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右数第一人系本篇主人公艾伦 尼尔森Marie Ellen Nielsen 小姐（1871—1960)，中文名字：聂乐信。摄于1910年大孤山。
在她旁边的是丹麦牧师柏卫Conrad S. Bolwig先生（1866-1951），左边第一人是他的夫人米娜Minna
Hass（1867—1960），第二位女士是丹麦教士郭慕深Karen Gormsen小姐（1880——1960），安东丹国女子医院及育婴堂的创立者。
最后一个守望者
鸿 路
春 天 之 魂
孤山的春天，要比别的地方早些，这是南临黄海，海洋暖湿气流北上，被山峦所滞的结果，所以，孤山的杏梅总是在春暖乍寒之季开花的。
沿着弯曲迂回的小巷，走过低矮的黄土泥墙，枝枝杏花横卧墙头，微风吹过，洁白柔顺的花瓣散落在头和肩上，令人感到一种春情绽放的愉悦，“凌寒俏枝头，独艳引春来”，杏花被诗人喻为“北国春天之魂”。
孤山的东麓，也叫小东山，有许多丹麦人的房子，风风雨雨，几近百年，有的坍塌，有的摇摇欲坠，有的老屋易主，还有的沦落到“土豪”手里，好像穷人家的女儿，卖给了“老鸨子”，何去何从，由不得自己了。
最显眼的是，耸立于小东山之巅的一栋二层楼，坐北朝南，青砖到顶，屋檐下砖砌的一圈图案却别有一绝，仿佛一个女人颈上的美丽项链。当年，人们称这里为“教士楼”。 （教士，泛指以传播福音为职业的人；狭义有别于牧师，前者是奉教会的差遣将福音传给未得之民、以建立教会；后者受教会之托，意在带领信徒和治理教会）
公元2000年，这栋楼辗转到一个老板手中。
第二年，一群“农民工”在院子里深挖，又要搞什么赚钱的活计。突然，有人惊叫起来：“哎呀！妈呀！——‘死倒’‘死倒！’（土话，死人、死尸）”
原来，挖出了一具骷髅。接着有人喊：“快来看哪！还会动弹呢！”听说骷髅“活了”，谁还敢看哪，吓的这帮人一哄而散。
人都想着从地里能挖出个古董什么的，上边拿走了，也能给几个钱。最忌讳的是，挖出“骷髅”，此乃不祥之兆，意味着遭遇死神和鬼魂，害怕遭“报应”，如是一个屈死的冤魂重见天日。那就麻烦大了。可是，一个从来住家的地方，又不是乱葬岗子，哪来的骷髅呢？
这件事，给孤山人带来了一种阴森恐怖的气氛。多亏有几个老人出来“破解”了。他们认为，那是一个丹麦女人的尸骨，她有一个中国名字，叫聂乐信。
对于“聂乐信”这个名字，孤山人听说过，因为，房前屋后盛开的杏梅，最早是她从丹麦带来的黄杏。开始是“盆景”欣赏，后来与本土的山杏嫁接，竟然成了孤山的“一枝独秀”。
丹麦女教士艾伦 尼尔森Nielsen Ellen Kirstine Marie 小姐（
1871—1960)，1898年来孤山。
仆 仆 风 尘
1898年深秋，茫茫的芦苇荡，在夕阳余晖的映照下，宛如一片金色的海洋，涛声“哗哗”，荡涤着马路上扬起的尘土。
在黄海北岸的乡道上，奔驰着一辆带蓬的马车，一匹黑色的高头大马，飘散着长长的鬃毛，车上坐着一位金发女郎，修长的身材，一袭白裙，就像童话里的白雪公主，长睫毛下的一双眼睛，闪着蓝宝石般的光芒。
在她的眼前，涌动着一望无边的苇荡。渺茫的天际，隐约有一条蔚蓝的绸带子在飘动。车夫说，那就是黄海，四年前，发生过一场惨烈的海战（甲午海战）。
从旅顺上路，草行露宿，已经颠簸八天了。随着马铃哗哗，孤山越来越近了。
马车上的洋妞，她的名字叫艾伦.尼尔森，克斯蒂娜 玛丽亚Nielsen
Ellen Kirstine Marie。尼尔森，是她的姓,朋友和亲近的人喜欢叫她“艾伦”小姐，而“玛丽娅”也是她的名字。还有个汉字“符号”聂乐信，字“玉铭”，这是随乡入俗了。
“不久，随父迁回丹麦。8岁入学，因家贫，以卖唱，做工助读。一次帮工铡草，切掉两个指头。只因聪明好学，不畏困苦，终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丹麦护士专科学校”。（东沟县志）
据丹麦友人聂晓罗Sune Nielsen（注1）提供的资料，艾伦青年时学业完成于哥本哈根N. Zahles Seminarium 师范学校（1894—1897）。
初到孤山时，艾伦才27岁。起初，在柏卫Conrad S. Bolwig（注2）开办的西街诊所做护士。
后来，她搬到了孤山东关（东街），也叫“小东山”，是一座荒丘，她要把那里开垦成“上帝子民的一片沃土”。
（注1）聂晓罗Sune Nielsen 1970年生，哥本哈根大学毕业，曾留学中国，丹麦传教士的后裔，作家吴坤美 女士之子，现居瑞典。
（注2）柏卫（Conrad
S. Bolwig1866-1951）丹麦牧师，1893年携夫人米娜（Minna
Hass 1867—1960）到达上海，辗转于汉口、营口等地，1896年抵大孤山，施医布道，1906年建立培英小学。1946年，夫妇回国。
这是25年前重要的一天，三个父亲把他们三个的女儿送到了学校。
本文的黑白图片系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 所拍及文字说明。选自《大孤山寄宿学校》
(1928年丹麦出版)一书，该书以图片为主，记录了丹麦人在大孤山兴教办学及慈善事业的情景。
感谢包乐深Anders Aagaard Poulsen （1880——1957）先生的孫女Xingmei(杏梅)和Dujuan and（杜鹃 ）两位小姐对于图片文字的翻译（由丹麦语译为英文）。
包乐深Anders Aagaard Poulsen先生系丹麦教师和牧师。曾执教于孤山崇正女校、安东劈柴沟三育中学校、神学院。
女 子 学 校
孤山的东关聚集了一些人，围绕在几间新房子前卖呆。
原来，这一天是基督教崇正女子小学开学的日子，校长是艾伦 小姐，教师有柏卫Conrad S. Bolwig和米娜Minna
Hass夫妻俩。还有一位中国人，教汉语的杨 老师。学生是艾伦收养的三个女孩，两个流落街头的孤儿（据记载有一个叫刘芝兰），还有孤山第一个基督徒，卖香小贩的女儿姜宝珍。
先前的孤山只有私塾，“洋学堂”——西式学校，这是破天荒的，女孩子上学，更是“公鸡下蛋”的怪事，大孤山人伸长了脖子——有“热闹”看了。
第二年，又有了四个女孩入学，都是来自基督徒家的孩子。对于免费上学，乡下人也是十分的冷淡。在中国人的眼里，女人只不过是男人的生育工具，一个卑贱的动物，没有资格上学。
法国传教士著名汉学家古伯察在《中华帝国》一书中指出，“中国妇女的状况是最惨的，受苦、受难、受歧视，各种苦难和贬抑无情地伴她从摇篮一直走向坟墓。”
为了让女孩上学，艾伦 小姐手里拿着一本圣经，走街串巷，不停地劝说乡民：每个人都是上帝赐予为人父母的礼物，在上帝面前，人人生而平等，所有的孩子，不分男女、贫富。都有受教育的权利。
20几年后，也就是在30年代，崇正女子小学由一棵幼苗长成了参天大树。从初小、高小、初中到高中，还开设了师范专科，即保姆学院（清末称幼师为保姆）。生源从辽东半岛最南端的大连到东北边陲黑河，遍及满洲十几个市县，还有来自朝鲜的学生。
民国27年（1938），学校有417名学生；教师18人，其中，中国教师13名，外籍教师有日本人、朝鲜人，丹麦人。（注3）
学校由几间房舍扩展到百余间，含两栋三层教学楼和两栋牧师楼（包括一栋教士楼），占地7000余平方米。还要说的是保姆学院（1915年创立）附属的幼稚园，在那个年代可谓“凤毛麟角”。当时，远东第一都市的上海，只有2所幼儿园，幼儿100余人（1911年）。
幼稚园的院长姜宝珍（兼任小学部校长）是“留洋”的，在崇正女校毕业后，艾伦曾送她留学于丹麦、英国。
自从有了女子学校，孤山的春天也喧闹起来了。
草木吐绿，野花遍地。一群女孩行进在一条蜿蜒向上的石路上。这是春天里的“踏青”，也是崇正女校的体育科目“登山”。
一个个额前垂着整齐的“一字型”的刘海儿，绀青色的衣裙，白袜子、黑鞋。绀青也称红青、绀紫。这种黑中微红，青而含赤的色彩，给人一种美丽、神秘，安静、坚毅，而且带着青涩和童真的感觉。这叫人想起了一句诗“绀色染衣春意静”（
宋程垓《瑞鹧鸪》词），诗人描写的是春天里的一种罕见的紫茉莉。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诗经.郑风.出其东门>）女学生踏青，是孤山春天的一道靓丽的风景。
孩子们爬上山巅，唱起了赞美诗：
这是天父世界，孩童侧耳要听
宇宙唱歌，四周响应，星辰作乐同声
这是天父世界，我心满有安宁
树木花草，苍天碧海，述说天父全能……（注4）
这是天父世界，我心满有安宁
树木花草，苍天碧海，述说天父全能……（注4）
歌声纯净和美，犹如泉水淙淙，带着一种幽远的清凉，荡涤着尘世的喧嚣，
泛起一种敬畏的情绪。
30年代的末期是女校的鼎盛之时，不久，由于日寇加紧了占领区的奴化教育，规定学校供奉日本的“天照大神”，要求师生每天都要搞三次拜神活动，鞠躬“最敬礼”。如有“不敬”，严惩不贷，甚至投入监狱。
聂乐信向日本人表示：基督徒“笃信上帝，不拜假神”。由此，基督教崇正女校的牌子，被日伪当局摘下了。
（注3）据《东沟县基督教志》（姜振芙）的记载曾任教于孤山崇正女校的丹麦人——
包乐深Anders Aagaard Poulsen （1880——1957），丹麦教师和牧师。1914—1916年，在孤山崇正女校任教。之后，曾任安东劈柴沟三育中学校长、神学院院长。
阿斯塔德 .波尔森小姐Astrid Poulsen （1890—1990）汉语名字陈乐实，1921—1950年担任崇正女校教务长、中学部校长。同时，兼授体育课。1950年回国后著书《天使的翅膀——聂乐信在中国的60年》（Det danske Missionsselskab. O. Lohse
1960年出版）。
波斯段 纳尼 菲利朵利娜 小姐Nanny Brostrom （ 1881—？），汉语名字卜思温。1908年，在孤山工作；1922年，去凤凰城创办女子神学校并任校长。1944年，再回孤山。1949年归国。
麦森，海伦小姐Helen Madsen （1888—？年），1920年来华。起初，有六年的时间在沈阳基督教女子盲人学校任教。1928—1931年，工作于崇正女校。
（注4）聂乐信Nielsen,
Ellen Marie搜集了欧美各国赞美诗200余首，谱曲后教唱学生与信徒，她还撰写了几本传道的通俗读本，时为东沟基督教信义会文字布道会出版：《基督教五要选读》、《基督教五要便览》、《圣经易记》、《圣诗选编》等。
Pallesen小姐和Chiang Pao-Chên小姐在丹麦（Chiang Pao-Chên，即姜宝珍（1897——-1965）孤山人，崇正女校小学部校长。
贫 民 救 济 所
（1和2）学校大厨（3）一个养猪的人（4）一个磨玉米的人（5）一个烧炕（6）一个什么也不做因为他遭到了鸦片的侵害。（聂乐信注明）
从孤山西街走来，越过培英小学、教徒墓地、寺庙，教堂、露天戏台，就到了东关。
这里有一栋二层小洋楼，既是教士寓所，也是聚会地，所以还叫“东礼拜堂”或“小礼拜堂”。小楼的位置好像一把折扇下端的纽扣，展开半圆形的扇子，东为上院，西为下院。崇正女校就在下院；东边的高岗，也就是“小东山”了。
圣经记载，“主上帝把那人安置在伊甸园， 叫他耕种、看守园子。”就是说，管理大地是神交付人的工作，“若有人不肯做工，他就不可吃饭”（帖撒罗尼迦后书3：10）。劳动是神的旨意，懒惰是一种罪恶。
民国元年（1912），艾伦在小东山建起了崇正贫民救济所。起初，只是收容一些无家可归的孤儿寡母、流浪者。后来，日渐红火，办成了一个诺大的农场，不但有耕地、苇塘，果园、菜园和牲畜、奶牛、家禽，还养了几条渔船，下海捕鱼。除了这些，还有几所工场。
救济所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农作部与工艺部。
男子编入农作部，下设农务科和土木科。农务科包括农业（含苇塘、菜园）、园艺(果园)、编席、制乳（牛奶、奶酪）、饲养（猪禽）、磨米；而土木科（木工、瓦工）主要承揽土木建筑。
女子编入工艺部，下设编织科和家务科。编织科主要生产台布、丝织、花边、袜子、刺绣、毛巾等。剩余的边角料，列为再生产项目，如鞋垫，坐垫等。家务科主要是裁缝、料理、洗衣、养蚕等。
女子的刺绣，原料和图案来自丹麦和英国，加工后的产品，远销于丹麦以及英美等国家。
生活在救济所的人，不但做工，还有受教育的机会。根据每个人文化基础的不同，分别编入二年和四年的班级，女昼男夜，每天两小时学习文化，还讲圣书。除了文化教育，还有技术培训。
对于救济所里的孩子，只要到了入学年龄，就送他们上学。男孩送到培英男校，女孩送到崇正女校，品学兼优者供其上大学，以至出国“留洋”。
每天早晨七点半，在悠扬的钟声伴随下，劳工们纷纷走进教堂，唱赞美诗、诵圣书、祈祷和听艾伦 小姐布道，然后，八点开始工作。
从前的一座荒丘，变成了男耕女织、人欢马叫的庄稼院，老百姓叫做“聂家铺子”。
由起初的赊济穷人，转变为如耶稣所吩咐的：“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 而工作是“天职”，是人的敬拜方式。所以，要有爱心，勤劳敬业，也许，这是“聂家铺子”的一个文化特征吧！
据记载，民国27年（1938），有370余人在此安身立命。其中，不乏一些无家可归的孤儿、残疾人以及单身女人。这些芸芸众生，恐怕每个人都一段凄惨的故事。自然，都已随风而去了。
然而，文字确是有生命力的，它不为尘埃所埋没。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个“红色间谍”曾闪现在“聂家铺子”。
红 色 间 谍
1995年，俄罗斯举行盛大仪式纪念卫国战争五十周年，叶利钦总统签署命令，授予中国人阎宝航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章。阎宝航（注5）何许人也，竟享如此殊荣。
阎宝航，辽宁海城人，曾是潜伏于国民政府内的中共间谍，周恩来单线联系的特殊人物。（注5）
这位“红色间谍”有个代号，叫“保罗”。这个名字，在西方多如牛毛，据说，西方人起名有个追随名人的风气，尤其很多人喜欢以圣徒的名字。而“保罗”是耶稣的一个很有影响的使徒，被称为“世界上第一位穿梭外交家”。 阎宝航以“保罗”为代号，令人想起他的青年时期与基督教的一段情结。
1912年，从美国来了几位传教士，在奉天（沈阳）大南门里东城根下，建立了“奉天基督教青年会”。
1918年，阎宝航加入青年会做干事，总干事是美籍丹麦人，叫约瑟夫 普莱德（Joseph Platt），在他的引领下，阎宝航通读了圣经，接受了洗礼。在这里，阎宝航结交了同乡少帅张学良。后来，少帅把他介绍给了“蒋先生”，再后来，他就成了蒋先生和宋美龄身边的“红人”。
20年代后期，在少帅的资助下，阎宝航要赴英国留学（爱丁堡大学）。临行前，他要安顿一下家眷，这使他和大孤山有了历史的机缘。对于这段故事，他的长女阎明诗（注6）做了如下的回忆——
在1925年夏天，因我父亲阎宝航准备出国留学，我和妈妈（高素）带着幼小的妹妹、两个弟弟在东沟县大孤山基督教传教士聂乐信Nielsen,
Ellen Marie办的崇正贫民救济所生活过一段日子。当年我父亲有家有业，而且子女又这样小，最大的我，也只有8岁。为什么会送我们到大孤山基督教堂所办的慈善机关呢?
……
一听说我父亲要出国留学，妈妈又是喜，又是忧，担心父亲走后，家计不好维持。一次，我父亲告诉她，在安东大孤山基督教堂里有一位丹麦女教士办的工厂和孤儿院，大人去了可以学到手艺、学文化，小孩去了也可以免费就学，这事情又有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华茂山（丹麦人）介绍，是万无一失的。
记得父亲送我们到大孤山基督教堂，见到聂教士，当即安排我们娘几个住在一间坐北朝南的屋子里。父亲走了以后，妈妈进了贫民救济所的织花边工厂，她白天去那里学手艺，把我当成大人，将妹妹和两个弟弟都交给我看着。
……
作者还写到，她的大弟弟在山上摔伤的情节：“聂教士亲自在那里指挥救护，看她的神态非常严肃”。（阎明诗《忆在大孤山崇正贫民救济所里》）
世事难料，把家眷安顿在孤山的阎宝航，竟是代号“保罗”的“红色间谍”，而且，他的名字，半个世纪之后，依然让俄罗斯人难以忘却。
（注5）阎宝航（1895—1968），1935年，在国民政府曾任职“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1937年，经周恩来、刘澜波介绍加入中共。二战中，在周恩来领导下，为苏共搜集战略情报。除提供了德军进攻苏联的日期而外，还有关于日本关东军在东北部署的情报。
1949年后，曾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1957年，被定为“外交部的第一号右派”，后因周恩来未批，躲过此劫。在文革中被诬为“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1967年下狱秦城，不到半年惨死狱中。江青在阎宝航死亡报告上（67100号）批示：阎宝航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不通知家属，不留骨灰，不留遗物。
（注6）阎明诗（1995—2000），1940年，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从延安回重庆，投身阎宝航情报小组工作。协助父亲一道获取德军进攻苏联的绝密情报，并准确、及时地提供给斯大林。
1949年之后，阎明诗在《中国妇女》担任编辑。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辽宁鞍山。
以上注解见于以下文章
阎明复《我父亲阎宝航的情报生涯》（《炎黄春秋》2005年第12期）
阎明光《从基督徒到红色特工》（三联生活周刊）
暴 风 骤 雨
1947年之夏，孤山“解放”了。
“教堂被士兵接管了，而且牧师都被打发走了”（注7）。
孤山下边的传教点，东沟教堂、十字街教堂、龙王庙教堂、北井子教堂等，不是军队接管，就是农会占用了。
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一书记载：“在江西苏区进行了普遍的‘反神’宣传。所有寺庙、教堂、教会产业都被没收为国家财产，和尚、尼姑、神父、牧师、外国传教士都被剥夺了公民权利。”
斯诺是说的是一出戏的序幕，高潮还在坐拥江山之后。
这年夏天，孤山来了“土改”工作队，不久，又有了 “农会”。
从此，低沉而悠长的钟声不再响起。农会的人把它捣毁了，钟楼，仿佛一个人被割断了喉管，痛苦地看着世上的一切。接着，农会的人又冲进崇正女校的礼拜堂，砸碎了墙上悬挂的一块牌匾，那是民国18年（1929），政府批准了聂乐信加入中国籍（注8），孤山人在欢乐的唢呐声中，把这幅刻着
“闻名中外”的红底金字的横匾挂在了教堂的墙上。18年后，在斧头的挥舞下，化为了碎片。
在一个四合院里，站着一个披蓑衣的士兵，看押着三个丹麦女人。
两肩瘦削，脸色黝黑，神情凄然，额头的皱纹像道道垄沟似的。乳色暗格的连衣裙，套了一件黑色的马甲，艾伦Nielsen Ellen Kirstine Marie小姐已是一个76岁的老太婆了。不知何时开始，孤山人叫她“老教士”了。
眼窝深陷，黑色衣着，沉静的波斯段 纳尼 菲利朵利娜Nanny Brostrom小姐(卜思温)，头发习惯由中向两边梳下来，犹如草丛中踩出了一条小径，似乎标志着岁月的消磨，她已是66岁了。
年轻一点的要算斯塔德 .波尔森Astrid Poulsen 小姐（陈乐实），虽还没有步入“花甲之年”，也57岁了。她穿了件咖啡色大开领的连衣裙，鼻梁上架了一副眼镜，给人一种爽朗、谈定的感觉。
三个女人都是年轻时来孤山的，一生未嫁，乡民叫她们“修女”。
深夜，梦中惊醒，眼前是几个土黄色的带枪的人。在厉声呵斥下，她们从被窝里爬出来，被士兵用绳子捆紧。摁在墙角下蹲着。军人开始搜查，从一个花瓶到一张桌子，上至天棚，下到地板，砸碎、掀翻、撕开、捅破、挖掘，到底要挖什么“财宝”呢？
秋雨淅沥，寒意袭人。落在脸上，流进嘴里，湿透了衣服，身子在风雨中颤抖。远处传来隐约的雷声，闪电划过天际，瞬间的光明，无边的黑暗，人就在这忽明忽灭中，行在泥泞的路上……
持枪人把她们带到院里，关进了一间屋子。然后，一个长官来了，让士兵松绑，接着开始训话：从现在开始，你们要接受审查，交代问题。不许向海外投信；不许串供。接着，分开单独关押在3个房间，开始了审讯。
审讯了14天，车轱辘话转来转去的：受哪个特务机关的派遣？搜集了哪些情报？发展了哪些人当特务？电台、枪支藏在何处？真是天方夜谭式的神话。
三个女人走出四合院，蹒跚在孤山的街上，两边是店铺，有酒馆、粮店、油坊、成衣铺、药铺、当铺、剃头棚，还有电话局、电报局以及戏院子。往常还有耍戏法的，如今冷冷清清、满街是枯黄的树叶。
原来，土改不仅斗地主，商人也在劫难逃，孤山镇有商家311户，其中，166家被“清算”和揪斗（《为了共和国的诞生》中共东港市委党史办）。俗话说，打马骡子惊，一个个提心吊胆的，谁还敢做买卖呀！？
洞中一日，世上千年。
中共进村后，山乡发生了巨变，教会的学校被接管了，工厂被关闭了，贫民救济所被解散了，土地和房屋被分配了。一个拥有旱田37，800亩，菜园1，080亩（果园数字不详），苇塘37，800亩，草房150间、瓦房25间，还有渔船，牲畜（包括奶牛）、家禽等，养育着几百个穷人的“聂家铺子”，眨眼之间，像一片云彩似的被风吹散了。远销海外的孤山女人的刺绣，从此，落花流水了。
孤山的“地主帽子”，是以土地的亩数为标准的，“二亩至三亩者为中农，三亩到四亩半者为富农，四亩半以上者为地主。”（《为了共和国的诞生》中共东港市委党史办）所以，救济贫民的人就成了“被斗地主丹麦人聂乐信”。
三人回到了教士楼，发现屋子里的东西不翼而飞了，只剩下被抓走时身上穿的了。一个端枪的士兵走过来，把她们赶了出去。（注9）
她们只好从东关走到西街。来到了“牧师府”。墙上的爬山虎只剩下几片深红的叶子，裸露出瘦骨嶙峋的枯藤，一串串紫黑色葡萄状的果实，招来了几只小鸟，鸣叫、跳跃，飞来飞去的。
一只白毛狮子狗，从院里嗖嗖的窜出来，围绕着三个女人叫着，跳着……
老屋易主了，院子里上屋三间，厢房四间，分给了一个叫刘振功的“贫农”，他的一个儿子参军了。在那个年月，“军属”是被“高看一眼”的，因为，内战是急需“炮灰”的。幸亏老刘原来是贫民救济所的木匠，又是基督徒，三个老女人终算有了栖身之地。
柏卫Conrad S. Bolwig和 夫人米娜Minna Hass夫妻俩坐在前面，后排左起聂乐信 小姐Nielsen, Ellen Marie、阿斯塔德 波尔森小姐A strid Poulsen （1890—1990）汉语名字陈乐实；波斯段 纳尼 菲利朵利娜 小姐Nanny Brostrom （1881—？），汉语名字卜思温。
摄于1946年，回国前在孤山的留影，
（注7）引自丹麦友人尤根Jørgen Nørgaard Pedersen先生提供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度过的最后14年的信函》（美国 博士罗夫. 莫特森Ralph M0rtensen），以下简称“信函”。
尤根Jørgen Nørgaard Pedersen，1940年1月1日 生于丹麦根措夫特（Gentofte），曾在南也门和阿拉伯做了10年的传教士，并先后在丹麦传教社团、丹麦教会任职秘书，2002年受到丹麦女王的海外服务特殊荣誉。个人自传：《Vidunderligst
af alt på Jord》。
（注8）聂乐信Nielsen,
Ellen Marie，1929年加入中国籍见于姜振芙 先生撰写的《东沟县基督教志》；而丹麦作家吴坤美在《丹麦传教会在东北传教历史简介》一文中另有记载：
“1937年创办崇正学校学校的丹麦Ellen
Nielsen聂乐心（信）教士入了中国籍。她这样做是为了能在当地买土地，而在当时只有中国人才被允许买土地。”
（注9）斯塔德 波尔森Astrid
Poulsen 小姐（陈乐实）在《聂乐信》一书中记录了如下事实：
1947年6月，共产党接管了学校。10月18日 校办工厂关闭。聂乐信、卜斯温和陈乐实被剥夺了所有个人物品，除了当时身上的衣物。她们被关进了监狱两周并被隔离开来，后来他们搬进了柏卫Conrad
S. Bolwig牧师的房子（牧师府）。
誰 伴 黄 昏 后
1949年，新政权颁布了“共同纲领”，其中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这让艾伦感到似乎严冬已过，教会的春天来了。
她要致力于教会的复兴，像一个牧人那样，去把失散的羊群找回来。她在给丹麦亲友的信中说，“我们已经开了八天的复兴会”（引自“信函”）。
未曾想，春又匆匆归去。
1950年夏季，在政府的推波助澜之下，掀起了一场自治、自养、自传的爱国主义运动，号召全国基督教徒切断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
于是，孤山教会就把聂乐信从孤山教会“切”了出去，指定她住进“教士楼”西头的一间小屋。
由此，一天到晚，冷冷清清，形影相吊。谁见了她都绕道走，仿佛担心沾上晦气。
1959年秋季，黄昏时分，她拄着一根树枝，走出屋子，靠着一棵大树，眺望茫茫的芦苇荡，叶子枯黄了，芦花放白了，飘然如雪。她又望着山下的那条街，呆呆地，像一尊石头人。
一条东西走向的街市，演绎着太多的喜怒哀乐。贴近她身边的孩子，都从这条街上消失了。
最早身边的女孩姜宝珍（注10），在43岁那年，坐马车离开了孤山，嫁给了哈尔滨的武佰祥（注11），这一别就成了永诀。还有两个女孩，何柜纳和于桂春（注12），都是在她瞅着长大的，后来成了教士。去年秋天，都被抓起来了。土改后，一直照料她生活的王生仁（注13）也一去不归了。
她泪眼朦胧，眼前浮起那些离去的背影，消失在遥远的天际……
也是去年秋，大跃进把教会“关门”了，孙牧师（注14）下放果树队劳动，说牧师是“剥削阶级”，“必须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春天人放到了果园，上秋就被“改造”成 “右派” 了，真是莫名其妙啊！
枯叶遍地，街市依旧，只是很多人家的山墙成了“壁画”，有的“火箭腾飞”，有的是 “气壮山河”的口号：“三年赶美，五年超英”；还有，一个农民挑着担子，走在桥上，下边写着：“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
街巷静悄悄的，院子空荡荡的，凡是能动弹的人，都上山“找矿”、“炼钢”去了。到了夜晚，人累的身子骨都要散架了，要空着肚子挨帮（排队），才能喝上稀粥。有的还要渡船过河，因为 “共产主义食堂”在河的彼岸。
饥肠辘辘的人们，像雪地里的饿狼一样四处寻找填充肚子的东西：树皮、野菜、玉米芯，甚至连猪都不肯吃的一种野草都吃光了。
苦难的中国人 “在重轭之下沉沦，在哭泣，在流血。每一天，她的旧痕之上都在增添着新伤。”（莎士比亚《麦克白》）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说过，“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圣经早有预言，人不可能在地上建立天堂。
对于这惨痛的一页，艾伦 小姐在信中写道：
“老师和学生们都不许参加礼拜。”
“所有的孩子都必须吃住在公社里而并非家里。”
“是我们基督徒否认他们的信仰了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们很恐惧，很饥饿，而且生命都难以维持了。”
“不要为我担忧，我的天父知道我的需要。”
这些话源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度过的最后14年的信函》，作者美国人罗夫 莫特森Ralph
M0rtensen博士认为，1936年以来，在中国的新教传教士（基督教）数量超过8000人，艾伦 小姐是 “8000人的最后一个”。他说——
“这些信里，描述了那些残酷无情的迫害以及不屈的信念和勇气。”
在“三自”运动中，“教会每当做礼拜时，要讲报纸上的教会‘三自’，何柜纳、于桂春、聂乐信站起来退出不听”。（摘自“卷宗”）
小东山巅孤单的身影，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慈悲的天父终于将手放在她的心上，让她静静地歇息下来。
一张破烂的席子裹起了她的躯体，埋进了冰冷的土地，谁在她的坟头上竖起了一个十字架：
“马车从天上下来，带我回到我的家乡……”
（注10）姜宝珍（1897——-1965）。是入读孤山崇正女校最早的三个女生之一，高中毕业，丹麦人送她留学丹麦、英国，海归后，任崇正女校小学部校长。1940年（43岁）离开孤山，嫁与哈尔滨巨商基督徒武百祥。
（11）武百祥（1879年—1966年），河北乐亭人，民族资本家。1914年接受丹麦传教士马德良（Madeliang）施洗，加入哈尔并基督教信义会。1940年毕业于北满圣经学院，并为牧师。1949年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等职衔。
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因不堪迫害自杀身亡（1966年9月6日 ，87岁）。在他的遗物中，有《社会主义老人乐》等10余首革命歌曲——50年代末为摘掉“右派”帽子的“感恩”之作。（见武恩佑《回忆我的父亲》）
（注12）何柜纳（1910—？）、于桂春（1909—？），均为孤山人，上世纪40年代的传教士，1958年10月7日 被捕，11月5日 被安东县法院以反革命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注13）王生仁（1915—？）生于庄河县，1937年，受洗信主。曾为孤山教会厨师。1959年8月29日 被捕，1960年7月30日 被安东市中级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注14）孤山教会牧师孙信爱（1910—1967），1958年被打成右派，1961年12月“摘帽”。文革中（1967），不堪迫害自杀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