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压制基督教帮腔的“宗教生态失衡论”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郭宝胜



自习近平上台后,对基督教的压制和迫害举世惊诧。世人一时不知道究竟何种原因使其比前任更加加剧迫害基督教。其中除了习近平“红二代”的毛泽东式思维和政风外,众多御用学者鼓吹的所谓“宗教生态失衡论”,也为新一轮大规模压制基督教培育了理论土壤。



持“宗教生态失衡论”的学者,除官方最重要的基督教研究学者卓新平外,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段琦和中央民族大学的牟钟鉴。他们都认为基督教近年来在中国“一教独大”、“一教独尊”,严重地影响了中国宗教的生态平衡,使其他宗教尤其是中国传统的民间宗教江河日下、日趋衰亡。他们建议政府应该一方面振兴传统宗教来抑制基督教的迅猛发展,另一方面寄望政府修改基督教教义、改造基督教,使其不致于威胁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共政权。


段琦在2010年发表的《宗教生态失衡对基督教发展的影响——以江西余干县的宗教调查为例》一文中写到:“‘宗教生态’是指社会中各种宗教的存在状况,它与自然界的生态有类似之处。在正常情况下,各类宗教形态彼此间应该是互相制约而达到一个平衡状态……改革开放之初落实宗教政策时,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落实也先于本土宗教。因此,从整体上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土教’实际上受的冲击超过‘洋教’,特别是在人们心理上,对‘土教’的排拒也超过了‘洋教’。这种宗教生态的失衡,为基督教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空间……



……笔者在调查中最大的发现就是,余干县凡是基督徒较多的村子,必定是传统宗教势力最弱的地区……与此相反的是瑞洪地区,由于传统宗教力量较强,改革开放后群众自发地修复了不少小寺庙,地方政府对此没有加以取缔,那里的基督教发展也就大受限制……传统宗教力量保持得较好的地区,也就是宗教生态较为平衡的地区,基督教的发展一般比较缓慢,反之,基督教则会迅速发展”。



其实段琦所谓的宗教生态失衡,只是一个压制基督教、复兴传统宗教的理论托词。在西方宗教界,并没有宗教生态说,更没有把一个国家或地区某种宗教信徒数量的巨大,视为生态失衡,如天主教在南欧、拉美占绝对的大数量,基督教在北美、伊斯兰教在中东,也都是绝对的大比数,能叫这些现象是宗教生态失衡吗?至少西方宗教界没有这种说法。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段琦认为宗教生态失衡的补救办法就是政府人为地要压制大比数的、扶持小比数的,这种政干涉教的粗暴作法,在西方学界看来是匪夷所思的,是明显违背政教分离、政府不干预宗教内部事务的普世价值和原则。段琦“宗教生态失衡论”的逻辑发展,就是让中国政府成为慈禧太后,扶持民间的“义和团”式样宗教团体,以打压“洋教”基督教。但义和团也是双刃剑,控制不好大清王朝也会被其颠覆。所以当今政权明显采纳了“宗教生态失衡论”中打压基督教的部分,而对扶持民间宗教部分,显得并不积极。



跟段琦相比,牟钟鉴倡导的“宗教生态学”及其相关政策建议,对基督教的伤害和危害更胜一筹、遗祸无穷。牟钟鉴在2009年发布的《基督教与中国宗教文化生态问题的思考》一文中指出:当代主流社会人士放弃儒家温和的“神道设教”理念,从而压抑了温和的宗教;不重视传统民俗文化,反复不断扫除民间宗教与信仰,结果摧毁了多元通和宗教生态的基础,为以传教为信仰并擅长于基层分散传教的基督一神教扩张性传播,提供了适宜的广大空间……因为基督教信徒人数的急剧增长,能够改变原有的宗教结构版图、削弱中国宗教文化的民族主体性。



牟钟鉴根据所谓宗教生态失衡的现状,提出基督教中国化之道:(1)限制基督教:牟建议以消极的方式限制基督教的非常态性扩张,决不允许基督教搞“一教独尊”“一教坐大”的战略图谋,损及中国原有的多元和谐的宗教生态环境,侵犯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和民族性;(2)重建民间宗教;(3)修改基督教教义:一是要突破基督教“唯一拯救”的基要主义教义,放弃霸权主义的说教和以基督教改造中国政治与中国文化的野心,二是要突破福音派扩张地盘的传教模式,抛弃救世主代理人的身份,以谦虚精神与其他宗教展开交谈,要用优秀的中国文化解释教义,把神学理论建立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



牟钟鉴在2012年发布的《宗教生态论》中再次向政府建议:为防止基督教“一教坐大”,根本办法是恢复和建设“多元通和的信仰文化生态”;.鼓励基督教搞好神学建设,走中国化道路;要加强法制建设和法律的监督能力,严厉打击带有扩张性的传教活动;反对“世界基督教化”的基督教保守主义和政治霸权主义对中国基督教的操纵、利用



从牟钟鉴的以上言论,足见其以 “宗教生态失衡论”之名,行打压、改造和镇压基督教之实。任何宗教就其信徒而言都是排他的、唯一的。如果所信的神和救赎之道不是唯一的,那么就不会隶属于特定的宗教。基督徒和其他信徒一样,都将相信自己信仰是唯一拯救作为信仰的关键特征,否则就不是基督徒了。各类宗教如果在教义上没有排他性,就会失去自己之所以是自己的内在规定性,而与其他宗教混同了。因此指责“唯一拯救”是霸权主义,显然是一派胡言,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基督教的传福音等传教行为,完全是信仰的内在要求,并无不当和非法之处,在其他国家也从未被指责过。但牟钟鉴却认为传福音是“扩张地盘”,具有“改造中国政治与中国文化的野心”,应该“严厉打击”。这样一种对基督教的偏见、歧视,真不知道从何而来。狭隘的民族主义、封闭的普世视野、对政权的阿谀奉承,也许是牟钟鉴奇谈怪论的根源。学术作到义和团的份上,只能说是中国学者的悲哀。



综观“宗教生态失衡论”,实际上是专门为压制、改造基督教而预设的学术怪论,在政治上为政权的安稳、反西方、反基督教、文革化助纣为虐,为2013年后被尊为基督教大政方针的基督教中国化运动添砖加瓦、提供动力。在学术上,“宗教生态失衡论”可谓一钱不值、毫无价值。宗教之间的竞争是应该的,但绝对不能有政府之手的操纵;诸宗教的相互消长也很正常,但绝对不能人为地控制各宗教各自的自然生长;各宗教都有其本质特征、都有传教的热心,对此绝对不能说是霸权主义、是扩张地盘。可以肯定的是,“宗教生态失衡论”在不远的将来,定会像斯大林强力支持的苏联御用科学家李森科的 “米丘林生物学”一样,在学术界臭名昭著、为人不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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