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也过清明——基督教如何融入中国

李天纲


澎湃新闻:我们现在关注传教士,集中在两个时段,一个是明末清初,徐光启、利玛窦这些人,另一个就是清末民初。老师您怎么看这两个时段天主教在华的传播?两个不同时段的传教有什么不同?



李天纲:明末清初,基督教(新教)还没传入中国,当时刚刚分裂,立足未稳,所以先来中国传教的是天主教会。天主教会以耶稣会为主,到了清初又来了其他的修会,比如说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巴黎外方传教会,都是天主教会内部的教士团体。以前的欧洲教会,都没有离开过欧洲。到中国、日本、印度之后,开始在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传教,他们把这个叫做“远方传教”。完全不同的传教环境,这是很大的挑战,于是就出现了“西学东渐”、“中学西传”的文化局面,这是后话。



然而,清末民初的中西学术情况,基本上要用基督教来概括了,因为这个时期天主教在文化学术上不那么活跃。天主教从明末开始是一脉相承的,一直传下来的,虽有清中叶的“禁教”事件,但教会并没有被打散。为什么天主教的文化传播工作停滞了?有一个原因是他们放弃了跟中国儒家、士大夫以及宫廷的合作。



1843年以后,上海徐家汇的情况除外,其他回到中国的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神父们基本上都在农村、乡镇的天主教区活动。不像从英国、美国、德国来的基督教传教士,他们比较注重现代的传播手段,在大城市里面办学校、开医院,搞报社、出版社,利用现代的技术、科学、医学、教育、文化来传教。钱多,人多,事业大,影响自然就大。牧师比神父活跃,反而是基督教传教士继承了耶稣会士的作风,像林乐知、李提摩太等牧师们的“间接传教”、“学术传教”、“宫廷传教”工作,比天主教神父们做得更好。



澎湃新闻:天主教为什么会放弃这样一种的传教方式?



李天纲:满清入关之后,康熙的时候还比较好,耶稣会士继续做艺术、翻译、学术的工作,甚至还作工程技术,建造圆明园。耶稣会士画家给康熙、雍正、乾隆都画过肖像画,他们很喜欢的,这些作品今天在索斯比拍得很贵的。清代初年的时候,耶稣会士在宫廷还非常活跃,北京的电影、电视还经常弄些“西洋人”出来晃晃,就是汤若望、南怀仁、王致诚、郎世宁等。但是有两个原因导致中国人对天主教,以及他们的文化样式,渐渐失去兴趣。



一个是“中国礼仪之争”。中国人是要祭孔、祭祖、祭天的,哪怕是信了天主教,徐光启这些“儒家天主教徒”都还是可以祭中国神位的。到了康熙的时候,罗马梵蒂冈说,这个不行,中国礼仪跟天主教的信仰是冲突的。康熙本来都要信天主了,闻此一说就翻脸了,说:既然你们不愿意跟儒家合作,不守“利玛窦规矩”,那就走吧。1704年,天主教发了一道谕令,罗马方面就把中国礼仪给禁了。康熙的回应,就是驱逐传教士,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就此中断了。



另一方面,欧洲也发生了一个事件。耶稣会士自己不好,过分卷入了宫廷之争,法国专制国王的背后是耶稣会。就像明清皇帝有“经筵讲”师傅一样,路易十四是耶稣会士奶大的,结果欧洲自由派反专制就翻了耶稣会。不只是法国,像葡萄牙、维也纳、普鲁士、波兰、俄罗斯都有耶稣会,他们参与了很多宫廷活动,结果人家反不动教皇、教会和国王,就反耶稣会,各种力量联合起来“清君侧”。罗马教宗其实爱死了耶稣会,但克莱蒙第十四不得已也只好解散耶稣会。



就这两个事情,1704年康熙把不守“利玛窦规矩”的天主教神父赶走,耶稣会士保留在宫廷。到了1773年,耶稣会被取缔了,那就一点办法没有了。耶稣会士过不来了,中国人又不去,中西文化之间就中断了。清朝中后期,天主教就艰难地维持着几个教区。基督教来了之后,他们主要就在通商口岸地区活动。相反,除了上海,天主教的活动中心都在河北、山西、内蒙、满洲等农村地区,对高层的影响力自然不能比。



中西文化交流曾在康熙时因为祭祖等礼仪之争一度中断。



澎湃新闻:他们当初是怎么进入到农村的?



李天纲:很多时候,他们还是通过在北京、上海的达官贵人、儒家士大夫。他们的信教,带动了家族氏族、门生故吏入教。明末像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韩霖、王徵、刘宇亮,都在自己家乡开教。还有像叶向高,是内阁首辅,自己在北京没有入教,但把耶稣会士带回福州,让儿子、孙子都入了,家里的房子拿出来做教堂。山西、陕西、四川、河北这些内地省份都是由明代末年的内阁大学士带回家传教的,我称之为“大族入教”,跟后来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澎湃新闻:也就是说,明末清初的时候,他们接触到一些士大夫,在遵守“利玛窦规矩”的时候,就已经慢慢深入到农村了。发生了礼仪之争之后,中断的只是在上层的传教,下层的还是依然在。



李天纲:是啊,达官贵人的家族,都是当地的士绅、望族,而且很多都居住在乡镇,是“乡下人”,和后来儒家知识分子都离开了农村很不相同。礼仪之争之后,天主教和儒家的关系断了,既然不能祭孔、祭祖,就很难再参加科举考试,在当地都受到了排斥,社会地位下降了。清代以后,农村开始凋弊,农村里其他阶层的人慢慢地也信教了。大量经济、政治地位比较低的阶层入教,天主教就变成了一个草根式的宗教。



澎湃新闻:那么不同的教众群体,对宗教的诉求以及相应的传教方式有什么不同?



李天纲:很不相同!明代末年的“儒家天主教徒”很多是有学问倾向的,他们求知好学,对西方来的新的知识有很强的兴趣,像翻译,从欧洲文字翻译成中文,从中文翻译成欧洲文字。这种学问兴趣是早期天主教的特征,就是徐光启时代。



比如说,徐光启为什么要入教?他认为:既然欧洲天主教的“上帝”和我们儒教的“上帝”也是兼容的,不相冲突的,而且天主教更有一套完备的礼仪制度,儒家讲礼仪,天主教也讲礼仪,那么从儒家改信天主教也就只是一念之差了。这也是徐光启讲的“会通”,把西方的也看成自己的,差别不是很大,这就是信仰上的会通,原来的信仰,顺利地转化成新的信仰。



澎湃新闻:下层民众的认识没有那么高,怎么吸引他们呢?



李天纲:他们(下层民众)不从书本上认识天主教的,天主教会就也必须采取一些其他的信仰方式来传教,比如说:多讲一些天堂、地狱的说法,威赫震慑他们。



澎湃新闻:这也是一种教化吧!



李天纲:是啊!讲天堂,讲地狱,底层的老百姓即使不读儒家的书,那也是信佛教、道教,或者民间宗教的,佛教、道教里面也有天堂和地狱,中世纪的天主教讲天堂地狱学说很擅长。我发觉清代中叶以后的天主教,用了很多天堂地狱的学说。早期利玛窦、龙华民是一种理性的信仰,从宋明理学的角度对“上帝”做探讨。到了清中叶以后,为了迎合老百姓,他们介绍了一些地狱“末世论”,松江地区就流行一本《四末真论》。



所以说,宗教包括“理性”和“信仰”两部分内容。早期的利玛窦偏理性,后来的天主教就偏信仰;儒家偏理性,佛教、道教偏信仰,两者不可偏废。如果没有佛教、道教的“天堂地狱”,天主教的“末世论”也就很难让中国人感兴趣。



澎湃新闻:基督宗教进入普通民众生活,它的生存状况是怎么样的?



李天纲:到了清中叶以后,天主教的儒家色彩已经弱化了,它在下层的发展更民间化、民间宗教化。原来的中国化,是用儒家学说把天主教的神学中国化,后来是用民间信仰把天主教的礼仪、教条、教义也中国化了。



这样的“民间化”就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说礼仪方式,为什么说清中叶以后天主教都已经深入到下层民众中了呢?比如说规定要禁止“中国礼仪”,不能祭祖、祭孔,儒家士大夫只能退出。但是,民间的天主教就不管,人死以后做道场,天主教肯定不让你去道教、佛教的道场里去做法事,但在教堂里面,他们允许做变相的道场。江南的教会,到了清代末年、民国初年的时候,都要给死者做祭祀的,不说是“做七”,说是做“通功”(communication),就是人死了以后灵魂要归天,归到天主那边去,跟天主交融在一起,就叫“通功”,这个礼仪在民国初年,以至今天都是保存的。



比如,马相伯1939年去世的时候,天主教上海教区,给这位百岁老人做通功。给死人做祭祀,让他的灵魂归天,结合了江南“做七”、做道场的方法,到今天为止,天主教堂里面是过清明节的,这就是“本土化”。随便说一句,1939年以后,罗马对于中国礼仪的禁令已经撤销了,中国天主教可以祭祖了,但基督教还不愿意参加中国祭祀。 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1939年去世的时候,天主教上海教区,曾给这位百岁老人做通功。



澎湃新闻:天主教的清明节怎么过?



李天纲:天主教的清明节,就是设一个祭坛,给一年当中死去的亡灵做超度。上海教区去年金主教去世,今年范主教去世,都是 97岁了。他们先后去世后,教徒把他们的相片放在一起做祷告,说是通功,其实跟“做七”、“庙祭”、“墓祭”的意思也差不多,都放在清明节做。



所有宗教,对尊奉亡灵,儒家讲“复礼”,佛教、道教、民间宗教做法事,都处理亡灵,成功地招回来,再好好地送走,让他满意。天主教的意味虽然不同,基本概念差不多。



澎湃新闻:这是一种本土化的表现。那么,传教的“本土化”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怎么形成的?

李天纲:这是一个不自觉的过程,并不是事先计算好的。利玛窦等人到了内地,撞到了中国文化这面墙,很快就意识到必须和中国文化结合在一起才能传教。当时是个现实,不承认中国文化根本不可能在这里传教。后来他们都对中国文化有浓厚的兴趣,欣赏、理解,甚至崇拜。你看像“礼仪之邦”、“历史悠久”、“人文主义”等等中国文化特征,都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开始提出了。同时,像徐光启这样的高层人士帮他传教,他和利玛窦之间是相互接纳,你接受我儒教,我接受你天主教。



耶稣会的本土化是一个在不自觉中开辟出来的传教方法,后来被追认为 “本土化”,开始只是找到一些对他们有利的地方因素来帮助传播,所以说是不自觉的。我们今天讲“宗教对话”、“文化交流”,这是自觉提倡的。但是当时世界上没有这些理论,传教就是传教,就是改宗,让他们来相信我们,是让异教徒改投到我们这边来。



但是耶稣会和利玛窦发现这种方法根本不能在中国传教,首先是进不来,即使来了也没人理睬。他看到的中国文化是一个大的整体,很强大,他发现中国文化在数学、天文学和神学之外,很多方面还要高于欧洲,他们能够传播的不过就是天主教的信仰。中国文化很重要,又很不错,就必须要跟它合作,所以利玛窦的本土化并不是一个自觉的行为。因为如此,他的“本土化”不包括儒家之外的学说,他搞了一个“补儒易佛”,对佛教、道教是排斥的,



回答你的问题,什么时候开始自觉的本土化?我觉得分界线是在1900年以后,大家对义和团叛乱后的反省。说义和团“反帝爱国”,那是“民族主义”理论,不是我的解释。当时的拳民,懂得什么叫“帝国主义”?那时候,发明这个概念的列宁同志还没有出来工作呢,后来召集中共一大的陈独秀等人,都曾激烈地谴责义和拳。



所以,拳民们的重点是“反教”。“反教”就连带着中国人、外国人,凡是信基督教“洋教”的,沾亲带故的,不管三七二十一,统统都要杀,杀了好几万!他们的“反教”,愚昧落后,给清朝和中国造成了一个灾难性的结局。



义和拳被镇压以后,中国的有志之士,老一辈的维新、革命家如梁启超、章太炎,新一批的“五四”知识分子如胡适、陈独秀,都意识到外来文化、外来宗教本身并不是祸害,处理不好,才是灾难。就是再往下在1930年代出现的“当代新儒家”如熊十力、冯友兰、梁漱溟等人,也不是公开赞美义和团,公然抵制基督宗教。



反过来,基督宗教(天主教、基督教)的教徒活动家、教会领袖们却在反省,他们意识到基督宗教要在中国生存,一定要本土化。各个教会都在反省,为什么把自己最好的东西传给中国人,中国人却拒斥我们,还要屠杀我们?反省的结论当突然就是“本土化”,此后的“本土化”就变成了比较自觉的事情。这方面,基督教仍然比天主教积极主动,做得更好。



中国基督教会讲“三自”(自治、自养、自传),是1900年前后提出来的,早就开始酝酿了,不是1950年代以后才做的。1900年碰到了这样的灾难性事件,中国基督宗教界的反省是正确的,1910年代以后兴起的YMCA运动、基督教协进会运动、中华基督教运动、公教进行会运动等,都有自觉的“本土化”意识在其中。



澎湃新闻:在“本土化”的过程中,除了用中国籍的传教士来传教之外,还有其他方面体现么?是不是也存在一个转变立场的问题?



李天纲:当然是有的,传教士来中国,不是为了西方教会工作。或者说,不是为了在中国扩大西方的教会,而是要服务中国的社会、中国人。清末士大夫中间有一句骂教会的话,叫做“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这种话很刻薄,但也反映一个状态。“洋教”状态下,做基督徒和做中国人是对立的。1900年以后,大家立志改变这个状况,做中国人和做基督徒,使得双重身份,双重认同,相互间有一种融通。



我们知道,更早的时候已经有那么一批传教士是为中国社会工作的。比如,洋务运动中的林乐知、傅兰雅,维新变法时的李提摩太、丁韪良,这些人主要不在教会工作,反而参与社会工作,翻译、出版、办报,有机会还教导光绪皇帝。他们在教会内部受到了批评,说我们到中国来是传教传福音的,你们在教外做社会事业干什么?浪费资源!批评的人,叫做“福音派”,强调要传福音,传上帝的声音,要救中国人的灵魂。另外一批人说,福音固然是要传,但社会也很重要,中国社会这么乱,教会怎么可能安放好?我们帮助把社会弄好了,教会的地位也自然提高了。其实,他们更强调社会,所以他们被称为“社会福音派”、“自由派”、“开明派”。



这些思潮在1900年以前就有了,他们在上海等地和中国人一起办医院、学校、报社、出版社、图书馆、博物馆,比如说上海的仁济医院是基督教办的,瑞金(广慈)医院是天主教办的,是中国现代社会事业的开端。瑞金和仁济,一直用到现在,仍然是中国的顶级医院。



他们内部斗争非常激烈,比如说1877年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传教大会的时候,林乐知、李提摩太傅兰雅等人介绍他们办的医院、学校、报纸,正在参与中国社会的改造。这时,另一个传教士叫戴德森就跳了起来,他创办了内地会,传教效果非常好,皈依了成千上万的内地、边疆、山区的下层民众,所以理直气壮。他说我们到中国来,就是来传教的,来传上帝的福音,要拯救他们的灵魂,中国人不信上帝,光是治疗他们的身体,灵魂也是不能得到拯救的。



但是,你看往后的效果,基督教对中国本土社会还有影响,起着作用,最后在那么多的政治灾难中还能艰难度过,不还是靠着林乐知、李提摩太这一派的“文化基督徒”吗?清朝、民国、共和国等政权都持强烈的“民族主义”立场,他们对外来的基督宗教并无热情。基督宗教为什么还能存在,主要还要因为他们在中国人的社会改造过程中起了作用,推动了社会事业的进步。他们创办的医院、学校、出版社、报社,是哲学家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推动了“市民社会”的建设。



司徒雷登(1876-1962),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外交官、教育家。1919年起任燕京大学校长。





近代中国从“声、光、化、电”等科学技术,到“文、史、哲、经、法”等现代学科,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法学院、沪江大学、震旦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还有北京的燕京大学等等,都是中国最早、最好的大学。1949年以前办学实力最强的国立大学——交通(南洋)大学,也是一位传教士福开森帮助弄起来的。上海基督徒办的“亚洲文会”、上海耶稣会办的徐家汇-土山湾基地,也都是中国现代社会的重大成就,我们复旦大学就是从徐家汇,由一位前耶稣会士马相伯创办出来的。



还有一种“本土化”,可以顺便提一下,你看圣约翰(今天华东政法大学)、金陵女大(今天南京师范大学)、燕京(今天北京大学),校园建筑都是中国宫殿的“大屋顶”,完全是中国化。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最早用这种风格去体现“中体西用”的教育理念。后来用得最好的是燕京大学,司徒雷登回美国募集到巨款,他建造的燕园完全中国化了。北京大学进来以后,几十年里反而造了很多难堪的驳杂建筑,失掉了中国风格。





(原标题:访谈 李天纲:教会也过清明——基督教如何融入中国)



李天纲,1957年生于上海。现任复旦大学哲学系宗教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宗教学会理事。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国基督教史等。



来源: 澎湃新闻网(上海),转自网易新闻,2014-10-04 。



http://news.163.com/14/1004/10/A7N4LSCK00014SE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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