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周世锋及其死磕派律师，在死磕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对执政党已经构成了某种政治威胁，或者说是潜在的威胁。


众所周知，台湾的死磕派律师们以维权推动台湾民主化进程，最后就是形成最大的反对党。而韩国也因为死磕派律师导致全斗焕政府的倒台。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我们国家之所以对锋锐所采取如此严厉的惩治手段，很有可能就是从执政安全的角度出发的。

二、法治之治

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国家已意识到了法冶建设的重要性，把“法治”明确地列入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之中，并提出“依法治国”的执政纲领，特别是从明年开始实行宪法宣誓制度。


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国家的法治社会建设并没有弱化，相反一直在加强，只不过不是搞冒进，而是采用渐进的方式。因此，此次对锋锐所进行严厉惩治，并非想坏自己定下的“依法治国”的规矩，而是基于执政党“国家安全”层面考量，采取的一种应激反应。


也可以这么说，国家惩治锋锐律所，针对的是其政治目的，而并非其维权行为：你们死磕派律师死磕法律关系不大，如果你们形成一种挑战国家权威的力量，那就对不起了，兹事体大，只有重拳出击。在执政党看来，如果坐视不管，让“律师党”借以坐大，那么结果就会迎来一个强大的“反对派”，危及自己的执政。


这也反映出这一个法治框架：国家在推进法治化建设过程中，强调的是，在执政党的控制之下，有条不紊地渐进推进。在这个法治路径之下，律师维权必须在法律框架之内，而依法治国是必须在政治框架之内。这两个框架是不容许打破的，是法治的底线，是政治的红线，谁逾越谁就会被特殊料理。


问题是，在众多人的眼中看来，服务大局（政治）的法治是受操纵的不完美法治，易于产生“权大于法”的局面，导致律师和涉案当事人是很难在司法途径中寻求司法公正公平的。如果我们国家真的走上了“依法治国”的轨道，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能够确保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没有政治谎言、没有政策耍赖、没有政府与民争利、没有官员贪赃枉法、没有部门暴力执法，那么也就没有这么多侵权的纠纷发生了，或许我们这个社会就会很平和，已经形成一个良心社会了，全国上下也就有没有这么多死磕派律师存在了。


但事实上，我们法治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没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也就是“权大于法”的困境。正因为如此，国家在推进法治化的过程中，除了警惕死磕派律师无理取闹之外，其实，更应该警惕的是法律被权力绑架。


当公检法被权力操控，当法院不再是公正的平台，当法庭不再维护法治的场所，那些受到权力侵害的民众该怎么办？难道忍气吞声，当作吃了哑巴亏。司法腐败是我们社会无法回避的法治现实，最高法院从黄松有副院长的判刑到奚晓明副院长的被查，地方法院从上海法官集体嫖娼到湖南法官嫖娼赌博，说明司法腐败确实是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正是在法治不彰的环境之下，才有部分坚守法律公正公平底线较真的律师，也就是被称为死磕派的律师们在顶着多方压力千方百计，奔走呼号以期真正法治公平正义的实现。有真维权的死磕派律师，也就有假维权的死磕派律师，这根本不足为奇，如在一个水浒般的世界里，有真李逵，自然也就滋生了假李鬼——这是社会必然的现象。


就中国法治社会建设而言，律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群体，“死磕派”律师在客观上也起到了某种积极作用，他们螳臂当车、以卵击石的较真的行为吸引了各界对法治的关注。那些在法律边界范围内发挥作用的“死磕派”律师，就像啄木鸟一样，对总体法治建设起到了正面意义。比如孙志刚案中，是他们推动了收容制度的废除；任建宇案中，是他们推动了劳教制度的废除，现在，他们又在积极地推动废除嫖宿幼女罪……再比如呼格案、聂树斌案、念斌案等等，一系举国震惊的司法冤案，都有着他们不屈不挠的身影，是他们不懈地死磕，才呼唤回来迟到的正义。


正如吴法天评论死磕派时，也谈及了其自身的担忧：“我不是死磕派，我不造谣、不撒泼、不冲撞法律，不在法庭上假装晕倒，不在法庭外裸体抗议，更不会雇用一帮炒作团队去制造新闻。我是‘活磕派’，我要用证据磕出活的真相、无辜者的活路、鲜活的法治。可是，我们的司法能给‘活磕派’足够空间吗？”也正是这种法治不彰的环境，才是死磕派律师滋生的土壤。


法律是社会的底线，不能触碰，法律又是法治的红线，是较之于道德更纯粹的秩序保障。其实，我们不难看出，国家在推动法治社会建设，想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不少死磕派律师以螳臂挡车、以卵击石的方式来维权，也是致力于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应该说，两者目的并不是矛盾的，而且一致的，只不过是殊途同归。


依法治国，目标是应该一致的，不应该人为的撕裂，毕竟在法庭之上，无论是法官还是律师，无论是控方还是辩方，都应该置身于法律框架之中，最终由法律来裁决。


三、切割之道

既然目标是一致的，那就不应该因为一部分人的行为而否定整个群体。

诚然，死磕律师或者说维权律师，少数几个是已经病了，但是，不能让全国律师都吃药。就像公务员队伍中，少数几个是已经病了，成为大家恨之入骨的贪官，但是，不能让全国公务员都来吃药坐牢，这是同样的道理。


此次针对锋锐律所惩治，必须作一个明确的切割，不能混淆视听、张冠李戴、指鹿为马。我们应该区别对待，“死磕”其实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对私欲的偏执，另一种是对正义的执著。对前者的否定，不能成为不让后者发声的理由。如果因为否定前者，连带后者都否定了，甚至将整体都否定了，那么真的就成为律师界的一次浩劫。


应该说，绝大多数死磕派律师还是值得我们尊重的，他们为中国司法进步付出心血，他们不能被当成敌人！国家应慎重处置！试问这些死磕到底的律师到底为了谁？只要是一个律师，基本不会为起码的生活忧虑。特别是今天，律师基本都毕业于法学院，同学校友，师兄师弟，不是政法高官，就是党政要员。如果去勾兑和权贵为伍，而不是追求法律正义，那律师可以丰衣足食舒舒服服。他们去死磕，其实得不偿失，不仅得罪了亲朋好友，承受误解谩骂，甚至可能遭来牢狱之灾，他们算是为理想为信仰在奋斗，目的就是为了社会不再暗无天日！大有一种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浩然之气，他们应该让我们肃然起敬的。


依法治国是绝对离不开律师的。如果离开了律师，那么也就失去依法治国的基础，毕竟法律论证有三个主体：即控方、辩方、审方，而控方和辩方都需要律师。如果没有律师的介入，那么何必要走开庭审理的程序？只需要审方宣布一下裁定的结果就可以圆满了——但这就违背了法治的精神。我们还是需要律师的，如果律师违反法律，那么就让他们为自己的不法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根本不需要进行政治定性、道德批判，乃至一棒子打死。


现在国家有一种做法是不予以提倡的，比如利用人民日报、环球时报、新华社、CCTV等官媒进行舆论绞杀，此起彼伏，全面轰炸，这种手段显然有些不那么地道，将几个律师进行污名化处理，打上男女关系上的“通奸”和里通外国的“汉奸”的标签，李庄如此，周世锋也是如此，当然官员如此，大V也是如此。甚至在一些报道中出现张冠李戴的栽赃现象，比如将袁裕来代理的贾灵敏维权案子推到了锋锐所身上，这是媒体很不自重的表现。


我们需要厘清的是：审判机构并不是宣传机关，而是司法机关。依法治国，国家应该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将自己的行为纳入到法律框架之内，通过法律手段来制裁违法者，这才更显国家正义！


国家如此动用官媒全方位地进行舆论审判，更为严重的是，会造成社会的撕裂。那些依靠“政治正确性”来站队的“圣斗士”们会深受鼓励，他们幸灾乐祸，唯恐天下不乱，纷纷陷入集体狂欢之中，无限地上纲上线，恨不能对律师们食其肉、寝其皮，喊杀之者不绝于耳：媒体记者如许纪光、韩东言、郑东鸿之流，口诛笔伐；体制内的李善江（千钧客）、陈玮麟（老辣陈香）、左峤（老左识途）等人，慨当以慷；舆论场的司南马、胡杨麟、平民王小石之辈，更是上蹿下跳……真是这里风景独好，够他们消费一阵了。无可否认的是，这帮人从“青萍之末”到“波光摇荡”，现在到了波澜壮阔之势，有某个年代的回光返照之势了。


其实，这帮“圣斗士”只有“政治正确性”，没有“法治精神”，甚至连基本的人性都不具备。如果让这些人的声音成为我们这时代的“最强音”，那么中国完全又有可能陷入集体的癫狂之中，中共建国以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其实不怕右派得势，怕的就是极左派登台，那是要死人的，文革期间法治荡失、人祸十年已经证明，难道还想再来一次？


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想走好中国道路，执政者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让极左思潮泛滥。而我们这些旁观者，也就是大多数的民众，还是少站队，独善其身，尊重真相、尊重法律、尊重人权，做个清醒派、讲法派、理性派，不要无理取闹，还是多呼唤一下社会法治，多呼唤一下社会良心。


我们太需要一个法治社会，一个良心社会了。



四、结语

最后，还是要想用康德的一句话来终结此篇、警示世人：



如果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法律，那么他是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