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中国大陆政权更迭，西方传教士纷纷撤离，在辽东边陲的安东（我的家乡丹东），仍然有几个丹麦人迟迟未归，为的是丹麦传教士建立的“丹国医院”何去何从的问题。政府要接收，也就是“没收”。丹麦人认为，医院是教会的财产，理应让渡给兄弟教会。
三十年前，我在检察机关接触了一位刚从监狱出来的老人。形形色色的涉案人，我见了不少，唯独他像一尊石刻雕像压在我的心头，岁月的流逝，没有冲去我的沉重之感。他是走进我生命中的第一个基督徒。从他那里，我知道了家乡安
东的基督教是远在清末时期丹麦人传来的。三十年后，我奇妙地研究起这段历史。
清末，丹麦传教士在安东天后宫街建立起基督教医院，即丹国医院（作者2010年冬拍摄）。
巴比伦囚徒（之一）
鸿 路
青天白日旗
安东是个小城，西面靠山，东边临江，城市就夹在山水之间，好像一条狭长的岛屿，漂浮在绿海之中。
最高的一座山，海拔不过180几米，却是城里的最高峰了。由于形状像倒扣的元宝，所以就叫元宝山。
在山的西南坡，一个有围墙的院落，几棵高大的梧桐树，几栋北欧风格的小楼，这就是基督教医院。清末时期（1906），丹麦牧师于承恩（Johannes
Vyff）筹建起来的。安东人习惯叫“丹国医院”。
1945年8月17日，清晨。
碧绿如玉的江水，随风起伏的芦苇荡，噗噜噜的飞起几只白鹭，伸着长长的脖子，舒展着雪白的双翼，自由自在，快快乐乐地漫舞着……
丹国医院的人在院子里排成队形，唱起《三民主义歌》，眼含热泪，仰望着随风飘扬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站在人群前面挥动手臂打拍子的人，是医院的“主事”（院长助理），兼任总护士长的杜韶宣先生。（注1）
“青天白日”旗呼啦啦地飘着，让人想起了28年前，张学良通电全世界，宣布东北易帜，“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从那天起，安东人目睹了这面国旗。后来，飘起了“五色旗”（满州国旗上半部分红蓝白黑，下半部分黄色），老百姓说这旗子“黄”的面儿大，到底是“黄”
啦！
入秋前，每天晌午，城市的上空就会响起呜呜的汽笛声，街上的人要停下来默哀，为鬼子战死的“魂灵”祈祷。如有违者，就是牢狱之灾。安东人心里咒骂着：“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哒了。”
如今，被奴役了14年，“满脸是泪，浑身是血，遍体鳞伤”的安东人又看到了“青天白日”，亡国的屈辱，洗于一日，可以挺直腰杆，扬眉吐气了。
这面“久违”了的旗帜，是杜先生组织护士连夜缝制，《三民主义歌》也是杜先生和几个人现编的。
对于这段情节，十年后，杜先生有如下回忆（摘录“询问笔录”，即杜韶宣于1956年11月7日长春监狱医院）——
“1945年8月16日，我们基督教医院做旗（中华民国国旗）的时候，我们（张涛、黄中兴、于天民、宋殿邦）这些人提起挂旗的时候要唱个歌，就找到教会李润的儿子李荣中教唱《三民主义歌》，词是大家在一起凑的，曲是李荣中教的。十七号挂旗的时候，李领头，大家跟着唱。
事后，有黄中兴（后为湖南衡阳铁路局医院药剂师）、张涛、芦秉免、宋振邦、孙荣生学熟啦，忘记了谁提出来到广播电台去教教老百姓，大家都同意。当然，我应负主要责任。黄中兴去电台联系的。”
“唱歌的时候，安东还没有共产党的八路军。八路军是在9月23日（1945年）第一次由黄土坎过来，我记得来时有一个病号，在23日这天，送到基督教医院，我给他缝的肠子。”
从8月23日起，晚上七点，安东的市民家有电匣子（收音机）的，可以收听安东电台开播的教唱歌曲《三民主义歌》——指挥崔锦章，（注2）钢琴伴奏王澄美，（注3）合唱团是丹国医院的女护士，还有，歌词讲解杜韶宣。
杜先生本来打算教完《三民主义歌》，还要教唱“总理遗嘱歌”和“国庆歌”。这样，“双十节”那天，市民们就能唱着歌游行，那就显得威武雄壮了。
可是，没唱几天，不欢而散了。原因是合唱团“散花”了，女护士晚上不敢出门了。因为，街上出现了“老毛子” 。
（注1）杜韶宣，基督徒，1935年毕业于丹国医院附属护士学校。在丹麦人艾济民AiJimin
的资助下，就读劈柴沟神学院，1942年毕业后，在丹国医院任总护士长，后任“主事”，即副院长。 丹麦人回国后，即1946年底至1947年6月，任丹国医院院长。（见于1948年担任丹国医院总护士长的王立家先生《安东市的丹国基督教医院》）
（注2）崔锦章（1916—1992），安东人，基督徒，眼科专家。中共建政初期，曾为安东市、省人民代表；东北基督教信义会理事、安东教会理事长（兼司库）。丹麦人撤离前，将丹国医院让渡安东教会，崔出任院长，半年后被捕，于1952年12月30日 以反革命罪判判处有期徒刑7年，后又加刑至1971年释放。1979年，经丹东市（安东）中级法院“撤销原判，宣告无罪”。
（注3）王澄美（1911—2005），基督徒，崔锦章之夫人。祖籍青岛崂山，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少时随俄国老师学习钢琴，青年时期就读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专业系哲学和神学，选修钢琴。在30至40年代，在教会学校教授音乐基础课，并兼任教会的司琴。被称为中国早期音乐启蒙教育的优秀导师。其子崔世光，国际知名中国钢琴家、作曲家。
“红大鼻子票”
苏联的安东／沦陷了十四年又一年的安东，在行政上看，已经像一只残损停摆的钟。修理得有些走动的希望，但愿这些工匠们，好好地为它上弦，擦油泥，让它一刻不停的走动着。
——华美晚报 （1946/11/30 ）
“老毛子”，是东北人对苏俄的称呼，也叫“大鼻子”，叫日本“小鼻子”。
早在三十年前（日俄之战），“老毛子”的暴虐就给安东打下了烙印。从那时起，大人在哄孩子睡觉时，就吓唬说：“悄悄的，再不睡觉，老毛子来了。”
8月27日，苏军第44坦克旅进入安东，在日本旅馆（安东火车站附近）驻扎下来，司令是少校营长格列牛希gelieniuxi，也就一个营的兵力，不过200来人，却闹得安东鸡犬不宁。
好像“胡子”下山了，大到 “小鼻子”留下的百余座工厂、仓库被拆迁一空，就连安东到沈阳的复线铁路也被拆走了一条；小到街上行人的钢笔、手表、皮大衣。就算你有武装的，也在劫难逃，中共松江军区副司令卢冬生就是在哈尔滨被苏军抢劫打死的。
日本人是“老毛子”劫掠财物的首选，许多日本人在被抢光之后，衣食无着，无依无靠，最后，有的服毒而死，还有的跑到镇江山后坡上吊，也有的跳入了鸭绿江。
“老毛子”不但抢东西，还抢女人，见了女人就像打了鸡血，而且，“半夜摘茄子，不分老嫩”，吓的妇女剃光头，脸上抹上锅底灰，用布缠胸平平的，就这个样子也不敢上街。
尤其是安东的日本女人，一夕数惊，惶惶不可终日。
当时的亲历者日侨池田昌之写道：“我的家也突然出现苏联兵，抢走了手表和钢笔。我还目击了日本女性被苏联兵强迫带走，在悲惨叫声的吉普车上挣扎的女性被老毛子押着。”
“为了保护妇女，在安东幼儿园设了为苏联兵所用的慰安所。在建筑物的正面装了亮灯广告牌。这是日本人想出的苦肉计。” （池田昌之《我的故乡满洲安东》）
同时，在二番街（现二经街）出现了一个“卡巴莱舞团”，它以歌舞表演的名义为苏军提供妓院式服务。而老板是一个日本女人，安东数万日侨中的一员，四十岁出头，人唤“大町”。这个昔日的艺妓，招募了一群日本女性，“说服她们要为日本献身。牺牲自己来保持更大的群体的安全与尊严”，安宁饭店是她们的“安乐窝”。
“据说，因为秉承‘不问政治’的立场，对于所有客人一视同仁，使得歌舞团所在的安宁饭店很快成为安东的避风港。不仅有苏联人，还有日本退伍军官、新来的国民党军官、中共党员、昔日的汉奸……他们在此或寻欢作乐、或寻找情报。”（许知远《历史的暧昧角落》）
日本女人“为国捐躯”的故事，安东人早有所闻，日俄战争时期，“1904年12月，日本军人在安东地区建设新市街，1905年这条街上的饮食店，组织开设了转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的妓院‘醉雷亭’。虽然‘醉雷亭’不是军队经营的，不过这明显是对军队表示支持，也是后来‘慰安所’的雏形。”（李涛《大和魂——日本根性窥探》）
这天，一群“老毛子” 从卡巴莱舞团出来，余兴未尽，又来到市场通（五经街）的一家店铺，拿出钞票要买高粱白酒。店主姓佟名来福，接过来一瞧，是“红大鼻子票”。虽然，上面印着“苏联红军司令部”，但总觉得没有本土的“老绵羊票”心里踏实。于是，就跟旁边的中国翻译央求，换张“老绵羊”吧！
“红大鼻子票”，也叫红票，是苏联红军远东司令部在东北发行的钞票。—一个国家的军队在另一个国家的领土上，以本国军队司令部的名义发行钞票，这在世界金融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而且，从不被接受到占领市场流通量的80％。（曹阳《“红票”在安东》）
所谓“老绵羊票”，是满洲国政府发行的钱币，因为百元背面是一群绵羊，习称“绵羊票”。当时东北处于过度时期，“绵羊票”还好使。
结果，使用“红票”这群家伙耍起野蛮来了，如狼似虎的扑向业主，顿时，血溅街头，佟来福被打死了。
倭寇走了，“老毛子”来了，这不是虎去狼来吗？老百姓何时能过上一个安稳的日子呀！
街上不时的传说，国军就要来了，那是“老美”(美国)的装备，老牛逼了。
城头大王旗
转眼，又是个金秋十月，西风飒飒，马路上的银杏树叶子黄的耀眼。
街上又骚动起来，三五成群的，议论纷纷：
“中央军要来了，八路军吓跑了，带着兵马，拉着粮草，躲到山沟里去了。”
“过江了，上高丽（朝鲜）那边去了。”
“三十六计走为上嘛，听说是还要回来呀！”
……
忽然，街上向起了嘹亮的歌声，一支威武的军队，步伐整齐地行进在马路上，
路两旁是手摇着彩色小旗的市民，雄壮的歌声伴随着唰唰唰的踏步声，简直是震天动地，气壮山河——
“中华男儿血，应当洒在疆场上……凯旋作国土，战死为国殇，精忠长耀史册上，万丈光芒！” （摘录《52军军歌》）
唱这首军歌的是号称“千里驹”的第52军弟兄们。
从这天起（1946年10月26日），安东成了“国民政府统治区”，也叫“国统区”。
敌伪留下的“三十年都市建设计划”，让中央接收大员津津乐道。（《新闻报》《接受前后话安东》）
新任市长说：“我有一个野心，就是想把安东市治理成一个标准市，希望大家共同力努”。（《华美晚报》之报导《苏联的安东》）
后来，东北保安司令官杜聿明将军视察安东，东北行管主任（简称行辕）熊式辉将军也曾光顾边陲小城。
国军接收安东后，为了防御共军的反攻，在元宝山上修建炮楼，八道沟的老百姓每家要出一个民工，往山上搬砖头。
修起来的炮楼，一枪未发，风云突变，共军兵临城下，国军便仓皇而逃了（1947年6月4日）。
在安东的丹麦人，眼看狼烟四起，忧心忡忡。内战的混乱，使回乡之途布满了艰难和险恶，也点燃了归心似箭的心情。
边培德PeterBertelsen先生，丹麦人，外科医师，安东丹国医院第五任院长，即1938——1946年末。（图片来自Danish Mission
Society )。
冬季，丹国医院的第五任院长，丹麦人边培德PeterBertelsen要携家眷回国。临行前，将“头把交椅”让给了“主事”兼任总护士长的杜韶宣先生。由此，杜先生就成了丹国医院的第一个中国人院长。
由于，光复之初，杜先生率先挂起了国旗，仿佛平地一声雷，震动了边陲小城，也引起了高层的“青睐”。时为安东省地方“维持会”会长的曹承宗（伪安东省省长），特约杜韶宣面谈。（注4）
后来，又结识了国民党安东市县执行长张鸿达先生。因为，当时，丹国医院为归日难民特设了病房。对于难民的遣返工作，以国民政府身份出面的是张鸿达先生。（注5）
再后来，杜先生成了国民党员、安东市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是知名的“社会活动家”。
就这样，当历史出现拐点之时，杜韶宣带着所有的医师和几名护士逃往沈阳了。
（注4）曹承宗，光绪26年（1900年）生，黑龙江省木兰县人。日本庆应大学理财科、铁道省立铁道行政专科学校毕业。历任奉海铁路运输科长、奉天交涉署科长、伪地政总局长，1942年（民国31年），任伪安东省省长。
1945年12月10日，被中共安东省、安东市民主政府召开公审大会后，押至鸭绿江边枪决（包括伪副省长渡边蓝治）。
（注5）张鸿达（1916—1953），别名张泰东。安东地区国民党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曾任国民党安东市县书记长、安东市参议员。
1949年在济南被捕，羁押于安东监狱。1953年被安东市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时年37岁。（安东市法院刑事判决书 法刑字第二十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