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德国化、纳粹神学家有罪吗?

高峰枫

1933年1月,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标志着纳粹党全面掌握政权。在这改朝换代的当口,德国新教教会中有不少人认为,宗教当积极介入政治,于是颇有为希特勒政府摇旗呐喊者。这些支持纳粹的宗教界人士,组成“德意志基督徒”这样一个阵营(Deutsche Christen,英文译作“German Christians”),并设法攫取了新教教会的领导权。据保守估算,当时德国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基督徒加入这一阵营,也有人计算,比例或可高达三分之一。这些人当中不乏知名神学家、牧师和学者,他们或是认同反犹的主张,或是不甘寂寞,要在新社会里有所作为。在超越世俗的宗教领域,如何在政治上积极表现呢?方法其实很多。比如,在不少教堂里,象征耶稣受难的十字架下,居然可以同时挂出纳粹的卐字旗(《雅利安人耶稣》一书的封面照片便是一例)。圣经里的弥赛亚和德意志民族的“救星”,就以这种古怪的方式被捆绑在一起,并肩战斗了。在举行敬拜仪式时,有些教堂的牧师和会众竟还要行纳粹举手礼,让人难以分辨这到底是礼拜还是党团集会。

除了这些积极的姿态,还有更露骨的表忠心运动。在图林根州,“德意志基督徒”组织就曾号召全国牧师向希特勒效忠,誓词如下:“我宣誓:我要对德意志帝国和民族的元首希特勒忠心不二,遵守法律,自觉完成我应尽的职责。愿上帝保佑。”既要敬上帝,也要拜恺撒,一仆就服侍了二主。到了1938年,宣誓活动在图林根州和梅克伦堡州已经全面开展。但是,这些挖空心思向纳粹示好的弄潮儿们,很快发现,他们的热脸,实在是贴在了冷屁股上。希特勒对宗教向无好感,对于频频献殷勤的牧师们始终心存疑虑。1936年,政府就曾颁布一道公文,宣布:未获许可,禁止教堂内悬挂纳粹党徽,也不得将党徽印在教会出版物上。对于宣誓活动,纳粹官方也一样不买账。负责宗教事务的官员宣布:牧师宣誓与否,乃教会内部事务,完全取决于个人意愿。即使宣誓效忠,第三帝国也不会对教会有任何特殊礼遇。这一来,旗子算是白挂了,誓也白宣了。但是拥护纳粹的神学家们仍锲而不舍,不断想出新的策略来讨元首的欢心,也为自己在新社会争得更大的权力。

学术反犹

1939年5月6日,在瓦堡城堡(Wartburg Castle),一家研究所正式揭牌。四百多年前,马丁·路德曾在此将新约译成德文。这个机构的全称译成中文十分拗口,叫做“研究和清除德国教会生活中犹太影响研究所”(Institut zur Erforschung und Beseitigung des jüdischen Einflusses auf das deutsche kirchliche Leben)。近来研究教会人士与第三帝国合流的著作,很少提及这个研究所。究其原因,是因为大家多以为此乃一专门学术机构,而且得到教会的明确支持。研究所后来虽发表了大量宣扬反犹的研究成果,但由于托庇于学术,让人不觉得是赤裸裸的政治宣传。有教会和学界这双重掩护,这个研究所的运作和影响便始终无人系统研究。如今,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的教授苏珊娜·海舍尔(Susannah Heschel)翻开尘封的档案,搜集了大量稀见史料,对这所隐蔽的机构,其历史、成员、工作、影响,做了仔细的梳理。这项研究成果于2008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标题是《雅利安人耶稣》(The Aryan Jesus)。

读过海教授的书,我们发现,这所研究机构的成立和运行,可归结为八个字:教会资助,挂靠大学。建所的动议来自教会内部强烈支持纳粹的成员,为的是要在教会中推动反犹的进展。总部设在艾森纳赫(Eisenach),办公楼是图林根教会的资产。关键人物之一维尔纳(Friedrich Werner),当时是“旧普鲁士联盟教会”的领袖。德国统一之前,普鲁士邦将境内的路德宗与加尔文宗联合起来,组成这个联盟教会,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依然是德国新教最重要的一支。维尔纳在建所之初,为考虑平衡教会内部势力,犹豫再三,不愿意让教会直接出头。但反犹的冲动最终还是占了上风,他后来从教会拨款5000马克,在财政上给予全力支持。其他经费分别来自各地教会的捐助。从资金来源考察,这所研究所不是官办的智库,而纯粹是由宗教界谋划、为迎合潮流而设立的教会研究机构。当时纳粹化程度最深的高校是耶拿大学,所以研究所核心成员大都是耶拿大学神学系的教授,就毫不为怪了。

建所的宗旨,已经在机构名称上写得清清楚楚了。在成立仪式上,学术咨询委员会主席,也是后来研究所最活跃的成员格伦德曼,做了大会主题发言,题为《宗教生活的去犹太化乃是德国神学和教会的首要任务》,再次为研究所的走向定下了基调。机构名称中,除了“研究”,还有“清除”二字,显得格外刺眼,也清楚表明这个机构是要把学术转化为政治行动的。研究所的工作无外乎三种:课题组、办会和出书。既然清除犹太影响是建所的第一要义,那么“思想独立”、“学术自由”这些事自然就免谈了。因为要紧跟时政、紧靠政府,所以研究的题目和角度都是现成的、内定的。比如由核心成员挂帅的课题组,是要从种族的角度研究基督教的起源。其实这根本算不上严格的学术研究,因为结论大家都已心知肚明:基督教与犹太教无涉,耶稣不是犹太人。办会自然也要秉承研究所的核心题目,为反犹运动造势。有些学术会议的水平,实在不敢恭维。比如,研究所的一位核心成员在某次会议上论证,英国由于在宗教改革时期过度依靠旧约,所以完全被犹太化了(102页)。论题之浅陋、论证之粗糙,说明学术已经滑向政治宣传。

在那个特殊年代,研究所人气很旺。到1939年底,建所不足半年,成员已有80人。两年后,又增至180人。成员工资来自各人任职的教会或大学,而日常开销,包括秘书工资、电话费以及办会费用,则由研究所用教会的款项支付。学者和神职人员纷纷入伙,其中不乏真心认同反犹主张者,但大部分人都是受利益驱使。出书有人资助,开会有人邀请,食宿有人报销,还可以结识当红学者、明星教授,把握学界最新风向,站在时代思想前沿,既然有这一连串的好事,那么渴望发表的年轻学者、刚刚毕业的博士生,又有几人能抵抗住诱惑?特别是学术上想“预流”、想“前瞻”、想开风气之先者,研究什么题目,能产生什么后果,这些问题哪里有心思去想?再加上教会的威望,更是让人感觉加倍放心。

去犹太化的耶稣

爱默生有言,“机构乃是个人拖长的身影”(An institution is a prolonged shadow of an individual)。我们可以说,这所“研究和清除德国教会生活中犹太影响研究所”,便是沃尔特·格伦德曼(Walter Grundmann, 1906-1976)的身影。他不仅担任学术咨询委员会主席,也是风头最健的人物,了解格伦德曼,就等于了解这所机构。格伦德曼年轻时在莱比锡大学学习神学,当时就已加入学生右翼组织。1930年,他入纳粹党,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后来他去图宾根大学读神学博士,导师基泰尔(Gerhard Kittel)是与纳粹合作最知名的神学家(详见Robert Ericksen,Theologians under Hitler,耶鲁大学出版社,1985年)。格伦德曼创建反犹的研究机构,可谓在精神上得了他师傅的真传。

海舍尔教授考察格伦德曼的早期著作,发现他很早就流露出教会应与纳粹合作的念头。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后,格伦德曼在2月间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上帝与国家》。他认为法国大革命带来极其危险的政治平等观念,破坏了所有的权威和社群。结果,上帝在不同的种族、国家、阶级、性别之间所建立的区分,一律被抹掉,导致德国陷入种族混杂的乱局。在他看来,希特勒应运而生,为的是要恢复被颠覆的秩序,而他的权柄毫无疑问来自上帝。在同年出版的《信仰与民族》一书中,格伦德曼这样评论希特勒:“我们知道,如此纯粹、诚实的人,他的权力绝非来自人间,而是来自天上,就是我主耶稣所说的天国。从元首身边的人,我们也了解到,他深知自己与上帝之间的内在联系。他知道自己是上帝的工具,他对上帝有明确、单纯的信仰,就如圣经上所说,他与上帝和解。”(191页引)

要了解格伦德曼的学术研究,必须回到本书的标题。什么是“雅利安人耶稣”?耶稣难道不是犹太人吗?福音书里记载得清清楚楚,耶稣被门徒称为“拉比”,也就是犹太教熟谙律法的教师。他在民间传道时,朝夕出入犹太会堂。他和法利赛人激烈争辩的,都是犹太教规,就连临终遗言都说的是阿拉米语(《马可福音》15:34)。我们知道,最早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但后来犹太裔的教徒和非犹太裔(即所谓外邦人)的教徒之间起了争端。此后这种新兴的宗教在外邦人中广泛传播,在犹太地区反而渐趋式微,而且教会对犹太裔基督徒的敌视慢慢扩大为对犹太人的仇恨。耶稣被犹太法庭审讯,又被犹太人移交给罗马人处死,所以早期教会中不少人视整个犹太民族为残害耶稣的刽子手,甚至称犹太人为“弑神者”。可以说,对犹太人的仇视可以一直追溯到早期基督教历史。

基督教自认为已经取代、超越、完胜犹太教,但是有一个心理疙瘩两千年来也解不开。基督教继承了犹太传统,这是不言而喻的。考其核心教义,诸如“弥赛亚”、“末世论”、“拣选”这些观念,无不来自犹太教。连圣经中的“旧约”,本身原就是犹太典籍。但基督教要闹独立,就一定要否认犹太教的合法性,甚至要彻底抛弃犹太传统。古代最著名的例子是公元二世纪的神学家马克安(Marcion,约卒于160年),他力主旧约、新约水火不容,宣称犹太人的神是凶残横暴的造物神,而新约中的神则是仁爱和平的真上帝。因此马克安主张将旧约这部宣扬律法、记载上帝暴行的犹太书从圣经中彻底清除。他还对新约做了大量删改,同样为的是要剔除他目之为陈旧、野蛮的犹太因素。在19世纪,信奉种族论的神学家同样不满意基督教这个不光彩的“母胎”,想尽办法让基督教从源头处与犹太教做最彻底的切割。海舍尔教授用第一章描述了纳粹兴起之前,欧洲在新约研究方面已然不断在试图“排空耶稣身上的犹太特征”(“Draining Jesus of Jewishness”,第一章标题)。

要清洗基督教的犹太“污点”,就需要在犹太传统之外,为它另寻生身父母。于是乎,有人将基督教核心教义归结为希腊影响,有人认为耶稣生平实际上取自佛传,甚至还在印度教、拜火教中发掘基督教的起源神话。所有这些19世纪很风行的研究,背后都隐含这样的情结:希腊的来源也好,东方的影响也罢,只要不是犹太教,就都能和基督教门当户对。除了在宗教起源上排除犹太影响,新约研究也不断在消解耶稣的犹太身份。如果耶稣不是犹太人,那他所创的教派岂不和犹太教八竿子都打不着吗?当时最流行的,也是被支持反犹学者广泛采用的理论,就是所谓“加利利胡化说”(the Gentile Galilee)。

“加利利胡化说”

耶稣出生在拿撒勒(Nazareth),属耶路撒冷北边的加利利地区。公元前8世纪,亚述人曾大举入侵犹太地区。按照“胡化说”,此后,该地区便有大量外邦移民涌入,当地人口中犹太人即不占多数。旧约《以赛亚书》中曾提到“外邦人的加利利”(8:23),塔木德中提到加利利的人民律法废弛,不守教规,而且《约翰福音》中又有“先知不出于加利利”一句(7:52)。把这些材料串起来,便可让人得出一种印象,仿佛加利利已然变成外邦人的聚集地,犹太人反而沦为少数族裔。

即使是生活在加利利的犹太人,在种族论挂帅的学者看来,由于与外族人通婚,早已不再是纯种的犹太人了。如此一来,加利利地区既已被外族文化长期侵蚀,无论在人种还是在宗教方面,早已被“胡化”。耶稣在福音书中说了不少在正统犹太教看来大逆不道的话,做了不少犯忌讳的事,他与犹太祭司的冲突就被想当然地归结为种族问题。这样的解答干净利落:耶稣并不生于犹太家庭,本就不是犹太人。不仅在种族上不算犹太人,他还与犹太教为敌,以战胜犹太教为一生的志业。

这种“胡化说”在学术上已经为现代更为严谨的历史研究证伪(可参Mark Chancey, The Myth of A Gentile Galilee,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年)。加利利不是纽约,不是种族大熔炉。但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这个理论风靡一时,因为它绝对符合时代精神,而且用起来非常趁手。格伦德曼依赖的就是这个靠不住的理论。1940年,他出版了《加利利人耶稣》一书。这部书在学术上殊少创见,只是将前人成果归纳综合,但突出了种族主义的视角和取向。对于“胡化说”,格伦德曼是照单全收。他说,耶稣与犹太教根本对立,后者强调律法,而耶稣突出与上帝的亲密关系。耶稣的使命就是终结犹太教,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更可见犹太人是多么残暴和卑劣。格伦德曼本来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明知道有些研究靠不住,仍然以意见主导学术。比如,耶稣没有生父,这一点屡遭古代人嘲笑。

早期攻击基督教的著作中,曾记载一传说,说耶稣是私生子,其生父实为在巴勒斯坦地区驻防的罗马士兵,名为潘特拉(Pantera)。此说极有可能是为丑化、中伤基督教而编造出的段子。这样一则自古以来就未曾证实的八卦,格伦德曼居然也采信,用作书中的证据(153页)。耶稣与犹太祭司的任何纷争,都被他拿着种族主义的放大镜,夸大成不同宗教之间你死我活的决斗。在他看来,犹太教对外邦人怀有刻骨的仇恨,其终极理想是奴役所有外邦人,也就是支配全世界。而耶稣呼唤的则是和平和公义,决不局限于巴勒斯坦一地,因而绝不可能是犹太传统中的弥赛亚。

改写新约

格伦德曼组织才能出众,在他领导下,研究所取得了不俗的业绩,主要包括改写新约、重编赞美诗和教义手册。所里的专家组对新约正典先动了一个大手术。他们将四福音和保罗书信都大加删削,炮制了一部反犹主义的“新”新约。这部新约改写本,打乱了新约传统的篇章顺序,按主题分作四部分。第一部分题为“救主耶稣”,将前三福音中记录的耶稣生平事迹汇为一编,终止于耶稣的“奋斗、十字架和胜利”。第二部分“人子耶稣”将《约翰福音》浓缩,侧重神学议论。第三部分“主耶稣”从保罗书信中截取片段论述,按照宗教主题重新编排。第四部分“基督教教团之兴起”,则按照《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的记载,叙述保罗如何与犹太教决裂,向外邦人传教。这部配合新形势的新约新编,将原书中所有涉及犹太人的段落悉数删去,比如《马太福音》开篇所记的耶稣犹太家谱,以及所有引自旧约的预言。福音书中保留的犹太习俗术语都被修改,比如“安息日”(Sabbath)被改写成没有民族色彩的“节日”,“逾越节”(Pesach)被替换成基督教的“复活节”。(以上见109-110页)

二战期间,物资紧张,正规的学术书往往因为纸张短缺而无法出版。但是,这部与时俱进的新约新编,到了1941年底,连出售、带分发,竟然发行了20万册。由于有出版资助,所以价格低廉,大大方便了书籍的流通。这也可见研究所确实获得了不小的特权。

除了对新约做“排犹”的处理,研究所还对传统的赞美诗以及用于宗教启蒙的教义手册(catechism)做了修改,都旨在向公众灌输符合纳粹国策的反犹思想。1941年出版的《德国人与上帝》一书,就用简明的语言总结了新型基督教的核心主张。比如,他们用新编的“十二诫”代替了摩西十诫,诫命中甚至有“保持血统纯正”、“尊敬元首和主”这样富于时代气息的信息,而禁杀人、禁偷盗这些传统的戒条反而不见了(127页)。在1940年编辑的另一部宗教入门书中,还出现这样的问答:“谁是德国精神的敌人?德国精神的敌人就是犹太人……基督是犹太人吗?说耶稣是犹太人,这是犹太人捏造的弥天大谎……我们担负什么样的责任?耶稣的生命和训诲就是要挑战犹太精神……旧约是怎样一本书?就如同田里庄稼和杂草共生,所以旧约里包含善,也包含恶。我们尊重旧约中关于上帝的永恒真理,但我们要把它的犹太精神彻底摧毁。”(127页)赞美诗和教义手册不是专家学者高深的撰述,而是和普通百姓息息相关的流行文本,研究所的影响就以这种形式跨出学界,深入民间。

书斋杀手

1945年德国战败之后,这个研究所自然就地解散,格伦德曼也被解除耶拿大学的教职。但解职的原因并不在于他的反犹宣传,而在于他是纳粹“老”党员。当时盟军为了在德国各高校推动“去纳粹化”,划下一条杠杠,凡1933年之前加入纳粹党的教员,一律解除教职(244页)。格伦德曼的老师基泰尔由于是全国闻名的纳粹神学家,还被关押了好几年。相比之下,格伦德曼差不多要算毫发无伤,这段不光彩的学术生涯并未给他带来任何罪名。研究所主要成员在接受例行的调查时,相互包庇,互相提供有利的证词,结果受到惩罚者寥寥无几。他们对外一律宣称,二战期间的研究属于教会活动和学术研究,不能算是与纳粹合流。格伦德曼被解职之后,仍受到图林根教会的庇护。1950年,他被派到偏远村庄担任牧师,最后几经辗转,竟然还出任一所神学院的院长。战后他在学界仍相当活跃,不断出版学术著作。只有在他去世之后,留下的一部书稿被出版社拒绝。海舍尔教授对此非常无奈,只能在一条脚注里发泄一下愤懑之情:“战后35年,死后6年,格伦德曼参与‘德意志基督徒’组织这件事才让他付出一笔小小的代价——一部遗作不得出版。”(266页注109)

最让人错愕的是,二战之后,格伦德曼的学术生命力不仅依然旺盛,他的政治生涯也没有就此终结。海舍尔教授发现,战后格伦德曼居然为东德安全部(Stasi)充当过间谍,专门收集宗教界的情报和动态,他当年定期打的小报告都还原封不动保存在档案中。根据这些资料,1956年4月,安全部情报人员秘密与他接触。第一次会面中,格伦德曼说这一天他盼望已久。他还说,通过刻苦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坚信德国的未来属于社会主义。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格伦德曼每隔几个月就与情报人员秘密会面,他的上线发现,他经常主动要求接头,干劲十足。纳粹时代反犹,冷战时期当东德的间谍,这位牧师和神学家真是一条变色龙。究竟是因为格伦德曼投机钻营、没有操守,还是因为“神学为政治服务”的想法已深入骨髓?其中原委,也只有他本人才最清楚。

格伦德曼有罪吗?海舍尔教授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这部三百多页的《雅利安人耶稣》可算一份起诉书。坐在书斋中,站在讲堂上,以思想和学术为凶器,不见血地杀人,这是海舍尔对格伦德曼的控告。这些“书斋杀手”(armchair murderers)最终逍遥法外,这尤其让海舍尔义愤填膺。但是,在全书结尾,作者提出了一个更根本,也更尴尬的问题:“对于什么是纳粹的反犹主义,什么是基督教在神学层面上合理地表达反对犹太教的见解,教会很难区分。”(277页)格伦德曼是在反犹被定为国策之际,以学术积极襄助纳粹政府,宣扬彻底清除犹太影响。可是,还有很多学者虽强烈反对纳粹,但在学术和神学立场上,都力主耶稣与犹太教格格不入。这些政治正确,但学术上对犹太教持批评态度的学者,是否也要为大屠杀担负一点点责任呢?政治投机式的学术,和表达不合时宜观念的学术,这其间的界限该划在哪里?它们是否要为历史灾难担负同等的责任?

责任可以承担,可以推卸,也可以分摊。格伦德曼们往往躲在基督教这棵大树之下,将他们自身的罪责推给教会。只要基督教羞于承认自己的犹太起源,只要基督教明示或者暗示犹太人是杀害神子的元凶,只要基督教不反省教会中绵延已久的反犹潜流,格伦德曼们就永远可以找到丹书铁券和“免死金牌”。

发表评论

 
Owned by China Aid Association
Copyright © 2016. 对华援助新闻网 - All Rights Reserved
Designed by CAA IT Office
Email: Info@ChinaAid.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