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纪实连载: 荆棘中的百合花


题记:《香港时报》发表文章,根据大陆156种报纸、57种杂志作出了一个确切的、但是不完全的统计。1950—1953年的三自更新运动期间,被监禁的新教徒约6万人。其中被处决的共10690人。在1957—1958三自爱国会领导的反右斗争期间,被划为右派的新教徒不计其数,其中被处决的有2230余人。
——王怡《1957年基督徒的右派分子们》


荆棘中的百合花

鸿 路
 





安东县大孤山东街的小“礼拜堂”, 背景即孤山。本篇主人公女教士何柜纳、于桂春曾活动于此。

  崇正女校教务长、中学部校长丹麦人阿斯塔德 .波尔森小姐Astrid Poulsen 18901990)汉语名字陈乐实,也是后来《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 18711960)一书的作者,曾在此居住。

韩战后至今,仍为空军某部所用(作者拍摄于201311月)。



狱中绝食

195810月,安东县看守所发生了一起新闻,有两个“女犯”入监那天起就“绝食”,已经六天六夜了。这事对看守所来说,还是“破天荒”的。

夜深人静,两个“女犯”跪在寒气刺骨的水泥地上,饥冻交切,仰望流进萤窗的一点星光,轻声祷告……

原来,两个“女犯”是基督徒,一个叫何柜纳,一个叫于桂春,都是土埋半截子的单身女人,东北人叫作“老姑娘

人们说的“绝食”,基督徒叫做“禁食祷告”,在身陷厄运之时,寻求神的带领和帮助,向上帝表明心志。

1016狱警赵玉明写了一份如下报告:

“何贵那、于桂春二犯在监内表现”(原文的错别字,括号注明)——

“该二犯是由107日晚间入监,自入监就绝食,不吃饭,不喝水。

入监时搜查腰中是否有危险品,叫她俩把带的东西拿出来交给政府保管,她两个人就各留一套神(圣)经(一套是二本)不给,后由我强迫拿出。就在这时,何贵那(柜纳)和于桂春说,祖(主)啊,不是我们给他们的,这是他们强迫拿去的……

在第二天早上(108),我问她俩怎么不吃饭?这时,何贵那(柜纳)说,你们把我们关在这里,神经(圣经)都不给我们,我们不吃你们的饭,也不喝你们的水。并又说,你们想叫我们不信神是办不到的。

我又问何贵那(柜纳),你不吃饭不饿吗?

何贵那(柜纳)说,不饿,有神保佑,我们坚决不吃政府的饭。你们看吧!我们死了马上就升天。

在晚间,政府恐怕冷着,差犯人张振隆送两条被,何、于不盖,反而把被子推出监号。

从此, 就每天在监号内念经求神,住六天了仍不吃饭,身体已经维持不住,政府就命犯医(犯人做医生)给注射葡萄糖。在注射时,(她俩)大声求神说,祖(主)啊!你不要叫糖水往里走呀,我不接受他们的注射呀!……

一连注射数次后,仍不吃饭,就决定用面饭(玉米面粥)贯(灌),政府找来犯人贯(灌)的时候,她俩还不住的念‘经’,祖(主)啊!这不是我们要吃,这是政府强迫的……”
(摘自安东县法院1958年刑字第882号卷宗,以下简称“卷宗”)

于桂春是这样回答审问的——

“因为我们入监不能看圣经,道也不能传,我们觉得心里悲哀,所以,就禁食一时候,求神安排。就是不吃也饿不死,靠神过信心生活。耶稣40天没吃饭也没饿死,当时耶稣被魔鬼引到旷野,40昼夜没吃饭,魔鬼逼他吃饭时,耶稣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的话……”(摘自“卷宗”)

“迷信训练”

安东县公安局提请批准逮捕书(安公捕字912号,以下简称“逮捕书”)指控何柜纳、于桂春受过“迷信训练”,由此,“脑子里中了浓厚的唯心主义的反动思想”。

何柜纳、于桂春都是土生土长的孤山人,何生于1910年,于比她晚一年。她们的家乡被丹麦传教士称为“奉献给主的大孤山”,因为,这里是清末丹麦人在辽东的落脚之地。何,于两家在孤山是较早受洗于丹麦牧师的基督徒。自然,两个女孩还在幼小之时,也随家洗礼了。

何柜纳6岁时,入了孤山教会的幼稚园。(注18岁那年,不幸染上了 “肺痨”(肺结核),中国有句俗话,“十痨九死”。撕心裂肺的咳嗽,口吐鲜血,弱小的生命忍受着可怕的摧残。经过丹麦人的精心治疗,终于,柜纳背起书包,走进了朝思暮想的崇正女校。21岁那年,毕业于该校的保姆学院(幼师),开始谋职于教育。从北井子乡小学到安东金汤幼稚园,从辽河下游的大石桥,到长白山腹地的临江等地,只身孤影,颠沛流离。

于桂春小时也在崇正女校,念了两年就辍学了。因为母亲生病,需要伺候。一直过了78年光景,母亲去世了,教会让她进了织布厂做工(注2)。

工厂实行‘半工半读”,根据每个人文化基础的不同,分别编入二年和四年的班级,每天两小时学习文化。除了文化教育,还有技术培训。

后来,教会又送她到凤城女子神学校学习(注3)。毕业时30岁,就开始了“自由传道”的生活。
不久,何柜纳跟着于桂春也做了传教士,漂泊他乡。

1945年春,姐俩来到海城一个叫板子屯的乡下教会传道。半年后,教会的房子被八路军“要去了”。于是,辗转沈阳,在一家医院做工,桂春记账,柜纳“哄小孩”,兼着包药。这里只管饭,没有工钱。不久,又来到教会的一所幼稚园,也是没有工钱。一年多后,由一个安东老乡杜绍宣介绍,(注4)奔赴青岛台东区教会,机票是桂春的弟弟于振天给买的,当时他在沈阳中山中学任教。姐俩搭机飞抵青岛后,安顿在台东区教会。

1949年秋季,姐妹俩从青岛回到了家乡。

动荡年代的坎坷,在法官的笔下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被告于桂春、何柜纳在青年时即信仰基督教,并曾受过神学等专门训练”。于47年曾随蒋匪潜逃至沈阳,后乘飞机去青岛。于49年由青岛返回原籍。不久,即与孤山丹麦基督教分子聂乐信(地主)等人联系,取得合法手续,后即在孤山等地进行传教活动”。

(安东县法院刑事判决书1958法刑字第882号,以下简称“判决书”)




丹麦传教士创建的崇正女校遗址。(作者摄于2013年秋)


签名运动

1947年夏,八路军开进了安东县大孤山,“教堂被士兵接管了,而且牧师都被打发走了”。(注5

用孤山土改工作队队长肖洪儒的话来说,“土改前后,基督教会这帮人都散伙了”。 教堂的椅子,也被“土改分光了,门也被贴上了封条。(注6

1950年初,“在党的支持下又开了门”。(注7

夏季,《人民日报》登载了一篇题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文章(“三自宣言”),号召全国基督教徒切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掀起一个自治、自养、自传的爱国主义运动。

接着,中共发出《关于在基督教、天主教中展开响应‘基督教宣言’运动的指示》。由此,在政府的扶持下,掀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签名运动”。

对于运动中“遇到个别反动分子,间谍敌探,进行阻挠或阴谋破坏者,应依法处理”。(《关于支持基督教人士发起的“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指示》19501010

俗话说,在人屋檐下,怎敢不低头?从基督教上层人士到平民信徒,在党的号召下,签名者如过江之鲫。

然而,也有不肯“随波逐流”的。

小小的孤山,两个默默无闻的女教士:何柜纳、于桂春“竟敢拒绝签名”。(“逮捕书”)教会的牧师孙信爱、执事长刘宝(注8)奉命找她俩谈话,晓以利害:上边说了,签名,就是表明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就是爱国的;不签,就是“走狗”、反革命,顺者昌,逆者亡啊!动员了几回,还是“不签”。

这是为什么呢?

“该二犯以不同意宣言(“三自宣言”)上所提帝国主义分子借传教进行侵略为由拒绝签名”。(摘自“判决书”)

对于“三自”,也不以为然:

“上边叫我们基督徒自治、自养、自传……我和何柜纳认为这样是不行的,因为我们是靠神传道,是神给我们的力量,若我们自传就没有力量了;自养,也是不行,我们靠神生活,过信心生活,没有神一切都没有了;自治也不行,没有神道我们也做不好,不会爱人……(摘自“卷宗”)

对于“三自会(三自爱国主义运动委员会)的“洗脑”杂志《天风》,姐妹俩发现“有的地方把圣经的话都改了,这是人编的,不是圣经的话,所以,我们就不信。当时,我和何柜纳对邹玉生(教徒)说,看这些书刊容易信错了。”(摘自“卷宗”)所以,也就不再订阅了。

由于,“做礼拜时,教会孙牧师(孙信爱)向教徒讲政治,说西方传道是侵略。不说‘传道’的话,向教徒宣传政治,我们就再不参加听讲了。”(摘自“卷宗”)

这就是,“该二犯(何、于)公开拒不参加教会有关‘三自革新’的会议”。(摘自“判决书”)


杀人刑场

 “签名”方兴未艾,“镇反狂风骤起。

 那年月,几乎每天街上都有大卡车满载五花大绑,掛着牌子的反革命分子,在持枪人的看押下,在马路两旁声嘶力竭的口号声中,一辆一辆的驶往刑场……”

看着联篇累牍的枪决人数的报道,毛泽东以诗人的浪漫语调称道:“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

孤山脚下,古木参天,木鱼声声的清静之地,也变成了枪声震荡的“杀人场”。

在土改时,孤山镇西街被“群众砸死”的一个杨姓地主(土改),他的儿子在镇反中被枪毙了——

“被告杨德利,系恶霸地主,其父杨也雁系恶霸地主,伪保长,被群众砸死,为了阶级报复而参加该匪特组织应判处死刑。”(1951年安东县法院第215号刑事判决书)

执行枪决的现场,和他老子同一片土地。

当年驻守孤山的一个志愿军战士目睹了这一场面:

那天在(孤山)庙内开会,散会时,突然听到一阵枪响,不知谁反应快,说枪毙人了,快去看!

我们跑过去,看见一堆人围着山边,我挤到前边,见10多人躺在地上,有些人手脚还抽动一下,民兵就上前给补一枪。一共枪决的有12个人,其中有一个被枪决的竟是我们连炊事员的父亲。

还有一个“陪绑”的女人,她脸色青白,身子不停的擅抖,被两个民兵左右架着。

(见于叶新照《发生于一甲子前抗美援朝空军小故事 》)

“杀人场的“看客”,大都是孤山的百姓,被挨家逐户动员来的。因为,都要“接受教育”,也是运动“积极”的表现。散场后,又集中起来讨论感想,同时趁热打铁,发动群众检举密告。这时,人们发现何柜纳、于桂春不在会场,也没有去山下的“杀人场”。

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人人自危,为了表现“积极”,免遭不幸,昧着良心,密告、诬陷是家常便饭。妻子揭发丈夫,儿子活捉父亲,孙子检举了爷爷,而且要“亲眼看着他在人民面前倒下去”。这些,都是报纸上的“佳话”。

于是,有个叫王振清的女教徒向牧师孙信爱“汇报”了何柜纳、于桂春——

“我和她们(何柜纳、于桂春)住在一个组,在镇反时经常开会,每次开会都是我都找她俩,可她们不去。最后,有一次,组长胡振邦去找她们时,她们说,我们不去。当组长说,不去不行,逼着她们去时,她们说,我们不去,那是伤天害理的事……”(摘自“卷宗”)


卖衣服买刀

京戏有一句话,叫做“七分锣鼓半台戏”。

195157,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饶有兴致的讲了一套新的“锣鼓经”,他说,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套锣鼓一起敲。他还说,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

何止“响的很厉害”,简直是震耳欲聋。老百姓不但要上街游行,呼喊“反美”口号,还要“男女老少齐上阵,家家户户忙炒面”(补给志愿军),还要订立爱国公约,写上“升国旗要立正”。还要“买公债”,因为,生产凋敝、物价飞涨,为了解决国库空虚的问题,政府兴起了“爱国储蓄”运动,号召购买国债,以至朝鲜前线浴血奋战的官兵也要买“债券”。这种疯狂的搜刮,引起了民怨,社会流行一首童谣:

“窝窝头,就咸菜,攒下钱来买公债。你也买,我也买,不买都是反动派。”

可是,何柜纳、于桂春都买了债券,也被扣上了“破坏爱国储蓄的帽子。

原来,在小组长胡殿邦来兑付利息时,她俩没要,让在场的辛风志(教徒)拿去了,因为辛家生活困难。但有人检举说,何、于把钱扔在了地上,还说这是“不义之财”。

除了这个罪状,还有一条:“反对抗美援朝”。

当年,大陆有一场“重头戏”,那就是 “捐献飞机大炮运动”。

打了十几年的仗,刚停下来,百姓的肚皮还没填饱呢,又要勒紧腰带,“有钱出钱,无钱的出粮”,响应党的号召 “捐献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

195166,《人民日报》头版全文刊登了某小学校长向孩子们发出的倡议:省下糖果钱,捐购中国儿童号飞机。

一个三年级的小男孩,当着同学的面,解下了脚上的一只银镯,那是奶奶给拴在脚上的,为的是避邪躲灾。结果,这个“护身符”被换飞机去了。(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徐笛)

安东市政府提出“为捐献3架战斗机而奋斗”的口号,就像女人还没怀孕,就把孩子的名字想好了一样,政府为飞机的命名是; “安东市号”、“鸭绿江号”和“镇江山号”。

孤山的孩子拿不出“糖果钱”,只好白天跟着老师上山砍柴,再背到集市上叫卖。晚上,还要挨家逐户地募捐。

1951616,“三自会”向全国各地的基督教教会与团体发出通知,号召基督徒捐献“基督教革新号”的飞机、大炮,并且限时半年。

通知中,特别提出“全国的基督徒要以耶稣基督所吩咐的‘你们要卖衣服买刀’的精神”,以捐献飞机大炮。

耶稣如何吩咐基督徒“要卖衣买刀”呢?是否可以偷换为“捐献飞机大炮”呢?难道耶稣鼓吹战争吗?在一个文盲之国,读圣经的信徒能有几人?何况“山高皇帝远” 的乡下,所以,即使是上头“放个屁”,那也是“香”的。

可是,何柜纳、于桂春偏偏要“查经”,“因为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是叫人活”。基督徒信仰生活唯一的依据就是圣经,所以,不论是教皇的谕令、还是政府的决定,如果偏离神的话语,违背神的旨意,基督徒要维护真理,不可盲目顺服。

圣经中称耶稣为“和平的君”。有这样的记载,出卖耶稣的犹大领人到客西马尼园去捉拿耶稣,耶稣的门徒彼得拔刀护主,耶稣没有嘉许彼得的勇敢,而是责备彼得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旧约中曾预言,国与国之间消除了仇恨和战争,“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

查经的启示是:神喜爱的是和平,不是杀戮。而人心如狼有“战斗之私欲”,贪得无厌的野心和欲望,使世界充满了血与火的战争。

基督徒是“和平之子”,捐钱买“飞机大炮”,杀人流血,违背神的诫命,信徒以爱为本,不可参与杀人的勾当,

于是,“在教会孙牧师动员我们捐献时,我(于桂春)和何柜纳向他讲这些道理,不能拿这个钱,买杀人的东西。后来,他也不动员我们了”。(摘自“卷宗


世界的逼迫

从“拒绝签名”那天起,何柜纳、于桂春就被列入了“黑名单”,犹如秃鹫窥视下的飞鸟,遇害在即刻之间。

   七月,在孤山政府的授意下,何柜纳、于桂春被教会“革除教门”了。下面
是牧师孙信爱以教会的名义出具的“证实材料”——

何贵那(柜纳) 于桂春的材料

年月:于19516月 日开除

地点:安东县孤山镇礼拜堂

负责主持:孙信爱 刘宝 (牧师、执事长)

参加人物:孤山镇全(体)信徒

通过手续:
1、先于当地镇人委(政府)领导方面联系取得支持

2、呈请中国基督教信义会东北地区主席批准

3、经过全体执事会决议

4、经过全体信徒表决通过

开除: 1、开除她俩的会籍

     2、开除她俩的传道职务

开除的原因:

1、反对革新宣言

2、破坏三自爱国运动

3、反对镇反运动

4、反对抗美援朝

5、破坏爱国储蓄

6、隐瞒信徒地富成分

1958.9.7.孙信爱(系孤山教会牧师)
(注:此“材料”孙信爱后补于“1958”,作者采信于桂春的记忆“七月”)

以上记录着教会的“道貌岸然”,还有没写在纸上的“绝情寡义”,那就是“驱逐”何、于两姊妹“离开讲堂的院子”。

在孤山的东坡有个套着围墙的院落,一栋高耸的青堂瓦舍,是丹麦人建的“教士楼”,孤山人叫“讲堂院”。

当时,丹麦女教士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小姐(18711960),就住在这楼里,她是孤山女校的校长,还是贫民所的所长。

在“签名运动”中,孤山教会“为断绝与帝国主义分子的联系,革除了聂乐信的会籍,解除参加教会活动的权利”。(摘自“卷宗”) 然后,她被指定蜗居在院子西头楼下的一间小屋。

两姊妹从青岛回来,不久,就和聂乐信生活在一起,结束了颠沛流离,可以陪陪“老教士”,减少一点晚年的孤寂吧!

尤其令人兴奋的是,新政颁布的“共同纲领”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这似乎意味着教会的春天来了。于是,她们要致力于教会的复兴,像一个牧人那样,去把失散的羊群找回来……

当时,“对于她们(何、于)工作的月薪,因为教会的教友都很穷,所以就没有规定给多少钱,她们二人也特别的声明,我们尽义务,不用教会一文钱。因为教会没有钱,也就没给她们薪金”。(摘自“卷宗”)

清早,云雾飘渺,孤山在雾海中若隐若现。

讲堂院传来几声狗吠,何柜纳、于桂春搀扶着一个白发稀落,瘦骨嶙峋的老太婆走出院子,颤颤巍巍的,疲惫的眼神流露着忧郁,她就是聂乐信小姐。这时,孤山人都叫她“老教士”。

1898年秋,她才27岁,从丹麦来到孤山,度过了53个春秋,眼下已是风烛残年了。

为了让女孩子能上学,让流浪的人有个“家园”,她耗尽了一生的心血,最终,被划了一个“丹麦地主”的“成份”。虽然,在民国时期就入了中国籍,但头上却扣着“丹麦帝国主义分子”的帽子。

走在院门口的一棵大树下,三个女人停下脚步,拥抱起来……

在基督教早期,有些神职人员专门为所谓“异端分子”,编写了五花八门的咒语——

“愿他堕入地狱,我们开除他的教籍,将他革出教门,我们不许他靠近万能上帝的圣堂的门槛。”(《罗切斯特教堂文告》厄努尔夫主教)

背负着毒咒的“修女”,在一个惊慌疑惧的世界里,哪里有她们遮风避雨的屋檐呢?





崇正女校、贫民救济所的创建者丹麦女教士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 小姐( 18711960)曾蜗居的耳房。(作者摄于2013年秋)


毛主席的“菜”

太阳像一个火球,大地如蒸笼般的闷热,河里的鱼儿不是的蹦出水面。

在一道黄土墙下,她俩向小院里张望,这家的女人叫王玉娴,也是信徒。不久,5岁的男孩夭折了,王玉娴一天到晚伤心落泪的。柜纳、桂春常来看望她,一起唱诗、祈祷。

从前不等进院,主人就招呼着迎出来,这回,她倚着门框说,我要去串门啦!

接着,她俩又走进来一家信徒的院子里,只见那女人从后门急匆匆地走了。

不久前,这家人的老妈归天了。她俩上山采集野花做花圈,帮着料理了后事。

天落黑了,两姊妹饥肠辘辘,来到了孤山镇东关10274号。

这家女主人叫丛淑玉(注9),比何柜纳小个56岁,九岁那年(1925),由于生活窘迫,母亲(丛桂荣)带着她和姐姐投奔到崇正贫民救济所,聂乐信将娘仨安顿下来,姐姐和母亲进了织布厂,淑玉上了崇正女校。

11岁时,淑玉受洗归主。后来,入读(安东)劈材沟神学院,毕业后,做了传教士。

在劈材沟上学时,还有个孤山的少年叫由传宝,父亲是学校的敲钟人。后来,教会送传宝到岫岩西山医院(丹麦人所建)学医,三年后,开始行医。再后来,他和淑玉在孤山教堂举行了婚礼。

两姊妹和淑玉在一个教堂读经、唱诗,而且,服侍于同一个教会,信仰的纽带和乡土之情,使她们手足情深。

两姊妹进了家,和淑玉一起读经、唱诗、祈祷……

对于这次聚会,丛淑玉做了如下的回忆——

“孙牧师(孙信爱)学习回来,领我们学习整风材料,提到于桂春、何柜纳说,她俩的事情你们不知道吗?她俩再到你们谁家,你们就问她俩有没有户口,你们应当提高觉悟,不要把她俩看作教会传道的,你们要和她俩隔绝关系。

有一天,我记不清时间了,她俩来了,和我唱诗、读经、祷告。完了,我留她俩吃饭,我说,有话要和你们谈。

吃晚饭的时候,我问,你们有户口吗?

她俩说,没起户口。

我问,你们为什么不起户口?你们不是中国人么?没有户口不是成了‘黑人’么?再说,你们吃什么?

她俩说,靠信心。没有米,就吃菜。

我说,吃的菜就不是毛主席的了?一切都是属于毛主席的。

她俩说,各人的领会不同。
……
天要黑了,我们要走啦!你害怕,我们再不来了。

我说,走吧!她俩就走了。

从那天以后,她俩再没到我家来。”(摘自“卷宗”)


天罗地网

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给万民听

传道是上帝的差遣,人的力量岂能阻止福音的大能?

两姊妹跋山涉水,走家串户,以艰难“当饼”,困苦“当水”,在庄河、青堆子,凤城、岫岩、北井子、黄土坎、马家岗、孤山、东沟、安东等地,撒下了用泪水浸泡的信仰的种子。

但是,光明中的人岂知黑暗的鬼祟。不管她们走到哪里,都有跟踪和盯梢的。下面是来自“密探”的报告,(卷宗署名“王善林)——

之一:

关于何柜纳、于桂春二人73号至721号(52年)的活动情况

报告如下:

该二人还住在黄土坎区高桥村三组何道基(何柜纳之兄)家到现在未动。该二人动态:每天到房后的山上拾草,没有什么别的活动,也不接近什么人物,经常到村合作社买点什么。

七月八号那天晚上,高桥村民兵到她二人那去搜查时,东厢房山墙头的东北面有人扔石头,民兵去搜查未发现其他人,也未打着民兵。可能是房后有人以打石头为“暗号”,给何家报信。

另外,何、于二人每个星期都在家做礼拜,有各村的教徒去听,共有十几人,上课人也是何的哥,名仁堂。

我又在她们周围部署了党员和村公安,监视她二人每天的动态和表现以及接近的人物。

之二:
对何、于二人近来情况的报告

——1952722

关于何柜纳、于桂春近来情况报告如下:

722,何道基向我公安李太昌給何,于二人补“假条”,又挂上了一个月,至822为止(当局规定,家有来客要报告所在地公安,并注明其来历及所住时间)。

721,张立学(村党支部组织委员)到何、于住地,问起上个月去何处啦?何柜纳说,到安东去了。

张接着又问,你们两人生活怎么办呢?

何、于二人说,咱信耶稣就得靠神吃饭,老天爷多保佑吧。又说,有点衣服卖点就吃点,咱们传道10多年,到哪儿教徒还不做点饭吃?

张又问,靠主能吃饭吗?

她俩说,咱依靠主,但主叫咱死,咱就死。

再,关于上次我民兵到何家查夜时,发现有人扔石头,现已查清,报告如下:

何家房后有一堆大粪,狗经常去吃,正好我民兵去何家时,狗在叫,何道基拿起一块石头向狗打去。已证实不是打民兵和我。

我们根据何、于二人又延期一个月不走,已在周围布置了可靠力量,监视她们二人目前的动态,如果移动,我们就能及时知道,希指示为盼。


一只麻雀

1958107,一个黑色的日子。

枯黄的叶子,随风飘落。街上房子的墙上涂满了“大跃进”的“壁画”。

路边有个小孩,他的手里握着一只小麻雀,头上长着绒毛,嫩黄的嘴角,灰色的小精灵,一副惊恐不安的样子,孩子在想怎样惩罚这个“害鸟”。

何柜纳来到孩子的身边,对孩子说,你看它多么孤单、害怕,可怜啊!不要害它,它也是一条生命啊!

于桂春接着说,孩子,天要黑了,让它回家吧!妈妈在着急呢!

孩子炸了眨眼睛,慢慢地松开了手,小麻雀扑棱棱地飞了……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政府提出了“消灭麻雀”的口号,一时间,上房掏窝、下网捕捉,敲锣、打鼓、放鞭炮,闹得麻雀天旋地转,无处躲藏,最后,有些累得坠地而死。

忽然,几条汉子战在她俩的面前,背长枪的是“民兵”,有个“便衣”从兜里掏出了手铐,眨眼间,把何柜纳、于桂春铐起来了。

邪恶的降临也是有预兆的,只是善良人的心底太纯真了。

 921,乡政府通知她们(何、于)参加安东地区宗教整风会议,她二人当时拒绝”。
何柜纳、于桂春人没有去“鸣放”,却被“会议”整了“黑材料”,前头那句话即语出《何贵那(柜纳)、于桂春二人材料——五八年十月六日孤山镇宗教整风时整理》。(1500余字)106整的材料,第二天,就把人抓起来了。

115,安东县法院开庭审理了于桂春、何柜纳“反革命”一案。

审判长李述生,书记员崔天生,检察员何振东。

在“辩护人”一栏留下了“空白”,因为,“大跃进”取消了律师制度。以大陆“刑辫第一人”田文昌先生的说法,“1957年的反右斗争,所有的律师全成了右派,理由非常简单,就是因为给坏人辩护肯定不是好人。”(凤凰网24期《对话》)

在强大的专政机器面前,公民犹如磐石下的小草,还有挣扎的空间吗?

当法警把两个“被告”押进法庭的时候,旁听席上一阵骚动,人们伸长了脖子,瞪大了眼睛……

随着审判的进行,令人惊诧,这两个“女犯”好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说出的话令法官瞠目结舌,检察官恼羞成怒(引自“卷宗”)——

法官:你这样传道(自由传道)是合法的吗

何柜纳:我们是本着神的旨意传道,这是我的本分,政府不用我传道,我也传,因为神还用我,所以我还传道。现在我还信主,在什么环境,什么时候,我也信,就是杀头,我也信。

保罗说过,“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

法官:你的神在哪里?

何柜纳:在心里。

检察官:你是无法无天!
……

法官:你现在对你们信的教怎么想?

于桂春:还信,在什么时候也信。我们不承认“革新”(爱国会),说什么“爱国教”,“教”是人组成的,“国”也是人组成的,我们爱神在前,并爱人,若不爱神,信仰就没有了。

《路加福音》第八章里记载,主耶稣说:“在人面前不承认我的,我在天父面前也不承认他。”所以,我们在谁面前也认主,死后我们才能被主认。

耶稣还说过:“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所以,就是我们死了也信。

犹太学者乔菲兹.切姆说过这样一句格言:“对于有信仰的人,不会有任何问题;对于没有信仰的人,不会有任何答案。”

丹麦传教士在大孤山“开垦”了半个世纪,有千余子民皈依了上帝,(注10)却在一夜之间,犹如草木禾桔似的,被一场洪水淹没了。然而,仍有洪波之上的见证:

“大野皆为没,孤山独不降。”


注解:
(注11903年,丹麦传教士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 小姐( 18711960)在孤山建起崇正女校,从小学、初中发展至高中,并设立保姆学院(幼师专科)及附属幼稚园。

(注21912年,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 小姐在孤山建起崇正贫民救济所,收容无家可归的孤儿、流浪者,后扩展为农场包括织布厂等。史料记载,1938年时,贫民救济所已收容370余人。
(注3)丹麦女教士卜思温小姐Nanny Brostrom 1908年来华,工作于孤山崇正女校;1922年赴凤城建立女子神学校并任校长。1944年,再回孤山,1949年归国。
(4)杜韶宣 安东人,1935年毕业于安东丹国医院附属护士学校。在丹麦人艾济民Aijimin的资助下,就读安东劈材沟神学院,1942年毕业后,在丹国医院任总护士长,兼任主事,即院长助理。1946年末至19476月,任丹国医院院长。

(注5)引自丹麦友人尤根Jørgen Nørgaard Pedersen先生提供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度过的最后14年的信函节选》(美国罗夫. 莫特森Ralph  M0rtensen 博士)。

(注6)引自《东港市基督教会孤山房产归属权申请资料》之肖洪儒“证实材料”(198899)。
肖洪儒 孤山人,19482月任孤山镇土改工作队队长,后曾任孤山镇镇长、乡长。

(注7)引自卷宗孙信爱关于“何柜纳、于桂春反动言行”。
孙信爱(19101967),原籍河北,孤山教会牧师,1958年被打成右派,196112月“摘帽”,文革中(1967)不堪迫害自杀身亡。

(8) 刘宝 孤山教会执事长(执事,基督教会的初级圣职人员),文革中遭受迫害,悬梁自缢(1967年)。

(注9)丛淑玉(19162009),1950年代,与丈夫由传宝同为孤山教会执事。1980年代,教会恢复后,丛曾为孤山教会负责人及东沟县(东港市)政协委员。

(注10)根据《东沟县基督教志》(姜振芙编)的记载,在40年代初,孤山一带有信徒1311人,其中孤山镇的信徒810人。


附件之一逮捕证:

 
 



于桂春的逮捕证书




                                                 何柜纳的逮捕证书


附件之二:安东县法院刑事判决 58)法刑字第882号(复印件)

注:何柜纳、于桂春作为两个被告的两份判决书,在“犯罪事实”上一字不差,暴政的肆虐和荒唐可见一斑。

几年前,在去孤山采访时,得知两姊妹均已荣归天家,何柜纳死在狱中。



















——终

发表评论

 
Owned by China Aid Association
Copyright © 2016. 对华援助新闻网 - All Rights Reserved
Designed by CAA IT Office
Email: Info@ChinaAid.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