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平等与宗教思想的现代意义

林国基


托克维尔是十九世纪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其《论美国的民主》与《旧制度与大革命》两部著作已分别成为政治学、历史学的经典名著。但十九世纪后期、二十世纪上半期,托克维尔的思想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而二战以后西方却兴起研究托克维尔的热潮。这是因为托克维尔的洞察深刻,他在一百多年前对民主社会所做出的判断、预见和设想对现代社会仍有重要意义。本文不拟对托氏丰富的思想做全面评述,只将其平等观与宗教思想放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做一番考察,以探索托氏思想的现代意义。



托克维尔所处的十九世纪上半期,西欧和美国的工业化运动正蓬勃开展。英法德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都由封建等级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转变。特别是1830年前后,英国有激进运动和议会改革,法国有复辟时期的自由主义运动、七月革命及七月王朝时期的共和运动,德国有民族统一运动(如1834年关税同盟)、自由主义运动(如青年德意志运动)。美国相对比较平静,但杰克逊时代进一步提高了普通民众的政治、经济地位。这些事件都表明了现代社会和民主时代来临。

年轻的托克维尔敏锐地觉察到时代的深刻转型,他意识到贵族时代即将被新型的民主时代所代替,而民主进程绝非如他所属的贵族阶层所认为的那样是“偶然的、颠倒的、邪恶的”,而是一种正义的要求(注:Larry Siedntop,Tocgueville,Oxford,1994.p.1)。《论美国的民主》所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民主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和普遍地到来。 ”(注:《论美国的民主》, 同前,上卷,第1页) 。
但托克维尔并未给民主做出明确的定义,且他使用民主一词有些含混。通读《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可以看出托克维尔基本上视民主为平等的同义词(注:这一看法亦见拉斯基为《论美国的民主》所作的导言,《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949页)。

因为“显示民主时代的特点的占有支配地位的独特事实,是身分平等,在民主时代鼓励人们前进的主要激情, 是对这种平等的热爱”(注:《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621页)。

然而托克维尔同样没有清楚地界定平等的含义。他所强调的“身份平等”的内涵也非常模糊。当然,这些模糊之处并未削弱他的著作的重要价值。从他对法国的美国社会所做的描述来看,平等主要指财富、社会地位及学识的接近或平等(注:《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6—8页,第57—59页)。托克维尔清醒地认识到没有绝对的平等,任何民族都不可能建立完全平等的社会条件,而智力不平等这一根深蒂固的事实更是难以改变(注:刘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下卷第949页)。

托克维尔把平等视为贵族社会的等级界限被打破后,即民主社会中所产生的导致平等的社会条件及公众观念。这种条件平等是相对于旧制度的不平等而言。显然,托克维尔重视的是条件的平等而非结果的平等。托氏对民主社会所造成的大多数人平等的基础上的少数人与大众的不平等有清醒的认识,这种不平等所导致的“贵族制度”甚至专制则是他深为忧虑的(注:《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696页)。

那么,这种平等如何从等级制的贵族社会中产生出来?这实际上涉及到现代世界的起源问题。马克思、韦伯、桑巴特、舍勒等人从不同角度阐释过资本主义起源的动力。托克维尔并未正面回答这一问题,但亦以其独特的社会学历史学方法入手,对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平等在美国的发生做了论述。托克维尔沿用了1820年法国自由主义者与王权主义者辩论时所采用的方法论,从社会条件入手理解政治结构及社会思潮的变化,摈弃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及卢梭预先设定先验自然状态的哲学传统(注: Larry,Tocgueviele,ibid.pp.24—30 ,亦参,Frangoisfuret,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cvolution,Cambrilge 1981,pp135—136)。但托克维尔在此基础上亦强调文化因素(民情和传统)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在美国,早期的新英格兰的英裔移民大部分来自中产阶级、美国的自然条件及历史空白保证了平等的实现;而清教徒对信仰自由和人民主权的追求巩固了人们的平等意识。南美、美国、加拿大拥有相近的自然条件,最终却只有美国实行了民主制度,可见相对于自然环境而言,法制和民情是实现平等与民主的决定因素,而民情的作用最为重要(注:《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354—359页)。美国的民情的主要内涵是宗教及爱好自由 、平等的传统。可见,托克维尔认为平等的意识结合必要的社会条件导致了平等的发生与成长。文化与社会因素的互动成为托克维尔社会学、历史学的主要理论及方法。

托克维尔进一步指出,平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它。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平等,而在于要一种什么样的平等。托克维尔冷静地提醒世人,平等并不必然就绝无暇疵,相反,平等的光环之下隐藏着许多消极、阴暗之处。

平等的推行在社会中产生大量独立却又软弱的个人,而个人只相信自己的力量和理性。这是托克维尔对平等时代美国人的哲学方法的概括(注:《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7页)。

贝拉指出:“美国的文化传统是通过把个人高悬在无比荣耀却又极其恐怖的孤立状态中,来界定个性、成功和人生的含义(注:《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845页, 第519页)。这与托克维尔的论述是吻合的。托氏指出, 个人主义是民主社会的必然产物,但与利己主义略有区别。个人主义使个人习惯于独立思考,通过自己的努力决定自己的命运,使人产生人可无限完善的观念。平等时代个人摆脱了等级束缚,完善自己的激情促使人们不断奋斗,从而促进个人及社会的进步。在此意义上说,个人主义是民主时代的特有产物,但个人主义亦使个人排斥他人意见,与社会、大众隔离甚至与亲属疏远。个人的公德日渐淡漠直至使“公德的源泉”干涸。再往前一步,个人主义便沉落为利己主义。利己主义是一切时代人的特点,是人之本性,它使“一切美德的幼芽枯死”(注:罗伯特•贝拉等著,翟宏彪等译;《心灵的习性: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8页)。可见,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的丑恶,反而会火上浇油,使利己主义愈 演愈烈,毒害自己,危及他人。 托克维尔发现平等使个人以物质享受和生活安乐为奋斗目标。而欲望一旦得不到满足则产生无穷的焦虑和苦恼(注:《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550—552页,第625—627页)。但个人却不把自己的挫败失落仅仅归咎于自己,他嫉妒周围的成功者,感到自己受到了伤害,心中燃起一股更强烈甚至变态的追求平等的欲望,试图以平等抹去自己与成功者之间的差异以达到一种心理平衡。在贵族社会,人们各自属于不同的等级,认为等级之间的差异是天意所使,因而各安其分,再大的不平等也不为人注意,人们亦不会产生平等的要求。面在民主时代,平等为人心所向,即使一点点微弱的不平等也激起人们的恼恨,并产生一种把强于自己者往下与己拉平的渴望。所以托克维尔尖锐地指出,民主制度使人心中的嫉妒情感发展到最高点,唤醒和刺激了永远无法满足的要求平等的激情,托克维尔称这种心态是“民主的本能”(注:《论美国的民主》上卷12页,第60页,第224—225页,下卷第670页,第846页,亦参Larry Siedentop.Tocguevile,Op.ct pp,第74—76)。

不难发现平等心态亦来自于人性中利己的嫉妒冲动。当然,嫉妒的爆发与平等的社会环境亦分不开,两者是互相促动的。

在此,托克维尔敏锐地触及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下人的精神气质和生活态度的一个重要方面:怨恨心态。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 Max Seheler 1874—1928)从现象学、 社会学角度对怨恨心态做了精彩的阐释,他的许多论述可以看作对托克维尔观点的引申与发挥。舍勒指出:“怨恨是一种有明确的前因后果的心灵自我毒害。这种自我毒害有一种持久的心态,它是因强抑某种情感波动和情绪激动,使其不得发泄而产生的情态(注:马克斯•舍勒著,罗梯伦等译:《价值的颠覆》,北京三联1997年版,第7页)。
舍勒以精密的现象学方法把怨恨还原为一种经历了报复感、嫉妒、阴恶过程的情感,怨恨与嫉妒等在程度上有所差别。但在社会学分析中却不必要做此细区分。因而,可把嫉妒做为怨恨的一种加以考察。怨恨这种“情绪波动”主要源自于受到生存的伤害的无能感,及与他者(成功者、优者)进行价值比较后产生的自卑感、压抑感,本质上是一种生存性的伦理情绪。怨恨的形成首先与个人资源有关,其次与社会结构相关。在中世纪,每个人在各自位置上感受到上帝所赐予的价值,其价值比较最多在同等位置的人中进行。而在现代竞争制度中,每个人的位置都是暂时的,其价值攀比可以推及到一切人。因此,在等级森严的制度下, 社会怨恨将很小。而“我们的社会中(指现代社会——笔者按)中,随着实际权力、实际资产和实际修养出现极大差异,某种平等的政治权利和其他权利(确切地说是受到社会承认的、形式上平等权利)便会不胫而行。在这一社会中,人人都有权利与别人相比,然而‘事实上又不能相比’。即便撇开个人的品格和经历不谈,这种社会结构也会积聚强烈的怨恨(注:马克斯•舍勒著,罗梯伦等译:《价值的颠覆》,北京三联1997年版,第13页)。可见,现代社会中,为怨恨培育了肥沃的土壤,而平等理念成为制度化因素后则会强化怨恨的积聚(注: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结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香港牛津大学,196年版,第342页)。托克维尔也指出平等刺激了嫉妒的产生(罗尔斯论嫉妒)。舍勒对贵族社会与民主社会不同心态的描述与托克维尔如出一辙。

舍勒继续指出现代伦理的动力即是怨恨。现代伦理的核心是仁爱。现代仁爱运动的这种社会历史性的情绪运动……基于一种反抗、一种反抗冲动(仇恨、嫉妒、复仇欲之类),其矛头指向那些懂得积极价值的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这样,现代仁爱运动的核心便昭然若揭:“这基于怨恨”(注:舍勒,《价值的颠覆》,第101页)。现代资产阶级伦理的重要内容是平等、博爱,而“这种近代的所谓人类之爱(即指博爱——笔者注),是一种革命色彩极具浓厚的抵抗激情,首先是一种要把一切人性中客观的价值差异拉平的激情(注:舍勒,林克译,《爱的秩序》,北京三联1995年版,第88页)。平等、博爱是价值平庸者打倒(或者拉平)价值统治者的造反运动,造反的激情源于怨恨。所以舍勒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追求平等不过是怨恨心态在作怪:“怨恨在目睹更高价值时欢乐不起来,它将其本性隐藏到‘平等’的诉求之中,实际上,怨恨只想对具有更高价值的人流行断头术,因为他们惹它恼恨(注:舍勒:《价值的颠覆》,第128页)。可见, 平等价值观的巩固与膨胀源于怨恨心态。这几乎就是对托克维尔观点的重复。

法国大革命是推动现代世界演进的重要事件,而其爆发也摆脱不了怨恨的阴影和追求平等的激情。舍勒这样解释大革命:“十三世纪以来,市民阶层不断涌上政治舞台;在法国革命中,第三等级要求解放,由此展开了政治民主运动——在这一系列历史事件中形成的社会的新结构,是价值位移的外在的政治经济表现形式;价值位移植根于若干时代,尤其是权威性的生活支配的时代聚积起来的怨恨(并因怨恨价值的取胜和扩展)的爆发[今天叫做“羡慕嫉妒恨”——昭彰且了然](注:舍勒:《价值的颠覆》第142页)。
舍勒引用松巴特的有关研究成果,说明革命前平民通过购买贵族头衔、姓氏、财产搞垮了贵族,在平民与贵族之间积聚起强烈的怨恨,并在大革命中空前爆发出来(注:舍勒:《价值的颠覆》第12页)。卢梭思想中蕴藏着平等的激情,而马拉、罗伯斯庇尔则凭借这股激情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注:舍勒;《爱的秩序》第88页)。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分析了革命前法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现象:人们变得极为相似却又漠不关心,分别割成许多集团彼此对立,如资产阶级与源于资产阶级的新封贵族、新封贵族与传统贵族、城效与城市、农民与资产者、文人与欣赏文人的贵族之间都存在着强烈的敌视(注:托克维尔著,冯崇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1992年版,第九、十章,特别是128—137页,293页)。这种敌视无疑聚积了强烈的怨恨,启蒙思想家又摇旗呐喊为平等助威,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便不避免。而如托克维尔所言,很多启蒙思家就是得不到贵族平等对待而充满怨恨的文人。

舍勒认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导致了价值的颠覆:现代市民伦理核心植根于怨恨。从十三世纪起,市民伦理开始逐渐取代基督教伦理,终于在法国革命中发挥出最高功效。其后,在现代社会运动中,怨恨成为一股起决定作用的强大力量,改变了现行伦理(注:舍勒,《价值的颠覆》,第54页)。而恰是心中充满怨恨的小市民才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推动者。应该指出,舍勒思想中有许多偏颇之处,有失公正。他过于夸大了怨恨的作用,忽视了大革命及现代伦理中的一些积极因素。如托克维尔所言,平等与个人主义使人重视个人的价值及努力,有非常正义的一面。但我们亦应看到,舍勒对怨恨与平等的论述有许多颇值得深思;平等作为现代伦理的重要内涵之一,其光环之后隐藏的一部分理念动力却是不太光彩的怨恨。而平等成为公认的价值后,却高悬于实际不可能平等的社会之上,而相对地强化了民众的怨恨心态。托克维尔深刻地指出了现代社会的困境所在,现代社会不可避免地必然走向民主,而选择民主的同时,现代人又不得不经受民主的本能——怨恨对心灵的蚕食与煎熬,但怨恨却又迫使人们追求平等……这是一两难的悖论困境。通常人们重视托克维尔所揭示的另一困境:平等导致丧失自由和形成专制,但传统政治学所言的 专制(如封建集权、法西斯暴政)并未能在西方社会立足(托克维尔所涉及的另一种专制倒值得重视,笔者将在第三部分论及平等与专制之关系)。而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敌视和争斗却是最大弊病及社会动荡的根源,几成顽症。因此,托克维尔对怨恨的担忧则尤具现代意义,值得高度重视。

托克维尔对平等所造成的种种弊端与困境提出了种种克服办法,如地方自治、加强新闻舆论、发展教育、结社、维护宗教的作用等等。而在托克维尔看来,消除怨恨净化心灵的最佳办法莫过于信奉宗教。因此,本文仅探讨一下托克维尔的宗教思想。


据90—91年世界价值观调查,在问及“你相信上帝吗?这一问题时,被调查的美国人中96%回答说相信。这一比例仅仅低于宗教传统浓厚的波兰(97%)、爱尔兰(98%),远远高于法国(62 %)、 英国(78%)。在问及“在你生活中上帝有多重要”时,被调查的美国人中回答说“很重要”的占58%,被调查的英国人中有19%、法国人中有13%做出同样回答。其他关于宗教的种种调查均表明,西欧的宗教信仰趋于式微,而美国人心目中宗教仍有重要的地位(注:马太•多岗:“西欧宗教信仰的式微”,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96年8月13日卷第3期)。这一点令人费解,因为美国的商业化、世俗化程度均高于西欧。但如果联系美国及西欧的历史来看就不难理解这一现象,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及《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此做过恰切的论述。

托克维尔终身以追求自由为自己的使命。在美国的考察证实了他的想法;宗教与民主社会并不对立,且宗教有助于民主社会中精神的净化和自由的建构。托克维尔亦处理了宗教理念制度化的社会学问题。本文着重考察托氏的宗教信念与宗教社会学思想,兼及分析宗教在西欧与美国的地位不同之原因。

十七世纪中期法国思想家帕斯卡的宗教虔信对托克维尔影响很大,托克维尔一生都是帕斯卡的学生(注:贝拉:《心灵的习性》,同前,467页)。帕斯卡对精神和真理的热忱追求令托克维尔感佩不已, 并以帕斯卡自律(注:《论美国的民主》下卷,562页)。 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新教自由主义者如斯塔埃尔夫人(Madame destael)、基佐(FranGois Guizot)、贡斯当(Benamin Constant )等人认为并非民主革命破坏了基督教,而基督教却促进了自由与平等的发展。托克维尔接受了这一思想,非常重视宗教对稳定心灵及社会秩序的积极意义(注:Tocqueveille,opcit p99页)。

做为基督教的虔诚信徒,托克维尔对当时法国信仰混乱的情况深为忧心。在法国,有人不信教,有人对宗教表示怀疑,有人虽信教却不敢公开承认,更有一些狂热的信徒为了维护信仰不仅使用暴力、敌视新事物甚至排斥自由(注:《论美国的民主》上卷,348—349页)。而在美国,他看到的是一个信仰与自由融洽结合的安宁繁荣的社会。对此他非常感叹:“在法国,我看到宗教精神与自由精神几乎总是背道而驰的;而在美国,我却发现两者是紧密结合,统治着同一国家的。我想找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的愿望,与日俱增。”(注:《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343页。)托克维尔考虑的主要是宗教对建构民主、自由的积极作用。
那么基督教有些什么理念对民主社会有利呢?首先在于基督教对个人精神的净化与提升。托氏指出宗教像希望一样是人出自本心的自然需求:“在所有的生物中,只有人对本身的生存有一种天生的不满足感,总是希望人生无可限量。人既轻视生命,又害怕死亡。这些不同的情感,不断地促使人的灵魂凝视来世,而能把人引向来世的,正是宗教。因此,宗教只是希望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而宗教的自然合乎人心,正同希望本身的自然合乎人心一样。宗教源于人的残缺和对完美的渴求,是人的本性。人希望给生活和世界找到确定的依据和解释,宗教足以提出这样一种永恒的超越信念。宗教可以使人确定人与上帝、人与人及社会的关系。一言蔽之,宗教使人的生存有一种坚实的依托,给人以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前文提及,民主社会容易产生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怨恨,而宗教则是缓解乃至消弥这种心灵毒害的良药。这并非指宗教使人关注来世而采取一种禁欲的生活方式。相反,托克维尔指出宗教同样使人关注现世的利益;如果宗教企图使人以禁欲来追求来世的幸福,只会适得其反使人背离宗教。托克维尔意识到追求现实幸福亦是人的正当本性,但过分追求物欲,不仅使人痛苦,且使人认为一切皆物,丧失本心。托克维尔看到基督教的传统伦理与现代人生活欲求存在一种紧张(注: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第428页。)。应该化解而非强化这种紧张,因此,宗教应调整其功能,放弃中世纪禁欲的说教,所以“宗教的主要任务在于净化、调节和节制人们在平等时代过于热烈的和过于排他的喜爱安乐的情感……宗教绝对无意使人放弃爱财之心,但它还是可以说服人们只用适当的手段去致富的(注:《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544 页。)。宗教的主要作用即在于使人节制物欲,必要时做出牺牲,这样宗教就与“正确理解的利益”(有节制地追求利益)结合起来。托克维尔注意到美国人既能够信奉宗教亦能合理地追求现世利益。美国的各教派神职人员巧妙地引导美国人把现世利益和来世联系起来。这是美国社会宗教能为大众接受的原因之一。

然而,宗教之所以能使人节制物欲甚至做出牺牲,除了一己暂时得失的原因之外,还有更深刻的原因。首先在于人是用心灵而非以动物般的本能追求物质福利(注:《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344页)。
而“人心比人们所想象的宽得多,它可以容纳对现世幸福的爱好和对天国幸福的向往(注: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第428页)”。宗教引导人们全身心地投入另一个终极超越的精神世界,怀着无限的爱心和喜悦与这神圣的上帝交流。在此净化心灵的活动中,一切贪欲自然烟消云散。托克维尔注意到每到周日,美国人便停止工作,安静地与上帝交流,反省灵魂(注:《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544页)。 礼拜天的宗教的培育人心中圣洁的虔敬之情,其他日子宗教则督促人们合理节制地安排生活。托克维尔更多是关注后者,但后者离不开前者。后者体现出宗教的“通俗化”,而前者则是此通俗化获得动力的神圣源泉。

宗教亦能限制利己主义的泛滥,“没有一个宗教不是叫每个人要对人类承担某些义务或与他人共同承担义务,要求每个人分出一定时间去照顾他人,而不要完全自顾自己的(注:《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681页)。上帝要世人象爱自己一样爱邻人,在上帝之爱中爱世界,在人类之中维持和谐的团契。这样,社会的公德才得以维护,人与人之间亦能共享一份亲情。这无疑对医治民主社会中人与人的敌视冷漠有良效。

托克维尔终身奉自由为圭臬。而宗教的一个重要作用即促进和保障自由。在信仰之中,人们只承认一个绝对权威:上帝。相对于彼岸的神圣,此岸并无任何法则能产生专制权威。托克维尔这一段话可视为基督教驳斥各种专制主义的经典论述:“我本人认为,无限权威是一个坏而危机的东西。在我看来,不管任何人,都无力行使无限权威。我只承认上帝拥用无限权威而不致造成危险。因为上帝的智慧公正始终是与它的权力相等的。人世间没有一个权威因其本身值得尊重或因其拥有的权力不可侵犯,而使我愿意承认它可以任意行动而不受监督,和随便发号施令而无人抵制。当我看到任何一个权威被授以决定一切的权利和能力时,不管人们把这个权威称做人民还是国王、或者称做民主政府还是贵族政府,或者这个权威是君主国行使还是在共和国行使,我都要说:这是给暴政播下种子,而且我将设法离开那里,到别的法制下生活”(注:《论美国的民主》,第679页)。对专制的驳斥亦是对自由的最好辩护。信仰是个体位格与上帝之间自由的交流,个体的最高价值便体现在这一交流中。信仰的个体认识到尘世的种种权威的相对于上帝而言总是有限的,因此无权侵犯个体的自由。托克维尔在此强调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的张力是个体获得自由的关键。而一旦宗教崩溃、信仰消失,人的精神不再有彼岸神圣的支撑,此岸世界便窃得上帝之权柄,而个体的价值只能在此岸体现,不能不服从此岸的秩序与权威,专制与奴役便可能乘虚而入。因此,“人要是没有信仰就必然受人奴役,而想要自由,就必须信奉宗教(注:《论美国的民主》,第675页)。

这固然有些夸大宗教的作用,但宗教可以做为民主国家建构自由机制的有效保障,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在美国,新英格兰的建设者把宗教精神与自由精神融合起来,使以宗教保障自由的民情得以确立。

托克维尔发现在美国社会宗教能够兴盛的一个原因是:“在美国,宗教只管宗教方面的事情,宗教事务与政治事务完全分离,所以人们可以容易改变旧的法律而不促动旧的信仰(注:《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540页)。

政教分离之所以可能首先在于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成立,两个世界各有其原则,应该保持距离从而维持一种弹性张力。这样就有效地把宗教领域和政治领域分离开来,互不干涉。人们可以在政治领域大胆变革而不触动宗教;宗教使人们的灵魂安定亦有助于维持社会秩序。现代社会是神圣祛魅的世俗化社会,亦是高度分化的社会,宗教、政治、经济、文化不同领域都高度自治,规则各异,绝不能互相替代,而应相互协调维持社会的和谐运转。所以,政教分离是现代社会的必然选择。

而如果宗教与政治结合在一起,宗教则陷入危险境地。把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拉平重合则抹去了彼岸世界的神圣性,也就无法维持宗教与社会的弹性张力,“宗教一旦依附于现世的利益,几乎会同世上的一切权力一样,变得脆弱无力”(注:《论美国的民主》,第540页)。政治领域充满斗争,动荡不安,民主社会尤其如此,宗教依附于政治必然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受到攻击,完全丧失价值理性的超验色彩,再无法维系人心。

托克维尔指出,“欧洲的不信教人士,主要是把基督教当做政治敌人,而不是把他们当做宗教敌人加以攻击。他们之仇恨宗教信仰,多半是把它视为一个政党的意见,而很少把它视为一种错误信仰;他们之排斥教士,主要是因为教士是政府的朋友,而不是因为教士是上帝的代表(注:《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289页)。可见,西欧宗教信仰的衰微的重要原因是宗教参与到政治斗争中去而为祸自己。而法国大革命之所以要打倒基督教,“并非因为它是一种宗教教义,而是因为它是一种政治制度。”(注:《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539页)。革命与教士为敌,是因为他们是领主、什一税征收者;推翻教会亦在于教会是旧势力的代表。而美国的天主教士则绝对不参与党派斗争和政治事务,从而保证了宗教的独立地位。

综上所述,托克维尔从理念和制度两个层次阐释了宗教对净化人的心灵,维系公共道德、保障人的自由和稳定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我们亦可以看出,托克维尔重视宗教在民主社会中的作用,绝非出于一己盲目的宗教热忱,而是经过深入冷静的观察与理性的思考后所得出的结论。

然而,我们亦应注意到托克维尔对宗教的处理采取了“通俗化”或实用的方式(注:《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521页)。

托克维尔一生都有一种贵族气质。读《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经常能感觉到托克维尔对贵族社会的留恋。托斯基在评论《论美国的民主》时说得好:“这显然是一部怀有感伤情绪的贵族作品,但他却能高瞻远瞩,看出贵族特权的时代已经日落西山,而一个他所不欢迎的新的阶段,正以飞快的速度走上即将由它统治的历史舞台。托克维尔认识到在民主社会里得放弃贵族思想。在托氏看来,民主的胜利在于正义而非高贵,在民主社会没有贵族时代所拥有的高贵的人物、伟大的品格、风雅的艺术,但可以培养出有利于创造福利和维持社会繁荣安定的普通公民,他们具有温良的品格和有节制的理性”(注:《论美国的民主》,第345页)。因此,托克维尔关心的是如何在民主时代维持一种普通公民的道德水准,也就是如何使一个社会在一定的道德界线内维持其良性运转。托克维尔重视宗教即因为宗教有助于孕育这样的公民道德,而非通过信仰培养虔敬高尚的圣徒和伟人。因此,托克维尔的宗教是普通人的宗教。现代社会中人义论取代神义论,神圣被解魅,世俗主义登场,因此建立一种人人适用的底线道德至为重要。在此个人欲望可能无限膨胀的时代,应能使人心中存在某种敬畏(是信仰、道德的敬畏而非仅对法律的敬畏)。在此意义上,托克维尔的宗教观无疑是有启示的。

转自豆瓣小组2012-05-21, 豆瓣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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