的宗教改革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欧洲的中世纪期间还有二个文艺复兴。可是却很少被人们所提及和了解,没有这样二次文艺复兴很难会出现近代三次思想解放运动。

第一次被称为加洛林文艺复兴,发生在公元8世纪晚期至9世纪,由查理大帝及其后继者在欧洲推行的文艺和科学的复兴运动。加洛林(Carolin)一词,来自拉丁文Carolus,即查理(Charles)。这次文艺和科学的复兴运动,被称为是“欧洲的第一次觉醒”。查理大帝是欧洲中世纪史上一位赫赫有名的有政治头脑的雄才大略的人物。

查理大帝利用王权的力量,指派阿尔古因组织人员在797—800年对当时收集到的各种《圣经》文本进行了校勘,统一了《圣经》文本并将其译成了拉丁文,从而成为后来天主教通用的定本。同时还授权阿尔古因对基督教的文献典籍进行大规模的抄写和修订。

他对宗教教育事业热情关注,并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基督教教育的发展。因此在8世纪出现了粗糙的专门教育机构——宗教学校和收集人类已有知识和文献的机构——图书馆。他要求每一座教堂和每一所修道院都要设立学校和图书馆。查理大帝建立学校目的是用拉丁文传授“七艺”,以培养教士读书写作能力。在哲学、文学和艺术等方面造就适宜封建统治所需要的人才。他不仅让教会学校召收自由民的子弟学习,而且要求乡村牧师免费教授穷孩子们学习。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查理从有学问、有知识的神职人员中选任教师,甚至从意大利和英格兰请来一些具有较高水平的教师。如在他自己亲自下令创办的宫廷学院中,就网罗了很多学者前来任教。

查理大帝所主张建立的修道院的学校,不仅提供了学基督教文化、古典文化以及拉丁文的场所,而且也鼓励人们对拉丁文进行了文字改革。7世纪以前,在法兰克的教会中尚无法兰克血统的僧侣,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日耳曼人在文化方面的落后,他们既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字,也不会读写拉丁文。随着教会政治和社会影响的扩大,社会的基督教化必然需要对基督教的教义进行解释和研究。作为欧洲封建社会初建时期的政治家,他不仅促进和巩固了西欧封建制度,在宗教文化上的这些政策和改革,给后代欧洲的文化奠定了基础。所以,加洛林文艺复兴被称为是“欧洲的第一次觉醒”。

第二次文艺复兴是在11世纪末的公元1070年开始的,那时的欧洲受到第一次加洛林文艺复兴的洗礼,已处于充满朝气与活力的时代,在十字军东征、城市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建立的背景下,罗马艺术达到了最高峰。哥德艺术、白话文学的问世又直接促成了拉丁古典学、拉丁诗的再兴,罗马法、希腊科学与经院哲学得到发展,在教育领域基督教为近代西方教育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

严格地说大学的建立和高等教育都是源于中世纪的教堂学校和修道院学校。各种学科也是在中世纪兴起的“七艺”,文法、修辞、逻辑、几何、数学、天文、音乐。

建立于1088年的博洛尼亚大学是西方最古老的大学,它与法国的巴黎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和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大学并称为欧洲四大名校。而博洛尼亚大学被誉为欧洲的“大学之母”,是全世界第一所大学。许多人文主义者和著名的科学家们如但丁、彼特拉克、丢勒、伊拉斯谟、伽利略、哥白尼等都在这里学习或教授过。可以这么说几乎所有的13世纪的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者都是得益于前二次文艺复兴运动的熏陶和传承的。

12世纪在高等教育、哲学、法学、建筑、雕塑、戏剧、音乐、等各个文化领域都有了不少显著的发展。到了13世纪初,几乎所有的重要古代著作都已经翻译完成,从此知识迅速地从大学和修道院流传开来。一些著名的经院哲学家,如格罗斯特、罗吉尔•培根、大阿尔伯特、邓斯•司各脱等,更是将这些著作中的自然科学知识进一步精研、发展,其中格罗斯特和培根是现代科学方法的先驱,格罗斯特强调用数学了解自然现象,而培根在他的《大著作》里就开始提倡实验的经验方式。

12世纪的欧洲只用了不到一个世纪,实用的新发明及发展的数量就超过前1000年间的全球人类的发明叠加的总和。这个时期的主要科技发展包括新发明的印刷、火药、天文望远镜、更精确的时钟,装备更先进的船只,科技的这些发明后来就直接促成了地理大发现。

从许多方面看来,正是中世纪的不太为世人了解的前二次的文艺复兴,为后来13--14世纪的文艺复兴、16世纪的宗教改革、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这三大欧洲的思想解放运动奠定了人文主义思想的可靠基础。如果割裂了中世纪的历史传承,欧洲的三大思想解放运动就成了无源之水,这种以割断历史的脉络来彰显和拔高三大思想解放运动显然是有悖于逻辑的。

中世纪天主教神权垄断一切的上层建筑,皇权也只是匍匐在天主教神权下,经院哲学更是一支独秀地占据了欧洲的哲学思想界。基督教在这近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取得了万流归宗的地位。整个中世纪西欧文化,都只是以基督教为题材、以基督教思想为背景的.可以说,西欧中世纪文化的主体,就只是基督教文化。

古罗马盛行的最最惨无人道的野蛮角斗,奴隶主训练奴隶们让他们互相残杀,得胜者存活来取乐的血腥角斗,在古罗马盛行了近800年的历史。终于在所谓“黑暗”的6世纪时被完全停止了。如果中世纪是黑暗的,这个古罗马最盛行的野蛮娱乐不会结束在刚刚步入中世纪的年代。对于一个野蛮的日耳曼民族来说,这种血腥娱乐更会是他们的津津乐道,没有理由会突然被中止。如果没有基督教的人权理念(每一个被造的人都有上帝的形象)奴隶是不会被当作人的,这是普天下最了不起的进步。人终于在基督教的文化中被作为一个有神的形象的人站立起来了,正是基于此才会有后来的人文主义,这是人文主义的真正起源!只是在中世纪才是人真正光明的开始。因为是刚刚开始,所以还不够理想和完美,或者说还不够光明,但是却绝不是黑暗!

对人类真正的黑暗一定是没有人权、没有尊严、随时草荐人命不把人当人的时代,因为所有的黑暗都是对跪着的奴隶而言的,站立着的人而言,他们是能够看见光明和向着光明奔跑的。

尽管天主教建立了什么宗教裁判所迫害了一些天主教的“异端”,教皇的专权和教士阶层的腐败现象毫不鲜见。但是绝不能以偏概全。抹杀掉所有中世纪的基督教为人类文化做出的巨大贡献。没有中世纪文化的启蒙和基督教对普遍正义的维护和传承,就不会有近代人类理性的觉醒,这是毫无疑问的。

近代哲学(理性)

正是由于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奠基,欧洲14世纪复又迎来了近代的文艺复兴,直接导致了16世纪的宗教改革,大大地冲击了天主教教皇和教廷的权利,(形式上是针对教皇和天主教,其实质是反对人僣越神、人代替神、教皇代替神而展开的,只是反教皇而非反神,这命题我另文展开)近代人文主义得到了无限的张扬。理性在人类的精神家园中开始浮躁不安,要与信仰分家不算,更要僣越神而成为精神家园的主人。

近代哲学无论是经验主义还是理性主义传统的哲学家们都是把主体的人作为理论的出发点。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洛克的“白板说”,康德的“理性为自然立法”,费希特的“绝对自我”,到黑格尔的“主体即实体”。

萨特的存在主义更是以人的精神存在先于本质。所谓的存在首先就是指的主体自我的存在,如果我不存在则一切都不存在。换句话说就是主体自我先于本质,人的本质就是人的自我决定的。主体自我、自由选择是存在主义的核心。而自我是绝对自由的,如果人不能按照自我个人意志自由选择,这种人就失掉了个性、失去自我,就不能是真正的存在。这样存在主义就比近代哲学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传统哲学家们在对人的主体自我的推崇上走的更远。

从17世纪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开启的近代主体哲学到19世纪初近200年的近代哲学对人类主体自我意识的全面建构,使人类理性的主体自我意识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和自由,理性的胜利,把自然界看作客体的一场全面的科学改造活动更是率先得到了长足的进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和人类的物质财富。

中世纪基督教信仰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理性要驱逐信仰成为人类精神家园的主人。所谓的启蒙运动就在西方近代哲学中拉开了帷幕。理性大有要彻底把信仰赶出了人类的精神家园的架势。

理性到底是什么?它要如此狂妄地来驱赶它的主人。

现在全世界大概没有一个史学家会否认,18世纪法国大革命(暴力革命的代名词)就是启蒙运动的直接产物。人类理性的高扬,要抢夺人类精神家园中信仰的老大地位,它的直接恶果即刻就反映出来了,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因为人类精神家园是一刻也离不开信仰主导的。
但是理性要被真正认识它的局限性似乎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是因为人类还沉浸在科学(理性)的胜利中,还没有付足够惨痛的代价,这就是人类的悲剧了。当上帝被隐退,人类还会有多少智慧去发现真理?!

有多少人会像康德一样呢?尽管康德有“理性为自然立法”的立论,但是他还是沈静地看到理性的局限,人类的理性思维只能认识现象界,不能认识“自在之物”、“物自体”,那是属于一个更高的领域,不是理性思维可以认识的。人类只要多迈一步,一定会陷入“二律背反“。

人类理性的自我主体意识并不会轻易退场,它借助于近代科学的胜利还会继续与宗教较量。科学也认为应该轮到它来指手画脚、科学实证主义要以它来作为标杆了。理性和科学一唱一和来演双簧了,理性借着实证主义开始目空一切,它第一矛头指向毫无疑问的肯定是形而上学,把它看做是无意义的。哲学上一股否定形而上学的思潮迅速泛滥。

理性的真相(对理性主体自我的批判)

所谓的理性是指人在正常思维状态下时,有自信和勇气对事物进行判断、分析、综、比较、通过合理的逻辑推理得出最好的结果,它的本质是否定和怀疑。建立在理性上的理性认识和理性思维是理性的高级阶段,与感性相对。它包括三种形式,概念、判断和推理。理性思维则是人类思维的高级形式,是建立在一种证据和逻辑推理基础上的思维方式。

理性似乎好像是代表了人类的最正确的认识思维活动,果正如此吗?非也!马克斯韦伯就较早地看到理性的缺陷,提出了合理性概念,他把合理性分为二种,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
价值理性是行为人注重行为本身所能代表的价值,即是否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忠诚、荣誉等。不是看重所选择行为的结果。它所关注的是从某些具有实质的、特定的价值理念的角度来看行为的合理性。工具理性是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工具(手段)的有用性,从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为人的某种功利的实现服务。工具理性是通过精确计算功利的方法,最有效达至目的的理性,是一种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所以“工具理性”又叫“功效理性”或者说“效率理性”。

这二种理性中工具理性具有优先地位,价值理性的实现必须以工具理性为前提。因此工具理性在先的优越地位使理性很容易会走到它的反面。以它的工于算计、计算的能力,实现从对物的控制而延伸到对人的控制和占有。

20世纪初更多的哲学家们不满主客体对立的近代哲学,近代哲学从主体自我出发,区分自我与他人、人性和动物性,把自我利益普遍化。把人是目的实际上变成了我是目的。他们深刻看到主体自我哲学的宏扬所造成的巨大弊端。因此把哲学整个转向为对语言的分析,因为语言哲学可以超越主客体的对立,不需要宏扬人类的主体自我。为当现代哲学开辟了新的道路。

在他们看来我们人类能够理解的存在是语言,也就是我们通过语言来理解存在,世界只有进入语言才能表现为我们的世界。二千多年来,科学取得了扎扎实实的进步,而哲学几乎在原地循环,哲学的落后和科学的进步形成鲜明的对照。哲学的落后使启蒙成了新的神话,工于算计的理性的张扬,使理性对人性的宰制、人性的异化成了近现代人类最可怕的梦魇。
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提出,世界是由许多“状态”构成的总体,每一个“状态”是一条众多事物组成的锁链,它们处于确定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就是这个“状态”的结构,也就是我们的研究对象。这是目前所知的最初的结构主义理论,它首先被运用到了语言学的研究上。其实结构本是语言学的核心概念。

语言分析中的结构主义创始人索绪尔认为语言只是一个工具符号系统。正因此它是有任意性的。作为一个价值系统,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联系、同时并存的,因此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是共时性的。它既不凭借内容也不凭借经验,而是凭借差异建立的。他把语言和言语严格区分开了来,语言不得不把自身限制在语言内,语言是可以加以解释的唯一对象。在他看来,一旦语言的具体研究对象(语言)被确定下来,语言学就获得了科学的身份。言语、主体和心理学的浮渣必须加以清除,个人就完全被化约消失。他说:“语言不是说话主体的功能,而是单个人被动记录下来的产品。。。。。。”《普通语言学教程》30页。 这样一来说话的主体和言语的人不再重要而被淘汰出局。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发表了《语言学的结构分析与人类学》,第一次将结构主义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运用到人类学上。他发现结构是事物最普遍的因素,它们首先是整体和系统意义上的结构。结构将展示出一个系统的特征。它由几个要素构成,没有一个要素会在其中经历一种变化而不变化的。对于一种模型会有一系列变形的可能结果,会产生另一种不同的模型。这些性质使得预言成为可能。

整体性和共时性是结构主义的重要理论。这种结构不是人为的,而是无意识世界的基本模型。它决定世界的意义和形态,还包括人的意识。主体不是意识,而是结构才是主体。无意识的结构在他那里既可以是主体也可以是客体。通过对社会现象和文化的研究来把握这种无意识结构。他完成了把人的事物分解为非人的事物,人成了可有可无的了,更不要说人的理性和主体自我的存在了。

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看到个体主体的弊端,提出主体间性想来消除主体自我的局限,但是还是未能跳出主体哲学的理念。

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霍克海默则敏锐地看到了理性结构的缺陷,启蒙本身是为了消除野蛮,使人进入理性的光辉之中。但是当人类仅被理解为理性,让一切都合乎理性时,就根本上消除了无法被理性原则规定的东西。启蒙原是解除神话,反倒使启蒙成了神话。它反映了启蒙内部的秘密。在启蒙存在内部、在存在论根基上的反现,启蒙和神话这一对表面上的敌人,其实共同分享了形而上学的前提。启蒙退化为神话,启蒙就是神话。《启蒙的辩证法》霍克海默、 阿多诺从基督教向理性的启蒙表现的是主体对客体的优越性,是人对自然的支配、对自然的控制。启蒙理性之所以沦为宰制性的统治,是因为它自身刻意地把非理性因素排除在外,而非理性恰恰是构成人类自身不可分隔的存在状态。人不仅是自我理性的,它更是包括意志、情感需求才能完整构成它的精神生活。《启蒙的辩证法》霍克海默、阿多诺
理性野心在人类精神家园中要成为老大,却充分暴露了它严重先天不足的本质特征,工于算计——控制物——控制人——宰制人。这样的工具理性它怎么可以成为人类正确认识事物、认识真理的标准呢?!

法兰克福学派又一重要人物阿多诺,则以否定辩证法为哲学基础。他反对近代哲学为宏扬主体而强调同一性和整体性,它们都是虚假的,是对个体性、差异性和丰富性的干预。对普遍性和同一性的维护,其实质是侵犯和消灭差异性和个体性。因此他与黑格尔的整体性命题针锋相对,以摧毁社会强加于个体之上的总体性的枷锁,反抗社会对人性的禁锢。

精神分析学是对于理性主义的反抗。理性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理性自我,通过理性自我可以把握世界和人自身。这在精神分析里面成为了神话。人的精神不再是协调、统一和有理性的。人的无意识、异己性充分展示出一个完全非理性的、不可理解的主体自我。

19世纪的精神分析的大家弗洛伊德。认为意识仅仅是人类精神活动中位于表面的一个很小部分,无意识才是人的精神主题,处在人的心灵深层。他的冰山理论形象地说明了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关系。露在水面上的冰山之角是很小的一部分它就是人的意识,巨大的冰身隐藏在水面下,那就是无意识部分。且不容易看见。

无意识包括各种各样人的先天本能和那些从意识中被压抑到无意识中的心理活动。无意识对人的心理活动有很大的影响,且不为人所知。他把人类精神活动分为二部分。意识到的活动就像手电筒射出的光柱,光柱照射到的地方就是意识,而手电筒光柱照射不到的部分(黑洞)是无意识他的冰山理论很形象地说明了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关系。人看到光柱照射到的痛苦就很不舒服,想要把它忘掉,把它移到手电筒照不到的地方,把痛苦压抑到无意识中去。要了解意识就要去了解无意识。

弗洛伊德等于完全否定了意识(不管是主体、自我等等)的重要地位,人不是意识的真正主人。意识本身受无意识的支配,它怎么可以成为真正的主人呢!?

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把自我的形成,建立在一个镜像认同的基础上,揭示了自我在很大的程度上只是一个想象的产物,绝不牢靠和真实。他的精神分析理论是对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的创造性重写,他将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引入到精神分析中。精神分析是基于无意识和主体(人格)这二个领域中进行的。他的镜像阶段的理论是人类主体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镜像可以说是自我的开端,通过一系列与自恋对象或爱之对象的认同,自我逐渐获的了一种身份和同一。对于自我的这种构成状况,拉康把它比翼为一个洋葱,剥开它你会发现构成它的连续认同。因此镜像可以说是自我的原型,借助于镜像里像的形式,婴儿获得了躯体感,并且有了意识与躯体的区分。

拉康的镜像阶段的意义,一旦自我借助于镜像开始确认,主体(婴儿)获得了整体感和统一感,同时差别开始出现,他需要统一感来消除差别,所以镜像阶段促成了自我的诞生。
婴儿在镜子中看到的自己之所以还是想象的阶段,是因为婴儿还处于身体机能无法协调的事期。对他而言,身体的各个部分是不连贯的、支离破碎的,但是在他看来却是完整的。这种想象在本质上是一种“误认”。因为这个完整的镜像是处于婴儿自身之外的他者,可是婴儿通过对他的认同,却为自己建立了一种虚幻而却完美的自我。

拉康虽然说的是婴儿,其实只是比喻。镜像性的认同这种情况是时时刻刻发生在我们人类身上的,比如“明星崇拜”的追星过程其实和婴儿看到镜中的虚像是完全一样的。他们在明星的光环面前,就是一个机能不足的婴儿。梦想自己成为他们,他们就是自己。不论镜中的影像还是明星,相对于婴儿或追星族来说,都是属于“他者”的地位,是他们结构了主体,并为主体形成了一个想象性的虚幻的自我。

主体自我在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中也被瓦解了。

当代哲学解释学的代表法国哲学家利科,他通过对结构主义的日常语言哲学的对话,形成了他对哲学解释学的定义,他认为解释学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解释象征语言的技术,也不是一种纯粹的方法,而是以存在论为基础的“非主体”的意义理论。

又是一个否定主体的哲学流派的先行者在现代语言哲学中兴起。

德国的哲学解释学的代表伽达默尔同样认为,理解不是有解释主体可以随意操纵的,绝不是主观意识的活动。他同样排除了主体在解释中的随意地位。

利科通过现象学将主体去中心化,他的意志理论瓦解了思辨抽象意识的唯心主义前提。有意与无意在实践活动中的交互性,使传统的的先验主体不再具有绝对的地位。他的意志、情感、罪和恶的研究是要揭示意识哲学忽视的行为前反思的条件,结合神话、神话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人的异质性,揭示“我思”其实是一个没有生存根基的虚构。

伽达默尔认为,理解具有语言性而语言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它是不以游戏者的主观性为转移的,是语言支配人,而不是人支配语言。游戏的真正主体不是游戏者,而是游戏本身。游戏包含一组参与者必须遵守的规则和原则,因此游戏对它的游戏者具有权威。艺术和文本有同样的规范权威,因此艺术和文本解释对它的观看者和读者都有束缚性,都不是读者和观看者的主观意志可以支配的。

这样主体自我在哲学解释学中同样没有了它的地位。

20世纪的现代法国哲学家福柯,反对启蒙运动将理性与解放和进步等同起来。他认为所谓的主体和知识都是它构造出来的产物。他的后结构主义旨在对我们的历史进行批评,即质疑理性、知识、社会制度和主体性的现代形式,这些看似自然的东西实际上是一定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下的形成的,理性也只不过是强制力量的产物,是被控制和塑造成的社会主体的。福柯质疑了理性的合法性。

他认为随着二十世纪的到来,各种学科相继问世,人种学、精神分析学、结构语言学,这些面对无意识和他者的学科的兴起,无意识结构取代了既是知识主体的对象又是知识对象的人。存在首先是语言的存在,语言问题似乎从各个方面包围了人的形象。人被消解在语言的结构中,新的知识必然是以人之死为出发点的。

他的考古学的方法就是针对主体至上的知识观和方法论的,在传统的知识观和方法论中,主体是支配一切的(包括话语)。而考古学的方法则相反,而是话语构成(非主体的知识)代替了主体的位置,它甚至支配信仰、实践和词与物的结构。话语的优先性构成了他反主体思想的方法论的基础。人在福柯的考古学中再一次死去。

法国思想家德里达是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认为解构不是否定,也不是一般意义或康德意义上的枇判。它不是由一个主体产生和掌握的行动,它不需要一个行动者。它不但不是对传统的摧毁而是对传统的追溯。它要问清传统是哪里来的?权威和习俗是从哪里来的?所以解构主义从一登场就是对主体和行动者人的否定。

尽管解构主义哲学要反抗的是“存在的霸权”,也就是所谓“逻各斯中心主义”。这种主义认为有一种固定的意义秩序、思想、真理、理性、逻辑或词都是自身存在的,或者说始终在场。对于这种形而上学来说,只有存在和在场才是根本重要的,非存在和缺席是没有意义的。这样也就从根本上排斥和忽视了派生的、偶然的、非理性的、无意识的、客体的、本质的、蜕变的、等等这些隐藏在在场的对立面的存在。

德里达反对二元对抗的思维,反对对理性的崇拜。他认为差异无处不在,必须以多元的开放心态去容纳一切。解构主义哲学建筑起用特殊性、多元性、差异性、变异性、不确定性、来取代普遍性、确定性、同一性、一元性、整体性、甚至包括结构性。结构主义刚刚时髦了没有多久,就被解构主义所超越。充分体系了现代性的飞速发展和变化。人类刚刚以为进入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马上就接踵而至。虽然它们之间没有时间上的明确界限,现代主义结束何时;后现代开始于何时。现在要成为现代的必须是后现代的。

解构主义是对结构本身的不认同,解构哲学为什么迫不及待的就要登场?因为结构主义对结构和系统的强调又使结构主义既僵化、又有恢复到笛卡尔以来近代哲学体系的味道,没有根本上摆脱形而上学和二元的对立。于是福柯和德里达为要努力克服这种矛盾。因为解构哲学既反对主体性形而上学,也要消除结构主义僵化的概念结构。不仅要超越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更要求超越传统的形而上学和近代哲学的二元对立。

回归宗教信仰

近代哲学对人类理性和主体自我意识的高扬,遭遇了当现代哲学最强大的批判和攻击,无论从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阿多诺,到语言分析结构主义的索绪尔、列维施特劳斯,还有精神分析的弗洛伊德、拉康,到哲学解释学的利科和伽达默尔,再到解构主义即(后现代主义)的福柯和德里达。无一不是集中在近代哲学的“软肋”(理性和主体自我)上,但是近代哲学却恰恰是通过这个“软肋”来怀疑和排斥形而上学和信仰的。

人征服自然却成为机器的奴隶,人获的知识却对自己是什么和自己生活的意义彻底的茫然而迷失方向。人争得自由又重新走进物质的枷锁中。这其中经历了从理性的蒙昧到理性的觉醒,从不自由——自由——不自由。理性没有使我们完全走进自由。理性结构上的巨大缺陷,使人类反思到人类理性的主体自我并不是人类精神家园的一切,人的精神必须是完整的精神存在,它还必须包括意志、欲望、情感、无意识、非理性的存在。

基督教神学的上帝早就预知这人类理性的缺陷,所以《创世纪》的伊甸园就同人类的始祖亚当立了约。但是亚当还是偷吃了禁果,看见了自己的赤身裸体,而用无花果叶把下体遮蔽起来。亚当自以为眼睛明亮了,要用自己的眼睛(理性)来观察世界分别善恶。抛弃信仰对人类的眼睛(理性的)制约,人类反而更会善恶不分,因为人类的理性会屈从自私的欲望和意志的邪恶。会以对物的控制来奴役人,人们都渴望权利和对物的占有,来让自己表面强大以掩盖自己真正的虚弱。不但奴役了自己的心灵,也奴役他人,人类就在这样奴役与被奴役中构成了新的不自由。

对亚当的不顺从,奥古斯丁直接就把它看成会延续到后代的原罪。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弗洛姆不以为然,他认为当人生活在伊甸园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是一体的,一体之间不会有羞耻感。就像胎儿还在母亲的子宫里,既是人,又不是人。黑格尔还要直接,他认为伊甸园里的始祖只是“畜生”。因为他没有分别善恶的理性。(刻意抬高理性为人的本质)
弗洛姆还认为,虽然偷吃禁果亚当和夏娃有了分别善恶的理智(理性),他们成了完全意义上的人了。也懂得了羞耻感,知道一个男人不能赤身裸体的站在一个女人面前,因此他们把自己遮蔽起来了。彼此有了距离和陌生感,在这种有距离和陌生感上的结合就只是“欲”而不是爱。亚当不爱夏娃才会把偷吃的责任推给夏娃,这种肉体的结合只是异化而不是爱,是“分离的生存”之罪。在基督教神学里,人与人之间没有爱,彼此分离和异化,这种生存方式就是“地狱”。

弗洛姆不但同他的前辈们一样,还从人类的本性上去挖掘人性的缺陷,他认为不健全的社会使人的精神也是病态的。人的自私、利己和占有欲使他们既追求自由又逃避自由,人与人的关系一旦被物与物的关系所取代,每个人都异化了。每个被异化的人为解决自己的孤独和焦虑,自愿放弃自身的独立性,把自己与新的外物相结合以获取自己所缺乏的物质力量。重新走入被奴役中。丧失信仰。

所以人要靠自己的力量(无论是自己的理性或自己的本性)去争取自由是没有任何可靠性而言的。

伟大的弗洛伊德早就在19世纪就指出了人类本身的局限。他说,人类文化思想史上三次最伟大的革命。第一次是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他把人类从宇宙中心的宝座上拉下来了。第二次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他揭示了高贵的人类只不过是从猴子变来的。第三次就是弗洛伊德自己的无意识理论,人并不是自己理性、心灵、意识的真正主人,它们是受人的无意识支配的,人的非理性、无意识才是真正的主人。(不是原文,大意)正是太讽刺了!!!

这三次革命的意义非常深远,人类居住的地球只是宇宙中很不起眼的一小点,不要把人类看作为宇宙的中心和主人去征服自然世界。人类更只是宇宙的一部分,必须与自然界的一切和睦相处,而不是处处以高贵自居(人类卑微的出身只是从动物进化而来并不高贵)去征服一切。因为人类甚至不是自己心灵和理性的主人,他受制于很多的东西,因此人类的行为可能并不高贵可取。

我们至今为止都是把宗教信仰归类为非理性的。人类的所谓的理性是受制于非理性的无意识,这是人类观念必须要经历的一次巨大的冲击。

萧伯纳说:“理性的人让自己适应世界,非理性的人坚持改变世界,让世界适应自己,因此,所有的进步都取决于非理性的”。他言简意赅地说出了非理性对人类巨大的意义。理性认识的和理性的思维虽然是人类认识和思维的高级阶段,但是理性有很大的局限,不应对它赋予过高的期望。人类是靠着理性和非理性的共同作用,首先是非理性的宗教信仰,才完成认识自己认识事物和发现真理的。

一场全面讨伐近代哲学高扬的人类理性和主体自我的思想运动如火如荼地当现代哲学中展开了。近代哲学要以这样的理性来排斥和否定信仰显然是缺乏根基、是根本靠不住的。理性只可以是信仰的仆人,而不是相反。这才是人类永恒的真理!

虽说近代好像是理性唱主角的文化、基督教大大地衰落了,根本就没有了基督教的地位。因此有人认为,可以不需要基督教、不需要宗教,近代哲学就是在排斥信仰、高扬人类理性的旗帜下,才有了科学的昌盛和近代的物质文明。

其实,这是这个看法也是非常片面的,首先物质文明并不是一切,所有清醒的有识志士都看到了。物质的富有并不会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光明和幸福。人类重新成为机器的奴隶、物质利益的奴隶,对一个奴隶来说是没有自由可言的。而自由是一个解放了的人的最重要的标志。
其次,人类理性的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首先启蒙于基督教的上帝的超越观念,人从对自然的奴隶开始站立起来,可以直面自然中恶的力量,在与自然的斗争中深刻体会到自己的变化,信仰可以依靠上帝而分有了上帝无限的精神力量,才创造了自己的主体自我意识。近代哲学不失时机地为这个时代精神作出强有力的诠释。使理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张扬。

因此基督教决不是奴隶文化!近代哲学的主题解放人的思想争取自身的自由和基督教的理念完全一致。基督教就是要让人类最终挣脱物质的枷锁得自由。不同的是近代哲学以为只要依靠人类理性就可以得自由,基督教信仰是坚决反对的。因为人在罪中已经死去,他的理性更是有限而不完美的。在罪中死去的人和有限而不完美的理性相结合只会制造出更大的灾难,不要说去认识真理了。

再次,这里面不是简单地二者必居其一的逻辑。那是既看不到古希腊哲学(理性)的自然神学特征,也看不到中世纪的全部经院哲学(理性)都是为信仰服务而展开的。人类理性要能真正主导人类走出蒙昧、获得启蒙,理性和信仰很难截然分开的。人类不能只靠自己的理性得自由,要依靠坚定的信仰重生。理性的觉醒只是自由的第一步,近代哲学想停留在这一步不再前进也是办不到的。因为这一步不能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光明。人类要获得真正的自由,单靠理性觉醒是远远不够的。理性中工具理性的优先性会使理性妄自称大、目空一切。

理性只有在信仰的主导下,才能使价值理性发挥充分的作用,而信仰的发展也需要理性(哲学)来夯实基础为之服务。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它们都离不开对方,就是近代哲学(理性)也只不过是对信仰的怀疑和“解魅”仅此而已。它的躁动根本撼动不了信仰根深蒂固的地位。基督教可以世俗化或“解魅”那也只不过是加深了基督教上帝内在化的过程,充分可以体现基督教上帝永恒的生命力。

基督教又是希望神学,耶稣就以一个卑微的小人物历经苦难而矢志不渝的信仰、努力唤起人类的一切希望去追求美好和正义。基督教在近代哲学的怀疑中反而更深入西方人的骨髓之中,是西方人一刻也离不开的。是西方人可以为之生为之死的精神诉求。正是基督教塑造了近代西方人的民族共同体和民族精神。给世界带来了现代的文明。成为全世界的灯塔!

今天当近代哲学高扬的理性还未退场,信仰衰微之际,工具理性马上又露出它本性在宰制我们的时候,人类又成为自己理性的奴隶、物质的奴隶。就像霍克海默所说,理性又成了新的“神话”。对这一轮新神话的启蒙,又摆在了每一个良心的思想家们的面前。一个理性必须回归信仰的后现代到来了!随着理性被现代思想家们大肆挞伐,意味着我们将迎来一个对现代的理性、整体性、同一性、主体性、统一性、必然性、一元都不认同,甚至逻各斯中心主义都要不认同,而要以他者、变化、差异、不确定、无中心、偶然性、多元的后现代的基督教的新天地!回归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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