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真相,呼唤良知,彰显公义

张前进牧师



去年六四的25週年纪念的研讨会上当年的许多学运领袖们对于如何解决六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王丹提到六四问题要先从政治上去解决,然后才谈得上法律上的解决。没有民主化的政治解决方桉,法律解决是不现实的。社会的和解要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有人要承担法律责任,大多数人要承担道义良心的责任。

《北京之春》的胡平也指出:转型正义必须以制度的转型为前提,中国政府必须首先平反「六四」,其次是公开真相,为受难者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他们抚卹赔偿,并且追究当事者的法律责任。

封从德提出六四最后的解决最后可能是以统治者不愿接受的方式来进行。因为当体制外的民间的力量积蓄到一定地步,就会抛弃中共现行体制,进行一场民主革命,而这场革命是否以和平有序的方式进行,取决于中共当局的态度。



而由「六四」死难者家属组成的民间团体「天安门母亲」则多次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政协提出了「真相、赔偿、问责」三项要求,请求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公佈死难者名单和人数,给予受难者家属赔偿,追究犯罪人员的法律责任等。但是至今没有结果。

每年的六四都成了中华民族永远的痛,六四是中华民族的一个还在流血的伤口,一个难以愈合的伤疤。施暴者还不断地在撕裂这个伤口,旧伤未愈,又添新伤。二十六年过去,伤口不但没有得到包裹和医治,执政掌权者反而还在不断地往伤口上撒盐,撕裂伤口。无数个高瑜、浦志强、于世文、陈云飞不惜为揭示和纪念六四坐牢。这是一个何等丧心病狂,失去理智的政府!

其实六四问题的解决不外两个方面:一个是施暴者要受到公正的审判和惩罚,一个是受害者要得到平反昭雪和国家赔偿,以告慰死去的学生和市民。而这些都建立在真相和事实被充分揭示的基础上。

下面我从三个方面来六四问题的解决:

一、寻求真相:

六四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反腐败、反官倒」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共后来动用正规集团军,使用坦克、机关枪、开花弹等武器屠杀手无寸铁的北京市民和学生。表面上看运动的结局是以专制的胜利和民主的失败而告终,但「六四」大屠杀的真相把中共为了维护它的一党独裁专制而不惜屠杀自己人民的罪行暴露于天下,广场的学生和市民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唤醒了越来越来的有良知的中国人的热情、责任和勇气!这次六四二十六週年来临之际看到古懿他们这群在国外深造的八零后、九零后认识到中共的邪恶本质后,敢于克服内心的恐惧,勇敢地站出来联署了一封致国内青年学生的公开信,表达他们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决心,让我们这些六四亲身经历者很得安慰和鼓舞。

六四的解决之道首先要寻求真相,尊重事实,让过去的施暴者的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接受公义和良心的审判,与道德的指责,迫使良心未泯的罪犯勇于坦承错误、让受害者得到安慰,并从真相中记取历史教训;彰显正义,让施暴者承担应负的责任、让受害者得到应有的补偿或赔偿,并指明那些行为是不公不义的,反省与矫正昔日过错,回复正确的是非观念,让公义从此得到彰显和捍卫,让践踏人权、粗暴独裁的行为不再重演。

寻找真相,还原历史的重要意义在于最终寻求公义,一方面,要让每一个受难者,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同时,也不能让每一个参与害人者从历史中逃脱。六四死难者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在寻求真相的问题上「天安门母亲」做了很细緻的工作,在26年的迫害、打压的环境中,坚持寻找真相,拒绝遗忘,呼唤良知,在这麽艰难下她们能找到202个「六四」死难者名单,包括受害者的姓名、受害时的年龄和遇害地点,并在集会现场地上铺开的北京街头地图上标出这些受害者被杀害的地方,或者是他们的尸体被送往的医院。

吴仁华六四后流亡美国,穷二十多年之力,经过持续的网上搜寻,包括从中共的出版物里,蒐集到详尽的资料,撰写出版了《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六四事件全程实录》三本着作,详尽记录下89民运和六四屠杀的每一个细节,他要把六四刽子手有名有姓的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甚至现在有参与六四屠杀的解放军也开始有人站出来揭示真相:「第一个就是39集团军上尉李晓明,他完整的写出了当年自己的经历。没有他,没有人知道,当年39集团军115师师长许峰大校,消极抗命,最后被撤职,开除出军队。」吴仁华说:找出解放军戒严部队凶残杀害学生和市民的凶手,不是不可能。现已得知,碾压方政的那辆坦克,编号106,通过网上搜寻,吴仁华已经找到与 106号坦克同一部队的107号坦克二炮手的名字,有可能迫使这位二炮手讲出106号坦克驾驶员是谁。

而海外封丛德的《六四档桉》等网站所做出的努力,也值得称道。当越来越多的公民投入到「寻求真相,拒绝遗忘」的行动中去。一个一个被掩盖的真相都相继被披露、被还原。真相进一步 ,谎言就退一步。真相是一种力量,说出真相是无权者的权力。我们看重和珍惜民间每一个这样的行动。近年来,有不少海内外人士撰文、着述披露大屠杀真相,也有了不少进展。

现在网络如此发达,一部智能手机就是一个信息发佈站,我呼吁每个亲身经历者都把自己参与六四的经历写出来,汇集成《我的八九六四》这样的书,一集一集地出,越多越详细越好,不能有纸质印刷,我们就先出网络版。

二、呼唤良知

马丁·路德·金有句名言:「历史将会记录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喧闹,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

柴静说她拍《穹顶之下》是她和雾霾之间的私人的恩怨,而我要说,六四不是我和政府之间的私人恩怨,而是一场关于公义和良知的大是大非事。如果我们在海外的亲身经历者不来纪念,不来呼吁公义的彰显,呼唤良知的觉醒,我们就是被死者的背叛,「遗忘是对历史的不公,宽恕是对逝者的不义。」

中国不乏精于算计,权衡利益得失的谋士、军师和公知们,统治者也不乏孔庆东,司马南之流的帮閒和帮凶,或者昧着良心闷声发大财的马云之流的所谓企业家,但关键时刻却缺乏有勇气、有担当、有良知的热血志士,缺乏振臂一呼、仗义执言的勇士和男儿。这次网名「屠夫」的吴淦被福建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及「诽谤罪」刑事拘留让我们再一次看到良知和道义的可贵。屠夫,初中文化,体制外之人,他用行为艺术的方式来反抗常被讥笑为粗陋,就是这样一个被很多「高素质」的大佬所看不上的游民式人物,却成就了许多的志愿壮举。在网上悬赏十万元徵集「庆安火车站民警开枪事件」现场视频,引起网友广泛关注。

所以我们今天要呼呼中国出现更多的张雪忠这样死磕的教授,高智晟这样死磕的律师,高瑜这样死磕的记者,屠夫这样死磕的公民,季由(判20年)这样死磕的作家。我还可以加上缺少「王怡这样死磕的牧师,滕彪这样死磕的学者等等」。其实「六四」问题的最终解法几乎天下人共知:查明真相,平反昭雪,惩治凶手。但是公义从来不会自动来到,也不是当权者的施恩赏赐,而是需要我们每一个公民的抗争和努力!

成都的王怡牧师在秋雨之福教会里开始效法耶稣的榜样,遵循主耶稣的教导:「与哀哭的人同哭」。每年六四他们都会在警察的监控下全教会举行特别的祷告会,祈求上帝的医治和怜悯来安慰和帮助这些受难者家属,同时还设立了「良心犯基金」来帮助被关进监狱的良心犯的家属的生活和子女读书,还建立了「上访者团契」,每月聚会一次,让教会的其他团契轮流来服事这些因为自己的权利遭到无妄侵害,又无法得到正常司法救济,不得不向政府讨公道的上访者。

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将近上亿人的群体,这个庞大的人群如何在中国民主化转型和解决六四的症结中发挥巨大的作用,需要我们来探讨。但是如果今天教会如果没有正确真理的装备和神学的引导,就会堕落为提供心灵鸡汤的俱乐部和同乡会,如果今天的教会只讲上帝的慈爱,回避上帝的公义的宣讲,这样装备起来的基督徒变成了狭隘自私、明哲保身,随伙作假的基督徒。王怡牧师甚至说到:如果问,中国社会最缺什麽,我当然会说,最缺信仰,最缺福音。但如果问,中国的基督徒们最缺什麽,我会说,最缺良心。没信仰的中国人,和没良心的基督徒,共同打扮着这个世界的、繁荣昌盛的假象。」愿王牧师的话成为我们的警戒!

三、彰显公义

「六四」已经过去二十六週年了,当年在广场上意气风发、热情冲动的我们大多已进入了老练稳重、成熟自信的中年,昔日爱国热情依旧,但不再是广场那种豪气万丈的呐喊,而是转为对建设民主中国实际的参与和实践。

作为一个基督教的牧师,我也要提醒大家,地上永远没有真正的公义和公平。今天的中国被一个无神论的政府所统治,教育出来一群没有信仰,没有敬畏感的人民,这给「六四」问题的解决无形中增加了很多的困难。如果一个执政党没有上帝的观念,没有永恆的观念,没有末后审判的观念他就可以骄横跋扈,为所欲为。只管今生,不管未来。在任期间疯狂地掠夺资源,捞取财富,然后把子女送到国外,转移资产。在「全民向钱看」的口号下,很少人会对超验的公义、真理这些与自己不相干的事感兴趣。

彰显公义也不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和标语,它需要我们六四的经历者一起积极地来参与和实施,「六四」问题的解决可以全方位地进行,流亡海外的当年的六四经历者可以成立后援会,基金会,筹集资金来帮助国内至今还在受迫害的民运人士及其他们的家属,写信,发电邮,打电话等方式来安慰受害者家属,同时还可以给施暴者(警察,法官等)打电话指责他们的罪恶,提醒他们最后的审判,人肉搜索这些加害者,把他们和他们子女的照片,个人信息发在网上,造成心裡压力,对所犯的罪行有所收敛和恐惧。减少作恶的程度。

如今,我努力学习效法基督,除了宣扬福音的救赎真道,也在日常生活中体现神的爱,学习用基督的爱去抚慰、关怀那些「六四」受难者的家属和为义受逼迫的人,以求彰显上帝的公义。


愿上帝的公义和怜悯早日降临神州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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