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推到公共空间的教会



作者: 杨 俊



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



从这一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



使徒行传记载了早期教会的发展,而八章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八章之前的记载都是耶路撒冷教会的状况和发展,从八章之后,门徒分散到犹太、撒玛利亚、北非和亚细亚,甚至欧洲,而教会也随之在这些地方发展。而这个重要的转折点却不是教会主动计划和安排的,恰恰相反,他们是被动地离开了耶路撒冷四散各地。



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人的宗教中心,圣殿所在地,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及升天的所在之处,对基督徒而言,实在有着太多重要的意义了,很自然,他们并没有想到要主动离开。可是,这与主耶稣颁布给门徒的大使命相对立,因为他嘱咐门徒: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在徒一8,主也再次暗示他们,他们将靠着圣灵的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福音做见证。然而,从第二章圣灵降下的记载到第六章,门徒的数量有了巨大的增长,教会也大大兴旺,但范围仍然只局限在耶路撒冷。于是,神为了祂圣善的旨意成就,允许逼迫临到了耶路撒冷的教会。这个局面才有了转机,徒八1就是这个转折点的记录。



与耶路撒冷相比,犹太全地是宗教色彩稍微弱化的地方,而撒玛利亚在犹太人眼里,就是异教徒所在地,甚至连经过都要绕道而行。所以,耶路撒冷成为一个中心,门徒围绕于此聚集,与周围外邦异教的环境相比,这里让他们感到安全和满足。当神藉着逼迫使教会被动分散的时候,早期教会就这样被动的进入了“外邦世界”,也终于与神的宣教计划合拍了。



“外邦世界”对于以色列人而言是一个不熟悉的“公共空间”。对于犹太人而言,他们的律法、传统将他们和外邦人隔绝开来,保护了他们信仰的纯正,然而当宣教需要突破并进入外邦世界时,矛盾就开始出现了。在教会向外邦宣教的过程中,他们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是:外邦人是否可以接受福音?神藉着哥尼流的见证清楚地告诉彼得,外邦人和犹太人一样可以成为神的子民。紧接着,教会花了很多时间讨论,外邦人信主后是否要接受割礼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就是早期教会从犹太人的信仰、律法、传统构筑的“封闭空间”,进入外邦人的“公共空间”所必然面对的问题。感恩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教会意识到他们进入外邦人“公共空间”应有的转变,从而使福音在外邦人世界中有了突破并长足的发展。



由此可见,当初耶路撒冷的逼迫绝不是神的能力不足够搭救他的子民,也不是神对他子民的惩罚,乃是神为着宣教的缘故准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以至于教会被动地走在神的计划中。



如果我们以这个观点来看近期温州乃至浙江的拆十字架事件,或许有些启发。自去年温州三江教堂被拆以来,截止2015年7月,浙江省已经有近1200座教堂十字架被拆,这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抗议,有不少人分析中国的宗教政策趋势,也有人对温州教会自身的问题展开反思,还有人积极倡导如何抵制拆十架的行动,维护信仰权利。笔者在这里以“在公共空间里宣教”的视角试图理解这个事件以及对教会的影响。



众所周知,由于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大陆的基督教发展一直受到限制甚至逼迫,基督教会为了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发展,被限制在私密的空间中。“家庭教会”也因此得名,因为聚会场所在家庭这样的私密空间,只有十几个人的小型聚会能够很好的隐藏。过去几十年,家庭教会已经不再局限在家中聚会,有很多已经搬到写字楼里,但教会在神学和传统上大多还保持原来的传统,就是回避对周遭世界的回应。以敬虔主义为传统的神学观念,专注在内在的读经祷告、委身受苦,对社会的公共议题鲜有回应。另一边,三自教会作为官方承认的合法教会,虽然可以有自己公开的教堂建筑,在社会上有自己的合法身份,但其自身组织性质决定了其在公共空间中是沉默的。首先,受到“三定”原则的限制,福音传播大大被削弱。所谓三定,就是定点、定人、定片。定点,就是只允许在登记的活动场所,方可进行宗教活动;定人,即只有持宗教局颁发的讲道证的人,才可以讲道;定片,传道人只限于宗教局划给他的工作片区传道,不许跨乡、跨县、跨省、跨地区去传道。很明显,这些规定和圣经要求的到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的大使命是不一致的。再者,因为三自教会的官方背景,其很难有独立观点对政府行为进行评论和抵制,在组织行为上,常常被绑架。最后,因其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对于社会和文化的迅速变化和挑战,没有招架之力。综上所述,虽然三自教会在“公共空间”中,却仍然是沉默的。



所以说,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的教会虽然在人数有了巨大增长,但在神学思想层面,仍然是保守和内敛的。尽管08年汶川地震使得中国教会有一次集体亮相和公共参与的机会,但这些孤立事件并没有整体上改变中国教会进入“公共空间”的态度和趋势。教会仍然在自身传统、神学、观念构筑的“私密空间”中发展,表现为教会强调将人带入教会,悔改归信,专注于个人灵命成长,而对于教会之外的公共空间中的社会文化议题,鲜有表态和立场。



此次拆十字架事件,持续事件之久,影响范围之大,引起的反响之热烈都是近年中国教会所未曾遭遇的。难道是神的膀臂缩短不能拯救?抑或我们的祷告未蒙垂听?还是这其中有什么需要教会去反思和行动呢?



从去年到现在有一年多的时间,拆十字架事件已经不再是一个局限在基督徒圈子中讨论的话题,随着它越来越多的在微博、朋友圈转发、被媒体关注报道、被公众评论回应,这已然成为一个公共事件,教会在这场政府开展的拆十字架运动中,无论是否情愿,也已经被推到了公共空间,我们也在近期教会抵制强拆十字架的一系列行动中看到诸多变化,这些变化乃是教会大举进入“公共空间宣教”的开始。



在公共空间中发声



去年的拆教堂和拆十字架事件虽然有牧者、信徒个人或群体的抗争,但对此事没有什么公开表态。随着拆十字架事件的延续和深化,有关的消息、图片不但在社交媒体中传播。虽然官方限制了对拆十字架事件的报道和评论,但新媒体为此提供了平台,几乎所有有关拆十字架事件的信息是通过微信、微信公共账号、微博、博客等自媒体进行传播的。群体极高的关注度使得有关帖子虽然不断被删,却又不断被发布和传播。甚至有温州教会发布声明,愿意免费接待海内外的个人和团体,新闻媒体机构,对拆十字架事件进行关注和报道。我们也看到包括像何光沪、邢福增、杨凤岗等这些海内外学者对此事的公开评论,使得这一话题在更大的范围内被关注和讨论。与此同时,这也使得教会越来越需要对此事件在公共空间内进行回应和表态。



今年7月以来,我们陆续看到包括浙江省基督教协会、浙江省天主教爱国会、温州市两会、温州各区会(藤桥、麻步、瑞安、永强等)、天主教温州教区、温州个别堂会、外省各教会及牧者各种形式的公开信、声明、公告,表达对拆十字架一事的态度和立场。这是过往几十年我们鲜有看到的以教会或教会联会的名义对“公共空间”有回应和表态,某种程度上,拆十字架事件促使了教会在公共空间的意识和回应能力有所成长。



接受公共空间中的规范



去年温州很多教堂和十字架被拆,却很少见到有教会聘请律师为自己的权益争取,但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教会都主动咨询律师有关的法律条款,也有基督徒律师主动提供指导。在北京张凯律师的公开信中,他提到:“已经有几十个教会堂点与我们签订法律顾问服务协议,……将有计划、按步骤地开展法律维权工作。”教会不再是以沉默回应,而是用公共空间中用大家认可的法律规范来保护自身的信仰权利。这并非否定我们祷告和受苦在我们信仰中的重要性,而是教会意识到当自身进入公共空间之后的行为范式的转变。当教会学习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时,这就好像旧约的先知对社会的不公义发出斥责。同时教会也向众人做了一种示范,在遭受不公正对待时,我们该如何行。



在中国文化中的教会,由于过去多年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生存,对于教会的建制、章程方面的认识和思考是相对薄弱的,很多教会领袖并没有意识到按照圣约的原则进行自身管理的必要性。这常常使得教会在管理和运作时,容易倾向专制、缺乏界限。因为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很多传道人的自身利益在教会中也得不到维护。拆十字架事件使得众教会在法律意识方面有极大的提高,对于中国教会从传统以家长制为主的管理模式转向以信约、章程进行管理的现代方式起到了推动作用,某种程度上也帮助教会向外在的公共空间解释自身的身份。



进入公共空间的神学反思



教会如何进入公共空间首先要面对公共空间管理者——政府,于是,政教关系就成为绕不过去的神学议题。六十年前,王明道发表了《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代表着中国家庭教会在政教关系方面的立场。此后中国教会在公共空间中隐藏了自己的身份,直到2011年5月13日,因守望建堂事件,全国有20间家庭教会的牧师联合公布《我们是为了信仰》,再一次在政教关系的层面进行回应,但并未引起更广泛的认同和共识。此次拆十架事件,使得很多教会无论是否主观上愿意,都被动的要对中国处境下的政教关系这个议题进行神学思考,因为这直接决定了教会将以怎样的姿态面对强拆十字架事件。从历史上看,教会深度的神学反思都是有外在的强烈冲击为刺激的,相信在这次拆十字架事件中,教会的神学思考能力会大大提升,而在处理政教关系这个议题上的思考也为教会更好进入公共空间做必要的准备。



所以,从这几个角度来看,虽然拆十字架是教会不愿主动看到和经历的,但客观上而言,教会被推到了公共空间里,在现在的文化处境下,这是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进行宣教所必须的。也许拆十字架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经历过这个熬炼,中国教会一定更加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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