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纪实连载: 丹麦地主的管家


丹麦地主的管家

鸿 路

 





四个兄弟:1、我们的大厨2、我们的业务经理3、农场肥料保管员(右一)。他们都是最早和我们在一起工作的人。

本文的黑白照片系丹麦女教士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 所拍及文字说明。选自《大孤山寄宿学校》 (1928年丹麦教会出版),该书以图片记录了丹麦人在大孤山兴教办学及慈善事业的情景。

感谢包乐深Anders Aagaard Poulsen 1880——1957)先生的孙女Xingmei(杏梅)Dujuan and杜鹃 )两位小姐的为图片所做的翻译(由丹麦语译为英文)

包乐深Anders Aagaard Poulsen先生系丹麦牧师和教师。19141916年,在孤山崇正女校任教。之后,曾任安东劈柴沟三育中学校长及神学院院长。

丹麦女教士艾伦 尼尔森,克斯蒂娜 玛丽亚Marie Ellen Nielsen 18711960)1898年来华,是孤山崇正女校及贫民救济所的创始人,即聂乐信。


翻身果实

1948年春节,给孤山人带来了“翻身果实”,农民的脚下有了自己的土地,“被斗地主丹麦人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留有两头奶牛、果树和住房。 
     
还算是幸运的,假如在北边的宽甸,早就被石头砸死了,甚至把心挖出来吃了(《宽甸风雨录》尚振生主编,以下简称“风雨录”)。

不管怎样,暴风骤雨总算过去了,天空虽然没有出现彩虹,但人们总可以过安稳日子了。

聂乐信已经是一个77岁的老太婆了,说不准哪天爬不起炕了。谁来侍弄她的“翻身果实”呢?说到底,谁愿意来照料老太婆的生活呢?一个“被斗地主”、“帝国主义分子”,而且,“繁华已尽”,就像衰老的奶牛,已经挤不出几滴奶了,日后恐怕还要跟着“沾包”。(受连累)

孤山镇土改工作队队长肖鸿儒(后任镇长)站在会场中间,看着满屋子的人,一个个嘴巴紧闭,面面相觑。这时,从人堆里站出来一个汉子,他就是33岁的王生仁。人们都认识他,先前孤山教会的“厨子”。

从此,这个普通的农民接过了“政府照顾”老教士的担子,然而,他的出身也就由农民变成了“奴仆”,而他的职业成了“给被斗地主丹麦人聂乐信管庄”(《安东县公安局提请批准逮捕书》1959828,以下简称“逮捕书”)。

“管庄”是什么意思呢?大概是给地主管理田庄吧!也可以说,就是地主的“狗腿子”吧!好比恶霸地主黄世仁的管家穆仁智(电影《白毛女》)。在“逮捕书”中,对于 “管庄”是这样叙述的:

“从1933年至我军第一次解放(19459月)孤山镇,该(王生仁)以耶稣信徒、洋奴给丹麦基督教头子、地主聂乐信经营土地,菜园。1947年聂(聂乐信)被斗以后,虽已无地可种,但仍以洋奴身份为聂效忠。”(注1

319,安东县委、县政府召开县、区、村干部会议,学习上级“平分土地打击面过寬,迅速缩小打击面,纠正对中农的侵犯”的指示,作出了《关于土地改革运动纠偏意见》(《为了共和国的诞生》中共东港市委党史办)。

土改“打击面过宽”要“纠偏”。可是,谈何容易?人被打死了,东西被分了,甚至有的地方还霸占了人家的“女人”。

在刘少奇领导土改的地方(晋绥),“不仅仅地富和斗争对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农也不例外。富裕中农冯万礼的闺女就分配给了贫雇农。”(鲁顺民《“左”倾风暴下的黑峪口》200510期《山西文学》)

这正是鲁迅笔下阿Q“神往”的革命:“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无怪说,革命是盛大的节日。

上头说了,“纠偏”主要是说分掉中农的,要“原物退还”,但贫雇农说,“得到一块肉,刚在锅里炒了炒,还没吃到嘴里,就叫吐出去”。(“风雨录”)可见,从“猫嘴里掏鱼”难啊!人是贪婪的,何况白白到手的东西,哪怕只是一个挖耳勺。

土改时,教堂的凳子也分光了。后来,肖队长根据“纠偏”政策,提出“教堂的凳子”应该“退还”教会。那时,教会的人都散伙了,只有王生仁和聂乐信在一起。结果,讨还“凳子”的事,就落在了王生仁的头上。有了“尚方宝剑”,王生仁就去找凳子,当时,教堂的凳子大都在北关街道办事处和苇塘管理所。结果呢?“狐狸没打着,惹了一身骚”。凳子没要回来不说,却成了罪状——

“帮助被斗地主聂乐信反把。”(“逮捕书”);

“公开向街道干部王松涛要聂乐信被分的凳子”(《安东市中级法院刑事判决书》(60)刑字190)

(注1)对于聂乐信的“管庄”,有另一种说法:“聂乐信丹麦募捐办教的资金,以孤山镇支持者陈士美的名义,在孤山购置了七百余亩土地(因不许外国人在中国卖土地)、苇塘、果园和渔船,造房270余间,并委托陈士美代为管理。”(陈培林《东沟县史志通讯》之历史人物)


讨债风波

土改时,流行一句话叫“砍大树,挖财宝”。上半句是说要把地主斗倒,后半句是说要把地主家掩藏的财产都挖出来,一句话,就是“打倒、分光”。

可是,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这棵大树,虽然也“砍倒”了,东西也分光了。后来,她却成了政府的债主,军队的房东。难怪孤山人说,老教士 “是海边的蟹子,肉在里头”。

孤山一带多为水田,秋后脱完谷的稻草,除了做烧柴,饲料、苫房子,还可以编织草袋,也叫草包,当地把编织草袋叫做“卡草包”。

1950年,孤山镇政府办起了一家草袋厂,起初生意还不错,后来,不知怎么日渐衰落,以至拿不出钱给“农民工”发工资。上哪去借债,以解燃眉之急呢?孤山的“富人”都被斗成“穷鬼”了,跟谁借钱呢?

镇长(肖鸿儒)一拍脑门,想起了“被斗地主丹麦人聂乐信”,这老太婆手头不缺钱,因为她有“外援”(注2)丹麦教会没有忘记,还有一只孤雁守望在孤山。可是,“人有脸树有皮”,怎么张这个嘴呢?想一想亲近她的人,有的蹲监狱,有的被“管制”,只剩下王生仁了,就叫他在中间“搭桥”吧!

于是,人民政府从“被斗地主”手里借来300元钱。在那个年代,300元人民币,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因为,二、三十元的月薪可以要活一大家子人。

谁曾想债务到期了,政府拖着不还,也许有难言之隐吧!谁有粉不擦脸上,还抹在屁股上啊?世上哪有不要“面子”的政府呢?因为要面子,欠债不还,脸上无光,还要摆出“财大气粗”的样子,这让讨债的王生仁有些气愤,结果,吵起来了,伤了领导的“面子”。

由此,“洋奴”的印象,在领导的脑海里不可磨灭了。后来,又和军首长发生了一场“口角”。

这年夏季,韩战爆发。

在孤山不远的大姜屯,军方要建立一个临时性的军用机场(注3),于是,这一带就成了鸭绿江入海口的“孤山前线”。

十月里,军队的人马陆续来孤山,老百姓的家里,山上的庙堂,都住上了军人。耳朵眼儿大的小镇,一下子涌入“千军万马”, 安营扎寨的事成了问题。军首长的目光瞄向了小东山上丹麦人的房子——

“基督教会在这个小山头上(孤山东关)建了一所学校,叫崇正女校。还在那搞了一个慈善事业,收养一些孤寡人和没有工作的一些人,到那去干活。这个小山头面积比较大,房子比较多,,还有几栋楼,都是基督教会的,有一个基督教传教士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在那照管。”(引自《东港市基督教会孤山房产归属权申请资料》之“肖洪儒证实材料”,以下简称“资料”)

军队要借用教会的房子,这是战争需要,没什么可说的。于是,在肖镇长的“主持”下,“将基督教的崇正女校那一片房子交给部队住了(包括陆军、空军),当时崇正女校是空军的一个师部在那居住的。”(“资料”)就这样,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成了军队的“房东

孤山机场建成的两年后,朝鲜停战了,机场也就废弃了,变成了一片水田。随后,孤山的驻军陆续撤离了。但是,房子没有退还。这时,孤山镇长也“换马”了,肖洪儒走了,李在臣来了。30几年后,李镇长作了如下证实(“资料”):

“在部队占用期间,当时基督教会的负责人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是个女的,是个修女)多次去要部队占用的这部分房子。当时,我多次做聂乐信工作,让她别要这部分房子

“195310月份,抗美援朝基本结束了,当时部队搬走了一部分,孤山镇也发展了一部分企事业需要房子,我就去部队要占用的房子,其中包括基督教会的崇正女校和贫民救济所,当时部队占用地方房子比较多。

我当时去部队找一个师长,叫什么名字,我记不住了,因当时部队领导的名字挺保密的。这个师长说,他们驻基督教的崇正女校、贫民救济所,银行前边的房子、道德会的房子、孤山县政府的房子、公安局的房子,都报中央军委划归军产了。当时我们非常不满意,我说这部分房子是临时借给部队住的,怎么能归你们军产了。当时这个师长说,这是战争需要,已划给我们部队版图了。我要看这个版图,这个师长说,保密,不能随便看。”(“资料”)

最后一批志愿军也从朝鲜撤回了,教会的房子仍然没有“物归原主”。这时,肖洪儒又回到了孤山“主政”。

1959年,我回到孤山当乡长。当时,我记不住是谁向我要这部分房子。当时沈阳军区来人了,说是基督教这部分已划归军队的版图了。

我当时对来的军区领导说,当时你们部队抗美援朝没有房住,我们给你们安排的,基督教这部分房子怎么能成了部队的呢?”

说完,首长叫乡长陪他去看看那些房子。

教会的房子被划归“军产”了,孤山人早有所闻,但总觉得有些蹊跷。所以,当乡长陪着首长转悠时,有几个乡民就跟在腚后看热闹。走到小东山时,碰上了王生仁。对于“教产”变“军产”的事,王生仁也是一直想不开。赶巧碰上了部队首长,他就想问个明白。可是,话没说上几句,两个人吵起来了,脸也红了,脖子筋也粗了,结果,不欢而散。
不久,王生仁被警察抓走了。(注3

(注1)“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女士的生活主要靠丹麦基督教会每月汇款二三百元,有时汇给一千元。直到聂乐信女士病逝,丹麦教会才停止汇款。”(见于《聂乐信女士在大孤山》辛国祥)。

(注2)孤山机场位于孤山镇辖区的姜家窝堡。19513月开工, 520竣工。该机场的建立系中共东北局、东北政府,于19512月对辽东省修建委员会的指令。

(注32011617,在孤山教会执事李芳的陪同下,作者采访了基督徒张洪志老人,在回忆中,老人讲述了王生仁和军人争吵后被捕的情节(采访录制人汪大鹏)。

张洪志 1922年生于孤山,27岁时受洗信主。现住孤山镇古韵小区24号楼6单元215室。
 




崇正贫民救济所的瓦工,于1905年建起了女校的住所。


现行反革命

王生仁被警察抓走了,孤山没什么惊动,仿佛在预料之中,只不过是早晚的事。让孤山人瞠目结舌的是,警察从王生仁家抄出了“黄金”——

1根金条、3个金元宝,还有7枚金镏子(戒指),警察一个个“张飞穿针大眼瞪小眼”,王生仁祖辈都是种地的,哪来的这么多“财宝”呢?

其实,警察抄王生仁的家(孤山镇东关街5217号),目标是“电台”,因为,怀疑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是潜伏下来的帝国主义“间谍”,王生仁是她手下的“特工,要顺着王生仁这根“藤,摘下聂乐信这个“瓜”(王生仁的“逮捕书”将聂乐信列为“同案人”)

于是,王家的炕也刨了,地也掘了,电台没有找到,却挖出了“财宝”。一石激起千层浪,孤山的大街小巷“七嘴八舌”的议论起来:闹了半天,聂乐信是暗藏的“老狸”,“厨子”是她手下的“特务”呀!这“厨子”也真是“脑袋大叫驴踢了”,到手的金子凭什么不花呀?放着“下崽儿”呀!?这可倒好,鸡飞蛋打了。再说,怎么还能让人翻出来呢?这么大的孤山,藏哪不成?信主的人脑子就是不转弯,一条道跑到黑。

“赃物”有了,就等“口供”了。几番审讯,招供金子不是“地下活动经费”,而是教会的资金,是聂乐信委托王生仁经管的。至此,一起间谍案子成了“水中捞月”。

既然,“间谍”、“特务”子虚乌有,那么,王生仁可以“自由”了吧!谈何容易?在一个暴政的国家。把一个无辜的人制造成罪犯,易如反掌,不然,就不会冤狱遍地了。

警察开始走街串户,搜集王生仁的“反动言行”。

土改后,又搞起了“合作化”运动,毛泽东要带领农民“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故事——

上头派下来的干部把全村人叫到一起,然后宣布:跟毛主席搞合作化的站在一起,不过来的就是要单干跟蒋介石走的。这样一来,谁还敢不入合作社?

王生仁入社碰上了更荒唐的,让他和奶牛一块入社:

“‘老教士’(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的两头奶牛、果树、房子都规划入社了,房子就给留两间,楼上的房间也不让动。在规划时说,‘老教士’由政府照顾,实际政府照顾‘蛋’啦?什么都规划了,连我(王生仁)也规划了,让我随着奶牛入社,‘老教士’不愿意,叫我给她做饭,好说赖说才留下。”(摘自《安东县公安局提请批准逮捕书》,以下简称“逮捕书”)

不久,又搞起了人民公社、大跃进,报上联篇累牍的“吹牛皮”,说人民公社每顿有肉鸡鱼蛋,还有猴头、燕窝、海味等等,都是按需供给”。(4)

还出现了“千斤卫星猪”,“小麦亩产12万斤,一棵白菜520斤”。打下的粮食“堆积如山”,害的农民出身的毛泽东忧心忡忡:“粮食多了怎么办呢?”最后一挥手:“一天吃五顿也行”。(1958年毛视察河北省徐水县)

可是,王生仁这个“乡巴佬竟敢唱对台戏,他说,“报纸上登载的事都是假的,你不要相信,你应该相信反面的,报道战果胜利了,你就相信失败了。”

 “现在成立人民公社,有钱的人穷了,穷人更穷了。”

“孙信爱(注5)被扣上右派帽子啦,他们叫你鸣放,放完了就整你,变成右派了。”
……
“上帝哟,你听这个天真的声音!”(《皇帝的新衣》安徒生)

可是,在一个充满了谎言的世界,“天真的声音”意味着灾难。所以,有一个作家写了11本书,获刑11年。王生仁和邻居的“5”次闲聊,凑成一“碟端上去,就被判了15年,罪名是“现行反革命”。

(4) 中共政治局委员,负责农村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河南向农民宣传“人民公社”种种好处,本文中引用的是“好处”其一。

5)孙信爱(19101967),孤山教会牧师,1958年被打成右派,1961年“摘帽”。文革中(1967),不堪迫害自杀身亡。

 





贫民救济所手工艺品学校的圣经班


献给政府

冬去春来,杏花盛开。

孤山东关街头的一家小院,几棵冠大枝垂的经年杏树,花朵秀成了团团锦簇,暗红棕色而纵裂的树皮,印证着风雨中的苍劲。一个头发花白、身躯佝偻的老人,两手摸着低矮的黄土墙,向院里张望......

他的耳边响起了女儿的哭声,乡亲们七手八脚地把一个吊在树上的女人解下来……

院墙上涂满了大标语:“打倒反革命、洋奴王生仁!”

秋风萧瑟,枯叶飘零。一挂马车在土路上徐行,车上坐着一个妇女,还有一个泪痕未干的女孩……

这一年(1966),女儿离开了孤山,和生身之母回了出生地——庄河县。

王生仁被抓走那年,女儿才6岁。一晃眼下,女儿也该“出门子”(嫁人)了吧!

王生仁这一辈子没有孩子,女儿是从小姨子(妻妹)那抱来的。多亏如此,不然,孩子就成了“流浪儿”。

一个男子走过来,在王生仁身旁停下来,两个人彼此端详着,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你是王生仁吧?”

王生仁点了一下头。

“叔啊—!我是小摩西呀!”

“啊—!?小摩西……

王生仁慢慢想起来了,他把“小摩西” 一下子搂在怀里,眼泪一哗哗的流下来。

说是”摩西 (6),其实年纪也快半百了。王生仁被抓走那年,小摩西是20几岁的小伙子。他姓张,大名“文厚”,也有叫“张摩西”的。他的母亲叫张遇恩,比王生仁小一岁,两家是要好的邻居,也是信主的姊妹。

19602月,“老教士”不幸摔伤了,就此一蹶不振,而且,眼睛也几乎失明了。王生仁的妻子(孙桂花)常过去照看一下, 有忙不开的时候(聂已不能自理),就喊着遇恩姊妹。

小摩西凝视着王生仁的脸,欲言又止,他心里想说的话,也是孤山人惦记的,终于,憋不住了:“老教士死了,那金子归你了?”

“金子是教会的,老教士叫我保管的。”

“那么,归教会啦?”

“献给政府了。”

“你献出去啦?”

“傻孩子,那是神家的东西,我能拿去‘送人情’吗?”

“那是怎么回事呀?”

王生仁长叹一声,痛苦地摇了摇头。

一阵风轻吹过树梢,杏花纷纷如雨。

王生仁向西街走去,地势由高渐缓,坡下一栋二层小楼,俗称“小礼拜堂”,据说,变成了空军某部的气象哨所。

孤山北坡耸立着十字架的钟楼,已经片瓦无存,教堂被间壁成了民宅,拥塞着一群人家(注7)。教堂西边插有十字架的坟茔,从前(1920)附近有几间房子,无家可归的几个老人在这养鸡种菜,看护墓地,这是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建立的养老院(“贫民救济所”的前身),如今都已削为平地了。

王生仁佝偻着腰,脚步有些沉重,不过65岁的年纪,却已经形如枯槁了。

这次回孤山是告别的,虽然,压在背上15年的“黑锅”拿掉了,(注8)但是,他还要回到南大荒(盘锦)劳改农场去,不是铁窗麻痹了鸟儿的翅膀,而是家乡早已成了悲凉的“空巢”。

眼睛湿润了,孤山,罩着一片红白相融的雾,渐渐远去了……

(6) 张文厚 孤山人,1933年出生,基督徒。

20103月,在孤山教会执事李洪全的引见下,作者采访了张文厚,其母亲张遇恩已于1992年逝世,时为76岁。摩西是圣经里的人物,“小摩西”即张文厚儿时的乳名。

(7) 1968年,孤山镇政府将教堂交给房产部门管理(负责人藤开亮)。随即拆除钟楼,将教堂改为民宅,住进9户人家。

(注81979年,丹东市(安东)中级法院以(79)刑监字第316号刑事判决书撤销原安东市中级法院(60)刑字第190号判决,宣告王生仁无罪。


孤山东街的小“礼拜堂”,本篇主人公孙信爱亦曾活动于此。

  丹麦女教士阿斯塔德 .波尔森小姐Astrid Poulsen 18901990),中文名字陈乐实,即孤山崇正女校教务长、中学部校长,也是后来《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一书的作者,曾在此居住。

韩战爆发后至今,仍为空军某部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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