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纪实连载: 巴比伦囚徒(之一)


题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中国大陆政权更迭,西方传教士纷纷撤离,在辽东边陲的安东(我的家乡丹东),仍然有几个丹麦人迟迟未归,为的是丹麦传教士建立的“丹国医院”何去何从的问题。政府要接收,也就是“没收”。丹麦人认为,医院是教会的财产,理应让渡给兄弟教会。
    三十年前,我在检察机关接触了一位刚从监狱出来的老人。形形色色的涉案人,我见了不少,唯独他像一尊石刻雕像压在我的心头,岁月的流逝,没有冲去我的沉重之感。他是走进我生命中的第一个基督徒。从他那里,我知道了家乡安 东的基督教是远在清末时期丹麦人传来的。三十年后,我奇妙地研究起这段历史。
清末,丹麦传教士在安东天后宫街建立起基督教医院,即丹国医院(作者2010年冬拍摄)。



巴比伦囚徒(之一)

  鸿  

青天白日旗



安东是个小城,西面靠山,东边临江,城市就夹在山水之间,好像一条狭长的岛屿,漂浮在绿海之中。

 最高的一座山,海拔不过180几米,却是城里的最高峰了。由于形状像倒扣的元宝,所以就叫元宝山。

在山的西南坡,一个有围墙的院落,几棵高大的梧桐树,几栋北欧风格的小楼,这就是基督教医院。清末时期(1906),丹麦牧师于承恩(Johannes Vyff)筹建起来的。安东人习惯叫“丹国医院”。

1945817日,清晨。

碧绿如玉的江水,随风起伏的芦苇荡,噗噜噜的飞起几只白鹭,伸着长长的脖子,舒展着雪白的双翼,自由自在,快快乐乐地漫舞着……

丹国医院的人在院子里排成队形,唱起《三民主义歌》,眼含热泪,仰望着随风飘扬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站在人群前面挥动手臂打拍子的人,是医院的“主事”(院长助理),兼任总护士长的杜韶宣先生。(注1

“青天白日”旗呼啦啦地飘着,让人想起了28年前,张学良通电全世界,宣布东北易帜,“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从那天起,安东人目睹了这面国旗。后来,飘起了“五色旗”(满州国旗上半部分红蓝白黑,下半部分黄色),老百姓说这旗子“黄”的面儿大,到底是“黄” 啦!

入秋前,每天晌午,城市的上空就会响起呜呜的汽笛声,街上的人要停下来默哀,为鬼子战死的魂灵祈祷。如有违者,就是牢狱之灾。安东人心里咒骂着: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哒了。”

如今,被奴役了14年,满脸是泪,浑身是血,遍体鳞伤的安东人又看到了“青天白日”,亡国的屈辱,洗于一日,可以挺直腰杆,扬眉吐气了。

这面“久违”了的旗帜,是杜先生组织护士连夜缝制,《三民主义歌》也是杜先生和几个人现编的。

对于这段情节,十年后,杜先生有如下回忆(摘录“询问笔录”,即杜韶宣于1956117日长春监狱医院)——

1945816日,我们基督教医院做旗(中华民国国旗)的时候,我们(张涛、黄中兴、于天民、宋殿邦)这些人提起挂旗的时候要唱个歌,就找到教会李润的儿子李荣中教唱《三民主义歌》,词是大家在一起凑的,曲是李荣中教的。十七号挂旗的时候,李领头,大家跟着唱。

事后,有黄中兴(后为湖南衡阳铁路局医院药剂师)、张涛、芦秉免、宋振邦、孙荣生学熟啦,忘记了谁提出来到广播电台去教教老百姓,大家都同意。当然,我应负主要责任。黄中兴去电台联系的。”

“唱歌的时候,安东还没有共产党的八路军。八路军是在923日(1945年)第一次由黄土坎过来,我记得来时有一个病号,在23日这天,送到基督教医院,我给他缝的肠子。”

823日起,晚上七点,安东的市民家有电匣子(收音机)的,可以收听安东电台开播的教唱歌曲《三民主义歌》——指挥崔锦章,(注2)钢琴伴奏王澄美,(注3)合唱团是丹国医院的女护士,还有,歌词讲解杜韶宣。

杜先生本来打算教完《三民主义歌》,还要教唱“总理遗嘱歌”和“国庆歌”。这样,“双十节”那天,市民们就能唱着歌游行,那就显得威武雄壮了。

可是,没唱几天,不欢而散了。原因是合唱团“散花”了,女护士晚上不敢出门了。因为,街上出现了“老毛子” 。



(注1)杜韶宣,基督徒,1935年毕业于丹国医院附属护士学校。在丹麦人艾济民AiJimin
的资助下,就读劈柴沟神学院,1942年毕业后,在丹国医院任总护士长,后任“主事”,即副院长。 丹麦人回国后,即1946年底至19476月,任丹国医院院长。(见于1948年担任丹国医院总护士长的王立家先生《安东市的丹国基督教医院》)

(注2)崔锦章(19161992),安东人,基督徒,眼科专家。中共建政初期,曾为安东市、省人民代表;东北基督教信义会理事、安东教会理事长(兼司库)。丹麦人撤离前,将丹国医院让渡安东教会,崔出任院长,半年后被捕,于19521230以反革命罪判判处有期徒刑7年,后又加刑至1971年释放。1979年,经丹东市(安东)中级法院“撤销原判,宣告无罪”。

(注3)王澄美(19112005),基督徒,崔锦章之夫人。祖籍青岛崂山,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少时随俄国老师学习钢琴,青年时期就读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专业系哲学和神学,选修钢琴。在3040年代,在教会学校教授音乐基础课,并兼任教会的司琴。被称为中国早期音乐启蒙教育的优秀导师。其子崔世光,国际知名中国钢琴家、作曲家。

 
“红大鼻子票”

苏联的安陷了十四年又一年的安,在行政上看,已像一只残损。修理得有些走的希望,但愿些工匠,好好地它上弦,擦油泥,它一刻不停的走动着

——美晚 1946/11/30

“老毛子”,是东北人对苏俄的称呼,也叫“大鼻子”,叫日本“小鼻子”。

早在三十年前(日俄之战),老毛子的暴虐就给安东打下了烙印。从那时起,大人在哄孩子睡觉时,就吓唬说:悄悄的,再不睡觉,老毛子来了。”

827日,苏军第44坦克旅进入安东,在日本旅馆(安东火车站附近)驻扎下来,司令是少校营长格列牛希gelieniuxi,也就一个营的兵力,不过200来人,却闹得安东鸡犬不宁。

好像“胡子”下山了,大到 “小鼻子”留下的百余座工厂、仓库被拆迁一空,就连安东到沈阳的复线铁路也被拆走了一条;小到街上行人的钢笔、手表、皮大衣。就算你有武装的,也在劫难逃,中共松江军区副司令卢冬生就是在哈尔滨被苏军抢劫打死的。

日本人是“老毛子”劫掠物的首多日本人在被光之后,衣食着,靠,最后,有的服毒而死,有的跑到江山后坡上吊,也有的跳入了鸭绿江。

老毛子不但抢东西,还抢女人,见了女人就像打了鸡血,而且,半夜摘茄子,不分老嫩,吓的妇女剃光头,脸上抹上锅底灰,用布缠胸平平的,就这个样子也不敢上街。

尤其是安东的日本女人,一夕数惊,惶惶不可终日。

当时的亲历者日侨池田昌之写道:“我的家也突然出现苏联兵,抢走了手表和钢笔。我还目击了日本女性被苏联兵强迫带走,在悲惨叫声的吉普车上挣扎的女性被老毛子押着。”

  “为了保护妇女,在安东幼儿园设了为苏联兵所用的慰安所。在建筑物的正面装了亮灯广告牌。这是日本人想出的苦肉计。” (池田昌之《我的故乡满洲安东》)

同时,在二番街(现二经街)出现了一个“卡巴莱舞团”,它以歌舞表演的名义为苏军提供妓院式服务。而老板是一个日本女人,安东数万日侨中的一员,四十岁出头,人唤“大町”。这个昔日的艺妓,招募了一群日本女性,“说服她们要为日本献身。牺牲自己来保持更大的群体的安全与尊严”,安宁饭店是她们的“安乐窝”。

“据说,因为秉承‘不问政治’的立场,对于所有客人一视同仁,使得歌舞团所在的安宁饭店很快成为安东的避风港。不仅有苏联人,还有日本退伍军官、新来的国民党军官、中共党员、昔日的汉奸……他们在此或寻欢作乐、或寻找情报。”(许知远《历史的暧昧角落》)

日本女人“为国捐躯”的故事,安东人早有所闻,日俄战争时期,“190412月,日本军人在安东地区建设新市街,1905年这条街上的饮食店,组织开设了转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的妓院‘醉雷亭’。虽然‘醉雷亭’不是军队经营的,不过这明显是对军队表示支持,也是后来‘慰安所’的雏形。”(李涛《大和魂——日本根性窥探》)

这天,一群“老毛子” 从卡巴莱舞团出来,余兴未尽,又来到市场通(五经街)的一家店铺,拿出钞票要买高粱白酒。店主姓佟名来福,接过来一瞧,是“红大鼻子票”。虽然,上面印着“苏联红军司令部”,但总觉得没有本土的“老绵羊票”心里踏实。于是,就跟旁边的中国翻译央求,换张“老绵羊”吧!

“红大鼻子票”,也叫红票,是苏联红军远东司令部在东北发行的钞票。—一个国家的军队在另一个国家的领土上,以本国军队司令部的名义发行钞票,这在世界金融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而且,从不被接受到占领市场流通量的80%。(曹阳《“红票”在安东》)

所谓“老绵羊票”,是满洲国政府发行的钱币,因为百元背面是一群绵羊,习称“绵羊票”。当时东北处于过度时期,“绵羊票”还好使。

结果,使用“红票”这群家伙耍起野蛮来了,如狼似虎的扑向业主,顿时,血溅街头,佟来福被打死了。

倭寇走了,“老毛子”来了,这不是虎去狼来吗?老百姓何时能过上一个安稳的日子呀!

街上不时的传说,国军就要来了,那是老美”(美国)的装备,老牛逼了。


城头大王旗

转眼,又是个金秋十月,西风飒飒,马路上的银杏树叶子黄的耀眼。

街上又骚动起来,三五成群的,议论纷纷:

中央军要来了,八路军吓跑了,带着兵马,拉着粮草,躲到山沟里去了。

过江了,上高丽(朝鲜)那边去了。”

三十六计走为上嘛,听说是还要回来呀!”
……
忽然,街上向起了嘹亮的歌声,一支威武的军队,步伐整齐地行进在马路上,

路两旁是手摇着彩色小旗的市民,雄壮的歌声伴随着唰唰唰的踏步声,简直是震天动地,气壮山河——

中华男儿血,应当洒在疆场上……凯旋作国土,战死为国殇,精忠长耀史册上,万丈光芒!” (摘录《52军军歌》)

唱这首军歌的是号称千里驹的第52军弟兄们。

从这天起(19461026日),安东成了国民政府统治区,也叫国统区

敌伪留下的“三十年都市建设计划”,中央接收大员津津乐道。(《新闻报》《接受前后》)

新任市长说:“我有一野心,就是想把安市治理成一个标准市,希望大家共同力努”。(《美晚》之报导苏联的安》)

后来,东北保安司令官杜聿明将军视察安东,北行管主任(简称)熊式辉将军也曾光顾边陲小城

国军接收安东后,为了防御共军的反攻,在元宝山上修建炮楼,八道沟的老百姓每家要出一个民工,往山上搬砖头。

修起来的炮楼,一枪未发,风云突变,共军兵临城下,国军便仓皇而逃了(194764日)。

在安东的丹麦人,眼看狼烟四起,忧心忡忡。内战的混乱,使回乡之途布满了艰难和险恶,也点燃了归心似箭的心情。



边培德PeterBertelsen先生,丹麦人,外科医师,安东丹国医院第五任院长,即1938——1946年末。(图片来自Danish Mission  Society )

冬季,丹国医院的第五任院长,丹麦人边培德PeterBertelsen要携家眷回国。临行前,将头把交椅让给了“主事”兼任总护士长的杜韶宣先生。由此,杜先生就成了丹国医院的第一个中国人院长。

由于,光复之初,杜先生率先挂起了国旗,仿佛平地一声雷,震动了边陲小城,也引起了高层的“青睐”。时为安东省地方“维持会会长的曹承宗(伪安东省省长),特约杜韶宣面谈。(注4

后来,又结识了国民党安东市县执行长张鸿达先生。因为,当时,丹国医院为归日难民特设了病房。对于难民的遣返工作,以国民政府身份出面的是张鸿达先生。(注5

再后来,杜先生成了国民党员、安东市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是知名的社会活动家

就这样,当史出,杜韶宣带着所有的医师和几名护士逃往沈阳了。
  


(注4)曹承宗,光绪26年(1900年)生,黑龙江省木兰县人。日本庆应大学理财科、铁道省立铁道行政专科学校毕业。历任奉海铁路运输科长、奉天交涉署科长、伪地政总局长,1942年(民国31年),任伪安东省省长。

19451210日,被中共安东省、安东市民主政府召开公审大会后,押至鸭绿江边枪决(包括伪副省长渡边蓝治)。

(注5)张鸿达(19161953),别名张泰东。安东地区国民党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曾任国民党安东市县书记长、安东市参议员。

1949年在济南被捕,羁押于安东监狱。1953年被安东市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时年37岁。(安东市法院刑事判决书 法刑字第二十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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