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纪实连载: 远东冒险之旅


远东冒险之旅

鸿   

 





丹麦传教士柏卫Conrad S. Bolwig1866-1951夫人米娜Minna Hass18671960),摄于1937年。



鸭绿江之水仿佛一条绿色的绸带,从遥远的长白山飘入东南的黄海。

黄海之滨,辽阔的平原上,有一座突兀而起的孤峰,人称大孤山。

山的南麓,青堂瓦舍,节次鳞比,这就是孤山镇。早在乾隆年间,已是辽东的水陆重镇。到了清末,又成了鸭绿江上游木材输出的商埠。南来北往,木商云集。

镇上有一条街市,虽说,不过是一条筒子街,却也客栈酒肆,商号林立。娱乐消遣的去处不仅有戏园子,也有窑子和烟馆。这大概就是码头带来的繁华吧!然而,码头的兴也好,衰也罢,岁月如水,街市依旧。

1937831,夜深人静,孤山街上的狗发疯似地叫个不停,惊醒的人从被窝里爬出来,隔着门缝窥望,只见山上灯笼火把,人影幢幢。

天一亮,一个惊人的消息像一阵风似的刮遍了孤山:

“丹麦老头失踪了!”

原来,夜里山上的灯火,那是在找人呢。后来,才知道有三、四个土匪冒充日本警察把丹麦老头“绑票”了。

孤山人议论纷纷:“你说这个‘丹麦老头’,那么大岁数了,不回家哄孙子玩,跑这个‘兔子不了拉屎的地方’整天蹬两个轱辘(脚踏车)东跑西颠的传什么‘福音’,图希什么呢?”说闲话的人,也许不知道,也许忘记了,“丹麦老头”来孤山那年还是新婚蜜月呢!

1896年,孤山的街上出现了金发碧眼,人高马大的洋人,操着南腔北调的汉语。租下了西街的几间平房,开起了一家西医诊所,免费给穷人看病。由于,洋大夫的汉语半生不熟,所以,还聘了一位中国女教师做翻译。

起初,孤山人对诊所心有疑惧:既是“洋鬼子”,恐怕是“黄鼠狼给小鸡拜年——没安好心”吧!俗话说,日久见人心,渐渐地,小诊所声誉鹊起,每天求医问诊的三、五十人,多者近百人。

诊所的主人是夫妻俩,先生瘦高个儿,虽然才三十岁,天生有点秃顶,汉语名字叫“柏卫”,丹麦名字是鲍尔维 康拉德 苏福斯Conrad S. Bolwig1866916,柏卫出生于丹麦?Ster Nykirke的教区。他的女人,就像西洋画上的美女,人们叫她“米娜”( Minna Hass18671960)。两个人来自一个远在天边的小国——丹麦。

丹麦人是个信教的民族,大多数人都信耶稣,有一种虔诚的传教热忱和救世的使命感。
圣经里面记载着耶稣复活后对门徒的召唤:

“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从耶稣撒冷,直到万邦”

福音,是指信耶稣得永生的好消息,传福音是基督徒的使命。

19世纪,被欧美史学界称为“基督教的时代”,尤其19世纪末期,“基督教世界,似乎是挡不住的潮流”。(德国神学家莫尔特曼《上帝来临》)

1891年,丹麦路德宗教会Danish Mission Society (DMS)在欧登塞(Odense),召开了一次海外传道会议。这是一座古老的城市,拥有众多的修道院和教堂,曾经是丹麦神职人员的中心。

在这次会议上,来自全丹麦的基督徒代表做出了“到中国去”的决定, 认为那是亟需福音光照的地方,也是“开垦上帝子民的一片沃土”。

恰巧,这一年,柏卫完成了哥本哈根大学的神学专业,接着,去苏格兰爱丁堡学习医学和汉语。

1893年夏天,柏卫荣获牧师职位。这是Bolwig家族的第二代牧师,他的父亲Johan Cnrat Bolwig就是丹麦教会的牧师,那是在18481893年,在老Bolwig退下的那一年,刚好小Bolwig“接班”。

820,柏卫迎娶了相恋七年之久的米娜 哈斯(Minna Hass)。她曾就读哥本哈根的Miss Zahle 师范专科学校,不但会说德语和英语,风琴、钢琴也弹得娴熟。出校门以后,在一个教区当老师,同时,她还在日德兰半岛的大农场做家教。

9月,蜜月未尽,柏卫和米娜告别了亲人,开始了“远东冒险”之旅。这是当时的流行说法,因为,中国是一个风雨飘摇,战祸连连的灾难之地。

1893117,一些年轻的传教士,在海上漂荡了40多天后,终于抵达上海。接着,有的沿长江而上,来到了汉口。其中有一对新人,就是柏卫和米娜。两年后,他俩又去了北方的营口。过了一年,柏卫和另一个丹麦牧师c..waiatloew,汉语名字叫外德劳(后去大连传教),从安东的沙河口,溯江北上,沿着鸭绿江流域考察了宽甸、桓仁、扶余等地、最后,落脚大孤山。

为什么远离港口都市,偏偏稀罕穷乡僻壤呢?这叫“拓荒”宣道,要把靠主得救的福音带给从未听过的人。

“在古老的非洲、美洲和大洋洲,许多传教士死于恶劣的食物、严酷的气候、莫名的疾病,甚至充满敌意的土著的毒箭。”(王树增《一个帝国的背影》)还有的传教士被野蛮的食人部落吃掉”。(注1

第二年,柏卫来了一名“帮手”,这位丹麦小姐Marie Ellen Nielsen,她的汉语名字叫聂乐信。(注2

不久,柏卫在西街又建立了基督教培英小学(注3),穷人家的孩子可以免费上学。柏卫自任校长,夫人米娜教授英语和音乐,聘请了一位赵姓的中老师做主管,这是一所男生学校。还有一所女校建在孤山东关(东街),后来,又搞起了贫民救济所,孤儿寡母、乞丐、流浪者有了自己的家园。

大孤山的风景不再仅仅是唐朝的庙宇,远远的就可以望见,高耸云霄的十字架,那是在孤山的北坡,一座北欧风格的教堂和钟楼。尖式屋顶,圆拱形窗子,红色糅合橘黄色彩的墙体,在夕晖的抚摩下,给人一种醇和与安静的感觉。

时光无情,40年后的柏卫已经71岁了,难怪人们叫他“丹麦老头”了。这样一把年纪的人掉到土匪手里,不死也要扒层皮呀!土匪是杀人不眨眼的,勒索不到钱财就要“撕票”啊!



自从踏上这片黄土地,几乎就没有安稳的日子。

1900年,一个风高月黑之夜,火光冲天,杀声四起,一群手执大刀长矛的人,嚎叫着“烧教堂,杀洋人”的口号,在孤山街上疯癫起来,这是 京城“拳匪之乱”(义和团)祸水的漫延。

恐怖笼罩着孤山,岫岩、凤凰城也出现了“拳匪”,丹麦人纷纷撤离了,柏卫让米娜带着两个儿子逃往亚瑟港(大连),他却一个人留守孤山。

清兵的一个林统领(林长清)多次敦促他,赶紧离开这个险恶之地。714,林统领命令两个士兵护送柏卫下了山。这位林统领和柏卫有点交情,因为柏卫曾救了他手下的一个伤兵。

 “刀枪不入”的拳匪,弹指间灰飞烟灭了。但中国的土匪就像割韭菜似的,一茬又一茬,总也割不完。

孤山小镇由于有些商户人家,他们的家产就成了土匪的主要猎物,记不清土匪骚扰多少次了。

1903年,孤山遭受过400名匪徒的洗劫。

不久,日俄开战,沙俄的200个哥萨克骑兵占领了孤山。

春来河开时,倭寇又从水路登岸,赶走了俄军。

1932年又有300名土匪袭击孤山,控制了小镇达一周之久,到处绑架,有些人被残害致死。最终,日本人来清剿,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很多土匪被击毙,剩下的落荒而逃。

19334月,丹麦人尼尔森Nierseen在行医的路上,被两名土匪劫持走山,扣押了半年多,直至赎金到手才将人放回孤山。

史料记载,孤山一带土匪计有千人,多达20几股。(《为了共和国的诞生》中共东港市委党史办编)

孤山的匪患,只不过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土匪“绑票”成了家常便饭,而“洋人”在土匪眼中是最肥的猎物,可以开天价敲诈。所以,绑“洋票”成了“热门”。而且,“红军”也乐此不疲。1932年,红军某部“有一次抓了两个比利时传教士当人质,让国民党当局用钱和药品来交换”。(见于中国阳新县政府网:彭方复少将)。 

既然是“绑票”,就少不了“撕票”:1934126,方志敏部绑架了美国传教士师达能夫妇,索要巨额赎金二万元,被夫妇二人拒绝。8日早晨,师达能夫妇被砍头,撇下了才出生两周的女儿海伦。(维基百科 方志敏)

中国,被西方人称为“土匪世界”。



“丹麦老头”被带进了一个山洞里,摘掉了眼上蒙的“进山罩”,朦朦胧胧地觉得,这是一个阴暗的山洞子。还没等他缓过神来,耳边响起一声叫喊:“给‘大当家’( 匪首的称呼)跪下!”

柏卫朝叫喊的地方瞥了一眼,慢慢说道:“你们不懂,基督徒只给上帝下跪,除了上帝以外,不跪拜任何人,就是皇帝老子来了也不跪。”

语音刚落,一把寒光闪闪的大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你知道义和团的厉害吗?我爷爷就是大刀队的,那可是菩提金身,刀枪不入啊!”

柏卫还是那样从容,他说:“我还要告诉你们,主耶稣说过,动刀者必死于刀下。”一个匪首过来把“亮刀”的骂了,推向一边。接着,搬来一把凳子,端来一碗水,让柏卫慢慢地坐下来。停顿了片刻,柏卫给他们讲起了一段故事——

19006月,义和拳和清军攻打东交民巷,把守这里的洋兵只有400个,可是,整整65天攻打不下。更奇怪的是西什库教堂,除了教士、避难的教徒,仅仅有40个士兵,41条枪,别说枪炮攻打,就是人踩也踩平啦!就是这样一个微弱之地,清军和义和拳却久攻不下,多的时候连清军带义和拳10余万人围攻。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是上帝的看护吗?义和拳杀了多少人,包括自己的同胞,血流成河啊!可是,到头来怎么样呢?一个个的死于刀下。

土匪端量着眼前须眉洁白,宁静安详的洋老头,一个个面面相觑。

柏卫感觉山洞里有一股焚香的气味,这是他很熟悉的味道。因为,刚到孤山时,他就在寺庙周围布道。施洗的第一个孤山人,就是提篮卖香的小贩,他的女儿叫姜宝珍。(注4
虽然,昏暗中,他没有看清摆着什么佛龛,但对这种“敬拜”并不陌生。他说:“你们为什么要摆供呢?因为你们杀了人,做了恶,心里害怕,用你们的话来说,害怕冤魂来抓你们。但是,泥塑木雕的东西,怎么能让人得救呢?记着主耶稣的话吧!‘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人不悔改,上帝不赦罪,就不能得救,就永远脱离不了罪恶的死亡。”
……
19371016,在一个野外的窝棚里,官兵找到了被土匪丢弃的柏卫,经历了46个日夜的煎熬,老人几近奄奄一息。官兵就近把他送到岫岩西山医院抢救,这是一家丹麦人建立的基督教医院.

经过一些日子的治疗,在一个晴朗的礼拜日,他夫人米娜在官兵的护送下,坐着一辆军车,回到了久别的孤山。

孤山的街上聚集了很多人,有的手中拿着采来的鲜花。

柏卫由米娜搀扶着走下车,望着眼前的乡亲们,激动的热泪盈眶。

刚到孤山的时候,这地方没有十字架。如今,孤山教会在庄河、安东两地分布了九个支会点,这些聚会点的 13名传道人,大都是中国人。信徒从一个卖香小贩发展到1311人。

耶稣在传道时,曾对他的门徒说:天国好象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

天国的拓展是奇妙的,从卑微渺小到令人惊奇。两千年前,当耶稣出来传道时,谁曾料到,一个木匠的儿子和几个没有什么文化的门徒,竟然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呢?

人们簇拥着柏卫夫妇一起步入教堂,柏卫走上圣坛,带领大家一起祈祷。柏卫的平安,是上帝的荣耀:虽曾在土匪的巢穴,但更在上帝的手中。

夕阳西下,孤山笼罩在一片雾霭之中。低沉而洪亮的钟声,一声未歇,一声又起,在空中震荡、回旋……

 



1902年, 柏卫、米娜和两个儿子的合影,左为克努德(Knud1899年生),右为阿格(Aage 1896年生)。

柏卫和米娜夫妇有四个儿子,都生在大孤山。孩子是父母的快乐天空,但天空也会出现乌云和阴霾。

1897年的春天,第一个儿子夭折了。在孤山脚下,夫妇俩埋葬了幼小的生命,两年间的亲昵和快乐,瞬间消失了,融入了异乡的土地。

在“拳匪之乱”的岁月,夫妇俩带着二儿子阿格(Aage)和三儿子克努德(Knud),从烟台港坐船,在海上漂荡了70多天后,回到丹麦。1903年,他们把7岁的阿格和4岁的克努德安顿在奥登塞小镇的一个朋友家里,奥登塞是童话之父安徒生的故乡。

1905年夏,孤山又有一个“洋娃娃”降临了——赫尔林 鲍尔维(Hrlig Bolwig),他是柏卫夫妇的第四个儿子,也是最小的了。赫尔林从小就和孤山的孩子在一起玩,汉语自然会了,只是带着一股“海蛎子(牡蛎)”味儿(当地人形容海边人说话土气)。

1910年,赫尔林随父母乘火车回丹麦度假,这时的阿格已经14岁了,克努德也11岁了。赫尔林第一次见到两个哥哥,欢喜的雀跃起来。可是,他说的是带有“海蛎子味儿”的“外语”,听不懂哥哥的“国语”。不到一年光景,他和哥哥在一起“玩”会了。也许,赫尔林童年最快乐的时光,就是第一次回丹麦了。在度假的日子里,一家人参加了阿格的坚信礼(注4)。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赫尔林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哥哥,跟着父母又踏上了漫长的旅途。

回孤山后,柏卫夫妇继续在培英小学执教(升为中学)。后来(1921),随着学校的合并,他俩又在安东劈柴沟三育中学教课,米娜依然教英语和音乐,柏卫除了宗教知识,还兼课数学、自然科学和历史。

在这期间,小儿子赫尔林跟着父亲学习数学和物理,母亲教他英语、德语以及音乐,艾伦 尼尔斯(Ellen Nielsen ,聂乐信)负责教授动物学和植物学。在后来的日子里,赫尔林跟着父亲又学习了希伯来语和希腊语,这是研读圣经的功课,因为,最早圣经是用这两种语言写成的。

1919年,一战的硝烟已散,但西伯利亚铁路仍然瘫痪,回丹麦不能坐火车了,只能乘船穿越太平样、美国和大西洋。赫尔林再次随父母回国,又有了和哥哥欢聚的日子,柏卫夫妇也有八年没回来了。这时,阿格在哥本哈根大学技术学院学习,克努德是一个书商的助理。

假期未尽,柏卫却告辞了。因为,在孤山替他代课的老师回哈尔滨了,他不能让孩子们缺课,于是,一个人走了。随后,米娜也踏上了“孤独之旅”。

这回,小儿子留了下来。1921年春天,赫尔林开始了高中生活,他立志要做一个牧师,像祖父和父亲那样。

 从这以后,兄弟三人团聚了,不再跟着父母颠沛流离了,唯有一个未曾谋面的哥哥长眠在异国他乡。



赫尔林和他的中国朋友 摄于192425,孤山



19291月,西伯利亚之夜。

一列火车在冰雪覆盖的原野上缓缓行驶,所有的景色被黑夜掩盖了,只有呼啸的北风席卷着茫茫大地。

这是西伯利亚最冷的季节,车厢里的暖气似乎被风刮跑了,严寒中有一股凄凉、孤寂的气氛,令人想起这里是“流放之地”。

车窗下畏缩着一个裹着头巾的女人,一双眼睛充满了忧伤,郁积的心事梦幻般的浮现起来……

这次回丹麦之前,小儿赫尔林来信说,丹麦经济衰退,做书商助理的克努德失业了,生活陷于困境。听到这个消息,米娜忧心如焚。另外,阿格和妻子准备移民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两个孩子结婚时,也没能回去,至今还没见儿媳一面,想起这些,做母亲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愧疚。本想利用这次休假,抚慰一下孩子,哪知柏卫过于繁忙,难以脱身,让她一个人回去了。寂寞而漫长的旅行,米娜已经有些习惯了。十年前,夫妇俩一起回丹麦休假,和孩子快十年没见了。可是,假日未尽,柏卫一个人走了,他要回去给孩子们上课。

最让她牵肠挂肚的是,在她准备返程的前一天,克努德在柏林一家医院做了胃部手术,而且,一个月后还要二次手术。米娜连夜赶到柏林,含着眼泪和儿子依依惜别。

她想着想着,有些黯然神伤,蓦然,一曲音乐从心间流淌出来,那是在海勒鲁普(Hllerup)公寓的一个夜晚,她弹着钢琴,儿子克努德吹着长笛……

在火车的轰鸣声中,天空飘起了雪花。米娜又想起了十年前,赫尔林才五岁,跟着爸爸妈妈第一次坐火车穿越西伯利亚,他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唧唧喳喳地叫个不停。

火车在辽阔大地飞驰,车窗外的风光就像看不完的画卷徐徐展开,一望无际的大草原,野马在奔腾,一片片的白桦树,小木屋好像童话里的一样,温柔碧绿的湖水令人赏心悦目……

当火车在一个站台停下来时,一片薄薄的树叶贴在玻璃上,赫尔林忽然惊叫起来:“蝴蝶!蝴蝶!”果然。是一只蝴蝶,浑身泛着淡蓝色,翅边是雪一样的白色,不停地颤动着,也许它飞的太疲劳了,要停下来歇一歇。

儿子问:“妈妈,西伯利亚这样冷,它怎么过冬啊?”

妈妈说:“冰雪会把它包裹起来的。”

“那样不就冻死了吗?”

“不会的,孩子,冰雪消融的时候,它还会飞起来的。”

“啊!妈妈,那不是复活吗?”

“是的,复活,这就是西伯利亚蝴蝶啊!”

130,米娜从西伯利亚回到了孤山,这时,才知道在她走后的第四天,儿子克努德匆匆而去了(1899——1929)。
 



赫尔林在丹麦高中毕业后,来孤山探望父母,摄于192425
   

194049凌晨,丹麦人还在睡梦中,就被德国占领了。山河破碎,漂泊在外的游子归心似箭,很多丹麦人纷纷踏上归乡之路。

194110月,赫尔林(Hrlig Bolwig)来信问父母何时归乡,并且说,上帝又为你们送来了一个孙子Mogens Conrad。夫妇俩喜悦之下,心中隐隐有一种惆怅,这是第三个孙子了,前两个孙子长的什么模样,也只有神知道了。柏卫的内心似乎还多一层沉重之感,

1933年夏天,对小儿子而言非同寻常,既是任命牧师,也是结婚的一年。正赶上柏卫夫妇休假,难得遇上这样的幸福时刻。但是,就在赫尔林即将携着安娜(Anna lngeborg veien)步入结婚礼堂之际,柏卫一个人回孤山去了。为何如此来去匆匆,“像雾像雨又像风”呢?事情是这样的——

30年代出现了全球性的经济萧条,失业浪潮像野马似的一路狂奔。经济的衰退,使海外传教事业丧失了“支柱”,特别是中国这样积弱积贫,又陷入战争深渊的国家,没有海外信徒的捐助,教会是难以为继的。这次回丹麦,说是“度假”,实为“募捐”。柏卫四处奔走,到处演讲,组织了全丹麦福音派信徒多次会议,报告丹麦传教士在中国的满洲,在安东,在孤山等地的工作情况,同时,陈情“等米下锅”的窘迫,呼吁和发动募捐。拿到“米”了,自然要赶紧回去,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赫尔林来信的两个月后,爆发了太平洋战争,关东军下令将国籍与日本交战国的欧美传教士集中软禁(沈阳),并加以驱逐。“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丹麦虽是中立国,但在满洲的丹麦传教士也受到了打压。日本人告诫柏卫,战期不许走访所有山村的传教站,也不许在教堂和学校进行传教。

1945815,二战结束了,日军撤离了孤山。随之,一支人马从胶东渡海登陆庄河县,接管了孤山。原来,这支人马叫“东满人民自卫军”,也就是“八路”。大约在1112,有30名士兵驻扎教会小学,接着,整个孤山的学校被军方接管了。

俄国有句俏皮话,“永久和平只维持到第二年”,中国不幸被其所言中。1946年,内战爆发,中共拉开了“接管”大陆的序幕。“满脸是泪,浑身是血,遍体鳞伤”的中国人啊!又要淹没在血泊之中了。

这年的5月,柏卫夫妇开始了回乡之旅。

从孤山上路,坐马车跑了一天,到了安东火车站,一栋二层的木头房子,是日本人留下来的,安东人叫“票房子”。

从新义州涌来的日本侨民拥挤在站舍里,一个个肩背手提,灰头土脸,女人的喊叫,孩子的哭声,昏厥在地上的老人,混乱、焦灼、惊慌、骚动的气氛弥漫着整个站舍。墙上贴着一条粉色的纸,上书:“红军领袖斯达林大元帅万岁!”

火车站前是一条笔直的大道,许多日本人在“叫卖”,这些战败国的“弃民”,巴望着快一点卖出去,然后,早一点背起行囊,伴着西沉的落日,踏上回乡之途。

在安东等了3个月,才挤上一辆汽车,跑了一段路就“抛锚”了。人不得不下来步行,81岁的人米娜就成了丈夫的“拐杖”,几年前(19406月),柏卫骑着脚踏车下乡摔伤了褪。在此之前,他的腿脚还是很利索的,有一次,骑脚踏车从孤山到安东(66岁),蹬了一天,去参加于承恩Vyff( Lohannes Vyff 18701932,注6)的葬礼。由于战争的破坏,公路上坑坑洼洼,只好逮着什么车,就搭什么车了。一路上餐风露宿,好容易到了奉天(沈阳)机场,又等了两个礼拜才搭上飞机。3个多月过去了,还没有走出东北。

916,在北平度过了柏卫的80岁的生日。然后,乘机来到了上海。这是53年前“远东之旅”的第一站。就像一出戏,序幕从这里拉开,落幕又回到了旧地。

从上海起飞,继而加尔各答,值得庆幸的是,这里有专机在迎候这些海外赤子,丹麦和挪威的传教团体租下了“安斯家”号飞机,同机的传教士有15名丹麦人和21名挪威人。

飞机在蓝天上飞翔,柏卫从舷窗凝视着苍茫大地,心潮如狂风扫过海面,激荡不已:这是一个烽火不息的国家,连绵不断的血腥和混乱,漫无边际的贫穷和愚昧,鸽子啊!你何时才能为这个不幸的民族衔来一枚橄榄绿叶呢?……

1946105,哥本哈根机场:胡须花白的柏卫,饱经风霜的脸含着微笑,妻子米娜依偎在儿子赫尔林的身旁。如今,赫尔林已经41岁了,Bolwig家族的第三代牧师,有着和父亲一样魁梧的身躯,久别重逢的喜悦洋溢在脸上。5岁的小孙子摩根(Mogens Erling),两只眼睛露出惊奇的目光,看来,这是柏卫夫妇的最小的孙子了。

在他们的身后有一架白色飞机停降在那里。

这是柏卫和米娜结束了艰难之旅,到达哥本哈根机场的历史留影。
 



1946105,柏卫和米娜乘坐斯堪地那维亚传教团的飞机“安斯家”抵达哥本哈根机场。前去迎接的有儿子赫尔林(右)和5岁的孙子摩根以及日德兰教区牧师。

注:本文图片均为柏卫Conrad S. Bolwig的孙子Niels Geert Bolwig先生提供


注解
(注1)据《信息时报》2009129报道,在太平洋一个名叫埃罗芒阿的小岛上,居民们逐一向来自英国汉普郡的65岁男子查尔斯?米尔纳?威廉姆斯等18人道歉,因为他们的祖先在170年前吃掉了查尔斯的曾祖父约翰?威廉姆斯牧师。
(注2)丹麦女教士艾伦 尼尔森,克斯蒂娜 玛丽亚(Marie Ellen Nielsen 18711960)1898年来孤山,在东关建立了崇正女校及崇正贫民救济所。
(注3)基督教培英小学成立于1906年,1912年升格为中学,1921年并入安东县(今丹东)劈柴沟三育中学,这是丹麦人建立的一所园艺学校。
(注4)姜宝珍(1897——-1965)。是入读孤山崇正女校最早的三个女生之一,高中毕业后,丹麦人送她留学丹麦、英国,海归后,任崇正女校小学部校长。1940年(43岁)离开孤山,嫁与哈尔滨商界巨子基督徒武百祥(1879年—1966年)。
(注5)坚信礼(Confirmation)是基督教仪式,孩子在13周岁之时要施坚信礼,只有如此,方能成为教会正式教徒。
(注6)于承恩(Johannes Vyff1870--1932)丹麦牧师,1901年来中国。1906年起,先后在安东建立教堂、医院、三育小学以及劈柴沟三育园艺中学(辽东学院农学院前身) 院农学

附记:本篇的写作要感谢丹麦友人提供的史料,一是故事的主人公柏卫(Conrad S. Bolwig)的孙子Niels Geert Bolwig的著述《1896年至1946Conrad Sofus Bolwig Minna Bolwig 在大孤山的工作和生活》;二是丹麦作家吴坤美女士Estrid Nielsen1934年出生于安东县劈柴沟)提供的《丹麦传教会在东北传教历史简介》等史料。近年来,作者在研究丹麦传教士在安东(丹东)的一段历史中,与当年传教士的后裔聂晓罗Sune Nielsen 先生(1970年生,哥本哈根大学毕业,曾留学中国,作家吴坤美女士之子)结为良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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