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知识份子面对时代挑战

刘进图


先说时代挑战,再说知识份子,最后说基督徒。


时代挑战


  一百毛的金曲分奖礼,令许多人感动,也哀痛;一个城市的不幸,造就了一齣时代荒谬剧。《十年》这部电影,令人震惊不安,但问题是,谁能保证这些事将来不会发生?


  许多在九七回归前担心的事,回归后不久以为永远不会发生的事,关于新闻自由、学术自由、人身自由的事,这两年全都相继发生了。


  看看新闻自由:报业主公开承认因政治取向被抽广告、名嘴突然被封咪、新闻工作者遭受暴力袭击一再发生、电视台自我审查致过百记者编辑联署抗议……。


  看看学术自由:港大校委会以荒谬的理由再三拖延,最终强行否决校长领导的物色委员会的人事任命建议,完全背离传统和常理,大部份教职员和学生反对的人选照样获委任做校委会主席,激发罢课运动。中大校委会也好不了多少,就主席人选仍与政府僵持不下。


  再看人身自由:出版内地政治禁书的香港永久居民突然失踪,经非法渠道去了内地协助执法调查。出版业人人自危,大书店马上收起敏感书籍。


  这一切只是偶然吗?只因选错了特首?不是的,是中央治港方针政策转变使然。


  若有怀疑,请看二○一四年六月发表的《一国两制白皮书》,港人治港原先按邓小平的说法,是中间的为主,左的佔少数,如今是以爱国者为主体,非友即敌,中间温和力量被迫归边或靠边站。经济目标本来只是维持繁荣稳定,如今变成对祖国作贡献,所以一带一路压倒一切。北京媒体指「佔中」是西方勾结民主派的夺权阴谋,中方因此要全面收紧对香港的政治控制,许多过去备而不用的权力,例如特首兼任大学校监的权力,如今有权尽用,令人瞠目结舌。


  展望前路,有两个可能。其一是北京当局意会到这样走下去不是办法,非但破坏香港核心价值,令香港变质,还会损害香港的竞争力和对国家的贡献,例如自由和法治变质令外资撤退,新加坡取代香港成为亚洲金融中心。即使钟摆重新回摆,修补工作也甚艰钜。其二是北京当局执迷不悟,继续将内地政治文化及由此衍生的各种潜规则移植香港,与香港原有价值观产生激烈冲突,社会不断撕裂,矛盾冲突不停。


  面对这样不明朗的两极,就是当前的时代挑战。


知识份子


  知识份子和常人有何分别?就是懂得分辨真假、对错、是非、黑白,由此衍生了特殊责任,要帮民众辨识真伪,洞察时局真相。因为治港范式转变,当权者需要大量Propaganda掩护支撑,造成语言伪术泛滥,慎思明辨变得格外重要,知识份子责无旁贷,任重道远。


  甚么是propaganda?港大学生是政党操控的红卫兵,在宣传散播港独思想,佔中是外国势力操作的政治阴谋,李波和桂敏海是自愿返回内地协助调查。


  不要以为只有前苏联、中国内地这些一党专政地方才有propaganda,Jacques Ellul写propaganda的经典着作告诉我们,民主社会一样可以有,只不过不是一套,是两套。在美国,共和党有它的一套,民主党也有一套,两党的追随者年复年月复月生活在各自的意识形态主导的媒体下,如今已失去理性对话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就算枪械暴力不断发生,都无法用常识就枪枝管制取得些微的进展,就算像特朗普这样财大气粗公然歧视妇女和新移民的候选人,都可以声望领先,共和党的知识份子去了哪裡?


  Propaganda之所以有效,Ellul告诉我们,是因为受众有需要,现代社会太複杂,公众需要简单的可以解释一切的资讯懒人包,真的有人相信没Ph.D.不可以做副校长,桂敏海是自己有问题返大陆自首,同样,黄丝带那边的民众也热爱propaganda,所以《版权(修订)条例》不用看细节都肯定是网络廿三条。暗角七警事件后涌现的侠警说和魔警论,都是propaganda。


  面对这些排山倒海而来、无日无之的propaganda,知识份子应该怎样反应?照单全收?沉默是金?抑或慎思明辨,是其是非其非,择善固执到底?这关乎知识份子的良知与风骨。


基督徒


  基督徒与常人最大的分别,在于我们以神的召命(Calling)作行事为人的依归。举例,假如神的召命叫你去毛里裘斯宣教,香港的时代挑战与你关係不大,当地政局可能关係更大。


  在我一生的经历裡,神三次给我召命。


  第一个召命是委身,在求学时期收到,教会一次冬令会上,上帝让我明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是为了救赎我赦免我,让我可以出死入生,让我可以追随基督,经历更丰盛的生命,我答应了。


  第二个召命是守望,我一九八九年末从英国留学回来,看见香港社会动盪不安,人心惶惶,争相排队移民,我觉得要为香港做一点事,尝试投身新闻行业,慢慢体会到这是神给我的差使,守望香港。就像哈巴谷书二章1节所讲:「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我每天的工作就是走上城的望楼,四处观看,看到可能威胁这个城市的事物,就第一时间清晰地准确地大声地讲出来,报告给百姓知道。这工作不是太困难,但很「困身」,没有想到一做就做了二十几年。


  第三个召命是受苦,二○一四年二月,在医院裡面收到,这是一个唤醒的呼召。在受苦中我学会谦卑,事奉原来不一定是聪明才智加努力,可以是被动地承受苦难。受苦让我紧紧捉着神,重拾当初的爱心,也经历受火一般的心灵洗炼。受苦开启我被俗务蒙蔽的眼睛,让我看见其他在苦难中的人,让我懂得分担他们的痛苦,共同寻找信、望和爱。受苦促使我们专注那十架上受苦的基督,凝视那复活主再造新天地的应许,除此我们别无盼望。


  最近看德国神学家莫特曼的自传,他在一九六四年发表的《盼望神学》鼓励了全球无数受贫穷、歧视和逼迫煎熬的信徒。莫特曼在汉堡市长大,未满十八岁便参军,负责守卫海滨的炮台。一九四三年七月,英军向汉堡发动代号「蛾摩拉」的毁灭性空袭,连续九天投放无数炸弹,汉堡市一片火海,死了四万人,大部份是妇女和儿童。莫特曼目睹战友被炸弹击中身首异处,目睹自己成长的地方变成废墟,成为人间地狱,他痛苦地呐喊:「上帝,祢在哪裡?」他充满倖存者的内咎:「为甚么死的不是我?」他其后被英军俘虏,在战俘营裡看到大量德军在集中营屠杀犹太人的照片,他羞愧得无地自容:「为甚么我的国家会灭绝人性至此?为甚么我们这一代德国青年要为这样丑恶的战争牺牲?」就在空无与绝望中,愿意善待战俘的苏格兰基督徒让他经历爱与接纳,然后在战俘营裡决志相信上帝及修读神学,在凝望十架上那位受苦并复活了的基督中重新找到盼望。


  如果像莫特曼那样的经历也能找到盼望,香港基督徒没有绝望的权利。


  (本文是作者于二○一六年一月廿一日与中大崇基教职员分享的讲稿改写而成。)


转自香港时代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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