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大屠杀四十周年祭

2015-04-27 


一、绪言
日历像落叶飘零似的飞去,文革中的1968年发生在广西的那场大屠杀,转瞬间四十年过去了。望着这飞逝的日子,尽管时代的列车已跨入了二十一世纪,世事变迁,逝者长已矣;但,存者今犹在,四十年前那场大屠杀的种种惨状永远地留在了世人的心中,那一幕幕悲惨的历史成了人们永难磨灭的血腥记忆。

1968年的广西大屠杀到底有多少无辜的生灵死于非命?仅据官方统计的数字,被非法杀害者为八万九千八百一十人(民间估计可达十万之众),这已是一个足以令人心惊胆寒的数字了。近九万鲜活的生命数月之间就从人世间消失,而且死的是那样的惨烈,确是令当今的人们(特别是7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难以相信和难以理解的。但,这是血淋淋的无可争辩的铁一般的事实,可以说这是中国现代史上除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日本法西斯在南京大屠杀外的又一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而且是对自己同胞的屠杀,这是人性的大毁灭,是兽性的猖狂大表演。杀人数量之多,杀人手段的残忍,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笔者是当年的幸存者之一,每当回想起当时的惨烈情景,内心里都会感到万分悲痛,感到不寒而栗。我经常会冥想着那些惨死的冤魂,他(她)们也似乎在向当年的幸存者和后人昭示:不要遗忘那段悲惨的历史,不应忘掉那无数惨死的冤魂;对那些滥杀无辜的幕后指挥者和众多的杀人凶手,应该把他们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让世人唾骂;更应该为死难者们申冤雪恨,洗刷奇耻大辱。每当想到这些,我的心里总是久久地难以平静,一股悲恸欲绝而又愤恨无比的心情总会骤然而生。

今天,我们在祭奠那无数死难者的时候,有责任、有义务来恢复那段历史的本来面目,以使后来的人们懂得这段历史,并牢记这段历史,反思这段历史,以便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使这样的历史永远不会在神州大地重演。同时,我们更应该努力地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科学水平,提高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思想意识,批判吃人的毛泽东的种种歪理邪说,才能构建今天民主宪政的和谐社会。

二、惨不忍睹的血腥屠杀

1968年的广西大屠杀,不但杀人数量之多居全国之首,杀人手段之残忍也是全国其他地方少有的。形形色色的杀人惨案几乎遍及广西各地,那种种的杀人场面令人毛骨悚然,惨不忍睹,在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也是极为罕见的。

关于惨不忍睹的种种杀人手段,1983年广西在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名曰“处遗”),一些地方政府在有良知的官员主持下,在“处遗”报告中对种种杀人手段作了事实求是的记述,现摘录如下:

武宣县:杀人手段有敲死、溺死、枪死、捅死、砍死、拖死、砸死、被迫上吊、杀父奸女、杀夫奸妻等等,更有甚者有生割活人,挖肝吃肉的,……
纵观历史,原始社会生产力极不发达,有吃人肉的现象,此后这一现象已绝迹。但文革中武宣县有75名死者被挖肝吃肉,是丧失人性、愚昧无知的“返古”人吃人的离奇行为……,在武宣县,党员干部因吃人肉受到开除党籍或清除出党的共有27人。
合山市:我们……百感交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那个“伟大”的革命时代,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国法不复存在,公理不复存在,整人、害人、杀人者不但无罪,反而有功,不少人入党、当了官。挨整、挨害、挨杀的人不但背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连他的家属、亲属都受到歧视……

崇左市:……(杀人手段)有剖腹取肝煮食,取肠挂在树枝上的,有用牛拖死的,有杀夫奸妻、杀父奸女的,有杀人后抄家抢劫财物的……

柳江市:(杀人手段)有拳打、脚踢、刀砍、匕首刺死、棍棒打死、、枪杀、粉枪杀、挖眼睛、割鼻子、割耳朵、剖腹取肝、死后砍头示众、火烧死、活活甩死、活埋、丢下水潭或河里淹死等等。

在巴马县更有用五马分尸来杀死一名小学教师的。

笔者早些年在《广西文革列传》和《不应遗忘的历史——论文革中的广西大屠杀》两篇文章中对广西的大屠杀已有较详尽的记述。下面拟再通过武宣县和融安县两县的大屠杀惨案来看看种种杀人手段的运用,便可知广西各地杀人手段之大概了。

武宣县:在1968年的大屠杀中,全县有526人被非法杀害,其中竟有75名死难者被凶手们割肉、挖肝煮食,是广西挖肝、割肉最多的一个县。凶手们使用的杀人手段有:

敲死:5月4日是通挽圩日,有陈汉考、臧世赏、蒙志高、覃家琼、黄瑞成、甘德班等六人被“联指”武装民兵押到通挽圩游斗,行至邮电所门前时,均被凶手们用棍棒敲死。

5月×日,桐岭圩日,桐岭区新龙大队龚培民、龚培卫二人出于泄私愤,以龚姝颖是顽固地主分子为由,将其捆绑游斗,被活活敲死。

1968年7月1日晚,桐岭中学批斗黄家凭,校“革筹”副主任谢东主持会议,批斗中主持者煽动人把黄敲死。黄在建国前参加过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曾任一二一纵队第一支队第一中队政治指导员,桂中支队十八大队长,解放后任过苍梧县副县长,桐岭中学副校长,可说是一个老革命了,也不能幸免。

7月17日,三里区上江乡开群众大会,批斗廖天龙、廖全福、钟振权、钟少廷等4人,在批斗中被乱棍敲死。

溺死:1968年5月12日,蔡友斌等5人在武斗中据点被攻破后突围,泅游渡江到南岸时,被“联指”派的韦玉锦、李炳龙等人抓捕后,用铁线捆住手脚丢入河中溺死。
1968年6月18日,古禄乡治保主任覃祖同指使民兵覃廷笋、黄天桃等人抓覃太焕等三人上街游斗,被毒打后,捆绑手脚丢下水塘中淹死。

枪杀:1968年3月19日是三里圩日,陈北福等15人被押到三里街游斗,“联指”民兵陈立生、何才兴开枪将陈北福打死,“联指”小头目陈友权随后又用手枪补打两枪。
1968年5月14日,支持造反派的交通局局长刘志远,被“联指”非法抓捕关押,后被梁春林等人从关押处拖到县城十字街枪杀。刘是一位经过南征北战的老干部。
1968年6月3日晚,李光伟、李春会、李光仁、李树兴、张兴昌等人被集体枪杀于二塘街果园内。

1968年6月15日,李赞龙、李锦良、刘业龙、陈天掌等在三里车缝社游斗后被枪杀。

捅死:1968年6月12日,武宣区在县城街上圩亭召开批斗会,“联指”人员王春荣押送被批斗的周忠等十多人入会场,在批斗会上谭启欧被活活打死,黄振基被打休克,醒来后向王春荣求饶说:“同志,原谅我嘛”,王春荣摇晃着闪闪发光的五寸刀,气焰嚣张的说:“嘻!嘻!原谅你五分钟”,随即令拖的人不停地向前拖,到达中山亭时,王即令停下,同时手持五寸刀,一脚踏上黄振基胸部,活生生地剖开腹部,挖出心肝而死。

砍死:1968年6月18日,三里区台村大队开会批斗陈汉宁、陈承云、陈除建等人,文革主任陈思庭主持会议并讲话,材料员陈竟明宣读被斗对象的所谓“罪状”后,群众批斗了约半个小时,陈思庭问群众:“这些人怎么办?”群众中有人喊“杀!”民兵即将被批斗者推出会场,“联指”人员陈志明用大板刀将三人砍死,并剖腹取肝煮食。

拖死:1968年6月×日,“联指”派刘杰等8人在东乡李树岗村第二生产队刘世贵家开会,研究对陈平的处理时,梁树明、刘杰提出把陈平杀掉,会后交雷保英、刘达耀、蒙惠强等人押陈平到后山松树林枪杀未死,次日陈爬回村边,被刘国谋用绳套住陈平的脖子在地上拖,他在呼救、惨叫的呻吟声中活活被拖死。

活割:1968年6月17日是武宣县圩日,“联指”人员蔡朝成、龙凤桂等人押汤晨辉上街游斗,走到新华书店门前时,龙用步枪将汤击伤倒地未死,王春荣手持五寸刀剖腹取出心肝,围观群众蜂拥而上动手割肉,汤命绝身亡。当时在场的县革委副主任、生产组长、县武装部副部长严玉林目睹这一残忍暴行的全过程,而一言不发。
1968年7月×日,通挽区大团村第七生产队甘克星在附近田边组织批斗甘大作的会议,甘业伟喝令甘大作跪下,在批斗中甘业伟一棍打在甘大作的头上,甘大作倒地后尚未死,甘祖扬即动手脱下甘大作的裤子用刀割生殖器,甘大作哀求道:“等我死先嘛,你们再割”。甘祖扬无动于衷,惨无人道的继续割甘大作的阴部,甘大作在撕人肺腑的惨叫声中挣扎,令人毛骨悚然。甘维形等人则争着割大腿肉,甘德柳则剖腹取肝,其他人蜂拥而上将甘大作的肉割光。

生割活人,残忍至极,令人怵目惊心,惨不忍睹。

砸死:1968年6月21日,东乡区上棉村黄培刚与该乡雷国保组织召开的的批判张富展(当时18岁,系武宣中学应届毕业生)的大会,批斗会开始后不久,黄海军(当时12岁)用木棍敲打张富展的头部使其昏倒在地,黄培刚即将张富展拖到一里多远的那凰岭放下,用五寸刀朝张的胸部捅一刀,张挣扎着扭动身子,黄培刚又在旁边持一块石头砸张的头部,接着又连捅了两三刀,从胸部直割到肚脐处,取出心肝,接着廖水光割去张的下阴,其他人即蜂拥而上把张的肉割光。

被逼上吊:江乃生从广东海康县堂兄江毅生处避乱返回桐岭老家,被桐岭区纠察队捆绑押进区公社所院内,绑在树下,此后三次对其轮番刑讯逼供,江忍受不了皮肉之苦,在被关押的房内自缢身亡。

杀父奸女,杀夫奸妻:1968年5月20日晚,禄新区大榕乡党支部书记石朝保等人,在桥巩村召开批斗王德欢、王开华大会,批斗会上王德欢遭乱棍打死,王开华被拖到会场外捅死,随后,覃锦必伙同潘新德、覃汉民、覃世松等人到王德欢家,轮奸正处豆蔻年华之次女王凡珍。

1968年6月23日,武宣街圩日,约中午时分,武宣镇对河生产队李炳龙等人用铁线把黎明启、黎中元、黎中杰等人的脚扣住,用绳子捆颈绑手。李炳龙带领左伯洪等十四人,各持棍棒押送被斗者到县城区进行游斗,游到菜市场时,即令黎明启等人跪下,李炳龙当场宣布这三人的所谓“罪状”,宣读完后高喊“该不该杀”,围观者中有人答“该杀!”李炳龙等人即将黎明启等三人活活敲死,后将尸体拖至河边,黄启焕等人即去剖腹取肝、割生殖器,弃尸于江中。

同日夜间,李炳龙伙同韦炳文、左伯洪、韦志华到黎明启家,轮奸黎的妻子,并抄家把财物洗劫一空。围捕杀害:1968年6月29日,三里区“部”(“联指”派)常委周胜松对三里乡治保主任陈必洪观点倾向“4.22”派,以其有驳壳枪为由,调集一百多“联指”武装人员包围陈必洪家院,9时左右,陈爬上房顶被“联指”人员用枪击伤,不久死亡。

1968年7月10日,东乡区武装部长兼纠察队长覃忠兰,革委副主任兼纠察队副指导员李华天,授命纠察队副队长覃振权率领纠察队8个班,并有金岗乡加强班配合前往金秀、武宣、桂平三县交界的驾马山,以剿匪为名,追捕“4.22”派刁其棠、刁其洲、刁其瑶等人,刁其棠在被追捕时被打死,刁其瑶坠洞身亡,只有刁其洲死里逃生。

融安县:该县在1968年的大屠杀中共杀害了1416人,绝大多数是在8月杀害的,有用枪杀的,更多的则是用木棍、石头、砖头、大刀活活虐杀的。

1968年的6月至8月,融安县成了人间地狱。“联指”派在县革委会、县武装部的支持和主导下,开始了对“4.22”派、“四类分子”、“21种人”等的大屠杀。

6月16日,融安县武装部政委刘彬、副部长张子义和县委副书记杨仲林、曾竟军在长隆公社召开全县贫下中农代表大会,有一千多人参加会议。

刘彬和张子义在会上布置全县刮“12级台风”,大搞游斗、戴高帽、挂黑牌,狠狠打击“阶级敌人”。刘、张二人在会上肯定并积极推广潭头公社新寨大队屠杀“4.22”派人员取得了伟大成绩。

长隆会议结束后,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乱抓乱杀人的高潮。从6月16日到8月10日共杀害了304人。

7月24日,刘彬和韦宗芳(县长)决定由潘续祥、刘新安、黄光明、杨青、苏玉福等公社武装部长和“联指”头头,带领融安县、三江侗族自治县“联指”武装人员和融安县武装部99分队包围雅瑶东平大队平顶山“造反大军”据点,“造反大军”被打死2人,烧死2人。

7月上旬,板桥公社革委主任张树生主持召开大会,号召向“阶级敌人”刮“12级台风”。张树生亲临滥矿、梁老、江边三个片指导“刮台风”,共杀害“4.22”派人员21人,继之,全公社又杀75人。

8月10日融安县革委会成立,李树春任主任,刘彬、韦宗芬、杨仲林任副主任。
为了庆祝县革委会的成立,需要杀一批“阶级敌人”来为新生的红色政权祭旗,于是更大规模的屠杀开始了。

8月13日上午县革委会召开了“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誓师大会”,刘彬(武装部政委、县革委会副主任)在会上号召:“立即紧急行动起来,向阶级敌人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刮起十二级台风!要抓一批人,杀一批人,坚决镇压他们,毫不留情,毫不手软”。会后立即组织民兵纠察队,收集捆人的绳子。

8月14日早上,戴着“纠察队”袖章的武装民兵(“联指”成员),满脸杀气的挨家挨户按“黑名单”抓人。抓到后即五花大绑,一阵毒打,个个都被打得半死。县水电局干部罗美和被抓时据理责问:“你们抓人有逮捕证吗?”抓人者得意洋洋地指着佩戴的红袖章说:“这就是逮捕证”。

被抓的人有干部、学校师生、街道居民、工人和农民,凡有人参加过“4.22”派的家庭,家家户户都吓得魂不附体,噤若寒蝉。有的为了避免遭受那令人发指的暴行,纷纷上吊,或者割喉自杀。如建设街第九组居民唐毅与妻子卢金梅把尚读小学的一女三子送到婆家后双双上吊自尽。

8月15日,长安镇革委副主任,武装部副部长刘子卫等人研究决定,在长安镇大刮“12级台风”。

8月16日上午,长安镇革委会五人领导小组讨论通过杀人名单,然后指挥纠察队把人押去游街,再假暴民之手实施杀戮。

16日是长安圩日,先枪杀了贫农周老关,县教育局干部莫海明和教师曾漫涛。中午时分纠察队按革委会的安排,押着26人游街示众,当即有21人被木棍、铁棍、砖头、石块等活活打死在街上。

8月20日下午,长安镇革委会4名领导成员再次开会讨论通过次日的杀人名单,酝酿更大规模的杀人,并事先物色安排好棍棒手,到时起杀人带头表率作用。

8月21日又是长安圩日,快到中午时,只见纠察队押着一队队被捆绑着的“4.22”派成员从百货大楼(临时监狱)押出来,共计235人,经几条大街游街示众,一路批斗,一路打骂。

在游斗中,纠察队员宣布被游斗者的“罪状”:某某是现行反革命,破坏文化大革命;某某是右派,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然后高声向围观的群众:“毛主席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对这些死不悔改的阶级敌人,大家说怎么办?”早已安排好的打手发出一声吼:“杀!”,便一拥而上,暴徒们挥舞着大棒呼呼地朝被游斗者打去,刹那间,只见木棒翻飞,砖头、石块如雨点般砸下,“嘭、嘭、嘭……”地响着,被打者有的当场倒下,满身血污;有的则挣扎着趔趄地乱跑,怎奈双手被捆绑着,哪里跑得了,被随即飞来的木棒、石块击倒。

暴民们与这些被游斗者有的素不相识,此时却成了不共戴天仇敌,非置被游斗者于死地而后快。而有些则是街坊邻居,或者是单位同事、车间工友、同校师生,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此时都“六亲不认”,非把对方打死才能解恨。满街的哭声、饶命声、追打声、漫骂声、喊杀声、狂笑声,声声撕心裂肺。满街溅洒着鲜红的人血,汇聚成一条条的血沟。沾满鲜血的砖头、石块、木棒,横七竖八的尸体,令人触目惊心。8月21日的游斗有财政局干部公靖波、钟维琼、岳朗,县工作队成员周富云,长安税务所职工黎继昌,教育局职工莫海明,县工商联主任米伯初,邮电局职工殷远芳,长安粮所干部覃美荣,教师戴景培,服装厂工人张德尧,五金社工人(女)曾碧英,立新街居民陈汉英、龙志安、余寿松等56人被打死。不死者也是伤痕累累,留下遍体残疾。

在当天的县革委会议上,刘彬、韦宗芬在讲话中肯定长安镇8月16日和8月21日游街打死人的行动,并要总结经验以在全县推广。使全县各公社、大队杀人高潮不断涌现。

直到9月1日,长安镇革委会又杀了10个“四类分子”和“21种人”,他们是罗杰、罗毅兄弟,覃梅枝(女)、吴仁富、潘炳战等。

在9月1日的屠杀中,五十多岁的杨大伯就挨家挨户通知:“今天敲四类分子,去敲啊,去敲啊,不去敲就有罪啊!”

中午,五十多岁的陈家阿婆从街上杀人回来,两手都是鲜血,笑呵呵地去河边洗手。

老大爷、老大娘也如此这般的去杀人,可见毛泽东的邪教歪理害人是多么深啊!
这就是震惊世人的融安大屠杀。

上述种种的杀人手段,除挖肝割肉这种极端残忍的手段仅发生在武宣、贵县、宾阳、邕宁、合浦、灵山、武鸣等几个县外,其余的杀人手段在广西各地都普遍存在。这些残忍的杀人手段与当年的希特勒和日本法西斯的大屠杀相比,与后来波尔布特制造的“红色高棉风暴”和霍梅尼夺权后的“伊斯兰革命”的杀人相比,真乃有过之而不及。是人性的沦丧,是兽性的疯狂,是反人类的屠杀。

(三)对文革和广西大屠杀应有的认识和反思

回首文革,往事似乎还历历在目;回顾当年广西的大屠杀,那残忍悲惨的情景至今尚使人胆战心惊,悲恸欲绝。

大屠杀血腥残暴的历史已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世人永远也不应该遗忘它。然而这一段历史又似乎被湮没了,因为到目前为止大屠杀的有关史料还被尘封着,包藏在秘密档案中,广大的人民是不得而知的,特别是当今的青年人对这一段史实是一片空白;就是现今仍在世的当年的见证人,他们也只是知道身边的一些事件,除此而外的许多重大事件他们也是知之甚少或根本无从知道的,特别是在一些人的头脑中以为事件过去多年了,没有必要再谈他了,也没有必要再纠缠旧帐了,这实在是一种胡涂的认识。当年参与杀人的人,特别是一些杀人的指挥者和凶残的暴徒,他们当然不希望再谈当年的为非作歹。但受害者家属和许许多多当年耳闻目睹过杀人惨状的人,那种种恐怖残忍的情景定会在他们的脑海中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血腥记忆,今天他们应该有责任、有义务站出来揭露当年的事实真相,才能告慰九泉之下的受难者,也才能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即使是当年的杀人凶手,现在40多年过去了,一些人也已作古,就是活着的人,现在也不是追究什么凶手的时候了,你们应该受到良心的责备,站出来反思自己的罪行,说出事实真相,这对自己、对历史才是负责的态度。总之,不论是什么样的人,都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去认识问题,去总结经验教训,才是正确的态度。

而今大屠杀四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幸存者和许多尚在世的见证人,你们对这一段历史有何认识和反思呢?大屠杀后出生的人,当你们了解这一事件的真相以后,又有何想法,会受到何种启迪和教训呢?

笔者以为,从下列几方面来认识和反思这段历史是十分必要的。

1、文革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大的罪过

1981年6月27日中共中央的决议指出:文革是“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民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是“否定文革”,并认为“毛泽东要负主要要责任”的官方正式表态。这个表态当然是中共的一大进步。

毛泽东的一生可以说是作恶多端,罪行累累。早在1930年在江西苏区时他就搞了一场大规模的恐怖风暴——“肃AB团”,几千名红军官兵和根据地内的党团员及普通群众惨遭杀害。1942年的延安整风他又把大批的党员干部和革命青年打成“特务、托派、反革命”,使许多人被抓捕关押,一些人被逼致死,一些人惨遭杀害。共产党员作家王实味就是因为发表了某些批评意见而被砍了脑袋的。取得政权后的毛泽东更是没有干什么好事,从土改、镇反、思想改造、农业合作化、反右、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反右倾、四清……,一件件留下的都是罪恶的记录,文革则是他所有犯罪的最高峰,是他一生革命的缩影。

与他一起从事革命的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一批开国元勋都被迫害致死,无数的老干部、老党员受到迫害,一大批文化界名人、学者、专家等知识精英惨遭迫害,一批有作为的优秀青年如林昭、遇罗克、张志新、李久莲、钟海源、黎莲……等惨遭杀害,更有千千万万的普通群众、“四类分子”死于非命。有学者估计文革期间约有七百万人非正常死亡,遭到株连的人和受到迫害的家庭更是无计其数。经济建设处于崩溃的边缘,思想文化上受到的创伤更是几代人都难以弥补的。文革的要害就是反文明,倡导仇恨与暴行,与人为敌。如此弥天大罪都是毛泽东的独裁统治,打着“革命”的旗号,利用国家权力所造成的,是中国有史以来的最大犯罪。
然而,毛泽东至死都不承认文革是错误的,带着他的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了,他对发动文革这件事的观点都没有改变。这从他在去世前的说话中即可看出。毛泽东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毛在死前的这些话。没有丝毫的忧虑与不安,相反是对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观点至死不变,这是值得世人很好的认识和反思的。

对于毛泽东在去世前的这段谈话,“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几个海岛去了”,对此事的是非功过,我们暂且不论;“抗战八年把日本请回老家去了”却并非毛的功绩。抗战中的毛泽东有意保存实力,批评八路军的将领搞“百团大战”是“暴露了我军的实力”,是“为蒋介石打日本”。八路军、新四军的广大将士是积极抗日的,而毛是不积极的。至于打败日本,那是在蒋介石领导下全国人民积极抗战的结果,是国军担任正面战场作战起了主导的作用;更有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胜利,美国战机轰炸日本本土,并投下了两颗原子弹,这是促使日本投降的最重要的条件。假如没有美军的胜利,抗日战争虽然最终的胜利会属于中国,但那决不是八年也许还要过多少年才能胜利就很难说了。至于对文革“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确是真实的。因为文革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是太大了。所以我们要牢记文革的历史,恢复历史的真实面目,千万不能使文革的历史成为一笔糊涂账。想当年文革中的人们,许多人是满怀热情投入其中,为“革命”、“真理”、“理想”、“人民”、“领袖”而陷入疯狂之中,一些人甚至施虐打人、杀人,并且在这些暴行中,总是伴随着不断地高呼“毛万岁”、“××党万岁”、“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等等的狂呼声,这一切不是特别值得我们反思的么。唯有这样,才能充分认识毛泽东的本质,认识他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毁灭性灾难。

2、广西大屠杀是韦国清一手造成的

发生在文革中的广西大屠杀,当然是与毛泽东有关的。因为文革是他发动和领导的,文革之初为达到清除异己的目的,他煽动学生们起来造反,向走资派手里夺权。局势混乱了他又派军队介于地方的文革,支持左派。这一切的结果,在群众中造成了更大的分裂,形成派性之争,派性的进一步发展终酿成大规模的武斗。其后他又抛弃造反派,派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清理阶级队伍,斗批改……,而这一切都是他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等歪理邪说指导下进行的,由此产生的大灾难毛泽东当然是难逃其责的。

这是就全国而论,文革的种种罪恶自然要算到毛泽东的头上。然而在广西,大屠杀之事除了毛泽东应承担的责任而外,直接的责任人应该是韦园清和当时广西军区的负责人,他们是这场大屠杀的始作俑者。

从1967年11月以来,韦国清和“联指”高参们实施的计划步骤是先围剿歼灭除南宁、桂林、柳州以外广西各地的造反派,然后再集中力量最后歼灭这三座城市的造反派。

如:
1967年12月5日,容县“联指”武装人员进攻容县“支多阵线”(“4.22”派)并将其歼灭,是在县武装部的组织下进行的;

1968年4月,在巴马县武装部部长李彦智、羌圩公社武装部部长卢金珊、副部长黄正业等的领导指挥下。“联指”武装人员围歼“4.22”派,“4.22”派在乙圩大队下乙屯的据点被烧光,枪杀俘虏,未死的百姓流落他方;

1968年5月18日,平果县革委会、武装部下文通知,抽掉榜圩、凤梧、黎明、海城等区的武装民兵数百人,于5月23日至24日在县武装部政工科长指挥下,进攻“4.22”派据点并予以全歼;

1968年5月28日,武鸣县革委会和武装部指挥调动城厢、陆斡、两江、罗波、双桥等公社的武装民兵270多人围剿“4.22”派;

1968年5月11日,武宣县武装部副部长廖秀峰率领“联指”武装人员300多名围歼“4.22”派;

1968年7月7日,梧州军分区副司令员李钱荣、副参谋长李玉涛在贺县革委会委员张仁义、缪隆恩等人的陪同下,到平桂矿务局实地观察,参与决策组织围攻平桂“井冈山”(“4.22”派),“井冈山”据点被攻破,数十人被枪杀;
……
类似这样的事例,在广西许多地方都是如此发生的。

事实清楚地说明,从1967年11月以来,广西各地所有“联指”派围剿“4.22”派行动,所有各地发生的屠杀,都是在各地军分区、县武装部、革委会的部署指导下进行的,他们或者亲临组织指挥,或者暗中支持、纵容下级的公社、大队所为。完全是有计划、有预谋、有步骤实施的围剿和屠杀。这些地方政权机关和他的领导人敢于如此胆大妄为地围剿另一派群众组织,可以随意抓人以至杀人,没有广西的最高权力机关区革筹和他的领导人韦国清以及广西军区领导人的纵容或者默许,他们是绝不敢于轻举妄为的。

为了配合各地对“4.22派的围剿和屠杀,为了最后一举歼灭南宁、桂林和柳州这三座城市的造反派(“4.22”派),他们一方面通过其控制的喉舌《广西日报》大造舆论,诬称“4.22”派在各地“挑动武斗”,“杀人放火”,并以此多次上报中央,谎报军情;一方面又谎称“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就在“‘4.22’派的组织中”,并为此以政府的名义发出《6.17公告》,动员各地狠抓“反共救国团”,矛头直接指向“4.22”,必欲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

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偏听偏信,根据韦国清们的谎报军情,中央于1968年7月3日发出发解决广西问题的《7.3布告》。其后又在1968年7月25日接见广西两派代表和党政军领导干部时,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温玉成等人在会上无端指责“4.22”派,把一切罪过都算到了“4.22 ”头上,并不允许“4.22”和桂林“老多”的代表们据理申辩,和1967年的接见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那时的接见能如实的听取意见,赞扬 “4.22”和桂林“老多”,对军区和“联指”有所批评;现在则把事非完全被颠倒了,周恩来等人的丑恶嘴脸也暴露无遗。

有了《6.17公告》、《7.3布告》及“7.25”接见中央领导们的讲话,韦国清们抓到根据、有借口了,他们可以明正言顺、明目张胆地调动部队围歼“4.22”派了。7月底至8月初,南宁、柳州的“4.22”就是这么被全歼的;8月20日至22日,桂林“老多”虽然早已上交武器、拆除了武斗工事,此时手无寸铁被全部歼灭就轻而易举了。
8月26日,广西区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广西实现了“联指”派的一片红,韦国清成了当然的第一把手。

7、8、9三个月是广西大屠杀的最高潮,这完全是韦国清、广西军区负责人组织领导的结果,绝非是无政府状态下的群众自发所为,而完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政府行为,是一种国家罪错,是韦国清一手制造的红色恐怖下反人类的大屠杀。

3、对“处遗”的认识和反思

经过1968年的大屠杀之后,广西“4.22”派被全歼了,他的各级负责人和骨干成员在大屠杀中不是被杀害,就是被投入监狱,或者是七斗八斗后交由群众监督管制失去了自由。

从1968年的9月到1969年初,是广西各地斗批改的高潮,完全是在韦国清指挥下“联指”一派在说话。那些支持过“4.22”派的党政领导干部被冠以“走资派”、“特务”、“托派”、“叛徒”、“历史反革命”等各种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残酷的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再一次受到审查、斗争;而那些打人、杀人的凶手都成了积极分子,入党、提干、升官或者参军、升学、招工都成了他们独有的特权。这个世界的是非完全被颠倒了。“杀人赏命,欠债还钱”这个中华民族的传统在广西也被韦国清们彻底破坏了。

韦国清们动用国家权力非法抓人、打了人、杀了人,还不准人家说话,只能老老实实听他的,不准乱说乱动。因为他标榜自己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是正确路线在广西的代表”,俨然成了“广西的土皇帝”。谁要敢于发表不同的意见,敢于对1968年大屠杀之事稍有微词。必定会受到严厉的镇压。

对于1968年的大屠杀,广西的造反派是永远不会屈服的,对那种种的法西斯暴行,他们是无比的愤恨,也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开展之时,一些当年大屠杀的幸存者、造反派的骨干分子,此时勇敢地站出来了,在桂林市张贴大字报,揭露桂林市及周边十二个县大屠杀的种种事实,对此桂林的人民无不拍手称好。然而此举却触怒了韦国清及“联指”派的头头们,现在是他们的天下,岂能容忍别人对他们的所为说三道四,揭他们的违法乱纪。为此韦国清当即下令镇压,要市内各单位和街道召开会议,强制人民表态,申言“8.20”是“革命行动”,并对敢于带头写大字报的张雄飞、许瑞林、李新等二十多人再次非法抓捕,其后有18人被非法判刑。这真是老帐未清,又添新帐,韦国清等人公然践踏宪法、践踏法纪、违法乱纪到了无以复加和无法无天的地步。
就这样,1968年大屠杀的事不可能得到处理,杀人凶手得以长期逍遥法外。即便在1975年时对一些受难者和受迫害的人进行了所谓的平反,恢复了名誉,那也丝毫不会触动那些杀人凶手和迫害狂们一丝一毫,他们把责任全部推到“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和“林彪反革命集团”身上,唯独不说他们自己,这真是信口雌黄的一派胡言。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10月毛的余党江青等“四人帮”垮台,宣告了文革的寿终正寝,此时全国都在揭批“四人帮”的罪行,都在否定文革,平反历年来的冤假错案;而在广西却是另一番情景,对1968年这宗全国最大的凶杀案仍在捂盖子,不准揭露,不准谈论,更谈不上平反昭雪,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当然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此时的韦国清虽然调到广州升官去了,其后又调到北京一路高升,广西的大权仍然是他们控制之下,各级的党政军大权都是在韦国清的亲信或其追随者们的掌控之中,对广西大屠杀之事迟迟得不到处理就不难理解了。对此,无数受迫害的人们及受难者家属是悲愤交集,对韦国清更充满了无比的愤恨。

直到全国各地平反冤假错案和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完成多年之后,在全国形势的推动下,在广西人民的迫切要求下,在中央的过问下,到了八十年代,广西才被迫开始了文革的“处遗”工作,清理文革中的受难者和清查杀人凶手。

1983年初中央派出工作组进驻广西,批评了当时广西的掌权者乔晓光,乔被迫检查了错误。在中央的督促下,此时的广西区党委才成立了文革“处遗”领导小组,并先后发出[1983]54、55、59号文件,各地、市、县也同时成立了“处遗”领导小组,真正开始了“处遗”工作。

经过“处遗”工作,查清了大屠杀的基本事实,依法惩处了一批杀人犯,对受难者给予平反。虽然这是迟到的结果,人民也不尽满意,但也总算是一个进步吧!

人民的不满意首先是惩处的杀人凶手太少了。全广西被非法杀害了近九万人,“处遗”中被判死刑的凶手仅十人,判处死缓的十四人,判处有期徒刑的1841人,而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竟达47617人。用党纪、政纪的处分来代替法津的惩处,这是令人不能理解和无法接受的。此时虽然人们不会要求对所的杀人凶手都处以极刑,但追究刑事责任总是应该的,杀了人而不追究刑事责任,这是法理不容的。更有的党员、干部不但杀了人,有的竟吃人肉、人肝,也只给党纪、政纪处分,这说得过去么?

其次是对大屠杀事件本身的清算远远不够,流毒远未肃清。大屠杀是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等谬论指导下进行的,是在韦国清忠实执行毛的错误路线,大抓“反革命”,大抓“反共救国团”种种政治诬陷下发生的,许许多多的凶手和围剿事件是政府行为(当时的区革筹、各级革委会、武装部都是掌权机关),当年他们支持、纵容甚至直接指挥种种违法乱纪的之事。之后,在1975年给一些受害者进行所谓平反时,他们要人们把仇恨算在“刘少奇和林彪两集团”身上,今天“处遗”时他们又说是“十年内乱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造成的,要人们“顾大局,团结一致向前看”,从未见有那一级政府和那一位领导人站出来说一句道歉的话,站出来批判和清算当年的违法乱纪行为,人民当然不能满意的。
就以韦国清而言,文革中他在广西犯下了滔天大罪,但十多年过去了,从未见他对广西人民有一丝一毫的检讨,从未见他对受难和受迫害的人们有愧疚之情。直到1983年广西开始“处遗”工作之后,他才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发言说,“对错误认识不足,思想转不过弯来”,仍未见对广西人民有一句检讨和表示道歉的话。可见他对在广西的犯罪是毫无忏悔之意的。

韦国清在广西犯下的是反人类之大罪,绝非一般的错误。虽然他已去世,但清算他的罪恶,肃清他的余毒是完全有必要的,是提高我们对大屠杀事件本质的认识,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认识水平至关重要的大事。可惜这样的事从未见广西那一位领导人和政府部门站出来呼喊,对大屠杀之事进行深入的批判,这是令人不能满意的。一些人当年歇斯底里狂叫“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刮12级台风,坚决镇压阶级敌人”的疯狂劲头,现在要清算、批判大屠杀的时候了,他们当年的劲头早就抛到爪哇国而销声匿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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