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的基督徒民主革命家

李亚丁

编者按:清末革命志士中多有基督徒,这是广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值得重视的是,他们的革命活动没有外国教会的介入,也没有教派斗争的色彩或传教的目的。清末基督徒民主革命家们对政教分离原则的坚持,以当代的眼光来衡实属可贵。


兴中会重要领袖——陈少白‏

陈少白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兴中会”重要领袖。中国民主革命派第一份报纸《中国日报》创办人、社长和总编辑;同盟会香港分会会长;广东军政府外交司司长。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时,担任总统府顾问。

陈少白,原名闻诏,号夔石,于1869年出生于广东江门市郊外海镇南华里的一个书香之家。后因参加革命为避清廷耳目,遂改名为白,字少白。其父陈子桥是位思想开明人士,尤好西学,与基督教会人士,如区凤墀牧师(孙中山的良师益友)等人来往甚密。至晚年时方受洗成为基督徒。陈少白六岁入私塾读书,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少年时已“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所不通”。1884年,在华传教的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哈巴安德(Rev. Dr. Andrew P. Happer)和香便文两位牧师(Rev. Benjamin C. Henry)欲在中国筹建一所基督教高等学校,在讨论校址选在何处时,他们最后议决:哪里能够得到当地多数士绅赞成,就在哪里设立学校。当时广州长老会教会余锡九牧师和陈子桥等人闻知,就鼓励当地士绅支持,敦请设校于广州。终于在1888年由哈巴安德牧师在广州赁屋,开办了格致书院(岭南大学前身)。陈子桥在格致书院成立后立刻督促正在学科举文的陈少白弃旧学入读格致书院,陈少白遂成为报读该校的第一个学生。

陈少白在基督教信仰方面,对西学的嚮往,及其革命思想之形成,多受其父陈子桥和叔父陈梦南的影响。父子叔侄三人原为旧学学子,却对基督教和西学情有独锺,实属罕见。陈子桥因此而被乡人引以为怪,尚未信教之前就被讥为“进教佬子桥”。

叔父陈梦南对陈少白的影响尤深。陈梦南是中国早期传道人,中国教会早期自立运动的先驱之一。陈梦南原是一传统儒生,年轻时有志于科举仕途,30岁那年赴广州会考时,偶然进入惠爱八约浸信会教会听道及读圣经,心灵顿觉豁然,遂决志受洗成为基督徒。但他不愿意从西人牧师接受洗礼:“堂堂中国儒生,怎好在外国人手里受浸?”稍后闻知肇庆有一中国传道人冼槐堂,于是特地赶往肇庆请冼槐堂为他施浸。正是这种民族意识促使他后来发起了浸信会教会自立运动。他和区凤墀亦是好友。

陈梦南每次由广州返乡,都会带些西书给侄儿陈少白阅读,并向家人传讲福音。他的基督教信仰,民族意识,以及西学书籍对陈少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陈少白日后常对人说:“革命思想多得自季父。……叔父之恩实不可忘”。陈梦南于1883年去世。民国后,陈少白在家乡开办“念梦学舍”来纪念他。

陈少白在格致书院接受基督教和西学教育,进而认识到二者之可贵,入学次年便“承梦南公之遗训”,受洗加入教会。不久,在广州伦敦会做传道人的区凤墀见陈少白与众不同,交往中又得知他抱有救国之志,就很赏识他。一次陈少白要去香港,区凤墀为他写了一封信,推荐他去见孙中山。陈少白持信到香港后,直奔道济会堂王煜初牧师那里,由王带他到医院去见孙中山。据陈少白忆述:“两个人坐下,谈谈时局,觉得很入港,谈到革命的事,也很投机”,二人颇有相见恨晚之感。自此,孙中山又得一基督徒革命同志。日后,他和郑士良一文一武,成了孙中山的左右手,兴中会的重要领袖。

不久,陈少白到香港去读书,为了可以常有机会谈论革命,孙中山介绍他入读香港西医书院。陈少白Text Box: 于1890年1月入学,比孙中山低两级,寄宿于隔邻道济会堂。二人经常去找该堂牧师王煜初,在教会中“互相研讨耶稣与革命之理想”。他们的结论是:耶稣捨己救人,革命舍己救国,“其牺牲小我,谋求大众福利之精神,原属一致”。这种以耶稣捨己救人精神来看革命救国的“拯救”意识,原已植根于于孙、陈的脑海中,至此得到进一步强化。
1891年3月,孙中山在香港和青年基督徒一起创办了“培道会”,这是一个青年基督徒互相勉励,以求在信仰和行为上保持纯正的团契,陈少白亦成为该会会员。他们在热衷于救国革命的同时,也注重自己的基督徒生活。在这一时期内,他们不但招聚了基督徒革命志士,同时也吸引一些非基督徒志士加入他们的团体,如时任香港华民政务司署书记的尤列,杨耀记商店的杨鹤龄。他们在革命救国的理念上非常投契,常在一起谈论革命,立誓要“驱除满人,实行大同、四人一心、复国是从、至死不渝、务求成功”。孙中山说他们四人“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因此被人称为“四大寇”。但与孙中山关係最为密切的还是基督徒,主要有陆皓东、陈少白和郑士良等人,逐渐形成基督徒革命同志群体。

陈少白虽在西医书院学医,但因其性情不适于医学事业,又热衷于和孙中山搞革命,故当孙中山毕业离校时,他也就自行辍学,“随中山奔走”。他常和孙中山来往于香港、澳门、广州之间,并帮助孙经营药局的业务。

1894年,孙中山在其故乡翠亨村撰写出八千馀字的“上李鸿章书”,由陈少白修改后定稿。书中提议当政者彷效西方,改革中国教育,採用先进科技以发展工农商业等主张。

1895年,孙中山决定以香港作为集结人员和策动起义的基地,并在这里成立了“兴中会”,召集旧日同志,作为起义的主要力量。当时陈少白已回广东,孙中山到广州与他会面后,一同回港,租用香港中环士丹唐街13号为革命基地,筹组革命组织。陈少白奔走各处,一面寻找旧日同志,一面物色新的同志,准备于是年的“九九重阳节”举行起义。当时的领导人包括孙中山、杨衢云、郑士良、陆皓东、陈少白、邓荫南、黄咏商和谢缵泰等,全是基督徒。

广州起义不幸因洩密而失败,陈少白等革命志士均遭通缉,遂与孙中山和郑士良一道逃亡日本。虽然起义失败了,但他们的革命意志并未稍减,不久他们又重组革命力量,筹备再次起义。重整后的力量大致分为两路:一路以孙中山、陈少白和郑士良为首;另一路以邓荫南和宋居仁为首。两路都在孙中山兴中会的指挥下活动,并于1900年发动了惠州之役和谋炸广州督抚之役。

陈少白在日本横滨、东京等地联络华侨,招揽同志,并在日本人中间宣传革命,很快在横滨成立了“兴中会”组织。1897年8月16日,孙中山先生伦敦脱险后,经加拿大抵达日本。陈少白征得孙先生同意,自神户乘船赴台湾,成立了兴中会台湾分会。

1899年,陈少白返回香港联络会党,改革了具有革命性质的“中和堂”,使其成为联络革命同志之地,为孙中山预备、输送有生力量;并加入了“三合会”组织,成为其军师,有策划指挥之权。“哥老会”也推举他作为“群龙之首”。这些都是基督徒与地方会党合作的组织,他们在“推翻满人政权,重建汉人统治”的共同目标下进行合作。各派系在香港开会议决兴中会、三合会和哥老会三会联合成立一个新的组织“兴汉会”,选举孙中山为总会长。由于当时孙中山远在日本,故由陈少白和日本革命同志宫崎寅藏把总会长的印章带往日本给孙中山。

1900年10月,孙中山委派陈少白到香港创办了中国民主革命派的第一份报纸《中国日报》,宣传革命,陈亲自担任社长和总编辑。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陈少白出任香港分会会长。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广东宣佈独立,陈少白受任为军政府外交司司长。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外交权归中央。陈少白随即辞去外交司长职务,致力于发展交通事业,成立了粤航公司,任职总经理,并收回了外商租赁的部分广州码头。1921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陈少白被聘为总统府顾问和大本营参议,参与国是。次年1月担任国立中华国民银行监督。陈炯明叛变后辞职回归故里,致力于家乡建设。他带头捐资建设校舍,修筑公路,为家乡教育和经济的发展居功至伟。

1934年,陈少白因病住院治疗,不久病情加重,转入北京一家德国医院救治。同年12月23日,因医治无效而逝世,终年65岁。他的灵柩由当时的国民政府派代表亲自护送到广东外海,葬于故乡茶庵寺山腰。陈少白的遗着有《兴中会革命史要》和《兴中会革命史要别录》等重要文献。

“为共和殉难之第二健将”——史坚如

史坚如是孙中山之追随者,在谋炸广州督抚德寿之役中被捕牺牲,被孙中山称为“为共和殉难之第二健将”。

史坚如,原名文纬,字经如。其先祖居住于江浙地区,后迁居广东番禹,是明末抗满殉国民族英雄史可法的后裔。自其远祖及至父亲都是功名中人,祖父是道光年间的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但不久辞官回归故里,此后数代先人皆不慕仕途。

史坚如于1879年(光绪五年)出生于广东番禹,兄弟姊妹共七人,在儿子中他排行最小。6岁时,父亲病逝。其母“端严静默,贤而知书”,经常勉励其子女好好读书。史坚如自幼体弱多病,不苟言笑,稍长入私塾读书。他虽然出生于书香世家,但对中国典籍并无好感,对八股文更为厌恶。但他对兵法、地舆、和历史之类的书却情有独锺。他从史书中领略朝代兴替、政治得失与治乱之理,书中所记权奸、侠义、贤良和奸邪等,对其影响甚大,使他自幼崇拜英雄豪杰,忧国忧民,嫉恶如仇。这些塑造了他不惜捨身取义的性格。从少年时期始,他就和二哥史古愚、妹妹史憬然一起,像他们的远祖史可法一样,投身于反满抗清运动。

发生于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遭到惨败,国耻激起了史坚如反抗满清政府的决心。当时,年仅16岁的他,就指斥清廷:“今日中国,正如千年破屋,败坏不可收拾,非尽毁而更新之不为功”。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戊戌变法,维新运动失败后,史坚如对满清统治者更为痛恨。他当时选择的是去推翻,而不是改良现存的满清皇朝;不是要拥有一个贤明的君主,而是要建立一个新的民主之政府,以代替专制的君主政治。他坚称:“民主为天下公理,君主专制必不能治,即治亦不足训也”。可见,他当时对民主的认识与嚮往,已突破他从中国传统史籍中得来的“政治得失治乱系于君臣的贤劣”之观念局限,比今天某些仍然旨在“保共改良”、三十年来一心指望“共产党里出贤人”的所谓民运人士们要强得太多。这种突破来自其阅读基督教机构如广学会出版的书报,来自基督教学校的教育,以及他对基督教信仰的体会。这成为其革命思想的另一来源。

Text Box: 史坚如对西学和基督教信仰的接触,始于广州的大光观书楼。该书楼为基督徒革命志士左斗山于1898年所开设,其中陈列圣经、基督教信仰及各种新学的书刊,供人阅览。左斗山的目的是在读书人中间传播福音,推广西学,并藉此招揽革命志士。大光观书楼开设后,广受教会内外知识份子的欢迎,每日座无虚席,史古愚和史坚如兄弟便是其中的常客。二人在此开始结识兴中会人士,吸取西方知识和民主理想,从而视野得以开阔,观念有所突破。对基督教信仰也日生好感,与基督徒交往日深。

1898年,史坚如进入教会学校格致书院读书,正式接受西式教育。格致书院为美国北长老会宣教士哈巴安德(Rev. Dr. Andrew P. Happer)和香便文(Rev. Benjamin C. Henry)两位牧师所创办,于1893年以中国基督教大学的名义在纽约注册,毕业生可以领取学位。1894年,香便文出任格致书院的监督,他曾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帮助革命志士脱险。1897年美国董事会特派尹士嘉(O. F. Wisner)来华担任该院的监督,校务得以进一步发展。该书院中文科教习崔通约(崔成达)原是康有为的弟子,在戊戌变法中因亲见基督徒热心营救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而深受感动,遂于1899年归信基督教,自此由改良主义转向革命,主张以革命和基督教救国。格致书院吸引了不少中国基督徒革命者,孙中山的得力助手陈少白就是其中的一个。

史坚如进入格致书院读书期间,校园内弥漫着一种以基督教救国的气息。他在这里进一步接触西方的科学文明,深入瞭解西方的民主制度,并认识到民主制度的根本性质和精神乃源自于基督教。在崔通约等中西基督徒老师的薰陶下,他更明白了基督徒的救国责任。由此他逐渐成为一个带有救国使命的基督徒,虽然他当时尚未受洗。此点从他在香港与日本志士宫崎寅藏的谈话中可见一斑:“我是耶稣教信徒,一向相信唯一主宰的上帝,知道四海之民都是上帝的好儿女,所以对弱肉强食的现状极表厌恶,想要阐明自由平等的大义”。基督教“唯一主宰是上帝”的观念和人道主义观念告诉他,革命行动本身是神圣的,是体现上帝心意的行动,是天经地义的世界潮流,绝不是所谓的草寇叛乱造反。他的这些观念形成于大光观书楼,在格致书院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当他更多结交基督徒革命志士后,深感“吾道不孤,吾志可行”,同时他坚称自己是一位基督徒。从其成长历程及言论来看,基督教信仰和基督教教育确实是形成其革命思想的重要因素。

当革命党人在香港、广州策划第二次起义之时,史坚如决定将革命理想付诸于行动。为实现其理想,他曾有过投身广东绿林会党之念,但因为觉得“此辈不足谋”而打消念头,因他深知革命不是草莽英雄式的造反。后来他通过日本志士在广州所设的东亚同文会,与革命党人取得联繫。此时史坚如对孙中山已经十分景仰,希望能有机会跟随他。因当时孙中山正在日本,所以他请求东亚同文会会长高桥谦介绍他前往谒见孙中山。高桥谦先写信介绍他去香港见陈少白,加入兴中会,然后才去日本面见孙中山。二人一见如故,甚相契合。随后史坚如接受孙中山委派,正式投身革命工作。

兴中会经过多年努力,重新集结革命力量,准备发动第二次武装起义。1900年,兴中会计画分兵两路起事,一路由郑士良在惠州三洲田发动起义;一路由邓荫南领导,在广州谋炸巡抚兼署理总督德寿,牵制广州清军兵力,以作策应,史称“谋炸德寿之役”。参加此役者除邓荫南和史坚如外,还有李植生、苏焯南、练达成、宋少东和宋居仁等基督徒革命志士。这是兴中会第一次进行暗杀行动,虽然基督徒必须要面对“十诫”中“不可杀人”之信仰,但他们相信自己所从事的革命事业是正义的,是要在中华民族中实现神的心意,而暗杀是实现这一理想的不得已的手段,况且他们暗杀的对象是虐杀上帝儿女的凶手,死有馀辜。

史坚如、苏焯南、宋少东夫妇、史古愚等多人担负起谋炸督抚和督抚衙门的重任。他们挖地道,埋炸药,苦干多日,终于在1900年10月27日点燃导火线,然后逃离广州,搭船去香港。因炸药未炸,史坚如坚持让其他人先走,自己则折回广州,潜返抚署,重新点燃药引,然后躲入宝华大街长老会教会等待。未几,听闻轰然巨响。后据消息称,此爆只炸毁抚署部分围牆,督抚德寿也只是从床上被震落在地,有惊无险。史坚如在长老会培英书院躲藏两日后,心有不甘,外出四处打探,伺机行动。29日,当他欲搭船去香港时不幸被捕。

史坚如被捕后,被解往南海县署,南海知县因史坚如有教会背景,恐怕牵涉洋人教桉,故拒不受理。史坚如遂被转解至番禺县署审理。在番禺县衙审讯中,史坚如遭受残酷刑讯,但他“惟怒目不答,傲睨自若”。史坚如被捕的消息很快便传到格致书院院长尹士嘉、老师崔通约和锺荣光耳中。因事态严重,尹士嘉急赴广州,前往官署要求保释史坚如,但那时史已承认自己的身份及所为。尹士嘉无奈之下,联同博济医院的嘉约翰医生(Dr. John G. Kerr),到沙面美国领事馆请求领事出面营救。新任领事默为德(Robert Malachi McWade)虽前往官署营救,结果也告失败。

史坚如最终被判斩首极刑,于1900年11月7日英勇就义于珠江天字码头,年仅21岁。同志们闻讯皆痛哭不已,深感痛惜。孙中山后来称其“死节之烈,浩气英风,实足为后死者之模范”,“为共和国殉难之第二健将”(第一健将为陆皓东)。史坚如生前曾对宫崎寅藏说,要改变中国现状,就“只有用鲜血来洗涤人心”这个办法,最后他不惜牺牲自己性命来改变人心。他和当时许多基督徒革命者那种为救国而自我牺牲的做法,实乃效法耶稣基督为救世人而殉难的十字架精神。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先生亲自募款为史坚如修墓立碑,并追封他为上将军。其墓祠于1913年落成于先烈路青菜岗;1978年因建设需要,迁至先烈路黄花岗内。墓园的大门上有胡汉民题字的“史坚如先生祠”石额,墓园内还有原墓遗留下来的一座史坚如烈士立像,由白云石凋成。基座的正面刻有烈士的生平简介,末署“中华民国二年七月孙文等公建”字样。

武昌起义先驱——刘静庵

刘静庵是“日知会”创始人之一并担任总干事。毕生追求真理,追求民主,从事民主革命,最后为推翻君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而捐躯。

刘静庵(1875—1911),明敬安,又名大雄,字贞一,号静庵,湖北潜江人。其父名淇,是科举贡生,静庵幼承父教,少年时接触过佛教。1903年,刘静庵赴武汉加入湖北新军,曾担任护军马队第一营管带黎元洪的秘书。他热心追求真理,在武昌参加过基督教宣道会的聚会,后来在圣公会救主堂找到了信仰归宿。当时武汉圣公会已出现几位颇有影响的华人基督教领袖,西方宣教士亦多同情革命,认同其会友的爱国精神。刘静庵因此受洗加入教会,成为救主堂的会友,并取教名为保罗。他信主后即热心宣传基督福音及革命主张,并在圣公会文华书院神学院兼任汉文教习。

1904年6月,刘静庵与张难先等人在武昌成立秘密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该所以研究和推广西方科学为掩护,暗中从事推翻满清的革命活动。不久他们与黄兴领导的华兴会取得联繫,参与谋划华兴会在湘鄂两省发动起义之事。1904年11月,黄兴计画乘慈禧太后庆贺大寿,湖南全省大吏参加庆典之际,在会场引爆预埋炸药,以引起溷乱,并乘机在湖南起事。不幸起义计画洩漏,官府衙门随即大肆搜捕革命党人。黄兴得知事泄后立刻密电武昌科学补习所,刘静庵和张难先一起迅速将所有档桉销毁,然后分头逃遁。刘是圣公会教友,故藏身于圣公会救主堂,躲过搜捕。科学补习所遂被湖广总督张之洞派军警查封。

1905年冬,刘静庵与逃亡日本归来,时已成为孙中山同盟会会员的曹亚伯共同筹组革命组织“日知会”。他们认为:要唤起革命,首先应“灌输知识”,使革命思想深入人心。日知会是唯一一个以教会机构名义而从事革命活动的组织。他们在救国的大前提下与非基督徒合作,进行反清救国活动。他们在学界和军界中宣传革命,形成了湘鄂革命的风气,为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创造了条件。若没有日知会,辛亥革命的历史恐怕会改写。

武昌日知会成立后,由武昌基督教圣公会会长胡兰亭担任会长,聘请刘静庵为司理。因感国势日危,胡、刘、曹等人将日知会改组为革命机关,并和一些基督徒组织了以学生为主的“救世军”,抨击和揭露清廷的腐败,宣传革命。改组后的日知会于1906年举行成立大会,刘静庵在会中发表演说,阐明日知会“以后一切责任,为开导民智,救中国危亡,成一新中国……”。自此,日知会成为一个在教会掩护下,以推翻满清王朝,建立新中国为目标的革命组织。刘静庵出任日知会总干事,以救主堂为基地,广招会员,在教会阅览室公开陈列大量革命书报,每星期日都有公开演讲,一面传福音,一面宣传革命,吸引无数军人和学生前来听讲与阅读,许多人因此成为基督徒或革命者。刘静庵本人常常在圣公会的文华书院发表有关革命思想的演说。很快,日知会在汉口、九江和南昌等地设立了分会。一段时间后,湘鄂两省的新军多受日知会影响而倾向革命,不少军人加入日知会,甚至在军营中设立分会。不久,东京同盟会总部派遣余诚到武昌,出任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发展刘静庵等人加入同盟会,武昌司衙巷日知会会址即成为同盟会湖北分支机关。

刘静庵是一位以基督教信仰救国的基督徒革命者。他虽然从小就有救国之志,但直到归信基督教后才明白真正的救国之法。成为基督徒后,他整个人都变了。福音和新学知识打开了他的心窍,开阔了他的思想,使他成为一个基督教救国论者,一个有理想的民主革命家。对他来说,“拯救中国,惟基督道理为要”,耶稣基督的爱是救国的良药,革命救国就是这种爱的实践,而只有具基督爱人如己的爱的革命才是真的革命。他说:“我们要做真革命党,就要先做真基督徒,因为革命党就是要本着基督的博爱主义,为大多数人谋最大的幸福”。他在斥责当时某些“假革命党”出卖党人和借革命诈骗钱财的丑行时说:“……那样的行为,是没有得着基督爱人如己的教训”。他坚定地本着基督无私的爱来拯救中国,认为社会拯救要以个人拯救作为基础,坚信:“基督教可以拯救自己,可以拯救他人,可以救国家,可以救世界。救了自己,才好去做那救人、救国、救世界的功夫”。他的理想是天下一家,无洲界,无国界,无种族界,无富贵,无贫贱,无胜弱,无尊亦无卑,人人各尽天职。刘静庵甘心为救国、为真理献身。他曾经与圣公会一女教师订婚,但当他想到自己婚后或会因革命而牺牲性命,遗下妻儿时,就立志终身不娶。

1906年10月,日知会密谋策动江西萍乡和湖南醴陵的革命志士联合会党举行起义。12月,孙中山派遣胡瑛、朱子龙和梁锺汉等人赴武昌,与刘静庵等人一起,准备依靠日知会的力量,策应起义。不幸因叛徒郭尧阶告密,起义行动再告流产。湖广总督张之洞随即大肆捕杀革命党人,由于刘静庵被诬告为长江会党首领刘家运,故以“匪首”之名予以通缉。当时武昌圣公会会长余文卿之子余日章是日知会成员,他在衙门中有相熟朋友,得悉清吏缉捕刘静庵的消息后,迅速通知了刘静庵。在胡兰亭师母安排下,刘藏匿于胡兰亭大姐家中,但终因叛徒出卖,刘静庵等九人相继被捕,解往武昌下狱,成为当时轰动全国的“丙午日知会谋反桉”。不久,张之洞下令要把刘静庵和胡瑛等人处决。

Text Box: 武昌圣公会宣教士吴德施(L. H. Roots)一向同情革命,见自己的信徒或被通缉或被捕,又被称为“匪首”,故一面发表声明,认为有辱圣公会名声;一面联同其他宣教士向美国驻武汉领事、北京公使以及华盛顿外交部求助。当时美国青年会总干事穆德博士(John R. Mott)正在中国访问,抵汉口后得知刘静庵之事,遂答允去北京营救。到北京后,透过美国公使乐克希(W. W. Rockhill)向清廷外务部请求宽赦。在西方宣教士和穆德的戮力营救并美国的外交斡旋下,清廷外务部终于妥协,下令张之洞“从缓处理”,故免了刘静庵等九人死刑。1909年,刘静庵和胡瑛被改判终身监禁,其他人分别被判有期徒刑。

在被捕的日知会九君子中,刘静庵最为受人敬仰,许多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人均称他为“革命完人”。他在狱中处处表现出一个基督徒革命者的优秀品格。为逼使刘静庵招认自己是匪首刘家运,清衙恶吏对他动用酷刑,以致背部被鞭笞至血肉横飞,白骨外露,“自首至踵无寸肤完,濒死者数,稍苏,仍戟手骂不绝,当时号爲铁汉”。在严刑拷打之下,他经历了很深的宗教经验,这些经验成为他的力量,基督教信仰给了他非凡的勇气。在患难中,他不仅没有失去信仰,反而信心越加坚定,认为是上帝要借此把他锻炼成精金。在一次刑讯后,同监难友殷子衡用白布巾为他拭去背部的血,后来刘静庵在血巾上题字曰:“汝(指血巾)实吾患难中之纪念品,而亦实吾纪念主恩膏之一要体也。吾安忍弃之,吾焉得不留之!”他因受刑流血而体会到耶稣基督为他受死流血的恩典,足见他对基督教信仰之深切。这种超越苦难的宗
教经验成为他在狱中传福音和继续从事革命的力量。

刘静庵在狱中仍十分热衷于佈道工作,一有机会就向囚犯和狱吏传福音,致使多人悔改,归信基督,并乐意跟他学道。众人对他敬仰有加,皆以师长及父亲之礼待他。例如,因“萍醴桉”入狱的湖南人欧阳泽垠本来性情刚烈,听信福音后性情大变,遂视刘静庵为师长,热心跟他学道。狱中守卫军目潘孝贞,在听了刘静庵所传的福音后亦相信了耶稣。一次刘静庵病重,他殷勤服侍,并利用狱官之身份,冒险偷运药物给刘静庵服用,使之早日痊癒。

刘静庵同监难友,“九君子”之一殷子衡受其影响最大。殷是湖北黄冈人,被捕后亦曾身受酷刑。他过去曾读过圣经,也曾到福音堂听过道,虽然对于耶稣捨身救世之举非常钦佩,但因其认为基督教是迷信,又因看见某些基督徒品行不好,故此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基督。有一夜,殷子衡在狱中听到刘静庵祈祷之声,次日询问所为何事,刘回答说:“我求耶稣基督救中国的苦难。你没有读过新旧二约吗?你当速急通道,力求解脱患难中的业障”。接着便向他传福音,解答他心中对基督教的种种疑惑,并送圣经、主祷文和使徒信经等书册给他。殷子衡对基督教反复思想及研究三个月之后,便决志归信耶稣,做一个基督徒,同时还请刘静庵给他起了另外一个名字“勤道”。

殷子衡信主后,以刘静庵为牧者,二人每天都在一起读经,早晚跪在地上祷告。在刘静庵的引导下,殷子衡信心日增,在“极苦中求至乐”。后来他被调往另一监狱,不想与刘静庵竟成永诀,但此后他在狱中自处时已能够坚持信仰,在痛苦忧伤时“唯有默祷上帝,解我苦痛”。狱中的人因他是基督徒而称他为信仰耶稣的革命党人,对他颇为尊敬。为使家人与他同得信仰基督的好处,殷子衡在狱中托人把他的儿女送到汉口圣彼得堂的教会学校读书,接受基督教教育。他的大女儿殷绍素后来终身不嫁,成为武汉圣公会的传道人。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狱中革命党人获释。殷子衡出狱后,日间参与新政府的工作,夜间继续效法刘静庵,“跪在地下祷告,求上帝帮助剷除专制,建设共和,谋人类的幸福”。他在革命成功后不求权位,光复一年后即辞去政府职务,全心服务教会。1912年由胡兰亭牧师施洗;1919年奉献传道受牧职,翌年出任武汉圣公会会长之职。

刘静庵在狱中继续从事革命工作,不断为祖国祈祷。他联络狱中同志秘密组织“中华铁血军”,与狱外日知会会员互通声气,推动革命发展进程。1911年6月,即武昌起义之前数月,刘静庵伤病复发,死于狱中,年仅36岁。他死时骨瘦如柴,鬚髮尽白,可知他为国所受苦难之深重。噩耗传至圣公会,中西教牧同仁极其哀痛,立即向当局领尸,移柩至圣马可堂举行安息礼拜,将其遗体葬于圣公会的墓地。1928年,湖北省务会议议决,将刘静庵公葬于武昌伏虎山麓,由其亲密同志张难先作墓志铭;1938年又立石于日知会旧址以纪其事。

事实上,辛亥革命的成功,与日知会之影响与活动有直接的联繫。张难先日后忆述日知会时说:“武昌光复,党人多颂胡兰亭、刘静庵两先生功”。另一同志范腾霄亦说:“辛亥武昌光复之役,其始源实为日知会,尽人皆知。而日知会创造者为潜江刘静庵先生”。足见刘静庵在辛亥革命中之地位。


转自黄花岗杂志第三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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