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领域中的爱与正义

苏昱璇 (政治大学助理教授) 转自新使者


这年头,可能很少人会将「经济」和「爱与正义」联想在一起。多少政府或企业,藉经济之名,行许多被人视为不合乎爱与正义的事:剥削、裁员、关厂、撤资……似乎都以「不符合经济效益」为由。

然而,若因此便将经济学贴上「违反爱与正义」的标籤,恐怕也太抬举经济学了。也许,可以回头看看大一经济学到底在教什么。

※经济学教了我们什么

当代经济学基础课程通常先谈个体经济学,也就是假设人有理性做对自己有益的决定,然后在此假设下,人如何运用有限的资源,极大化自己的福祉。可以想见,每个人的喜好以及对于福祉的定义都有所不同。以「吃」这个行为而言,有的人喜欢大鱼大肉、有的人喜欢清澹养生、有的人只求吃饱,根据这几种不同的喜好,可以看到非常不同的吃相。同样的,谈到厂商决策,传统的假设是利润极大化,但是如果厂商愿意将「是否为社会创造价值」等非利润的因素纳入其福祉的定义,便可能产生与单单追求利润极大化相当不同的行为。

即使依然追求利润极大化,降低成本也不是唯一的途径。藉由创新达到更高的品质,用创意凸显产品的特色,都可以合理提高售价或吸引更多消费者,所以裁员或无止尽寻找更低廉的劳动力,并非追求利润之必须。如何提高附加价值以及生产力,应该是劳资双方可以共同努力的。

所以,问题并不是经济思维,而是决策者究竟看重什么。

个体经济学讨论个人或个别厂商如何做决策,总体经济学则在相同的理性假设下,讨论一个经济体中的种种决策与行为。以最畅销的经济学原理教科书之一为例,作者哈佛大学教授曼昆(N. Gregory Mankiw)首先介绍如何透过国内生产毛额──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GDP──来衡量一国的财富。然而在结束GDP的讨论之前,曼昆马上提醒读者:GDP是一国人民福祉的最佳指标吗?GDP的定义很单纯:一个国家在一段特定时间内,所生产商品与劳务的市场价值总和。这样单纯的定义必然有其局限性,例如未考虑环境品质、休閒时光、家务等没有定价的活动、以及所得分配。

既然有种种局限,曼昆接着提醒读者,是否有其他指标更能反映一国人民的福祉?最常被使用的指标包括平均寿命与识字率,分别代表了人民的健康与教育水准。无怪乎专责全球发展工作的世界银行,2012年选择了医疗背景出身的金镛为现任总裁,放眼全球大大小小的国际组织,健康与教育也往往是当前工作的重点,因为更好的健康与教育,不仅人民自己可以体会到,这样的人力资本提升,长期而言也有助于生产力的提高以及技术创新,应能进一步提高社会整体的福祉。台湾人民的健康与教育水准已经迈入世界先进国家之列,注意这样的水准是否能转化为相应的生产力(例如大学毕业生的知识程度、创新能力、独立思考能力等,是否符合社会对于大学毕业生素质的需求),可能比一味拼GDP数字更具实质意义。

GDP仍然有其意义,因为更高的GDP象徵一个国家「付得起」更好的学校、医疗与自然环境。追求更高的GDP数字有其意义,但若单只为追求数字而追求数字,罔顾更高的GDP所应该附加产生且直接攸关人类发展的爱与正义,便是本末倒置了。

所以,问题并不是经济指标,而是我们选择什么指标,以及如何看待指标。

过去几年,笔者有幸在中南美洲、中国农村、印度与非洲了解当地的扶贫工作。深深体会,所谓发展,是一个过程。当走过喇叭齐鸣、红绿灯形同虚设的街头,跨过紧邻人行道的无盖水沟,住过每天固定停电的社区,没有热水澡或者淋浴时要把嘴巴闭紧、免得喝进不乾淨的水,看到被政府完全放弃的独居老人,经过在防波堤上搭帐篷而居的人家……比起一些饱受惊吓的同行美国伙伴,我感到一丝来自童年记忆或长辈口述的熟悉,也看到,台湾已经走过那个阶段了。

不管台湾媒体与网路上充斥多少怨气,台湾人民的基础素质、台湾各地的基础建设、台湾社会的民主法治及公民社会,都已经属于当代人类社会走在前端的行列中,是台湾无法轻易被夺走的软实力。我为台湾感到骄傲,也相信需要用更多的谦卑,来珍惜这些得来不易的果实。谦卑来自更多的反省,这是教会以及每个决志追随基督的人无可推却的。

※迦纳古堡的经济悲歌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如果思考台湾的问题与现状令人压力过大,也许可以从一些「别人家的事」开始学习反省。

去年因参加经济学研讨会,有机会更多认识西非迦纳。迦纳是非洲大陆上政治相对稳定的国家,且有高达约70%的基督徒。在迦纳,路上的招牌都是圣经名词,如「好牧人」水电行、「耶稣赐生命」餐厅;游览车上放的影片,是伊甸园中的亚当夏娃;经济学研讨会开幕的时候,还要大家一起先祷告。

然而迦纳更令人熟悉的,可能是其「黄金海岸」的旧名,来自迦纳曾经大量出口黄金的历史,也就是十五世纪开始,以葡萄牙略夺黄金为首,众「基督教国家」之入侵。之后荷兰、英国先后侵入,贩卖奴隶到欧洲和美洲新大陆,迦纳最主要的观光景点沿海古堡,就是过去殖民的遗迹以及运送黑奴的转运站。

走进古堡,导游带大家来到一个礼拜堂,牆上一块牌子上写着诗篇132篇13至14节──「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裡,因为是我所愿意的。」

然而礼拜堂的楼下,便是拘禁黑奴的房间。想像我们平时欢喜快乐敬拜的礼拜堂,楼下竟然塞满了数千名黑奴,没有日光也没有照明,空间拥挤以至于没有躺下的地方……我们的敬拜岂能蒙神悦纳?神岂愿意在此居住?而礼拜堂的对面是当时殖民官的房间,殖民官会从他的窗台挑选女黑奴上到他的房间来,殖民官强暴完以后,其他士兵再继续强暴女黑奴……而教会就等于在旁默然目睹这一切。庞大的经济利益,使得这些所谓的「基督徒」,浑然不见黑奴也是照神尊贵的形像所造。

古堡裡有另一个地方叫做「无回门」(The Door of No Return),意即黑奴从那扇门出去上船,从此就回不了家了。导览先生请参观者默哀一分钟,并一起唱诗歌《奇异恩典》……大家所熟知的《奇异恩典》,即来自约翰牛顿对于自己曾经参与贩卖黑奴、后得耶稣赦罪释放的反省;2007年的电影《奇异恩典》,还有张文亮老师所着的《兄弟相爱撼山河》都介绍基督徒政治家威伯福斯在英国推动终止贩卖黑奴、在专业上实践信仰的故事。然而,即使在威伯福斯的推动下,英国废止了非洲的黑奴贩卖,美国依然延续黑奴制度数百年,黑奴被解放以后,黑人在美国社会的角色至今仍然弔诡。

耶鲁大学经济学与政治学家罗莫尔(John E. Roemer)认为,同质性较高的人群,面对较相似的风险,较能对他人的苦难感同身受,便较容易接受社会福利机制,观察北欧与二次战后的欧洲,都可以发现这样的轨迹,今日美国这样多元的大熔炉则较难推行社会福利。【注1】究竟,称自己为基督徒的人,如何看待与自己不同种族、宗教、立场、社经条件的人?

※大教会旁的所多玛与蛾摩拉

回到迦纳首都阿克拉市区,我拜访了「民众对话」(People's Dialogue)这个非营利机构。「民众对话」与我曾经实习的一个印度非营利机构同属「国际贫民区住民联盟」的伙伴,这些组织扮演贫民区住民与政府之间的桥樑,协助政府了解住民需求,支持住民向政府争取权益,并透过储蓄小组强化社区凝聚力。

2003年,联合国指出,全世界每六个人,就有一个人住在都市贫民区,若缺乏有效的政策,预估到2030年,全世界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人住在都市贫民区。这惊人的数字反映了全球经济成长与都市化下未曾预期的状况:都市提供了工作机会,吸引大量人口由乡村流入都市,在住宅数量不足或无法负担房价的情况下,许多人便住在非法违建贫民区,在狭小的空间裡,过着缺乏水电卫浴等基础设施的日常生活。

根据现代化理论,贫民区是经济成长过程中的暂时现象,会随着经济进一步成长以后,逐渐自然消失,例如伦敦或纽约的贫民区。然而几位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认为,今日在亚非等发展中国家的贫民区,可能不会只是暂时现象,且贫民区中的贫穷问题,未必会随世代交替而有所改善。【注2】

尝试更多了解贫民区实际情况的我,自然把握每一个走访贫民区的机会。在「民众对话」工作人员的建议下,我一边朝阿克拉最大的贫民区之一Old Fadama走去,一边联络当地领袖请他们领路。然而电话一直没有打通,我就先走进了路边的一间教会。之前在网路上看地图,便注意到这间极具规模的教会,经接待我的J牧师说明,这间教会已成立29年,主日崇拜人数高达七、八千人。

当我向J牧师问起Old Fadama,他起先不清楚在哪裡,经我提示说应该就在教会后面,他才说很多人称那区为「所多玛与蛾摩拉」。我问牧师,该区的人从事什么工作,他说很多男人做金属回收,女人帮人买菜(帮买菜的人提菜,这也是一种工作)……这听起来虽然不高贵,但也并无不道德之处,教会何以用这样罪大恶极的形象来代称自己的邻居?

问起教会与该社区有何互动,J牧师表示教会人很多,若有人来自那裡并不令人意外,不过教会并没有针对该社区的外展或宣教事工。

心想大概无法至Old Fadama拜访的我,问J牧师能不能从他的办公室窗户拍照,他还很好心特别带我到教会另一栋大楼的顶楼去照相,我不太成功的贫民区之旅便在此画下句点。

牧师从自己的窗户就看得到他的羊,可惜的是,在他眼裡,这些羊已经被妖魔化成「所多玛与蛾摩拉」,裡面的人太麻烦了、跟自己太不一样了,所以教会的外展或宣教事工都先不碰他们。

我想起几分钟前拜访「民众对话」时,工作人员提到,驱赶贫民区住民有安全问题,我乍听之下以为是指贫民区裡犯罪问题特别严重,工作人员立刻澄清,他是指强力驱赶引起住民反抗时会影响该地区的安危,并附带说明,不管是不是贫民区都可能有犯罪问题,贫民区不代表犯罪问题比较严重。

短暂停留迦纳的我,无法确知谁的观点比较接近现实,却想起无感越过伤者的祭司与利未人,以及动了慈心、贴近伤者缠裹疗伤的好撒玛利亚人(路10:25-37)。 



※无罪的经济与有罪的人

经济作为一种学科思维,无法声张爱与正义,但也并无违反爱与正义的本质,端看个体决策者如何定义福祉、总体决策者如何看待指标。

面对种种政策争议,最受欢迎者可能要符合经济学的「柏瑞图改善」(Pareto improvement)概念:这种政策能在不伤害任何人的状况下,使某些人得益。然而假使这种乍看之下皆大欢喜的政策真的存在,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仍然不容易执行,例如本来比较有钱的人现在变得「相对」不有钱,这本来有钱的人,可能也会产生某些失落、不便或不满而起而杯葛。

经济分析的必要,在于资源有限,但人的欲望无穷。只要人类始终存有各种「好还要更好」的欲望,经济分析至少可以指出如何更有效率地运用资源。这些不满足于现状的欲望,推动了物质社会的进步,但当物质生活已经丰裕到一个地步,需要更多思考把饼做大以后,我们希望如何分配。

虽然身处代议制度的社会,每个人不需要直接从事所有管理众人之事,但经济学中的「代理人问题」也说明,当资讯不完全的时候,代理人可能首重自己的好处甚于头家的权益。在学者专家不断尝试改善机制的同时,监督政府仍是公民无可避免的责任。

经济本无罪,是身为罪人的你我,需要更审慎检视自己的各种决定,面对国家层级的决策,则需要监督并非天使的政府。基督徒作为蒙恩的罪人,应该有更多动力将饼分给原本不熟悉的邻舍、将金钱以外的价值纳入福祉的衡量、寻找更适合这个社会追求的指标,以实践神所喜悦的爱与正义。



【注】



1. 参John E. Roemer, 2012, “Ideology, Social Ethos,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Journal of Ethics, 16(3), p.273-303。



2. 参Benjamin Marx, Thomas Stoker & Tavneet Suri, 2013, “The Economics of Slum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4), Pages 187-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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