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回了天国的爷爷

江绪林





因为感冒只能是安静地呆在寓所,这几天都没有读书,怕是需要休整几天才能重新去啃Scanlon、Williams等人的论著了,生病的感觉很不好,肉身都成了累赘;对伟大著作的阅读却似乎具有透射和浸润心灵的力量,希望尽早恢复活力重新上路。可是自己总是不喜欢体育活动,向来每天短暂的跑步都像交差——碰上下雨就庆幸放假了。

马上就是平安夜和圣诞节了。最近我是能够独自偶尔祈祷的,却早已没有与教会和团契同步了。回想起来,大概是2001年的平安夜圣诞晚会我还在海淀教堂做义工呢。

再往前,刚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喜欢周末一个去教堂呆着,北京的西什库教堂、宣武门教堂都是极为美丽而古朴的明末清初的哥特式建筑,阳光映射下极为美丽。记得曾经在宣武门教堂偶然接触过的一位神父曾给我很大的震撼,因为那位神父居然开口给我讲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当时觉得他太神奇了,那时候我才大一,不过是一个从穷乡僻壤来到京城的有点不知所措的小孩子。接着被一对热心传福音的误打误撞去天主教堂做礼拜的新加坡母子认识了,他们就将我介绍到基督新教的一个教会,也就是爷爷的教会。后来我就呆在爷爷的教会里。有一次一个拉丁美洲来的宣教士讲“神就是爱”,某种“定罪与宽恕”的个人经验发生在我身上,就信了,并很快受了洗礼。 
 
受洗后还是会感到有时候内心还是不快乐,于是又回去宣武门教堂找那位神父,那位神父却已经调离或贬斥到郊区的一个天主教神哲学院的附属教堂里了,原因似乎是神父对罗马教宗坚贞不二,遭到亲政府派系的攻击(几年后,我再去探访神父的时候,那里的人告诉我说,神父已经不在了:他脱离了政府支持的教会,而进入了民间教会了,大概去了河北一带,那里天主教徒甚多)。神父说,我在新教里信耶稣很好,而且天主教跟基督新教原本就是一家;但是如果我能认识到更完整的真理,就能满有平安和喜乐了。我虽然基本上呆在新教里面,最喜欢的人物却是著有《一朵小白花》或《灵心小史》的圣女里修的小德兰(St. Therese of Lisiexu,1873-1897)。只活了24岁的小德兰属于天主教传统,因此我对圣母玛利亚一点都不抗拒,决定随着神父更进一步。于是在一个冬日的傍晚,我独自站在教堂内,神父给我披上白色的礼服,涂膏油在我额头和耳旁,为我施了坚振礼(confirmation)。这个坚振礼是从加尔文改革以来新教很多派别早就废弃了的。有时回想起来,真的很美好。

这些我也没有告诉属于新教的爷爷,爷爷也不关心。爷爷是那种极为淳朴极为简单的人,信仰对他而言就是用心灵去跟随上主的脚步,对他而言没有任何的理智上的困惑也似乎没有欲望上的挑战,这使得我惊奇,却也有时得不到指引。不过我还是呆在爷爷的教会。个人接触到的天主教非常呆板,也不热衷传福音,也没什么年轻人。而爷爷的家每个礼拜都会来陌生人,特别是传道人或宣教士:苏格兰的、非洲的、挪威的、美国的、香港的、以色列的。其中一位叫做Marlene Cohen的以色列阿姨和陕西咸阳的一位杨阿姨具有特别美好的灵性力量:前者作为犹太基督徒自然是极为坚强,而杨阿姨似乎具有一种预言和安慰的力量。

那时候我没有读懂过一本学术书,唯一谙熟的就是《圣经》:因为按照爷爷所践履的那种传统,对圣经的理解是用心灵的,去阅读,默诵圣经,特别是《摩西五经》、《约伯记》《诗篇》《箴言》《雅歌》,部分《先知书》,《四福音书》《使徒行传》和部分《使徒书信》。每一个字都不错过,尽可能把心灵浸透在里面,融化在里面;这里没有任何知性逻辑的位置,也就是从结构上去理解知识,未必需要用心灵去浸润之。而且,也逐渐委身于一种古怪的伦理观念:就是任何事情发生都会去拷问心灵的动机,并且基本上会对自己定罪。那似乎是在中世纪传统中很普遍的一种经验类型。

再后来偶然对政治的卷入,才使得摆脱这种高度内省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因为强有力地接触到了外部世界,而我也似乎找到了可以逃避定罪式内省的新的生存路径。然而,这个事实上进行得并不成功或顺利。当我通过亲近世俗或堕落在摆脱信仰上前进时,却没有能力从知识和学识上来规训和丰富自己。遗憾的是,那些曾因我的举止感动并接近我的知性朋友却没有能够帮助我变成一个有知识的人:我虽然缺乏学识,却也能说出零星的有见识的话语以至于迷惑到他们;或者因为我仍然过于封闭,而无法合理地影响到我。最终的结果是悲惨的:当我完全离弃了信仰之后,不再是那个有着纯粹灵魂的人物时,却也没有成为一个有力的学者,而是一个遍地都是的、需要为自己的生存苦苦挣扎的平庸的人。

到此为止。只是在此圣诞来临之际,爷爷和奶奶的音容笑貌宛若眼前,似乎不太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却再也不能见到他们。附录是爷爷故去后我回忆的一段文字“纪念回了天国的爷爷”,爷爷去世的时候我在西藏游历,回到香港后才慢慢知道,那时他已经离去一个月了。
江绪林 2011年12月23日星期五

纪念回了天国的爷爷


(江绪林 2005.09.15)


爷爷于2005年8月16日回天家了,我今天才知道。

我为有爷爷奶奶而自豪:1996年爷爷写信邀请我去他的教会,1997年在他家里听道后受感动相信上帝存在。信主后当年8月的第一个礼拜六在北京什刹海的儿童游泳池爷爷为我施洗,同时受洗的人有400人之多。之后他就成了我的爷爷。我就喊爷爷为爷爷,奶奶为奶奶,而他们则称呼我小江。在北京阜成门白塔寺爷爷家里聚会从1997一直到2002年拆迁为止。 
 
爷爷是个大人物。爷爷名叫袁相忱,奶奶则叫梁惠珍。爷爷是广东中山人,1912年出生在江西蚌埠,奶奶则出生于1919年,天津人。爷爷与奶奶1938年7月结婚,到爷爷今年8月回天家,已经结婚67年了,始终相濡以沫,相敬如宾,这期间还有21年的分离都一点都没有动摇他们在主面前立下的婚姻盟约。虽然在那个跨越了自然灾害和十年文革的年代,据说儿子揭发父亲,妻子离弃丈夫的事情到处都是。 
 
爷爷小的时候念的是教会学校,英文很好。爷爷曾因为坚持基督信仰拒绝与政府合作被判无期徒刑,坐牢21年8个月之后,于改革开放的1979年获得假释。之后,爷爷的家成了北京第一个家庭教会,爷爷每年8月第一个礼拜六为归主的弟兄姊妹施洗,仅我亲眼目睹,从1997到2002,就至少有2400人之多。97年是在北海,98年是在朝阳国棉三厂的游泳池,之后几年就是在郊区门头沟一个叫做野山坡的河边:几百人在河边排成队伍,接受全身浸礼。一般从10点开始,到1点多才结束。

1994年,美国著名基督教布道家葛培理博士访问中国时曾到爷爷家中讲道。

1995年,美国政府向爷爷发出邀请,希望他参加白宫祈祷早餐会,但他经过祷告后婉言谢绝。

从2002年之后,爷爷身体就不是很好,耳朵听力下降,记忆力也差了,除了讲道对圣经格外清楚,对于许多事情就不太清楚了。之后去爷爷家,我都是跟奶奶讲话,爷爷只会让我吃些水果,问问我最近有没有回教会,指着我的头笑着说我是个信仰上的老小孩,不肯长大。
今年大概是受难节前后,爷爷脑溢血住进医院。之后一直住在医院,一直到回天家。

听到爷爷去世的消息,我不伤心,因为爷爷一定去了天国,关于信仰,能够确定的东西不多,然而爷爷奶奶一定会去天国,这个对于我像呼吸那么自然。虽然我自己和很多人很可能会在地狱的边缘徘徊。但爷爷肯定去天国。他的像小孩子般的天真,他的坚贞,他的虔诚和待人和善,彻底的真诚,使得我毫不怀疑他会去天家,奶奶也会去。这个对于我来说,甚至比天国是否存在还要确切:因为后者涉及论证,而前者就是我的呼吸。

我曾经觉得爷爷很傻,因为围绕着他的许多人并不都好,就是在教会里面,也有许多吃福音饭的人,因为爷爷的巨大声誉,而总是跑到爷爷的家,可是爷爷对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好,那么彻底的真诚,几乎像个孩子一样对任何人都不设防,给人以帮助。而我在旁边明确地知道,有些人并不配得,甚至是利用爷爷的良善来获取利益。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生气:他的愠怒也从来是温柔的正义的义愤。

我也深知爷爷的缺陷,他在政治上讲很幼稚。他将“上帝的归给上帝,西泽的归给西泽”这个信条坚持到了极致。因此在50年代拒绝中共对教会事务的控制,甚至宁愿选择死亡。虽然勇气可嘉,但我觉得这种彻底区分从理论上讲是幼稚的:政治就是共同体生活,没有人能够脱离政治,只能够去超越它:无论依赖的是灵性追求还是科学知识。由于长期的迫害,在爷爷简单的世界观中,他不会仅仅将极权政府理解为一种世俗的恶,而是在某种意义上看作与上帝正义相对的东西,简单说,差不多就是魔鬼的体现。这个缺陷在一个姊妹李迪亚为爷爷写的传记《活祭》中有所暗示,“他也有那个时代的局限”。因为这个,当我关注教会之外的政治的时候,爷爷就不能给我更多的东西了。我也后来就去白塔寺少些。

然而,回想起来,那不过是我的幼稚。现在懂得政治的人多了,无论教会内外,大学内外,是否基督徒。然而,像爷爷那样的属灵的巨人却少了。在现代这个复杂的社会中,试图在理解世俗与渴慕灵性之间寻求一种艰难的平衡的时候,对古典的灵修的追逐在某种程度上必然有所放弃。
爷爷不过是很平凡地将福音的信仰贯穿到了极致:一切听从圣灵和《圣经》的指引,从生活的供应,到传讲上帝的话语。因此,虽然我理解到他的政治幼稚,但他本来就是无意识地超越政治的,上帝就是他的一切,纵使政治迫害给他留下了在我看来的阴影,但他却从未对具体的迫害者显示过丝毫的仇恨,那种阴影主要是理性上的,造成他对施加迫害者的一种神学理解——而我看来应该一种世俗理解就足够了。

当想到爷爷的时候,我就想起了约翰福音书上的一段记载: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啦,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就是圣经对爷爷的记载,他的单纯,实在可以称得上心里没有诡诈的。

虽然现在才知道爷爷去世的消息,也没能参加他的葬礼。但我觉得不重要,在八宝山公墓举行的葬礼肯定爷爷从来没有想过。在追随者看来,毕竟荣耀的葬礼是最好的敬礼方式,而八宝山公墓是这个国家最著名的公墓。我却记得98年或99年在北京空军医院爷爷为一个姊妹主持追思礼时引用圣经的话:“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启示录14:18节)“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3-4节)

然而,爷爷的离去,让我感受到一个古典时代的离去----那是一个使徒的时代,单纯的信心和巨大的属灵力量的伟人的时代,虽然这个时代与特定的政治环境有关,也仅仅就基督信仰而言,在历史上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但,无论如何,亲身感受着一个时代的逝去,还是让人心中悸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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