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青年会提倡“人格救国”及其反响

李志刚


一、前言

自鸦片战争满清败北,中英南京议和签订条约,中国赔款二千一百万银元;割让香港;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口岸通商;中国进口货税率由中英两方议定,中国门户由此洞开。其后列强入侵,迫签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国势日蹙。国中有识之士,有见国家危在旦夕,极力倡言救国,先后有推翻满清;倡行洋务;维新变革;宪制改政;进行革命种种的主张。而基督教徒提倡救国言论,亦为数不少,如洪秀全、洪仁轩、王韬、何启、容闳、孙中山均有独特见解。至于在华基督教士及教徒,如李提摩太牧师(Rev Timothy Richard)、林乐知牧师(Rev. Yong J.Allen)、李佳白牧师(Rev. Gilbert Reid)、山雅各牧师(Rev. James Sadler)、艾约瑟牧师(Rev. Joseph Edkins)等人都有经世论著。 惟是各人主张取得时人认同与否?以及事业成功与否?全属个人意见。但以教会名义提出一种救国的主张,因而又获得教会的支持,在中国现代教会史上是未有所见。若是由教会机构倡导一种思想,深受教会信徒的认同,并得社会的反响,则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所提倡的“人格救国”最具代表性。是以本文主要探究“人格救国”概念的源起,及其运动的发展,以及对政治和教会引发的反响。

二、“人格救国”理念的缘起

“人格救国”一词,起始于余日章在一九二一年四月十二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新会所落成之时,为纪念册封面的题字。 而谢扶雅于一九二四年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之组织及现状》一文,有谓:“挽近国难弥殷,时潮益急,救国之声,甚嚣尘上。协会天职所在,至切回环,历史乘之所诏,徵诸经验之所得,则吾人信完全人格为救中国之最大利器。协会标‘人格救国’四字,以与邦君人子相见者,已四年于兹矣!秉此微忱,孳孳乞乞,海枯石澜,奉以周旋,称为全国青年与童子,养成高尚完全人格,作长城砥柱于中流,页拨乱归正之大任。行见五千年文物光明之中华民国,突飞跃进于世界列国之林,此则今日协会率同四十处城市青年会及百九十九处学校青年会所共同抱负之使命也。所望海内各界,宏济艰难,诞登道岸,全国青年幸甚!中华民国亦幸甚!”

从谢扶雅一文可见,青年会协会标以“人格救国”四字,自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前后已有四年之久,乃至一九二四年全国四十处城市会所和一百九十九处学校会所均以“人格救国”为努力工作的重任,共同抱负的使命。一九二一年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创立二十五周年。而顾子仁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二十五周年》一文,论及中国青年会运动,在于改进社会,陶育青年幼童的人格,开展人生美好前途。至于青年会在中国发达的原因有五:一是青年会是一种彻底大同的宗教团体;二是青年会适应时代性;三是青年会四育兼备,养成完满人格;四是青年会是服务社会的强有力机构;五是青年会是一种有生命有能力的有机团体。 在一九二一四月一日至五日在天津举行第八届的全国大会,其中有一项重要的决议是:“青年会之责任会董事委员,董事等等,皆系各教会之教友,于共同目的之事工内,结合一体,青年会与教会最密切的结联;全国大会重再表示青年会对于教会之忠忱,而各青年会亦须有此种觉悟,于是后规定计书或准备执行时,多与教会领袖剀切热商,联络进行。”

青年会全国协会在庆祝成立二十五周年大会上,所提及青年会的精神在于培养完满的人格,但并无“人格救国”的主张。大会对于未来事工的主要讨论是在加强青年会兴教会的联系,藉以发展青年会的工作。

一九二二年五月二日至十一日基督教全国大会在上海召开筹备会议,会中分五股研讨,即第一股:基督教在中国今日之实况,股长吴德施主教;第二股:教会将来之工作,股长毕嘉乐牧师;第三股:教会的宣言,股长诚静怡牧师;第四股:教会领袖人才之启发,股长余日章博士,副股长罗运炎博士;第五股:教会的调剂与合作,股长施白珩牧师。第三股发表《敬告国人书》,有论中国当前的险状与挽救危局的方法,认为国家盛衰与教育至有关系;亦有主张提倡民德为救国根本的方法, “人格救国”是未有言及。由余日章任股长的第四股,作“教会领袖人才之启发”的报告,对于牧师领袖训练,在资格上其中有谓“当有以得人是务的动机,非要能救中国,不可干休。”对于传道士的资格亦谓:“有好教育好灵修的男女,知识、才能、品性,缺一不可。”至于教会的社会服务员,在资格上“当有基督的人格”。 论及教育领袖的资格有云:“各处需要训练有素的管、教人员,固是实在情形。但找算一促即至,训练许多良好的领袖,未必能得到很好的效果。况且教育方面,资格的优秀,是要紧的,数目众多,还不十分要紧。教会教育事业的缺点,就是务实而荒,无力做到好处。如果有将来可以做到领袖的人,我们就当专心在他身上做工夫,教他的人格,大得灵力的化成。所以训练的人数,不宜过多,只要尽力之所能,把适当的人数,训练的确有功效,应当有好教员部,教员有极好的品性,学生才可以效法。”

在一九二二年基督教会全国大会的讨论,当然有涉及救国思想的问题,但并不很鲜明,而有关“人格”的讨论,似属教育培训的工作,所以“人格救国”的理念是没有建立的。然而在一九二三年十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在广州岭南大学召开第九次全国大会,是以“人格救国”作为大会主题,全国青年会总干事余日章在《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第九次全国大会诸同志书》有言:“诸君为我国青年及幼童谋德智体群四育之发展,养成其完全人格,上以荣耀上帝之圣名,推广其天国,下奠民国之基础,发扬其光辉,不辞劳瘁,踊跃前往广州赴第九次全国大会,以‘人格救国’为总题,以诸君之热忱毅力,将来大会成绩优美,可操左券。”又云:“然章以个人观察所及,兼受种种之激刺,不能不确认人格为救国唯一根本,因此决用人格救国四字以唤醒四万万同胞。而社会各界对此旨题,近亦普遍之觉悟,其为直接间接之宣传。然而收效甚寡者,其故何耶?此中原因甚复杂,其最重要者,即明知人格能救国,而对于毁坏人格者未尝除去,对于培养人格者又未有具体之设施。然非人格之不能救国,实因尚未有人格之建立,因而国亦无从赖之以得救也。第九次全国大会既以‘人格救国’为号召,吾知诸君非仅承认、赞成、提倡人格为救国唯一利器,且于维护人格培养人格之两大端,尤当三致意焉。”

是以可知“人格救国”运动是青年会全国协会在一九二三年十月十六日第九次全国大会才开始推展,整个观念是由余日章提倡和策动。论及人格救国一词,应属“人格”、“救国”两个不同概念的结合,“人格”属于道德性的范畴;而“救国”属于政治性的范畴。若说以人格达成救国的目的,此亦即以道德行为去达成政治的目的。“人格”的建立可说是世界各地青年会历来的主张。基督教青年会是英国卫良·乔治公(Mr. George William)于一八四四年在论敦创设,起始以查经、祈祷、培灵、联谊促进德育群育为主,传至美国后,更扩展有体育和智育。一八八八年美国青年会第一干事麦泮尼氏(Mr.Robert Meburne)宜言有谓:“青年会之内容,为德育体智育群育诸部。盖所以求完人之幸福,使身、心、灵、俱臻理想之发达也。” 其后各国青年会均以德、体、智、群四育的工作,以期达成基督完全人格的最高理想。中国自一八九八年有青年会设立以来亦格守一椅的宗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牖导培植青年之基督教信仰,锻练其身体,启沦其智识,并发达其合群性,使成完全人格为宗旨。

青年会有关完全人格的培养,早年有视之为德育部的工作,如百诲所撰《德育之部——现代青年之人格》,指出人格与神、物的关系,人类位于神性和物性中间,人性即人格是从神创造而出,与神性物性合而为一。人格即有对于世界之人格:对于国家之人格;对于社会之人格;对于家庭之人格;对于自己之人格等伦理秩序。 所以中国青年会在未推行“人格救国”主张之前,所强调的完全人格,实在是一种道德训练。“人格”本是道德的概念,而被使用于人格救国的政治目的,完全是出于余日章爱国的构思。因为自有日本二十一条的要求,以致巴黎和会引发的“五四运动”,中国外交日见失利,国内知识分子提出不少救国的主张,余日章于一九二一年参加华盛顿会议,尤体会中国局势的险峻,救国思想更为逼切,因此才有“人格救国”理念的主张,并藉全国青年会的力量加以推广。

三、人格救国运动的实践和推行

余日章在《致中华基督青年会第九次全国诸同志书》中,深信基督教青年会既有维护培养人格的能力,实足可以从人格达成救国的目的。为此提出六大点的计划:一、规定全国的计划,认为青年会既以“人格救国”为事业旨趣,应对时局潮流、社会需要、工业问题、新思潮趋势、人民生计等情况有客观的认识,从而规定青年全局的计划。二、发起创造精神,提及青年会事业之所以兴旺,是因为青年会有适应环境的能力,并且富有中国色彩,专为中国人谋福利。青年会虽然由英美介绍于中国,但不能处处以西方青年会的程度和方法去办理,为合乎中国固有文化应有创造的思想家和实行家,改进青年会的事业。三、提倡机实的风尚,余日章指出青年会有两大敌人,一切夸耀;一为奢移。所谓夸耀者,就是以青年会的组强化学元素和事业精神自觉优胜,以致自满不能精益求精。所谓奢侈,就是多在纸上预算报大,在报告人数上则多,往往失去古代机实的风气。四,鼓励坚忍的精神,有言当时内致紊乱,外交失败,国势至为危险。又观社会水旱刀兵频年不断,以致颓废恶俗、赌博、赌赂遍地皆是,引起青年会人士的悲观消极的态度。余日章则认为上帝生我人于今日,正是再选环境的好机会,提倡建立人格,实有无上救国的能力,面对困顿的环境,更应坚忍精神,勇往直前达到目的。五、养成协作的习惯,青年四散于中国。合有三十多处市会,二百余处校会,彼此共负同一宗旨,理当联络成为一整体,在全国运动工作上,不能有所分歧,协作力量若是减少,便会发生破坏和阻碍,深知基督维一,青年会维一,青年会之目的维一,均须抱一种同气连枝的情感,推进彼此的协作,发展会务。六,蕴蓄基督的生命,基督教青年会,不只因为名义上有“基督教”三字而不反对基督,便无愧于基督教的名称。青年会实以基督为根本的命脉,若然青年会无基督的生命就非青年会。 因此青年的董事、干事和会员,皆当以基督的生命,为青年会第一重要会务,生命的栽培和蕴蓄不可缺少的。

青年会第九次全国大会,分为九组,每组讨论主题实为青年会当前的争务。各组题目为:第一组:青年会扩充程序案;第二组:青年会职业事业案;第三组:青年会财政案;第四组:青年会干事训练案;第五组:青年会与海外协会会作案;第六组:青年会学生事业案;第七组:青年会智育事业案;第八组:青年会书报事业案;第九组:协会事工与组织案。以上各组有涉及“人格救国”的讨论,以第六组、第七组及第八组多有建议。诸如第六组根据一九二一年四月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大会的决议,去探讨学生运动的界说,认为各校青年会的目的乃是:“中国全国基督教学生运动内容各校会应以基督的友谊联络同志,养成基督化品格,与实行基督于世界程序为目的。”实现的方法是以引导学生因基督而得上帝的信仰;引导学生加入教会或其中的服务;藉祈祷读经促进学生的生活;联合所有学生致力成全基督的旨意在社会之中,继而推广天国于世界。 第七组开宗明议讨论青年会智育事业的目的,建议一有谓:“青年会智育事业之宗旨,在对青年培养基督化的人格,并授以适当之知识及技能,以适应社会的需要。”认为智育部干事与学校教员必须在日校及夜校授以圣经科;每星期举行多次宗教演讲。每日清晨守晨更;进餐必先谢祷;星期日必赴礼拜堂。如此训练青年幼童,实有助达成基督化人格的目的。 第八组首先提述基督教青年会书报业之目的,在于抉助今日之各等少年,使能确立基督教之人格。为要解决社会一般问题,首要增进各等少年灵性的心智和身体的社交各方面的幸福;更应引导少年人为教会服务多作建设性的事工,实现良好的新社会,成为真正的国民。 综合各组意见,“人格救国”的实施多偏重于人格的培育,少论救国的重要,而且将人格培育训练视为智育部的工作。

为配合“人格救国”的推行,《青年进步》季刊在一九二三年十月第六十六册,有《人格问题》专论的发表。自始以来,青年会先后推行平民教育和公民教育两项重大的工作。 而平民教育的产生,是在第一次欧战英法政府从中国招聘二十万华工前往欧洲前线从事掘壕、修路、运送军需品种种工作。余日章策划在欧洲战地设立华工青年会,由美国青年会派遣大批留学中国学生到欧洲服务。 晏阳初一九一八年毕业耶鲁大学后,即投入法国华工青年会工作,首先设立华工识字班,翌年一月创办(华工周报),推行华工识字运动甚有成绩。欧战结束,晏阳初升入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硕士,一九二零年毕业后即返上海。晏阳初推行平民教育的计划,深获余日章赞许支持,建议以基督教青年会作为推动机构。晏阳初出任智育部平民教育科干事,进行一个调查各省平民教育现况: 于一九二二年开始在长沙、烟台、杭州、汉口等地开办平教运动,并与上海、济南、天津、广州等地方团体合办平教学校。据估计推行平民教育运动十五年内,接受教育之教有二十五万人之众。 无疑晏阳初和传若愚对于平民教育贡献心力不少,如非余日章的支持,则不可能获得如此成效。平民教育运动的发起故较“人格救国”提倡为早,但当“人格救国”运动确立后,则将平民运动转作“人格救国”运动的一项事工。

在“人格救国”运动上另一重大支柱是公民教育运动。对于该项运动的推动,分别在各市会和校会组织讨论班、研究团、宣传队,发起种种运动和公民演讲,以此灌输公民知识。此外出版公民研究资料,如地方自治,国际问题,不平等条约、国内问题、三民主义、公民诗歌等等不下二十余重。例如一九二五举行两民公教运动总计为:举行城市有三二处:讲演会二四一次;听讲者七五四二四人;参观图表者四六八零零人;选举测验者一三五二人;应徵文字者三六六零人;组织研究团九七团;研究团员二七九一人;宣讲队六四队;宣讲队二九五人。

晏阳初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一日《关于平民教育精神讲话》说及“公民教育:识字以后,当更进一步,以中华民国国民必须之教育,完成其公民资格,平民教育之最后目的,亦即在此。” 可见公民教育是平民教育最终的目的。余日章在《公民教育为中华民国当今急务》有谓:“进而言之,吾国人民之特性中,亦有重要的缺点二:(一)吾国人民之独立生活,将政治撇诸度外,民自为民,政自为政。既无知政治知识,自无监督能力,遂致为专制政府所利用,以不干政治为守法安分之良民,否则必遭刑戮,于是人民竟与政治分离矣。(二)吾国人民之独立生活,除最近百余年外,均属闭关自守之日,故外交及国际间之学识经验俱极缺乏,是以海通以来,动辄失败,丧失主权,割地赔款。国势岌岌可危,而人民之泰然,直至今日始稍有觉悟,而尚未善及也。时机迫矣!,为亡羊补牢计,提倡公民教育,俾人人对内外具有相当知识,以肩负应有之责任,并发展其对付之能力,犹待迟回却顾乎!(甲)对内,吾人应提倡广义的、建设的、纯正的爱国心,讨论立国之大道,夜释共和真谛,研究各种大问题,若裁兵、和平、国民会议、禁烟、财政、教育等,激发民治的精神,促起团体互助的觉悟,养成高尚的人格。(乙)对外,研究各不平等条约的要点,以及缔结平等的互惠的新约之准备,宣传泰西文化之优点,以备吾国改造之采择,发扬吾国文化之优点,以供泰西之研究,讨论国际的关系,以谋世界友谊之进步。”

由是谁知,“人格救国”是在于公民教育的实现。期间青年会虽有拒毒运动、节俭运动、齐家运动等举行,但都是推行“人格救国”的一种行动。一九二六年八月在济南齐鲁大学所举办青年会第十届全国大会,大会主题是“人格立国”, 以至一九二九年十月在杭州之江大学举行的第十一届全国大会,大会主题则称为“人格建国”。 无论是“人格立国”,抑或是“人格建国”,都是“人格救国”的衍神,成为中华基督青年会在一九二零年和一九三零年代主要的事工精神。

四、“人格救国”运动引起的影响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协会于一九二三年十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在岭南大学,召开第九次全国大会,以“人格救国”为大会讨论主题。大会在岭南大学举行,意义至为重大。当时广州为中华民国非常时期政府所在地,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而广州市市长是由孙科出任,孙科亦为广州青年会董事。 广州市董事长锺荣光为岭南大学副校长,素向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至于第八届大会公选七十二位的青年会委员,如刁作谦、王宠惠、王正廷、孔祥熙、冯玉祥等都是教会热心信徒,在政府出任高职高员,对于青年会事业极为支持, 是以青年会全国大会在广州召开, 可说是“珠海生光”。 在十六日大会开幕典礼中,是由广东省长仲恺致欢迎词。 及至二十日下午在广州省议会举行孙中山欢迎会,孙中山偕夫人莅止,作出历两小时的演说,题目为《国民要以人格救国》。 这是孙中山先生对“人格救国”作出一次重要的演说。此实因为孙中山在以往的论著末尝提及“人格救国”的问题,有关“国民要以人格救国”一题,可属孙中山对“人格救国”主题的回应。
孙中山认为以青年会的体育、智育、德育三项标题从事“人格救国”,是有独特而重大的意义的。以往救国事业多由国外发起,而青年会以国内大团体发起救国运动,是属第一次,深受国民党欢迎。 孙中山有说:“青年会的宗旨,注重体育、智育、德育三项,改良人类来救国,是全国所欢迎的。国家是由人类奏合而成,人人都有机会,可以造成一个好国家。我们要造成一个好的国家,便先要人人有好人格,中国的团体中有好人格的,就是青年会!所以青年会是造成好国家的好团体!青年会的会员,已经有七八万人,这七八万人中不能说个个程度都齐,但我相信总有几千人是有好人格的。因为这几千人才的提倡,所以令青年会成了一个有人格的团体,所以令全国有志青年,多喜入会,造成好人格。我们想要问政治的人,想中国改良成一个好国家,便是想得有一个机会,令四万万人都变成人格。这个方法是在甚么地方呢?要正本清源,自根本上做工夫,便是在改良人格来救国!这便是以国家全体变成青年会,然后多数国民的人格才能够养成,然后四万万人才都有人格。外国人到中国来,从前还没有想到这著,诸君已想到这著,并且做到这著,所以改良人格来救国这一说,当是中国的出产物。” 孙中山又说:“诸君在青年会,研究体育、智育、德育之外,喜欢做地方事情的人,还要组织一个‘地方自治研究会’,或办一个‘地方自治学校’,来造就这项专门人才。如果办到一年,便可得不少人才,至多办到三年,一定可以造就很多人才。倘若人才造就了,到我这里来投效,只要我像现在在广东一样,有权用你们,我一定给一县或两三县,让你们去试验试验。有了成绩,再推广到全省,以至地全国,那么,中华民国,便可以大治。诸君要想救国,便要先学治国。如不知治国,就是像诸君得了一块土地,也不知从那里治起。”

而孙中山于翌年亦有(勉中国基督教青年会),论及青年会以德育、智育、体育去陶冶青年,使之成为完全人格之人,将为青年会救国的重任。 综观孙中山“人格救国”的言论,是偏重于政治性的取向,以期达至救国的目的。

青年会全国大会在广州召开,固属全国青年会的盛事,然而对于广东教会而带来重大影响,其中有香港道济会堂(即其后中华基督教合一堂)主张张祝龄牧师,亦为其时香港青年会董事, 对大会“人格救国”主题有所申论,在《基督号》第三期发表《完全人格》一文说及中国古人欲平天下,是以人格为本位。 然而古人理解到人的不完全,万物固须格;知识固要致;意志固要诚;心念固要正;身体固要修,由于外物太多,内欲复燃,以致宝贵的灵性丧失于不知不觉中,人们只求形而下的人格,而不思想形而上的人格,是终不但不能格物,反而为物所格,为物所同化。有谓基督教平日主张,包括神人物三大论,人格居中,下可以格物,中可以格人,上可以格神。格物以智识,格人以仁爱,格神以信仰;所谓人格者就是能格人,能格物和能格神。 若说要有完全的人格,就要以完全人格的天父上帝作为模范。所以上帝可以说是完全入格的神,他的完全人格在耶稣基督一身显现,作为世人效法的善范。张牧师提到耶稣基督完全的人格约举四十八端,并以四十八种美德注于头部、身部或四肢各部位中。张牧师有说,由于人身陷物格之肉,若只知有人格和物格,不能称之为完全的人格,即如尧舜周孔亦是人,他们的欠缺过失无异于常人,故以人之力无法恢复已失的人格,因此原有完全的人格,就必须寻求神格的帮助。所以张牧师是采用神学的观念去探讨人格的道德性问题,并以人体图表解释基督完全的人格,甚具中国本色的精神。

在孙中山和张牧师对“人格救国”的理念显然是有不同的影响,孙中山是从完全人格的改善,探求达至救国救民的目的;而张牧师则从完全人格的改善,探求达至信仰基督的目的,这不外是政治性反响和宗教性反响的不同结果。

五、结论

“人格救国”理念是中外古今所未有的倡仪,其后演化成为中国青年会的运动。诚如孙中山所说“是中国的出产物”。余日章之提倡“人格救国”,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其个人的爱国思想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余日章自一九一三年一月任职青年会全国总会(后改为中华青年会全国协会)演讲部主任干事,以至一九一七年被选为总干事,期间历经辛亥革命、袁世凯恢复帝制、军阀割据,国家处于一个极为混乱时代,其后日本向我国提二十一条要求,引发“五四运动”,及至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参加华盛顿会议,有感国势危险,于是激发有“人格救国”的思想。余日章回国后在致各界人士公开出提出宜自立:毋空言;修明内政;人才;人格等五点感想,论及“人格”有载:“吾国人缺乏道德观念与责任心,每过一事,其不负责者反牵连负责者,使同归于不负责。且成为个人私利,不惜献媚外人,良心沦亡,人格扫地。代表国人如此其多,倘然同心同德,努力协作,其成绩必有可观,何至又有今日现象耶?以上各节,不过聊表所感,撮要奉闻。审大势之所趋,惕宗耶之多难,弥感完全人格之陶冶,实为救国唯一根本之途。唯青年同志,值此潮流,责任重大,尚望彼此作精神上实力上勉励与鼓助,同心协力,勇往直前,应上帝所企于中国在世界上应尽之使命,可以完成,幸何如之!”

余日章处于政治转变的大时代中,教会同样遭遇到重大的“非基运动”,促使一九二二年五月召开的基督教全国大会,切实探索基督教的本色化问题,“人格救国”可以说适应时代符合国情的本色化思想,惟是“救国”问题,实属政治性的活动,有关政治性的活动,是青年会向不参与的原则。 即或为推行“人格救国”所实施的公民教育亦可称之为政治活动。而余日章对青年会与政治活动的关系有云:“青年会为宗教团体,何必兼及政治问题。夫宗教不得干预政治,固吾人之素所承认,但宗教与政治,同为人生之一部分,宗教助其为好人,公民教育助其为好国民,本毫无冲突之处,故最高尚之宗教,与最纯正之公民教育,绝无隔离之必要,且宜互相辅助,达到好人好国民之共同目的。”

事实上,余日章提倡“人格救国”,在改善“人格”的教育工作中并无有违青年会的宗教和信仰的原则,至于从人格改造去达成救国的目的,亦可说是本身爱国理想的实现。这正反映爱国教徒的情操。“人格救国”的理念为全国青年会所接受,在二零年代至三零年代以“人格救国”为号召,使青年会工作得以维击和发扬,对国家社会作出实质的贡献,是可以为后人所肯定的。因此,余日章的思想影响中国青年会事业极为深远。

(作者为香港中华基督教礼贤会湾仔堂主任牧师)

转自《维真学刊》,第199801期。
http://www.regentcsp.org/wzxk_list.asp?id=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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