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雾霾中的国家



看到标题,你们大概猜到这期专栏我要写什么了,嗯,中国的雾霾!此刻我正在东京的蓝天下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而我的妻儿和友人却在北京吸着雾霾。

“厚德载雾,自强不吸”,这是近三年来霾国很多地方空气污染的真实写照。仿佛天罗地网一般,无处可逃。首都市长两年前的“提头来见”被他自己解嘲为笑话,也被老百姓看成是一句屁话。

三年前,雾霾初起时,多数人是不在意的,街上很少人戴口罩;之后霾意加浓,少数人开始在意了,街头和地铁里口罩君多了起来;今天,雾霾成为新常态,口罩君未见显著增多。相反,各种调侃各种段子纷纷出笼。然而,没见人上街抗议,也未见有人民代表出来质询政府。

是的,这就是“温水煮青蛙”效应。霾国宪法规定的集会游行实际中是不被允许的,胆敢违反者轻则被喝茶、重则失去自由。心怀恐惧的人们形同一群沉默羔羊,在污浊的空气里苦熬。
自救措施倒是有一些。在经济下行的大局下,空气净化器却一枝独秀,近几年销售火得一塌糊涂。然而悲哀的是,除了高级赵家人之外,无人可以一直待在空气净化器里面。

更为揪心的是,我们的下一代从小就要生活在霾天之下。将来他们会获得一个代号“雾霾一代”、“雾霾二代”…..直至专家所言的30-50年后雾霾被治理好。

两年前我儿子所在的学校,有家长强烈提议自购空气净化器安装到孩子们的教室和宿舍里,从未获得校方回应。就这样让这些祖国的花朵和未来边“吸毒”边读书。一想到这些,我就受不了,最后只能得出结论:霾国的赵家人已经不在乎未来了!

他们已经不在乎未来了。这是霾国当下很可怕、也是很真实的现状。他们这帮赵家人以及赵家人的跟班,很多都将妻儿送到海外去了,所以他们不用在乎霾国的未来。当然,大概也还有另一个原因:他们知道历史欠账太多,问题积重难返,譬如癌症晚期,任何神医也难回天。况且他们还是一帮庸医!

政府不作为,民众也不反抗。民众不反抗,政府当然不会作为。无抗争无权利。这是人类从洪荒时代走到文明时代最重要的一条经验。霾国当政者在野时就是靠组织抗争起家的,因此主政后坚决禁止并铲除一切组织行为,将一切可能的危险扼杀于苗头。社区自治搞不起来,NGO组织难以生存,集会游行更是难被批准。这些和组织相关的东东,在霾国统统被打上危险标志。

更令人气绥的是,霾国盛产“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病人,他们吃着地沟油、吸着雾霾,操着中南海的心。自己生活在恶劣环境下,还见不得别人发几句牢骚。这种人以前叫“自干五”,最近又获得一个新外号“精赵人”(精神上自认为赵家人)。譬如阿Q当年向外自称姓赵,结果被赵老大爷知道后叫过去扇耳光并训话“你也配姓赵?”。

有时我会恶意地希望雾霾多待一些日子,最好连续住上一个月,看看霾国人怎么反应?以往三五天雾霾过去,街市依旧热闹,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什么都没有留下。对于历史悠久的霾国,必须施以重锤才能震动它,才能唤醒那些已经习惯装睡的人们!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在装睡。有些坏人就很清醒,他们一直在努力地透过重重迷雾寻找霾国的危险分子。

譬如那位供职于宁波市委宣传部的年轻干事徐岚,就在一份《求假》杂志上刊登题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难在哪里?”的文章,说“高校老师通过微博、微信传播西化思想已经不是个例”,并指责“贺卫方大谈宪政,陈丹青美化美国”。再譬如那位混进社科院、高举毛泽东思想火炬、继承毛泽东革命遗志的继东(朱)也在《求假》杂志发表了一篇“杀气腾腾”的文章——《抓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要敢于拔钉子》,声称“要真正抓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一定要敢于拔钉子,对那些经常发表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论的教师要坚决清除,才能真正惩恶扬善,迎来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崭新春天”。

以上两位“精赵人”,和一般“自干五”不可同日而语。他们身居要害部门,其言论足以使被批评者丢掉饭碗、甚至去吃牢饭。而他们因此获得奖赏,升官发财。

我曾经在信力建先生组织的饭局上说“中国就是一个大猪圈”,猪们每每感恩于生存环境的一点点改善:窗户开大了些,猪圈清洁了些,猪食可口了些……。其中的逻辑就是:你有饭吃就该感谢主人之恩,如果生活环境还能改善一点,你就该三呼万岁。否则就是不服从者不得食。信力建老兄身为民办教育企业家吃好喝好还不听话,今年8月果然就在霾国走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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