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制度和文化帝国主义――美国崛起之偶然与必然

倪乐雄



美国始终是带着基督教信仰和理想来到传统的现实世界中的,美国强大的历史不仅是同外部搏斗的历史,也是一部同自身搏斗、不断拯救自身的痛苦历史。它在理想与现实、高尚与卑贱、利他和利己、世俗原则和宗教信仰的冲突中完成了强大。 


宗教信仰与美国的崛起

西方文明在经济上是商业性质的,通过商业活动来追求、实现个人和社会幸福是其特征。商业活动追求最大利润,并有一种疯狂追求金钱、物质利益和享受的极端倾向,这种资本的原始罪恶对社会是一种毁灭性的破坏力量。商业生活原是追求幸福的手段,但也可变异为摧毁幸福的手段。为抑制商业生活带来的不平等、贫富悬殊、由此造成的社会冲突,以及金钱财富带来的灵魂和精神堕落,基督教便成了拯救资本主义社会、平衡商业社会物质主义生活方式的有力手段。基督教的许多教义,如由柏拉图和斯多噶派提倡的谨慎、节制、坚忍、公正、信仰、希望和仁爱等七种美德,神学上的七种严重罪恶,以及整套成熟的仪式程序,使人们能够产生敬畏感、道德感、理想主义、博爱、赎罪意识,能够净化人们的心灵,使人产生向善的欲望。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世俗生活中资本的贪婪所导致的人性贪婪和堕落,从而使商业社会获得和谐,减少了社会的冲突和内耗,从精神源头筑起了防范社会冲突的堤坝,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普遍和谐最基本的条件。


美国除了享有上述欧洲基督教社会的惠处外,还享有超越欧洲基督教社会的优越。基督教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也会堕落,中世纪欧洲教会的堕落是中世纪黑暗的表征之一,而美国的创建者们恰恰是一群坚决与堕落的欧洲教会划清界限的“清教徒”。1620年9月6日在北美登陆的“五月花号”上的定居者们是为寻找按《圣经》原则缔造的理想生活,来到了新世界。他们为了摆脱旧世界和堕落的教会来到了美洲并签订了著名的“五月花号协定”。起源即本质,这使美国建国之初就在宗教的“纯洁性”上获得超越欧洲的优势,宗教本质的高扬、神圣的“救世”使命感和创新的勇气,给美国打上最初的浓厚底色,他们以西方的实践方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事开太平”。“五月花号”的定居者已在精神上将美国立于不败之地,也是美国强盛的第一块基石。


基督教的天国意识在世俗社会转化为一种理想,这就是信仰产生理想。理想使人们成为有“灵魂”的人,于是人们的物质生活便上升为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有“灵魂”的民族和没有“灵魂”的民族差异明显,历史证明,一切有着伟大成就的民族都是具有“灵魂”的,正如我们生活中所见到的现象:一个有理想的人和另一个没有理想的人在同一个地方“混”了几十年后,结果完全不同。17世纪,全世界的民族有很多人陆续去北美定居,“五月花号”运载了一群有“灵魂”的人,他们集合了宗教、信仰、理想、救世、契约、勤劳、冒险等创造伟大国家的一切精神和品质要素,正是他们,在新大陆打下第一根桩的地方,缔造了现在强大的美国,而不是另一个移民国家。


宗教的“救世”意识使美国人在世俗生活中保持着持久的使命感,具体体现在把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的核心价值体系在国内外进行坚持不懈的推广,他们在国内事务中寻找最理想的途径去解决各种具体问题,从而赢得国内的和谐。在国际事务中,美国常常能高屋建瓴地从全人类利益的角度去着手,并经常占据着道德伦理的制高点,从而在世界范围赢得人心和号召力,同时也赢得许多国家的尊重。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十六点建议”;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罗斯福总统的“炉边谈话”,要让美国成为“民族世界的兵工厂”等等。当然,从国际政治的角度,也可以作为美国外交的一种策略来解读,甚至指责美国“假仁以霸”,但必须承认的是,在国际事务中,美国人从来没有把宗教层面的救世意识和世俗价值观层面的实现民主自由的历史使命感仅仅看成是政治技巧。当然,美国人毕竟生活在现实世界里,世俗生活使美国社会也不可避免地产生着自私、贪婪、腐败、国家利益至上等等严重缺陷,美国自身也经常处于崇高与卑贱的冲突中,不过,“救世”意识是美国与生俱来的,从这一宗教信仰中衍生出来的历史使命感,从来没有被自身的缺陷战胜过,尽管美国在现实中把“救世主”扮演成“世界警察”。



同样我们看到其他一些国家,他们也曾有过某种坚定的信仰,也试图进入宗教状态,但不像美国那样几百年“一以贯之”。他们经常地变换信仰,如俄罗斯和一些东欧国家,最终成为没有“灵魂”的国家。亨廷顿把近代以来的一些失败的国家称为在历史中迷失方向、找不到归宿的国家。其实,没有固定信仰的民族是没有“灵魂”的,“灵魂”多边的民族必然行为错乱,他们注定会在历史中迷失方向。


还有一些存在宗教信仰的民族和国家,在他们的国度里,人们普遍以功利主义的方式对待宗教,仅仅把宗教信仰当作个人祈求今生今世发财致富、官运亨通的工具,仅仅考虑把宗教信仰中的理想境界实践于世俗生活,作为激发改造世界、完善现实的原动力和参照物。这些民族和国家若要成为强国,首先要学会如何对待宗教和精神信仰。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民族有无精神信仰,类似于普通人是否有人生境界和理想。

民主制度——执着于世俗制度的合理性

从古至今,无论是雅典的民主还是美国的民主,目的都是为了减轻和消除内耗,一致对外。这是人类迄今为止从所有糟糕的政治制度中选出的相对不糟糕的一种。每种制度的社会内部都存在贫富差距、权利不平等,存在着阶层或阶级斗争,因为社会具有将人们分类从而产生利益冲突的天然倾向。而民主制度本质上却有促使人人平等、消除差异的天然基因。专制社会之所以不能避免崩溃的命运,是因为制度本质具有的分类力量和社会天然分类力量合二为一,从而造成社会无可避免的灾难性失衡。

所以,自古以来,我们很少看到民主制度的社会里爆发民众武装暴动和大规模流血革命。民主制度下冲突的激烈程度和对社会的整体破坏程度,远远小于专制社会。相反,民主制度下可控的社会冲突往往成为社会稳定的“安全阀”,有助于社会改良、进步、完善,使得民主社会更趋合理、更加团结,而在对抗外部威胁时,产生自信和强大的力量。民主制度具有极强的纠错机制,能够制止错误走到极端,从而把国家的内耗降到最低、把力量发挥到最大。民主国家的人们把国家当作“自己的国家”,专制制度下的人们多数人不认为国家是自己的国家,而认为是“他们的国家”(一小撮权贵们的国家)。在对抗外部威胁时,民主国家注定是强大的,而专制国家注定是虚弱的。因为在专制国家,绝望的人们希望借助外部势力推翻自己的统治者,这也是美国敢于对抗专制国家的重要因素。


美国不仅获得宗教方面的优势,而且进一步又获得了制度方面的优势,形成了国家繁荣富强的第二块基石。宗教和民主的相对彻底性使美国社会比欧洲各国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度,因而变得特别胸襟开阔,吸引全世界的优秀人才心向往之,神驰骋之。最明显的例子是,当整个欧洲在迫害犹太人的时候,美国却对犹太人开放。一批欧洲最优秀的科学家来到美国,使美国的科学技术处于领先地位,在二战后期制造出第一颗原子弹,也使得美国在二战期间拥有了在欧洲和亚洲同时开辟两大战场的雄厚实力。

美国选择民主制度,发动南北战争、废除农奴制是他们作为“救世”和“创造新世界”的清教徒宗教信仰必然的政治选择。民主制度是清教徒实现“救世”的世俗途径。因此,与其说支撑美国民主制度的是军队、警察、司法制度等国家机器,不如说是深深根植于他们精神领域的宗教信仰。

同样,美国真正的对手不是科学技术发达和武装力量强大的国家,而是同样有着持久的精神信仰、以精神信仰作为世俗生活源泉的种族和国家。强大的前苏联在美国面前轰然倒塌,而在貌似物质力量薄弱的伊斯兰世界面前,物质力量占有绝对优势的美国却一筹莫展,这一事实已足以说明问题。也许有人问,前苏联为何曾经能和美国不分伯仲?那是因为前苏联曾经暂时地用共产主义信仰来指导世俗生活,在社会凝聚力方面达到了与基督教同样的功效,当这种信仰被他们自己践踏否定后,前苏联社会就成了没有“灵魂”的躯壳。强大的物质力量失去精神支撑,衰弱就变得不可避免。



从“边缘到中心”的轮回

宗教信仰和民主制度是欧洲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它们是国家崛起的必要条件,但不等于必然崛起的事实,崛起还需要得天独厚的其他条件才能成为事实。美国崛起恰恰有着历史上多数崛起国家的地缘政治优势。



从地缘政治的发生规律来看,美国的崛起同英国、荷兰、西班牙乃至古代的奥斯曼帝国、罗马帝国、马其顿帝国和东方的秦帝国一样,都是由相对强势文明中心的落后边缘地带发展起来的。在古代希腊半岛上,文明的强势国家是雅典和斯巴达,当这两个国家率领各自实力范围内的“提洛同盟”和“伯罗奔尼撒同盟”主宰着希腊世界命运时,马其顿还是个混杂着其他种族血液在北部边缘艰难生存的无名小邦。当雅典和斯巴达互相征伐、精力消耗殆尽之时,亚历山大继位后的马其顿乘势统一希腊半岛,亚历山大开始了他带有王道色彩的征服事业。这一点与东方的秦帝国十分相似。春秋战国前期,主宰中原的是齐、鲁、晋、楚等诸侯国,而秦国乃“西戎之一支”,也是血统混杂的边缘地带小邦,当中原大国争锋趋于疲惫不堪时,秦国却在西部边陲地带悄然崛起。罗马帝国同样也崛起于当时的边缘地带——蒙昧半开的亚平宁半岛上,那时主宰世界舞台的是欧亚的希腊和波斯,以后聚焦点是雅典和斯巴达,亚平宁半岛尚处于边缘地带。英国在罗马帝国全盛时期还属于蛮荒之地,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成为欧洲主旋律时,不列颠群岛在欧洲边缘默默无闻,尔后几个世纪在海上贸易刺激下,欧洲中心转移至大西洋沿岸国家,在同西班牙、荷兰、葡萄牙的竞争中,英国独领风骚,在欧洲边缘迅速崛起。



工业革命发生后,英国逐渐成为主导世界的文明中心。在争夺世界殖民地时期,英国战胜了法国拿破仑,建立起“维也纳体系”的世界秩序,成为世界霸主。这时,美洲大陆还处于世界文明的边缘地区。在后来的近两个世纪里,后来居上的德国与英国在两次大战中同时消耗元气而衰落,美国趁机在远离欧洲的世界边缘地带发展自身,为未来的崛起积蓄力量打造基础。


从地缘政治看,美国的地理位置太理想了。东西面临太平洋和大西洋,几乎不需投入像样的国防成本,就已获得两道天然宽广纵深的安全防御屏障,将欧洲和亚洲纷争有效地隔开。退则足以自保,进则问鼎世界。美国在地点和时间选择上享有充分自由:美国无需像欧洲强国那样相互比邻而居,国防成本投入巨大尚不能排除威胁;远离欧洲的地理便利又转化为美国富强所需的时间上的充裕,美国可以从容不迫地解决国内的经济和制度上的问题,有条不紊地以最小的代价崛起而拥有霸权。战败或失利可回到美洲休养生息、以图东山再起;战胜则可跨出美洲布控全球战略要地。


只要和德国崛起作一比较,美国崛起过程的地理优势就十分清楚了。德国的崛起得益于巧妙利用英法和英俄冲突的间隙,正如巴巴拉·塔奇曼在《八月炮火》中所说:“当人们还没回过神来,普鲁士已经从炮弹里孵了出来。”但德国紧紧靠着充满敌意的法国和俄国,且被夹在两国之间,无法抵消地理空间位置的天然缺陷。法、俄两国东西夹击的战略势态成为把两次崛起中的德国扔下深渊的地理魔障。欧洲地缘政治的逼仄,强强相邻的地缘环境中的大国崛起,往往是你死我活、非赢即败,没有回旋的余地。虽然,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倡导的全国铁路网的建成,让德国在战略上获得内线作战的优势,但远不能克服地理上致命的缺陷。所以相对德国来说,美国的崛起不仅能够获得时间方面的优势,而且还获得了比时间更重要的空间优势。美国有两洋掩护,远离世界矛盾冲突中心,还可利用强国的恶斗掩护自己的崛起,在崛起时不惊动他人,受挫时从容做战略退却,继而休养生息、卷土重来,这就是边缘地带崛起的好处。相反,如果一个国家近邻强国,它的崛起必然造成大的动静而受到联合压制,崛起就变得困难重重,甚至半途夭折,近现代中国的“洋务运动”就是例子。



高明的“文化帝国主义”政策


斯宾格勒说过,“战争的精华却不是在于胜利,而在于一种文化命运的展开。”美国参与战争固然和其他国家一样,有着自私的国家利益的考虑,但它比以往和同时代的多数国家有着更深远的考虑,如传播一种观念、一种社会秩序、一种道德价值观、一种文化样式。这样一来就产生两种效果:一是在国际政治层面,属于很高明的外交艺术,堂而皇之地掩盖了自私自利的国家利益追求;二是能够获得道义制高点。


这种为“人类理想而战”的“文化帝国主义”在古代的伟大帝国曾发生过,曾经也是这些帝国成功的要素。比如亚历山大怀着“四海一家”的崇高目标进行东征;西周崛起时有一套“礼制文化”,战争仅仅是“敬德保民”的工具;罗马人向迦太基宣战是为了维护和平、自由、正义;英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理由是维护比利时中立、保卫欧洲和平。


美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领土扩张后,开始重视文化的扩张。历来眼光短浅的国家仅仅把战争视作夺取物质利益、尤其是扩张本国领土的手段,一种征服其他民族的最有效的暴力方式,殊不知,彻底的征服是文化和文明的征服。美国也许是近代第一个重视文化征服的国家,在“义和团”运动结束后,美国是唯一一个把《辛丑条约》规定的“庚子赔款”用于在中国办学,帮助中国培养现代化人才的国家,而日本用“庚子赔款”发展自身国力,包括军工企业,几十年后美国打败了日本。美国是近代以来最早超越“军事帝国主义”和“经济帝国主义”而实践“文化帝国主义”政策的国家。


美国在“救世”信念之下,把战争作为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的工具,这种普世价值虽因美国谋求自身利益而打了折扣,被认为是迷惑世界的“策略”,但客观上多少对于全世界各民族、各种文明都具有终极吸引力,比如伊斯兰世界尽管对美国没有好感,但自身也不得不接受民主的观念,伊斯兰世界的政治体制由传统的专制型向成熟的民族型过渡,并形成自己的特点。总之,“文化帝国主义”的软实力使得美国影响力的扩张比以往传统的帝国主义扩张显得棋高一着。


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常常把人类普世理想和道义原则、自身国家利益、他国利益融合为一体。第一次世界大战支持波兰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就敦促英国放弃殖民主义、允许殖民地国家独立,征服日本后对其社会制度进行改造,1956年第二次苏伊士运河危机时反对英法入侵埃及,以“自由世界”领袖自居并同前苏联东欧集团变异的专制国家在世界范围对抗等等,都使美国处于高屋建瓴的文化优势地位。美国人懂得,战争的目的不止于军事的胜利,而在于文化的传播和改造。美国的这种做法与古代中国对待周边落后邻国的方式十分相似,军事是偶尔用之的手段,主要是靠儒家礼制文化的传播来赢得外部的安全和文明的领导地位。


美国民主制度也是其对外政策的一种优势,它占据制度的制高点,指责别国是专制国家、或者是假民主国家,以便获得外交的最大砝码,被指责国家被迫以“做贼心虚”的心态和弱势地位同美国进行各种利益上的讨价还价,当然尽是吃亏。民主制度的美国可以打出“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军事干预”等等旗号,不仅占据了道义制高点,而且能够造成专制国家内部分裂,形成里应外合的有利对抗局面,并且扮演了“解放者”角色。可能连美国人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是为了国家利益、他国利益,还是人类道义和理想,好像都是,也好像都不是。无论怎样,在现实的国际政治冲突中,动机是否纯正已变得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占尽了优势,美国是真正把战略上升到文化层面的国家,也是在文化层面驾驭战争的国家。



生存条件与战斗条件的高度一致


美国存在垄断产业和垄断利益集团,但民主的政治制度绝不允许某个产业或集团借助公共权力畸形膨胀,更不会让消费型产业(如房地产)和利益集团排斥关系国家强盛的制造业。美国的民主政治保证了美国产业结构按最佳方案进行布局和调整。美国国民经济总产值中高科技占据很大比例,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生产效率处于领先的地位。美国工业体系完整,部门结构齐全,重工业在整个工业中占绝对优势,轻工业也很发达;主要工业部门包括制造业、采矿业和煤气、电力等,其中制造业是工业的主体;橡胶与塑料工业、电子与电器工业、仪器仪表工业、化工、电力等发展迅速,以计算机、复印机、电子通讯设备、医疗设备、宇航等为代表的新技术产业不断创新,在尖端技术和工业方面,美国仍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航空、航天工业是美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和最具有竞争优势的工业,其产品不仅与民用航空有密切联系,同时也是美国军事装备的重要生产部门。它包括民用和军用飞机、导弹、人造卫星、宇宙飞船和航天飞机等。美国的航空工业历史悠久,发展速度快,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原来生产军用飞机的基础上,积极发展民用飞机的生产,目前年产飞机约1.7万架。美国的飞机制造高度集中于波音、洛克希德、麦道三大公司,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波音公司,产品的质量和产量都居世界第一位。宇航工业是美国政府大量投资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部门,以最新的科学技术为基础,主要为国防、军事服务,也有相当部分为民用事业服务。


机械工业是美国最重要的工业部门之一,门类较齐全,包括机床、农机、电器设备、电机、动力设备、家用电器等。机床工业不仅技术先进,产量也大,约占世界总产量的25%。机床工业中心主要是辛辛那提、芝加哥,电机与电器制造中心在芝加哥、纽约、费城、洛杉矶,而芝加哥也是最大的农机制造中心。造船工业也具有较高的水平,能生产最先进的核动力航空母舰和核潜艇等。


美国的高科技工业包括微电子、软件、机器人、通讯设备、纤维光学和生物工程等工业部门。美国政府把这一部门作为提高经济增长率、稳定物价、保证长期就业人员的数量和质量及军事工业发展的主要手段。美国的计算机技术、电子电信、生物工程、化学等大多数高技术部门都居世界首位。


民国大军事学者蒋百里曾说过:“我于世界民族兴衰,发见一条根本的原则,就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1]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来源于高端军事技术,而高端军事技术来源于工业社会的高科技生产技术。从南北战争以后,美国人的生活踩准了工业社会发展的每个关键节点,始终处于工业技术领先的地位,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里,高端技术实现了军民两用最佳结合,不仅把制度优势、也把产业优势转化为军事优势,与所有现在的国家相比,美国真正做到了“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


总之,宗教信仰培育出“上帝选民”的自我感觉,由此衍生出强烈的“救世”意识,再进而体现为对最合理的社会制度和国家政治制度的执著追求和设计,并具体显现为对国家产业的最合理规划、布局和调整,最后,宗教、制度、产业三个层面的优势全部转化为超强的军事优势,再辅助以成熟的外交艺术和天然优越的地缘政治条件,五大要素的具备成就了美国今天独一无二的强盛。

美国是当今最强大的国家,这点毫无疑问,但并非永远最强大,只是比它强大的国家暂时还没有出现。美国并非不可战胜,只是暂时还没有战胜它的国家,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超越美国的国家一定是在精神信仰、社会制度、高科技产业、军事技术和外交艺术等全方位超越美国的国家。
注释


[1]蒋百里:“导言一”,选自蒋百里著《国防论》,上海大公报刊本,1937年。



【作者简介】

倪乐雄,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海权战略与国防政策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东西方战争文化比较、战争史、中国军事现代化、中国海权战略、国际军事与外交。主要著作:《战争与文化传统——对历史的另一种观察》、《撩开后冷战时代的帷幕》、《文明的转型与中国海权》、《美国世纪的终结》等。

载于《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8月上;转自中国宗教学术网,2013年1月6日,
http://iwr.cass.cn/zjyzz/201301/t20130106_1238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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