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潘探夫记

郭玉闪夫人    潘海霞

七月里,北京的天亮得早。 不到六点,阿潘就醒了,蹑手蹑脚收拾着东西。这是北京城里一个老小区的两居室,2014年10月9日,玉闪被抓走后,阿潘带着公公婆婆和孩子搬到了这里。

公公婆婆其实早已醒了。阿潘在手机上用“嘀嗒”软件叫了车,临到6点10分要出门时,儿子醒了,拉着妈妈,不让走,闹着要看妈妈昨晚烤的面包,看到已经被切片了又哭,老人也来帮着哄。

等一切收拾停当,终于要出门时,儿子乖了下来,给妈妈挥手说再见,脸蛋上还挂着泪珠。



临出门时,阿潘看了一眼墙角,那里放着两捧花,已干了。那是6月1日,她过生日时,玉闪 早早叮嘱了号子里临时关押的人,让出去后给她送来的。他怕人家失信,还特意叮嘱了两个人,结果都在当天送到了。一捧鲜红的玫瑰,一捧粉色的小花,干枯了, 她也舍不得扔,一直放着。让花和她一起,等着玉闪回来。

车已经在小区外等着了。从7月1日开始,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又在闹罢工(2003年传知行 研究所就在调查出租车行业的政府管制问题,如今这问题愈演愈烈,玉闪的研究倒成了他的“罪证”之一),路上出租车很少。亏得有了拼车软件,出门方便了不 少。今天这位车主是去羊坊上班的,和阿潘要去的海淀看守所算是一路,路上30多公里,只需付不到40元,双方都合算。

对阿潘来说,如果“打的”,单程一趟就需要100多元。这两个月来,玉闪被转到海淀看守 所后,处境较为好转,经过争取,终于更换了阿潘作为代理律师,她才在相隔7个月后第一次见到了他。如今她每周去会见两次,往返路费也不少。家里经济本来就 不宽裕,玉闪和夏霖律师(阿潘是夏律师的助手)被抓后,更是拮据,所幸,朋友们都很帮忙,才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江雪:郭玉闪夫人阿潘探夫记:再次移送检察院



阿潘个儿高挑,1.64米,和玉闪一样,可看起来比玉闪要高一些。她穿黑色T恤,灰裤子,干净利落,和出事前相比,脸庞清瘦了不少,原来茂密乌黑的短发,如今也间杂几茎白发了。

玉闪爱写古体诗,写给阿潘的近10首。他写诗喜欢用典,其中一首,将阿潘喻为卓文君,并表明心迹,决不负她:“最恨男儿心负一,琴心白头孰欺卿”。他们是一对美好的夫妇,两人在一起时,总是黏黏的,说话都大声,老公老婆地互相叫着,有时让朋友们弹嫌说“腻歪”。

今年6月1日,玉闪为妻子的生日还写了两首诗,其中有两句:“长夜喃喃翻旧信,霞飞云霁起晨烟”,内里有她的名字。

“这两年,因为外部环境的挤压,他变得烦躁,不像过去那么淡定,也会和我争吵。”阿潘说。这让两个人都难过,阿潘心里委屈。不过,她觉得,经历过这一遭,自己已原谅他了,谁让他已经受了那么多苦呢。

于阿潘来说,最难的日子,是今年春节前。玉闪被带走后,近3个月没有消息。2014年12月底,其他被抓的人陆续被放,可1月3日玉闪却被批捕。她原心存希望,此刻却觉得他是在劫难逃了。 那时,她日日心急如焚,奔走呼告,甚至也担心自己被抓,内心做好了一切坏的打算。

要过年了,她安顿父母带孩子回老家去。一个人在北京呆了半个多月。“这半个月,想通了许多事,关于他这些年做的事,关于我们的生活,等等。首先,还是要接受,然后再出发,面对将来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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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中间也有无尽的煎熬。其中包括那个无解之问:对“进去了”的人,究竟怎么做才好?外面的人口水横飞,可当事者,却是每一个具体情景的真实承受者。

“那种情况下,一面想要呼吁寻求关注,却又担心玉闪在里面受到更大的报复。”阿潘说。她顾不上这些争论,可她自己,为了寻求对丈夫一个最好的结果,一举一动,都要耗去无尽心力。

“其实没有人知道在里边的人,以及他们的家属,所面对的处境。我们的对面是一个巨大的黑洞,你不知道他们(指体制)究竟会做什么。”阿潘说。

在一直不能见面的前7个月里,她先后给玉闪写了5封信,无处投递,索性公开,就当把自己 心里的话说给他听。一开始她是为了缓解自己心里的痛,后来,看了金雁、郭于华等几位老师的文章,她意识到,个人的苦难和遭际,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此外,文字不仅是记录,也是表达,要让人看到个体在公共生活中,经历迫害和劫难时,他们所呈现的精神样貌。

不过,就是写信,其实也要字斟句酌,担心着一些叙述,会对玉闪的处境不利。“他们(指办案者)都盯着呢。我又写了什么,他们全都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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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期待着玉闪是他们心目中的样子,一个反抗体制的英雄。可阿潘觉得他不是。“他其实就是个读书种子。”一位朋友这样说,阿潘也觉得。“他是儒家,希望所为能改造社会。过去他就说过,无论体制变与不变,社会经济的问题都要有人研究,他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一直。”

2011年,他曾多次给阿潘和其他朋友说,想去国外读书,好好读几年政治学或经济学。那话不久之后,2012年,发生了光诚事件。亲近的朋友知道,那就是他,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其实并无太多政治考量。

“情况很紧急时,我确实认真地想过后果。可是,对光诚来说,是生死问题;对我来说,只是几年自由的问题。用我的几年时间换他的生死,值得。” 事后,玉闪曾这样对朋友说。如今,几近一语成谶。

1995年,阿潘和玉闪都在南京的一所大学读书。一直到2006年,两人在北京结婚,此前,玉闪已从北大研究生毕业。早在2000年左右的BBS时代,他还在北大读书时,就一路言说,思考,从草坪沙龙,到2003年在北大推动人大代表选举程 序,他一直实践着自己的自由理念。

2007年,他创办传知行研究所,聚集了一群热切关注转型问题的年轻人,研究一些迫切的 问题。从2007年开始,传知行每年出一本《中国公民税收手册》,也出丛书,包括实证研究、翻译等,如《转型中国的心思与意念》、《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 分析》等等。2010年,传知行获得著名的“坦普尔”独立智库奖。此前,中国只有“天则经济研究所”获得过此殊荣。

手边有一本《思想的蝴蝶》,是传知行举办的“高校人文讲座”辑录,沉甸甸一册,是他们免费分送朋友的,如今,这是“京公预诉字(2015)1005号”起诉书上所列的玉闪“非法经营罪”的罪证。

光诚事件之后,玉闪的环境日益艰难。知道从此被彻底挂上了号,可他还是没有停止做事。有 时,阿潘会和玉闪发生争执,家扶老幼,她私心希望着,他能回到书房中来。他喜欢郊野,执意要在北京郊外租一个小院子,偏僻而便宜。为了让他过几天清静的读书日子,阿潘也同意了,虽然这样她上班会非常不便。

然而,才住了一个多月,2014年10月9日的那个凌晨,警察就当着父母的面,把他从家中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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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间,车已出了京城,上三环,再上万泉河路,向西北而去。清晨车少,车比往日都快。50分钟,就到了海淀看守所门前,这时才7:10分。

阳光很好。天蓝的像油漆涂过,白云又刷了几笔。这里是北京郊外的苏家坨镇。通往看守所大 门口的路两边,是两溜儿临时的板房,除了五六家律师事务所的招牌之外,其余就都是商店了。看守所上班还早,只有一家商店开张了,阿潘和店主打着招呼,也和几位早到的律师打着招呼。大家自觉地把会见申请书、律师证等,按照顺序摞起来,放在一家商店门口的空调机上。怕风吹走,有人找了块砖头压着。

阿潘今天到得早,排第五位。第一位是看守所门外一家律所的律师,有地利之便,几乎每次都抢排第一位,有会见的业务就方便了。

排了队,阿潘回到商店。店主彭大姐很热心,搬小桌子让她坐下。

这个10平米左右的小店,摆满花花绿绿的短袖,大裤衩,服务对象是来探视的人,会买了送给看守所里的在押人员。

彭大姐开店两年多了。店名“众生”,问了得知,她是佛弟子,吃素信佛10多年了。

听到这,阿潘提起,在最受煎熬的日子里,她发了一个愿:若玉闪这次安然无恙地回家,她就吃长素。也没什么来由。玉闪对基督教、佛教都有研究,对佛学有亲近。她也是。但两人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

看时间还早,她走出去拍照。“每次来我都会拍一张照,这样也可以记录下来会见的时间。”她说,

她站在路边,用Ipad对准路边的一处蓝天。那是临时板房的后面,有两棵柳树,姿态特别美,舒展、无忧无虑地伸向天空。她调整着Ipad的角度,绕开板房丑陋的屋顶,只拍天和树的身影。

从春天到夏天,她来探视的日子,天空大多数是蓝的。可也有几次,是那种灰,沉闷、空旷,让人心往下沉的灰,她都记录在Ipad里了。

她也拍下了玉闪送她的花,那是他从“号子”到会见楼的路上,偷偷在路边揪下来的。共有6次,阿潘收到了,是那种小小的、长在路边的黄色雏菊。最后一次,被押解的警察发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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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点30分,看守所最外面的大铁门开了。阿潘和几位律师走了进去。9点就可以在会见楼登记了。登记完,9点半“号子”提人。在押的人从“号子”走到会见楼得半个小时。最后见到人,要10点了。

会见楼一层是家属送衣物的地方。二楼是律师登记和会见处。登记处的警察看了看电脑,对阿潘说:你这是补侦,看来没事,有可能放出来呢,语气很和善。这种来自“他们”的善意让阿潘多少有点安慰。

会见号是4号。这个数字不好啊。她皱皱眉头。“不过,其实这个座位很好。1号和9号,这两个座位会坐警察,不自在。4号在中间,能好一点。”她说。

进到会见室,背后是一堵墙,前面是一溜不锈钢的栅栏。每次会见,玉闪从里边出来,远远她就能看见了,然后坐下来,两人隔着栅栏说话。

“一坐下来,就说他最近看的书如何如何。”阿潘说。里边不能送书,看守所里有诸如《庄 子》之类的书,他反复看,也看一些儒家的经典。她觉得,他精神还好,瘦了点儿,不过还是有点气力不足的样子。看守所里吃两顿,早上玉米磣子糊,还要留一碗 到晚上吃。他是南方人,没米饭,还是吃不惯。

平日里她去会见,几乎都是最后一个离开,等警察来撵了,才结束会见。这次,她进去时大约是9点50分,出来就到11点15分了。

“今天见面第一句话,又是号子里谁谁很可怜没衣服,让我下次帮着多送几件来。”阿潘出来后说,又好气又好笑。另外,他也惦记着家里,叮嘱阿潘让父亲去医院看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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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的路上,阿潘还是在手机上叫了“专车”。这次,司机走的路经过京密引水渠,天蓝,凤凰岭深绿,乌蓝映着墨绿,这片沉静,偶尔被云朵打破。

阿潘不再说话。她有些累了。

12点多,回到家,爸妈早就等着了,热了饭菜。边吃边问情况,听着听着,阿妈就抹起了眼泪。

他胖些瘦些,现在和爸爸相比呢?阿妈指着老爸问。阿潘用手比划着:差不多,他还是壮呢。

会见时,离得有多远?有隔着茶几这么远没?阿妈还继续问着。 “有。”她低头边吃饭边说。同样的问题,每次会见回来,妈妈都要仔细问一遍。

“会见这么多次,你们拉过手没?”我问她。“只一次,那时警察还不知道我们的关系,会见结束时,我们假装很正式地握了一下手。”她说。

“妈妈,放心吧,他的手还是肉乎乎的。没有瘦成什么样子。”阿潘放下筷子,大声地安慰着妈妈。

这是2015年7月2日。玉闪失去自由的第264天。他被起诉的罪名是“非法经营罪”,罪证是传知行自己印刷、发放朋友的19000册思想书籍。7月9日,有消息传来,北京市公安局在第一次退回补充侦查结束后,已再次移送案子到海淀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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