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纪实连载: 最后一个守望者



   图片右数第一人系本篇主人公艾伦 尼尔森Marie Ellen Nielsen 小姐(18711960),中文名字:聂乐信。摄于1910年大孤山。
在她旁边的是丹麦牧师柏卫Conrad S. Bolwig先生(1866-1951),左边第一人是他的夫人米娜Minna Hass18671960),第二位女士是丹麦教士郭慕深Karen Gormsen小姐(1880——1960),安东丹国女子医院及育婴堂的创立者。



最后一个守望者

鸿   


春 天 之 魂

孤山的春天,要比别的地方早些,这是南临黄海,海洋暖湿气流北上,被山峦所滞的结果,所以,孤山的杏梅总是在春暖乍寒之季开花的。

沿着弯曲迂回的小巷,走过低矮的黄土泥墙,枝枝杏花横卧墙头,微风吹过,洁白柔顺的花瓣散落在头和肩上,令人感到一种春情绽放的愉悦,“凌寒俏枝头,独艳引春来”,杏花被诗人喻为“北国春天之魂”。

孤山的东麓,也叫小东山,有许多丹麦人的房子,风风雨雨,几近百年,有的坍塌,有的摇摇欲坠,有的老屋易主,还有的沦落到“土豪”手里,好像穷人家的女儿,卖给了“老鸨子”,何去何从,由不得自己了。


最显眼的是,耸立于小东山之巅的一栋二层楼,坐北朝南,青砖到顶,屋檐下砖砌的一圈图案却别有一绝,仿佛一个女人颈上的美丽项链。当年,人们称这里为“教士楼”。 (教士,泛指以传播福音为职业的人;狭义有别于牧师,前者是奉教会的差遣将福音传给未得之民、以建立教会;后者受教会之托,意在带领信徒和治理教会

公元2000年,这栋楼辗转到一个老板手中。

第二年,一群“农民工”在院子里深挖,又要搞什么赚钱的活计。突然,有人惊叫起来:“哎呀!妈呀!——‘死倒’‘死倒!’(土话,死人、死尸)”

原来,挖出了一具骷髅。接着有人喊:“快来看哪!还会动弹呢!”听说骷髅“活了”,谁还敢看哪,吓的这帮人一哄而散。

人都想着从地里能挖出个古董什么的,上边拿走了,也能给几个钱。最忌讳的是,挖出“骷髅”,此乃不祥之兆,意味着遭遇死神和鬼魂,害怕遭“报应”,如是一个屈死的冤魂重见天日。那就麻烦大了。可是,一个从来住家的地方,又不是乱葬岗子,哪来的骷髅呢?

这件事,给孤山人带来了一种阴森恐怖的气氛。多亏有几个老人出来“破解”了。他们认为,那是一个丹麦女人的尸骨,她有一个中国名字,叫聂乐信。

对于“聂乐信”这个名字,孤山人听说过,因为,房前屋后盛开的杏梅,最早是她从丹麦带来的黄杏。开始是“盆景欣赏,后来与本土的山杏嫁接,竟然成了孤山的“一枝独秀”。


 
丹麦女教士艾伦 尼尔森Nielsen Ellen Kirstine Marie 小姐( 18711960)1898年来孤山。


仆 仆 风 尘

1898年深秋,茫茫的芦苇荡,在夕阳余晖的映照下,宛如一片金色的海洋,涛声“哗哗”,荡涤着马路上扬起的尘土。

在黄海北岸的乡道上,奔驰着一辆带蓬的马车,一匹黑色的高头大马,飘散着长长的鬃毛,车上坐着一位金发女郎,修长的身材,一袭白裙,就像童话里的白雪公主,长睫毛下的一双眼睛,闪着蓝宝石般的光芒。

在她的眼前,涌动着一望无边的苇荡。渺茫的天际,隐约有一条蔚蓝的绸带子在飘动。车夫说,那就是黄海,四年前,发生过一场惨烈的海战(甲午海战)。

从旅顺上路,草行露宿,已经颠簸八天了。随着马铃哗哗,孤山越来越近了。

马车上的洋妞,她的名字叫艾伦.尼尔森,克斯蒂娜 玛丽亚Nielsen Ellen Kirstine Marie。尼尔森,是她的姓,朋友和亲近的人喜欢叫她“艾伦”小姐,而“玛丽娅”也是她的名字。还有个汉字“符号”聂乐信,字“玉铭”,这是随乡入俗了。

1871717,艾伦出生西班牙巴依尼卡 Bregninge  Holbæk一个基督教家庭。(姜振芙《东沟县基督教志》)父亲Nielsen Jørgen (1836-1900) 母亲Jensen Maren Kirstine  (1837-1890)她是家里的第六个孩子。一个月后,母亲抱着她,在父亲的陪伴下,到基督教教堂受洗了。

“不久,随父迁回丹麦。8岁入学,因家贫,以卖唱,做工助读。一次帮工铡草,切掉两个指头。只因聪明好学,不畏困苦,终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丹麦护士专科学校”。(东沟县志)

据丹麦友人聂晓罗Sune Nielsen(注1)提供的资料,艾伦青年时学业完成于哥本哈根N. Zahles Seminarium 师范学校(18941897)。

初到孤山时,艾伦才27岁。起初,在柏卫Conrad S. Bolwig(注2开办的西街诊所做护士。

后来,她搬到了孤山东关(东街),也叫“小东山”,是一座荒丘,她要把那里开垦成“上帝子民的一片沃土”。


(注1)聂晓罗Sune Nielsen 1970年生,哥本哈根大学毕业,曾留学中国,丹麦传教士的后裔,作家吴坤美女士之子,现居瑞典。

(注2)柏卫(Conrad S. Bolwig1866-1951)丹麦牧师,1893年携夫人米娜(Minna Hass 18671960)到达上海,辗转于汉口、营口等地,1896年抵大孤山,施医布道,1906年建立培英小学。1946年,夫妇回国。
 



这是25年前重要的一天,三个父亲把他们三个的女儿送到了学校。



本文的黑白图片系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 所拍及文字说明。选自《大孤山寄宿学校》 (1928年丹麦出版)一书,该书以图片为主,记录了丹麦人在大孤山兴教办学及慈善事业的情景。

感谢包乐深Anders Aagaard Poulsen 1880——1957)先生的孫女Xingmei(杏梅)Dujuan and杜鹃 )两位小姐对于图片文字的翻译(由丹麦语译为英文)

包乐深Anders Aagaard Poulsen先生系丹麦教师和牧师。曾执教于孤山崇正女校、安东劈柴沟三育中学校、神学院。


女 子 学 校

190346,凛冽的老北风停止了呼啸,小草从消融的残雪中探出了头,山坡上渐渐的有了星星点点的绿色。

孤山的东关聚集了一些人,围绕在几间新房子前卖呆。

原来,这一天是基督教崇正女子小学开学的日子,校长是艾伦小姐,教师有柏卫Conrad S. Bolwig和米娜Minna Hass夫妻俩。还有一位中国人,教汉语的老师。学生是艾伦收养的三个女孩,两个流落街头的孤儿(据记载有一个叫刘芝兰),还有孤山第一个基督徒,卖香小贩的女儿姜宝珍。

先前的孤山只有私塾,“洋学堂”——西式学校,这是破天荒的,女孩子上学,更是“公鸡下蛋”的怪事,大孤山人伸长了脖子——有“热闹”看了。

第二年,又有了四个女孩入学,都是来自基督徒家的孩子。对于免费上学,乡下人也是十分的冷淡。在中国人的眼里,女人只不过是男人的生育工具,一个卑贱的动物,没有资格上学。

法国传教士著名汉学家古伯察在《中华帝国》一书中指出,“中国妇女的状况是最惨的,受苦、受难、受歧视,各种苦难和贬抑无情地伴她从摇篮一直走向坟墓。”

为了让女孩上学,艾伦小姐手里拿着一本圣经,走街串巷,不停地劝说乡民:每个人都是上帝赐予为人父母的礼物,在上帝面前,人人生而平等,所有的孩子,不分男女、贫富。都有受教育的权利。

20几年后,也就是在30年代,崇正女子小学由一棵幼苗长成了参天大树。从初小、高小、初中到高中,还开设了师范专科,即保姆学院(清末称幼师为保姆)。生源从辽东半岛最南端的大连到东北边陲黑河,遍及满洲十几个市县,还有来自朝鲜的学生。

民国27年(1938),学校有417名学生;教师18人,其中,中国教师13名,外籍教师有日本人、朝鲜人,丹麦人。(注3

学校由几间房舍扩展到百余间,含两栋三层教学楼和两栋牧师楼(包括一栋教士楼),占地7000余平方米。还要说的是保姆学院(1915年创立)附属的幼稚园,在那个年代可谓“凤毛麟角”。当时,远东第一都市的上海,只有2所幼儿园,幼儿100余人(1911年)。

幼稚园的院长姜宝珍(兼任小学部校长)是“留洋的,在崇正女校毕业后,艾伦曾送她留学于丹麦、英国。

自从有了女子学校,孤山的春天也喧闹起来了。

草木吐绿,野花遍地。一群女孩行进在一条蜿蜒向上的石路上。这是春天里的“踏青”,也是崇正女校的体育科目“登山”。

一个个额前垂着整齐的“一字型”的刘海儿,绀青色的衣裙,白袜子、黑鞋。绀青也称红青、绀紫。这种黑中微红,青而含赤的色彩,给人一种美丽、神秘,安静、坚毅,而且带着青涩和童真的感觉。这叫人想起了一句诗“绀色染衣春意静”( 宋程垓《瑞鹧鸪》词),诗人描写的是春天里的一种罕见的紫茉莉。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诗经.郑风.出其东门>)女学生踏青,是孤山春天的一道靓丽的风景。

孩子们爬上山巅,唱起了赞美诗:
这是天父世界,孩童侧耳要听
宇宙唱歌,四周响应,星辰作乐同声
这是天父世界,我心满有安宁
树木花草,苍天碧海,述说天父全能……(注4

歌声纯净和美,犹如泉水淙淙,带着一种幽远的清凉,荡涤着尘世的喧嚣,
泛起一种敬畏的情绪。

   30年代的末期是女校的鼎盛之时,不久,由于日寇加紧了占领区的奴化教育,规定学校供奉日本的天照大神,要求师生每天都要搞三次拜神活动,鞠躬“最敬礼”。如有“不敬”,严惩不贷,甚至投入监狱。

聂乐信向日本人表示:基督徒“笃信上帝,不拜假神”。由此,基督教崇正女校的牌子,被日伪当局摘下了。

(注3)据《东沟县基督教志》(姜振芙)的记载曾任教于孤山崇正女校的丹麦人——
包乐深Anders Aagaard Poulsen 1880——1957),丹麦教师和牧师。19141916年,在孤山崇正女校任教。之后,曾任安东劈柴沟三育中学校长、神学院院长。

阿斯塔德 .波尔森小姐Astrid Poulsen  18901990)汉语名字陈乐实,19211950年担任崇正女校教务长、中学部校长。同时,兼授体育课。1950年回国后著书《天使的翅膀——聂乐信在中国的60年》(Det danske Missionsselskab. O. Lohse 1960年出版)。

波斯段 纳尼 菲利朵利娜小姐Nanny Brostrom 1881—?),汉语名字卜思温。1908年,在孤山工作;1922年,去凤凰城创办女子神学校并任校长。1944年,再回孤山。1949年归国。

麦森,海伦小姐Helen Madsen 1888—?年1920年来华。起初,有六年的时间在沈阳基督教女子盲人学校任教。19281931年,工作于崇正女校。

(注4)聂乐信Nielsen, Ellen Marie搜集了欧美各国赞美诗200余首,谱曲后教唱学生与信徒,她还撰写了几本传道的通俗读本,时为东沟基督教信义会文字布道会出版:《基督教五要选读》、《基督教五要便览》、《圣经易记》、《圣诗选编》等。



 
Pallesen小姐和Chiang Pao-Chên小姐在丹麦(Chiang Pao-Chên,即姜宝珍(1897——-1965孤山人,崇正女校小学部校长。







12)学校大厨(3)一个养猪的人(4)一个磨玉米的人(5)一个烧炕(6)一个什么也不做因为他遭到了鸦片的侵害。(聂乐信注明)



从孤山西街走来,越过培英小学、教徒墓地、寺庙,教堂、露天戏台,就到了东关。

这里有一栋二层小洋楼,既是教士寓所,也是聚会地,所以还叫“东礼拜堂”或“小礼拜堂”。小楼的位置好像一把折扇下端的纽扣,展开半圆形的扇子,东为上院,西为下院。崇正女校就在下院;东边的高岗,也就是“小东山”了。

艾伦小姐就住在小东山,孤儿寡母时常找上门来,祈求赊济,然而,终究不是印钞票的,杯水车薪,让穷人靠赊济生活总不是长远之计。

圣经记载,“主上帝把那人安置在伊甸园, 叫他耕种、看守园子。”就是说,管理大地是神交付人的工作,“若有人不肯做工,他就不可吃饭”(帖撒罗尼迦后书310)。劳动是神的旨意,懒惰是一种罪恶。

民国元年(1912),艾伦在小东山建起了崇正贫民救济所。起初,只是收容一些无家可归的孤儿寡母、流浪者。后来,日渐红火,办成了一个诺大的农场,不但有耕地、苇塘,果园、菜园和牲畜、奶牛、家禽,还养了几条渔船,下海捕鱼。除了这些,还有几所工场。
救济所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农作部与工艺部。

男子编入农作部,下设农务科和土木科。农务科包括农业(含苇塘、菜园)、园艺(果园)、编席、制乳(牛奶、奶酪)、饲养(猪禽)、磨米;而土木科(木工、瓦工)主要承揽土木建筑。

女子编入工艺部,下设编织科和家务科。编织科主要生产台布、丝织、花边、袜子、刺绣、毛巾等。剩余的边角料,列为再生产项目,如鞋垫,坐垫等。家务科主要是裁缝、料理、洗衣、养蚕等。

女子的刺绣,原料和图案来自丹麦和英国,加工后的产品,远销于丹麦以及英美等国家。

生活在救济所的人,不但做工,还有受教育的机会。根据每个人文化基础的不同,分别编入二年和四年的班级,女昼男夜,每天两小时学习文化,还讲圣书。除了文化教育,还有技术培训。

对于救济所里的孩子,只要到了入学年龄,就送他们上学。男孩送到培英男校,女孩送到崇正女校,品学兼优者供其上大学,以至出国“留洋”。

每天早晨七点半,在悠扬的钟声伴随下,劳工们纷纷走进教堂,唱赞美诗、诵圣书、祈祷和听艾伦小姐布道,然后,八点开始工作。

从前的一座荒丘,变成了男耕女织、人欢马叫的庄稼院,老百姓叫做“聂家铺子”。
由起初的赊济穷人,转变为如耶稣所吩咐的:“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 而工作是“天职”,是人的敬拜方式。所以,要有爱心,勤劳敬业,也许,这是“聂家铺子”的一个文化特征吧!

据记载,民国27年(1938),有370余人在此安身立命。其中,不乏一些无家可归的孤儿、残疾人以及单身女人。这些芸芸众生,恐怕每个人都一段凄惨的故事。自然,都已随风而去了。

然而,文字确是有生命力的,它不为尘埃所埋没。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个“红色间谍”曾闪现在“聂家铺子”。



1995年,俄罗斯举行盛大仪式纪念卫国战争五十周年,叶利钦总统签署命令,授予中国人阎宝航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章。阎宝航(注5)何许人也,竟享如此殊荣。

阎宝航,辽宁海城人,曾是潜伏于国民政府内的中共间谍,周恩来单线联系的特殊人物。(注5

1941622,在德军入侵苏联的前一周,阎宝航把德国闪击苏联的情报通过中共高层提供给了斯大林。

这位“红色间谍”有个代号,叫“保罗”。这个名字,在西方多如牛毛,据说,西方人起名有个追随名人的风气,尤其很多人喜欢以圣徒的名字。而“保罗”是耶稣的一个很有影响的使徒,被称为“世界上第一位穿梭外交家”。 阎宝航以“保罗”为代号,令人想起他的青年时期与基督教的一段情结。

1912年,从美国来了几位传教士,在奉天(沈阳)大南门里东城根下,建立了“奉天基督教青年会”。

1918年,阎宝航加入青年会做干事,总干事是美籍丹麦人,叫约瑟夫 普莱德Joseph Platt),在他的引领下,阎宝航通读了圣经,接受了洗礼。在这里,阎宝航结交了同乡少帅张学良。后来,少帅把他介绍给了“蒋先生”,再后来,他就成了蒋先生和宋美龄身边的“红人”。

20年代后期,在少帅的资助下,阎宝航要赴英国留学(爱丁堡大学)。临行前,他要安顿一下家眷,这使他和大孤山有了历史的机缘。对于这段故事,他的长女阎明诗(注6)做了如下的回忆——

1925年夏天,因我父亲阎宝航准备出国留学,我和妈妈(高素)带着幼小的妹妹、两个弟弟在东沟县大孤山基督教传教士聂乐信Nielsen, Ellen Marie办的崇正贫民救济所生活过一段日子。当年我父亲有家有业,而且子女又这样小,最大的我,也只有8岁。为什么会送我们到大孤山基督教堂所办的慈善机关呢?
……
一听说我父亲要出国留学,妈妈又是喜,又是忧,担心父亲走后,家计不好维持。一次,我父亲告诉她,在安东大孤山基督教堂里有一位丹麦女教士办的工厂和孤儿院,大人去了可以学到手艺、学文化,小孩去了也可以免费就学,这事情又有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华茂山(丹麦人)介绍,是万无一失的。

记得父亲送我们到大孤山基督教堂,见到聂教士,当即安排我们娘几个住在一间坐北朝南的屋子里。父亲走了以后,妈妈进了贫民救济所的织花边工厂,她白天去那里学手艺,把我当成大人,将妹妹和两个弟弟都交给我看着。
……
作者还写到,她的大弟弟在山上摔伤的情节:“聂教士亲自在那里指挥救护,看她的神态非常严肃。(阎明诗《忆在大孤山崇正贫民救济所里》)

世事难料,把家眷安顿在孤山的阎宝航,竟是代号“保罗”的“红色间谍”,而且,他的名字,半个世纪之后,依然让俄罗斯人难以忘却。

5)阎宝航(18951968),1935年,在国民政府曾任职“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1937年,经周恩来、刘澜波介绍加入中共。二战中,在周恩来领导下,为苏共搜集战略情报。除提供了德军进攻苏联的日期而外,还有关于日本关东军在东北部署的情报。

1949年后,曾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1957年,被定为“外交部的第一号右派”,后因周恩来未批,躲过此劫。在文革中被诬为“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1967年下狱秦城,不到半年惨死狱中。江青在阎宝航死亡报告上(67100号)批示:阎宝航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不通知家属,不留骨灰,不留遗物。

(注6阎明诗(19952000),1940年,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从延安回重庆,投身阎宝航情报小组工作。协助父亲一道获取德军进攻苏联的绝密情报,并准确、及时地提供给斯大林。

1949年之后,阎明诗在《中国妇女》担任编辑。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辽宁鞍山。

以上注解见于以下文章
阎明复《我父亲阎宝航的情报生涯》(《炎黄春秋》2005年第12期)
阎明光《从基督徒到红色特工》(三联生活周刊)



1947年之夏,孤山“解放”了。

 “教堂被士兵接管了,而且牧师都被打发走了”(注7

孤山下边的传教点,东沟教堂、十字街教堂、龙王庙教堂、北井子教堂等,不是军队接管,就是农会占用了。

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一书记载:“在江西苏区进行了普遍的‘反神’宣传。所有寺庙、教堂、教会产业都被没收为国家财产,和尚、尼姑、神父、牧师、外国传教士都被剥夺了公民权利。”

斯诺是说的是一出戏的序幕,高潮还在坐拥江山之后。

这年夏天,孤山来了“土改”工作队,不久,又有了 “农会”。

从此,低沉而悠长的钟声不再响起。农会的人把它捣毁了,钟楼,仿佛一个人被割断了喉管,痛苦地看着世上的一切。接着,农会的人又冲进崇正女校的礼拜堂,砸碎了墙上悬挂的一块牌匾,那是民国18年(1929),政府批准了聂乐信加入中国籍(注8),孤山人在欢乐的唢呐声中,把这幅刻着 “闻名中外”的红底金字的横匾挂在了教堂的墙上。18年后,在斧头的挥舞下,化为了碎片。

1018,秋雨如烟,丝丝缕缕地飘着,枯黄的叶子,悄悄的落在地上。

在一个四合院里,站着一个披蓑衣的士兵,看押着三个丹麦女人。

两肩瘦削,脸色黝黑,神情凄然,额头的皱纹像道道垄沟似的。乳色暗格的连衣裙,套了一件黑色的马甲,艾伦Nielsen Ellen Kirstine Marie小姐已是一个76岁的老太婆了。不知何时开始,孤山人叫她“老教士”了。

眼窝深陷,黑色衣着,沉静的波斯段 纳尼 菲利朵利娜Nanny Brostrom小姐(卜思温),头发习惯由中向两边梳下来,犹如草丛中踩出了一条小径,似乎标志着岁月的消磨,她已是66岁了。

年轻一点的要算斯塔德 .波尔森Astrid Poulsen 小姐(陈乐实),虽还没有步入“花甲之年”,也57岁了。她穿了件咖啡色大开领的连衣裙,鼻梁上架了一副眼镜,给人一种爽朗、谈定的感觉。

三个女人都是年轻时来孤山的,一生未嫁,乡民叫她们“修女”。

深夜,梦中惊醒,眼前是几个土黄色的带枪的人。在厉声呵斥下,她们从被窝里爬出来,被士兵用绳子捆紧。摁在墙角下蹲着。军人开始搜查,从一个花瓶到一张桌子,上至天棚,下到地板,砸碎、掀翻、撕开、捅破、挖掘,到底要挖什么“财宝”呢?

秋雨淅沥,寒意袭人。落在脸上,流进嘴里,湿透了衣服,身子在风雨中颤抖。远处传来隐约的雷声,闪电划过天际,瞬间的光明,无边的黑暗,人就在这忽明忽灭中,行在泥泞的路上……

持枪人把她们带到院里,关进了一间屋子。然后,一个长官来了,让士兵松绑,接着开始训话:从现在开始,你们要接受审查,交代问题。不许向海外投信;不许串供。接着,分开单独关押在3个房间,开始了审讯。

审讯了14天,车轱辘话转来转去的:受哪个特务机关的派遣?搜集了哪些情报?发展了哪些人当特务?电台、枪支藏在何处?真是天方夜谭式的神话。

三个女人走出四合院,蹒跚在孤山的街上,两边是店铺,有酒馆、粮店、油坊、成衣铺、药铺、当铺、剃头棚,还有电话局、电报局以及戏院子。往常还有耍戏法的,如今冷冷清清、满街是枯黄的树叶。

原来,土改不仅斗地主,商人也在劫难逃,孤山镇有商家311户,其中,166家被“清算”和揪斗(《为了共和国的诞生》中共东港市委党史办)。俗话说,打马骡子惊,一个个提心吊胆的,谁还敢做买卖呀!?

洞中一日,世上千年。

中共进村后,山乡发生了巨变,教会的学校被接管了,工厂被关闭了,贫民救济所被解散了,土地和房屋被分配了。一个拥有旱田37800亩,菜园1080亩(果园数字不详),苇塘37800亩,草房150间、瓦房25间,还有渔船,牲畜(包括奶牛)、家禽等,养育着几百个穷人的“聂家铺子”,眨眼之间,像一片云彩似的被风吹散了。远销海外的孤山女人的刺绣,从此,落花流水了。

孤山的“地主帽子”,是以土地的亩数为标准的,“二亩至三亩者为中农,三亩到四亩半者为富农,四亩半以上者为地主。”(《为了共和国的诞生》中共东港市委党史办)所以,救济贫民的人就成了“被斗地主丹麦人聂乐信”。

三人回到了教士楼,发现屋子里的东西不翼而飞了,只剩下被抓走时身上穿的了。一个端枪的士兵走过来,把她们赶了出去。(注9

她们只好从东关走到西街。来到了“牧师府”。墙上的爬山虎只剩下几片深红的叶子,裸露出瘦骨嶙峋的枯藤,一串串紫黑色葡萄状的果实,招来了几只小鸟,鸣叫、跳跃,飞来飞去的。

一只白毛狮子狗,从院里嗖嗖的窜出来,围绕着三个女人叫着,跳着……

老屋易主了,院子里上屋三间,厢房四间,分给了一个叫刘振功的“贫农”,他的一个儿子参军了。在那个年月,“军属”是被“高看一眼”的,因为,内战是急需“炮灰”的。幸亏老刘原来是贫民救济所的木匠,又是基督徒,三个老女人终算有了栖身之地。

 

 



柏卫Conrad S. Bolwig夫人米娜Minna Hass夫妻俩坐在前面,后排左起聂乐信小姐Nielsen, Ellen Marie、阿斯塔德 波尔森小姐A strid Poulsen 18901990)汉语名字陈乐实;波斯段 纳尼 菲利朵利娜小姐Nanny Brostrom 1881—?),汉语名字卜思温。

摄于1946年,回国前在孤山的留影,

(注7引自丹麦友人尤根Jørgen Nørgaard Pedersen先生提供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度过的最后14年的信函》(美博士罗夫. 莫特森Ralph  M0rtensen),以下简称“信函”

尤根Jørgen Nørgaard Pedersen194011生于丹麦根措夫特(Gentofte),曾在南也门和阿拉伯做了10年的传教士,并先后在丹麦传教社团、丹麦教会任职秘书,2002年受到丹麦女王的海外服务特殊荣誉。个人自传:《Vidunderligst af alt på Jord》。

(注8)聂乐信Nielsen, Ellen Marie1929年加入中国籍见姜振芙先生撰写的《东沟县基督教志》;而丹麦作家吴坤美在《丹麦传教会在东北传教历史简介》一文中另有记载:
1937年创办崇正学校学校的丹麦Ellen Nielsen聂乐心(信)教士入了中国籍。她这样做是为了能在当地买土地,而在当时只有中国人才被允许买土地。”

(注9)斯塔德 波尔森Astrid Poulsen 小姐(陈乐实)在《聂乐信》一书中记录了如下事实:
19476月,共产党接管了学校。1018校办工厂关闭。聂乐信、卜斯温和陈乐实被剥夺了所有个人物品,除了当时身上的衣物。她们被关进了监狱两周并被隔离开来,后来他们搬进了柏卫Conrad S. Bolwig牧师的房子(牧师府)。



1949年,新政权颁布了“共同纲领”,其中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这让艾伦感到似乎严冬已过,教会的春天来了。

她要致力于教会的复兴,像一个牧人那样,去把失散的羊群找回来。她在给丹麦亲友的信中说,“我们已经开了八天的复兴会”(引自“信函”)。 未曾想,春又匆匆归去。

1950年夏季,在政府的推波助澜之下,掀起了一场自治、自养、自传爱国主义运动,号召全国基督教徒切断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

于是,孤山教会就把聂乐信从孤山教会“切”了出去,指定她住进“教士楼”西头的一间小屋。

由此,一天到晚,冷冷清清,形影相吊。谁见了她都绕道走,仿佛担心沾上晦气。

1959年秋季,黄昏时分,她拄着一根树枝,走出屋子,靠着一棵大树,眺望茫茫的芦苇荡,叶子枯黄了,芦花放白了,飘然如雪。她又望着山下的那条街,呆呆地,像一尊石头人。

一条东西走向的街市,演绎着太多的喜怒哀乐。贴近她身边的孩子,都从这条街上消失了。

最早身边的女孩姜宝珍(注10),在43岁那年,坐马车离开了孤山,嫁给了哈尔滨的武佰祥(注11),这一别就成了永诀。还有两个女孩,何柜纳和于桂春(注12),都是在她瞅着长大的,后来成了教士。去年秋天,都被抓起来了。土改后,一直照料她生活的王生仁(注13)也一去不归了。

她泪眼朦胧,眼前浮起那些离去的背影,消失在遥远的天际……

也是去年秋,大跃进把教会“关门”了,孙牧师(注14)下放果树队劳动,说牧师是“剥削阶级”,“必须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春天人放到了果园,上秋就被“改造成 “右派” 了,真是莫名其妙啊!

枯叶遍地,街市依旧,只是很多人家的山墙成了“壁画”,有的“火箭腾飞”,有的是 “气壮山河”的口号:“三年赶美,五年超英”;还有,一个农民挑着担子,走在桥上,下边写着:“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

街巷静悄悄的,院子空荡荡的,凡是能动弹的人,都上山“找矿”、“炼钢”去了。到了夜晚,人累的身子骨都要散架了,要空着肚子挨帮(排队),才能喝上稀粥有的还要渡船过河,因为 “共产主义食堂”在河的彼岸。

饥肠辘辘的人们,像雪地里的饿狼一样四处寻找填充肚子的东西:树皮、野菜、玉米芯,甚至连猪都不肯吃的一种野草都吃光了。

苦难的中国人 在重轭之下沉沦,在哭泣,在流血。每一天,她的旧痕之上都在增添着新伤。”(莎士比亚《麦克白》)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说过,“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圣经早有预言,人不可能在地上建立天堂。

对于这惨痛的一页,艾伦小姐在信中写道:

“老师和学生们都不许参加礼拜。”

“所有的孩子都必须吃住在公社里而并非家里。”

“是我们基督徒否认他们的信仰了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们很恐惧,很饥饿,而且生命都难以维持了。”

 “不要为我担忧,我的天父知道我的需要。”

这些话源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度过的最后14年的信函》,作者美国人罗夫 莫特森Ralph  M0rtensen博士认为,1936年以来,在中国的新教传教士(基督教)数量超过8000人,艾伦小姐是 “8000人的最后一个”。他说——

“这些信里,描述了那些残酷无情的迫害以及不屈的信念和勇气。”

艾伦小姐是个有着“不屈的信念和勇气”的人。

在“三自”运动中,“教会每当做礼拜时,要讲报纸上的教会‘三自’,何柜纳、于桂春、聂乐信站起来退出不听”。(摘自“卷宗”)

小东山巅孤单的身影,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1960725,白发稀落,瘦骨嶙峋,脸上的皱纹如木刻似的聂乐信,像一片枯叶飘落在地上……

慈悲的天父终于将手放在她的心上,让她静静地歇息下来。

一张破烂的席子裹起了她的躯体,埋进了冰冷的土地,谁在她的坟头上竖起了一个十字架:

“马车从天上下来,带我回到我的家乡……


(注10)姜宝珍(1897——-1965)。是入读孤山崇正女校最早的三个女生之一,高中毕业,丹麦人送她留学丹麦、英国,海归后,任崇正女校小学部校长。1940年(43岁)离开孤山,嫁与哈尔滨巨商基督徒武百祥。

11)武百祥(1879年—1966年),河北乐亭人,民族资本家。1914年接受丹麦传教士马德良(Madeliang)施洗,加入哈尔并基督教信义会。1940年毕业于北满圣经学院,并为牧师。1949年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等职衔。

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因不堪迫害自杀身亡(19669687岁)。在他的遗物中,有《社会主义老人乐》等10余首革命歌曲——50年代末为摘掉“右派”帽子的“感恩”之作。(见武恩佑《回忆我的父亲》)

(注12)何柜纳(1910—?)、于桂春(1909—?),均为孤山人,上世纪40年代的传教士,1958107被捕,115被安东县法院以反革命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注13)王生仁(1915—?)生于庄河县,1937年,受洗信主。曾为孤山教会厨师。1959829被捕,1960730被安东市中级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注14)孤山教会牧师孙信爱(19101967),1958年被打成右派,196112月“摘帽”。文革中(1967),不堪迫害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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