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与历史 ——苏联随想录(上)

作者:王康




我曾对共产主义世界有所贡献,而现在我是那个世界的批评者之一。——密洛凡•德热拉斯



20世纪值得反思,不仅因为离我们最近,而且是人类历史上最反常最惨烈最危殆的世纪,——一批自称为“共产党人”的群体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人类的命运从此改观。共产主义在上个世纪的兴起成为格外重大的世界性事像,共产党领袖则属备受侧目的一群人物。与西方现代政治家和其他民族运动领袖相比,共产党领导人是大不一样的群体。尽管种族丶国度丶文化传统丶语言文字乃至兴趣脾性迥然各异,他们却自称拥有共同的宗主丶思想体系和终极目标,以及红衣主教团丶宗教裁判所和共济会式的秘密团体——形同一种全球性宗教。

从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始,一名30岁的犹太人就成为这种宗教的创始人。虽然马克思讳言自己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一直在悉心经营他的新世界,哺育他的信徒。1883年3月,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简短致辞,称“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丶爱戴和悼念。”34年後,马克思的俄国信徒在彼得堡发动武装起义并且得手,65年後,一批中国人以共产主义革命的名义在中国夺取政权,马克思牌号的共产主义成为世界性革命。

自基督教在公元初年在地中海沿岸兴起1900多年後,马克思主义再次改变了世界。但是,共产主义在苏联74年的记录以及在世界各地的实验,已经使它自己名誉扫地。虽然罗素丶哈耶克丶伯林丶奥威尔丶阿伦特等西方人发表过预示和透析共产制度的文字,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还有信奉者和研究者,唯有亲身领教过制度性共产主义的俄国和东欧各国,才义无反顾地摒弃了共产主义。几乎在苏联解体的同时,波罗的海和东欧诸国便以法律形式禁止宣传共产主义的思想和标志,以及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共产党领导人的名字和活动,并推翻他们的塑像。

历史显示,远比基督教来势磅礴规模巨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思潮和运动,不大可能持续两百年,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和统治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国家消亡丶按需分配丶没有压迫剥削丶自由和人性的全面复归等许诺)不仅从来没有实行过,反倒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劫难,并且短命,——不会超过100年。除古巴北朝鲜越南几个已经很难称为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外,世界已临近为共产主义篆刻墓志铭的时候了。这场以“解放全人类”为总目标的红色革命,一度把半个世界置於镰刀斧头之下,又在一代人间出人意外地收场,徒然留下一个戴着血腥面具的幽灵还在孤魂式的游荡,一则可供後世长久思索的乌托邦公案。

与并世而起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不同,共产主义没有因为——或者没有来得及——发动纳粹式的战争而遭受失败,它是在社会丶经济丶文化丶思想丶外交丶法律等更为广泛的领域丶更为长久更为充分地表现了其基本性质和价值之後,合於逻辑地破产了,——被自身内在力量倾覆了。尼克松丶撒切尔夫人丶布热津斯基等西方政治家认为苏联的失败是西方“不战而胜”的结果,是50年冷战共产世界最终不敌西方全球战略与和平演变的结果。这种结论可以用若干历史表象证实,却忽略了一个更加根本的原因:共产国家内部人性中良知与自由力量对极权主义的拒斥与反抗。这段充斥着真假善恶是非之间特殊较量的漫长历史,是暴政和谎言终难征服人性的非凡记录,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



几乎在共产党人首次执掌国家政权时,他们就开始滥施暴力,在全俄范围内消灭旧制度的代表:皇室丶贵族丶僧侣丶地主丶资本家。在这点上,列宁严格记取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最重要的遗嘱:共产党人不屑於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共产党人几乎同时把以前共同反抗沙皇政权的社会民主党丶立宪党丶革命党人全部送进监狱。

在这点上,列宁并未违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次要遗嘱:一旦推翻了“反动阶级”後就“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一旦共产党人上台,无论英国宪章派丶北美土地改革派丶瑞士激进党,还是波兰民族解放政党,法国民主社会主义党丶德国社会民主党丶中国国民党这些资产阶级政党都在打倒之列。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反对现存制度的革命运动”,布尔什维克确实是遵照其“圣经”条款,在占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以铲除“旧世界”为己任。

1940年苏共当局决定处决23,000名波兰国防军军官和神甫丶律师丶医生丶教授时,理据就是这些波兰人是资产阶级波兰的精英,他们是布尔什维克的死敌。在死刑文件上签字时,斯大林丶贝利亚丶卡冈诺维契丶莫洛托夫们没有丝毫犹豫。卡廷惨案不是孤例,苏联在自己国内对几乎所有阶层都发动过进攻,5,000馀万俄国人死於非命,这种悲剧几乎被所有共产党国家“复制”。

列宁很快发展了马克思。布尔什维克发布的第一批法令,包括在全俄肃反委员会里设立整肃俄国知识界的“第五局”。政权刚刚巩固,新俄国就采取了一个具有重大象徵性的步骤,关押并驱逐一批大知识分子:莫斯科大学校长丶动物学家诺维科夫,彼得堡大学校长丶哲学家卡尔萨文,莫斯科大学数学系主任斯特拉托诺夫,经济学家布鲁茨库斯丶兹沃雷金,历史学家卓韦捷尔,社会学家索罗金,哲学家别尔嘉科夫丶舍斯托夫丶弗兰克丶洛斯基,布尔加柯夫神甫丶弗罗连斯基神甫等。

他们得到的警告是:如果再在苏俄境内出现,将格杀勿论。这是共产党人一项特殊使命,在思想和精神上消灭“旧世界”赖以存在的代表。工人丶农民不过是欠缺阶级自觉性和历史首创精神的盲目力量,是共产党人彻底改造世界的脚手架,至多是共产主义救赎的对象和理由。这就意味着,共产党人将向人类宣战,文明本身成为倾覆对象。这一步骤还传达了一个异常讯息,被驱逐者大都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在1922年走出的这一步,意味着共产党人的历史性狂妄与无知,意味着某种自絶於文明世界的愚蠢的天真,连这也出自共产党人的原初教旨。关於巴贝夫丶圣西门丶傅立叶丶欧文丶卡贝丶魏特林丶布朗基丶拉撒尔丶巴枯宁丶倍倍尔丶李卜克内西丶卢森堡丶伯恩斯坦丶考茨基等西欧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与他们交流丶对话丶论辩,但他从来没有提及,在一个共产党人统治的世界上,该如何处理共产主义者“内部”的不同思想。

不过,马克思并没有忘记提醒说,共产主义革命不仅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还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样,马克思为信徒们留下一个难题,谁来决定哪些观念应该被最彻底地决裂,按照什麽标准去决定呢?马克思也许不曾想像,一旦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後一种决裂将演变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斗争,即革命思想丶路线和道路之间的分歧和斗争,并不可避免地扩展为道德丶人品以致审美丶话语丶思维的较量,——这种斗争和较量,将从内部撕裂共产主义,使共产党人重蹈中世纪宗教裁判所自我埋葬的阴森墓穴。

列宁生前虽然已意识到某些“纯粹个人特性”的差别可能酿成“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将“出人意料地导致(共产党的)分裂”,他由此告诫,“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历史以列宁预感到丶却无力想像更不能避免的事实——一部分共产党人消灭另一部分共产党人的严厉,一点不亚於他们镇压敌对阶级时的残酷,更超逾历史上人类互相残杀的记录——坐实了一个真理:当共产党人消灭了旧制度丶驱逐了知识界精英,准备直接改造俄国和世界时,文明和人性将在共产主义内部选择自己的替代力量,它的极端意义是,即使共产党人统治了全世界,他们还是无法实现其终极目标——以“解放”的名义驾驭和奴役人类。每一个古拉格群岛和卡廷森林的死者,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审判凶手,每一个新生婴儿都会令恶徒心生不适,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可能暗中或公开地恢复人性,成为共产主义的“叛徒”和异端——真正的人。



别尔嘉科夫的遭遇具有典型性。他曾经组织大学马克思主义小组,为此两度入狱,三年流放。十月革命前後,俄国的混乱和流血洗涤了他的眼睛,他成为最早警惕共产主义的先知:俄国知识分子曾为革命作了长期准备和牺牲,共产党人却不对知识分子感恩,反而把他们抛入深渊,并且鄙视古老的俄国文化;更严重的是,俄国革命尽管拥有政治和社会意义上的某种正义性,但在精神丶文化上却是反动的。政治革命要为精神革命和文化革命服务,而不是颠倒过来。精神和自由是人的真正本质,它只能是个体化丶而不是集体化的。如果将集体化的政治革命置於首位,那麽革命的後果必然是灾难性的:它虽然能够推翻旧政权,但它所实现的只能是更糟糕的政权更迭,只能是精神文化的毁灭,只能是人的奴役,而不是人的解放。

别尔嘉耶夫因此与列宁构成俄国革命的两个极端。别氏对俄国革命命运的预断虽是历史哲学丶乃至宗教唯心论意义上的直觉,却比西方的俄国问题专家更精确而公正地勾勒了十月革命的精神命运。俄国反共产主义的先知,从来没有仅仅从现实政治和客观立场上评价俄国革命,没有因为苏联政权的残暴统治降低或放弃自己的精神维度与宗教原则,没有被共产党人的无神论意识形态所魅惑而变卖自己的历史结论,对於那些“简单反共”的人们,别尔嘉耶夫的下述判断,不会让他们释然:对於俄国而言,共产主义不仅是一个现实选择,更是一个历史追寻,是俄罗斯一千年来探索真理世界的大梦;是这个民族自下而上的精神命脉;它也是一 个攸关未来命运的问题,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後俄罗斯的精神现代主义。从拉吉舍夫丶恰达耶夫丶赫尔岑丶别林斯基丶彼得拉舍夫斯基丶奥加辽夫到车尔尼雪夫斯基丶杜勃罗柳波夫丶皮萨列夫丶巴枯宁•米哈依洛夫斯基丶克鲁泡特金,以及霍米亚科夫丶索洛维约夫丶陀思妥耶夫斯基丶达尼列夫斯基丶托尔斯泰……,都在思索“共产主义”这个词里的精神内涵和社会理想。

同时,对共产主义的不祥预感也在俄国酝酿。“路标派”早在俄国革命前十年,已经觉察到革命神话的危险,反对革命者崇拜。 “革命者”——未来的共产党人——不惜拿俄国的前途做实验,在这种“革命”中,数千年文化积累将被付之一炬。晚期陀思妥耶夫斯基撇开了帝国的罪孽,深入到人性邪恶的深渊,发现了能“超逾善恶”的拉斯格尔尼科夫的可怕性。

托尔斯泰则从揭露黑暗转向宗教和人的得救问题,追索上帝之爱与人类命运的终极关系。俄国最伟大的两位作家丶尤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旧俄国”对他所预感到的世界性演变与恐怖,对即将来临的全人类的生命流失和价值倾覆,对他所忧心如焚的一亿俄罗斯人被“魔化”的未来世纪问道:俄罗斯将走向何方?但是他们都无法预见二十世纪俄国遭逢的更为残酷而复杂的局面。

别尔嘉耶夫们继承陀思妥耶夫斯基异常深刻的预见性:革命,它要控制人的思想丶驯服灵魂,现代极权主义要求放弃自由,凭此才给予面包,这就是宗教裁判所大法官的诱惑。梅涅日科夫斯基与路标派一样,预感到俄国和全世界可能被“群魔”征服,沦为“敌基督”的天下。如果没有一场道德和精神上的更新,俄国将难免浩劫。只有当世界自由和幸福之地时,“我的丶你的和我们大家的恶魔”才会退场。但是,列宁丶斯大林们从马克思的德国精神那里得到的灵感鄙视一切道德丶精神,俄国的历史环境和世界的现实状况都有利於列宁们而不是别尔嘉耶夫们。

共产党人和怀疑共产主义的先知丶共产主义的崩溃都首先出现在俄国,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但它远远超出了本文范围。像两千年前那些揭露罗马帝国罪行丶叫人悔改丶提醒人们记念心里的神灵丶警示将来的审判丶为那些凭良心做事的人祝福的基督教先知,别尔嘉耶夫们也预见到共产主义的三部曲:共产主义是俄罗斯的命运,是俄罗斯内在命运的组成部分;它将被俄罗斯的内在力量所铲除。共产主义应当被克服,而不是被消灭。共产主义以後到来的那个更高阶段应当容纳共产主义的真理,然而,是摆脱了谬误的真理。俄国革命唤醒和解放了俄国人民的巨大力量,这就是它的主要意义,同时背叛了俄罗斯弥赛亚救世主义,并使专制丶黑暗和奴役死灰复燃,这就是它的根本教训。



共产主义内部的演变,神奇地证明了俄国先知的预言。

柏林墙坍塌的直接导因之一来自莱比锡尼古拉教堂,一名普通牧师,克里斯蒂安•弗瑞尔,从1982年9月20日开始点燃的40支蜡烛,到1989年冬天扩展成照亮马克思广场的70,000支蜡烛,融化了东德共产党40年的铁血统治,让戈尔巴乔夫有机会说出“历史将惩罚迟到者”的名言,让1956年丶1968年开进布达佩斯和布拉格的红军坦克消失於无形,让“勃兰登堡门重新开启,门眉上的胜利女神再度归来,她的四驾马车下,每一块砖石都神采飞扬:三色旗在那里徐徐升起,波兰丶东德丶匈牙利丶捷克丶保加利亚丶南斯拉夫丶罗马尼亚丶匈牙利丶阿尔巴尼亚丶苏联丶外蒙古十个国家在那里鸣放礼炮,伯恩施坦指挥的德苏美英法等多个乐团联合演奏的《欢乐颂》响彻欧洲大陆,世界各民主国家政治巨擘聚首门下颂赞自由,全球四十亿人通过云集门下的各大媒体分享这旷世的欢乐……”(北明:《莱比锡的烛光》)。

上世纪60年代,索尔仁尼琴在撰写《古拉格群岛》时发现,共产主义铁壳里面人们的心灵正在走向解放。这个过程在苏联已有一代人的历史,其它共产党国家也开始了“人民的觉醒”。正在成长着的新一代人,他们对邪恶作斗争的时候表现得百折不挠,绝不会拿原则做交易,为了不出卖良心,他们宁肯失去一切:工资丶起码的生活条件丶甚至生命。这个过程发展得如此广泛,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今天苏联的地位一落千丈,几乎成了笑柄丶人间的耻辱了。

索翁还发现,“正是群岛给我们的文学,也许还给世界文学,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二十世纪昌盛时期的空前未有的农奴制,在这唯一的丶无需作任何补充的意义上,为作家们开辟了富有成果的虽然是毁灭性的道路”。他由此设想可以“斗胆”预期产生四个领域的世界文学:第一个领域:上层人描绘上层人;第二个领域:上层人描绘下层人;第三个领域:下层人描绘上层人;第四个领域:下层人描绘下层人。其中“最有希望成为道德上最富成果的”的“第二领域”由於人的天性的自私,“缺乏真正地理解事物的能力”,以至只有经过外部的暴力才能实现这个转变。

塞万提斯丶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在奴役和苦役中实现了“设身处地”地为下层人──人民──这一转变的。索尔仁尼琴强调,“在古拉格群岛则是一下子在几百万人的头脑和心灵上真地而且永远地陷於奴隶丶囚徒丶伐木工和矿工的境地。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在这样的规模上)使社会的上层和下层的经验融合起来了!”这当然不限於文学,而是一场无形而浩瀚的精神“解冻”。1974年他在华盛顿对美国工人阶级说:像我这样住在苏联的持不同政见的人,两手空空,既无坦克,也无武器,既无组织,也没有别的什麽,我们有的只是自己的心灵和在这个制度下生活了50年的经历。但我们一旦发现自己是能够站起来的,并且能够站得稳,我们就站得住脚了。有了刚毅的意志,我们就能够站住脚根了,坚强的意志是在我国艰苦的岁月里锻炼出来的。

被誉为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的《生存与命运》的作者丶苏俄作家格罗斯曼,在目睹了希特勒和斯大林两种极权统治在新世纪的罪行後,对共产党自诩的“理想”丶“大善”提出质询:“我看到了在俄国诞生的社会的‘善’的思想那不可动摇的力量。我在农业集体化时期看到了这一力量,我在1937年看到了这一力量。我看到人们怎样在如基督教理想一样美好和人道的善的思想名义下被消灭。我看到饿殍遍野的农村,我看到倒毙在西伯利亚雪地上的农家孩子们,我看到把成千上万的男女从莫斯科丶从列宁格勒丶从俄罗斯各个城市送到西伯利亚的列车,他们被宣布为伟大神圣社会的善的思想的敌人。……在那可怕的年代,人们打着国家丶民族的荣誉和全世界的善的旗帜干下了多少丧尽天良的事情!”

萨哈罗夫被誉为“人类的良心”,他的一生是追求自由与和平的人们的希望与精神的灯塔(乔治•布什),而他首先是二十世纪占人类近一半人口的共产极权国家中的圣徒和先知,是俄国十九世纪十二月党人以後伟大自由精神的继承人,是所有向往自由丶尊严的人们的道德先驱。

1986年底,戈尔巴乔夫打电话给萨哈罗夫,邀请他与妻子迁回莫斯科。萨哈罗夫成为苏联第一届国会中首位发言者。他没有附和戈氏的“新思维”与“公开性”(它们已经够开明不凡了),而是公开要求结束共产党专制制度。1975年11月,萨哈罗夫在他本人缺席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上,公布了100馀名“我所认识的囚犯”的名字。他请世界记住,“我的国家中所有良心的囚徒,所有的政治犯都与我分享诺贝尔和平奖的荣誉”。

他宣告,每一个名字,无论提到还是没有提到,“都代表了一个坚强和英雄般的人的命运,代表了多年的苦难,多年为了人的尊严与自由而斗争的典范”。西方学者认为,萨哈罗夫完完全全属於高贵的俄国贵族传统,他的科学天赋丶难以置信的道德勇气,特别是他矢志不渝地献身於真理,使人们不可能不把他看成是自己时代最纯洁最完美的典型。

罗依•梅德韦杰夫用了45年时间,探望丶采访了监狱丶劳改所和病榻上的老布尔什维克丶红军将领丶《真理报》编辑丶“红色教授学院”的老教授丶科学家丶学者丶神甫丶工人丶农民,当他完成了审判斯大林罪行的《让历史来审判》时,成千上万的受访者已经离开人世,梅德韦杰夫用长达24,000人的“人名索引”向他们致敬。

苏联享有国际声誉的持不同政见人士索尔仁尼琴丶萨哈罗夫丶麦德维杰夫丶格里戈连科丶奥尔罗夫丶卡波查都曾经是共产党人,如果遵循苏联共产党的路线和纪律,他们都将前程远大。正如曾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雅科夫列夫所说,持不同政见者“是一些具有巨大能力丶渊博知识以及高尚道德和公民积极性的人们,他们确实向同胞们说出了真相,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遭到了迫害”。但是,共产党人在把俄国和时代的良心送上十字架时,让自己沦为该隐,那位杀了亲兄弟的罪人,额上被字丶免得为人所杀——“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死亡是太轻的惩罚——带着耻辱的印迹与世长存。



1956年在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人民起义中发扬了民族良心和时代号角的“裴多芬俱乐部”,其20名委员中有17名是共产党人,包括中央委员贝拉丶安迪奇丶党报总编马通丶党中央宣传局局长山道尔丶劳动青年联盟中央书记埃尔文和科学文化局副局长拉斯洛,匈牙利闻名於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卢卡契等匈牙利文化学术界党员名流旗帜鲜明地批判“拉科西主义”——匈牙利的斯大林主义,站在人民一边的匈牙利共产党两任领袖拉伊克丶纳吉和天神一般的年轻国防部长马勒特尔,为匈牙利人民和真理而牺牲;

1968年传播“布拉格之春”讯息於世界的《七七宪章》最着名的发言人,除剧作家哈维尔丶哲学家巴多卡外,外交部长哈杰克丶历史学家佩顿克博士丶经济学家哈夫尔博士和物理学家吉瑞•海耶克教授都是共产党人;

1980年代改变了世界面貌的“团结工会”的精神盟友丶大哲学家科拉科夫斯基丶理论家沙夫丶思想家米奇尼克丶官方学者库隆(曾任波兰共青团书记)丶流亡西方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米沃什等波兰知识界人士都曾是共产党人;不应排除在外的共产党领导人也为缓和丶消解共产极权主义的灾难付出了个人代价。

除拉伊克丶纳吉外,波兰共产党两任总书记斯兰斯基丶哥穆尔卡,保加利亚工人党领导人科斯托夫丶阿尔巴尼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丶内务部长科奇•佐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杜布切克等主张“民主”丶“人道”丶“自治”社会主义的东欧共产党领袖,都以不同方式为摒弃斯大林主义丶为自己国家人民的独立与自由付出个人代价,而让那些“斯大林分子”丶死硬的共产党人留在历史审判席上:拉科西丶齐奥塞斯库丶日夫科夫丶霍查丶诺沃提尼丶胡萨克丶昂纳克等。

从30年代莫斯科大清洗以来,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呈现出某种周期性政治痉挛,以赛亚•伯林喻之为“人为的辩证法”。当苏联政府还保持着充分的政治敏感度,这场对一个永久军事化国家进行的实验,从一个长期历史阶段看,就远没有达到它的终点。由於它源於一种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宗教大法官”更严重的对自由和各种人类理想的篾视,并且统治了八亿人的生活(伯林发表这一观点在1950年代,共产党统治的“东方阵营”大约八亿人,与“西方阵营”相当),可以说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丶最不人道也是最捉摸不透的现象。伯林悲观地认为,共产主义制度在肉体和精神上给俄国人民造成巨大创伤,而西方对此一筹莫展,“除非(俄国)人们的良心得到发扬光大”。



希望正是在难以描述不可名状的“良心”世界降临。

若没有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20大上揭露斯大林“个人迷信”,苏联社会不会迎来共产党40年铁血统治後提前到来的“解冻”,数百万政治犯很难在有生之年回到家庭和社会,俄国人就不可能从无数幸存者口中了解古拉格群岛的真相,被“铁幕”严密覆盖的东欧各国就将继续在大大小小的斯大林分子的统治下苟延残喘。然而,正是赫鲁晓夫本人,在苏共强硬派和中共压力下,血腥镇压匈牙利人民起义,东欧自由之火要在12年後才在布拉格重新点燃。苏共保守派对赫鲁晓夫实行报复,又把俄国拖进近20年新斯大林主义统治,直到戈尔巴乔夫时代来临。

戈尔巴乔夫这位额头上有一片神秘胎印的共产党人,正是伯林用相当勉强的口吻提及的“良心”人物。如果说赫鲁晓夫作为“老一代”苏共领导人,其良心与非良心——共产党统治权丶苏联事业丶个人地位丶列宁丶斯大林两代领袖的遗产——之间的选择,最终以後者占上风,乃是某种历史宿命,那麽,戈尔巴乔夫就是来终结这种宿命丶让良心高居於一切非良心事物之上的共产党人。不妨为戈尔巴乔夫统短短六年的统治开一份清单,以便让人们观赏到同样是共产党人,有良心的戈尔巴乔夫与非良心的共产党人之间,几乎是天使与魔鬼的差异景象。
戈尔巴乔夫率先提出大规模消减战略核武器的建议,先後在日内瓦(1985)丶雷克雅未克(1986)丶华盛顿(1987)与里根总统,在马耳他(1989)与乔治•布什总统会晤,并达成协议,核大战可能性大幅减少;1991年,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俄罗斯千年历史上第一次接近真正的民主化运作,苏联引进议会和总统选举.至今为止,那是俄罗斯历史上最自由公平的选举。1991年叶利钦当选总统, 戈尔巴乔夫把俄国统治权和“核匣子”交到新执政手上。这是克里姆林宫第一次允许执政权遵照宪法移交到反对派手里。

戈氏率先提出“公开性”和“新思维”,在赫鲁晓夫1960丶1962苏共20丶22大撬开斯大林统治坟墓门扉的基础上,他废除了长达300多年丶在苏共74年统治中全面控制俄国人头脑的书报审查制度,让自由之风吹进苏联;他让最後一名政治犯走出监狱,鼓励人们说出历史真相,公开批判斯大林主义;

戈氏率先提出“欧州同屋”丶“基督教共同精神家园”和“人类高於任何国家”的口号,欧洲从凯撒丶亚历山大丶拿破仑丶希特勒丶斯大林的暴力铁则下开始转向柏拉图丶耶稣丶但丁丶康德丶雨果和托尔斯泰的和平理性坦途;一个合作丶统一的欧洲合众国前景得以出现;

戈氏响应里根在柏林墙前发出的呼吁,率先提出“真缓和”和终止冷战,柏林墙由此坍塌;中丶东欧各民族从此转上自由之路;德国得以重生并实现统一;世界范围内的资金丶技术丶物资丶人员和文明的交流丶对话丶融合的全球化时代得以诞生;

1991年圣诞节,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无畏地——暗含几分自豪——向世界宣布,苏联社会主义74年的试验已告失败,苏共即行解散。19世纪末“从西方刮来的一股黑风”(索尔仁尼琴语)在俄国消散,困扰人类近一个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到此终结。
没有谁授权戈尔巴乔夫把苏联共产党权力置於俄国历史的天平之上,把苏联国家利益置於人类前途之下,——戈尔巴乔夫完全可以作出相反的抉择:在爱沙尼亚丶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个波罗的海小国独立之际,他有责任根据苏联宪法进行阻止和镇压;在东欧各国摆脱苏联控制丶寻求自由之际,他有权力根据华沙条约组织宪章进行干涉和惩罚;在8,19事件前後,他理应站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一边,堂而皇之地动用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和警察部队,“挽狂澜於既倒”;他可以并且能够如他六届前任和东西方几乎所有专制统治者一样,“理直气壮丶旗帜鲜明”地运用国家暴力,以俄国的自由和世界的无奈作代价,捍卫共产党国家政权。

如果戈尔巴乔夫作出这样的抉择,没有谁能够阻止他,——在他身後,是74年的苏共一党专制丶“苏维埃政权”丶“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专政”丶“两亿苏联人民的安宁和福祉”丶俄国人五百年向东西方扩张“打下”的江山以及世界的均势和稳定。如果他这样做了,他将成为历史上又一个大独裁者丶大暴君丶大帝国的集大成者,人们会按照成王败寇的哲学把敬畏丶艳羡和赞美献给他;如果他平息了暴乱丶分裂,窒息了自由丶民主丶多元和人类一切神圣权利而只允许他的人民信奉以他为总书记的苏联共产党的思想,他将继续执掌全世界最显赫最令人生畏最无可撼动的权力,世界将匍匐在他至高无上的威权之下,他将成为邪性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最新入选者,刷新所有前辈的纪录。

戈尔巴乔夫作出了违反人类专制统治法则和专制成规的选择,放弃了生杀予夺的权力,奉行“无论如何不让人民流血”的良心信条。不顾所有信奉铁拳和谎言力量的威胁和指斥,他撒手弃置一个红色大帝国,把自己交到约伯天秤上,让俄国和世界人民去选择他们的命运。
戈尔巴乔夫的遗产是无法简单叙述的,他是人类仁慈政治权力史上的牛顿。他开辟了全球化时代,世界平添一笔难以估价的历史红利;他拆卸了最森严最牢固的精神桎梏,为世界敞开了一个簇新的自由空间。他本人因此降为一名平民,承受着无数谴责丶揶揄丶诅咒和诋毁,而他一如既往,在爱妻亡故之後,继继从事人道与和平事业。中国是“戈尔巴乔夫红利”的最大受惠者,但中国却拒绝了“戈尔巴乔夫自由”。戈尔巴乔夫这个伟大的名字,在中国甚至成了一种特殊的禁忌。顺便提一句,没有苏联的解体,苏共的下台,邓小平不可能在1992年1月16日开始他的“南巡”讲话,中国的“好日子”将化为昨日黄花。

戈尔巴乔夫不是孤独的个人,他把良心注入到苏共这架庞大机器里,从而获得旋乾转坤的力量。他认为,“改革运动”只有在发端于党内的条件下才有获得成功的机会。任何别的官方的或非官方的组织,想发挥类似的主动精神,将注定徒劳无功,会遭到“政治核心”的打击,也会被认为是持不同政见者对现行制度的蓄意诋毁”在这个意义上,戈氏断言:正是作为一个组织的苏联共产党,才是变革的首创者。人们不会无保留地同意这个论断,但他至少说出了部分真理。

俄国有幸,良心以隐密而强固的形式存活在无数苏联共产党人心中,苏联军人在历史关头表现出强大良知力量。许多高级将领始终反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对抗人民自由选择的决定,包括海军司令切尔纳温丶战略火箭司令马克西莫夫丶航空兵司令沙波什尼科夫,以及控制莫斯科空中力量的沙波什尼科夫元帅,他给叶利钦捎去口信,“空军不会背叛人民!”,他命令部队卸掉飞机上已经装好的弹药丶取消增加的值班,并在国防部召开的军事委员会会议上敦促亚佐夫元帅立即退出紧急状态委员会。

苏联普通军官和士兵表现出令人惊叹的勇气和觉悟。克格勃阿尔法突击队的军官们做出决定,如果“上面”下达强攻自由派总部白宫的命令,他们将拒绝执行。空降兵指挥员格拉乔夫得知克格勃部队的决定后表示:“我的人也不上,我不会再往前迈出一步。”另一位空降兵指挥员列别德则指出:“采取行动会导致流血,军队将永远无法洗清罪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也并没有真的下定屠城的决心。国防部长亚佐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齐科夫在回忆录中证实,他们没有向军队下达无条件攻占白宫的命令。副总统亚纳耶夫在发动政变后形势最紧张的时刻不停地重复一句话:“要是死一个人,我也没法活了。”

“不能把枪口对准自己的人民!” 戈尔巴乔夫和苏联红军在历史关头发扬光大了良心,为苏联红色帝国和平送终。自由取代奴役,良心战胜权力,无论对於人民还是共产党,都是奇迹。——几乎没有流血,更没有重演1917年让俄国血流成河的悲剧。在80岁生日前,戈尔巴乔夫向媒体公布,他曾信仰过共产主义,实践证明它完全失败。共产主义制度限制人权丶剥夺言论自由,它必然走向灭亡,因为人们不会永远忍气吞声,苏联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历史似乎传来先知别尔嘉耶夫的声音,俄国人民——包括索尔仁尼琴丶萨哈罗夫和戈尔巴乔夫丶叶利钦等苏联共产党人——共同埋葬了共产主义制度。许多西方观察家都惊讶地发现,新一代俄国人,看起来继承了俄国知识界的传统道德,正直,敏锐,有极强的个人魅力。数十年里关注俄国命运的伯林发现,从瓦砾和灰烬中幸存下来的俄国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俄罗斯人民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拥有无穷的创造力,一旦获得自由,谁能想像他们会给人类带来什麽惊喜呢。邪恶终将被战胜,奴役已走向死亡,人类有理由为这一切感到自豪。”

当然不能忘掉吉拉斯,身居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国民议会议长丶副总统的老共产党人。他走过了一个共产党人所能走的整个路程:从权力阶梯的最低级爬到最高级。“没有人曾强迫我拥护共产主义,也没有人强迫我反对共产主义。”他是“完全根据个人的信念非常自由地决定一切的。”他的觉悟几乎从天而降:彻底丶爽快。这名“门的内哥罗人”声称自己“天生”会站在共产主义的对面。他的理由直接而浪漫:地球上有着无数的人类生活制度的星座,并不存在唯一的模式。吉拉斯否弃共产主义的逻辑不可辩驳:某种乌托邦主义取得权力,便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教条,不由分说地以其科学主义和理想主义来使人类受苦。这就使这种乌托邦变成与人为敌的怪兽,完全违背人类的正常状态,不懂得最基本的常识:一个完美世界是不会有的,但一个更自由更公道的社会却是值得追求的;一个尽善尽美的世界,没有批评和没有其它选择的世界,就是要犯不可估量和无法挽救的谬误的世界。

吉拉斯一直是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最高司令部核心成员,却发表过富有政治良知和历史分量的作品:《新阶级》(1957年)丶《没有正义的土地》(1957年)丶《道德的解剖》(1959年)丶《不完全的社会》(1960年)。《新阶级》曾启迪了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一代共产国家人民。下述结论让吉拉斯成为发扬光大良心的共产党人:所有共产党当权的国家都会出现一个新阶级,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新阶级的创始人是一批取得政权前即已构成共产党核心的职业革命家。这个新阶级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压迫与被压迫丶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新阶级的前途,也就是执政的共产党的前途,必然是失败和垮台。世界大势之趋向统一是时代的基本特征,西方由於具有政治民主和较高的技术丶文化水平,同时又维护政治自由和基本人权,世界统一因此趋向於资本主义,而共产主义制度作为世界统一的最大阻碍而终将被淘汰。(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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