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革时代呼唤纯正的信仰

何光沪



2015年伊始,上海发生踩踏事件,国人皆悲恸,此一事故,亦如巨大的隐喻,汹涌人潮,彼此不能互为支撑,该转向何处获取庇护?我们向死而生的世界里,随时会出现更为强大的东西,把我们所拥有的剥夺殆尽。

若身处转型社会,不确定因素更是随时显现自身:信念与规则,房屋与道路,都会坍塌崩溃。土耳其诗人塔朗吉在诗中留下过扎实的祝福:“去吧,但愿你一路平安,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人如此软弱淼小,都曾在某些时刻寻求安全感。桥坚固,隧道光明,就不只是藏在诗句里的祝福,而是涉及到人之安身立命的根基。

大陆着名宗教学家何光沪,把他近年来的文章合集命名为:《秉烛隧中》。在黑暗的隧道中燃起烛火,即便微光摇曳,总有一些黑暗被置换成了光明。他说,那烛光的来源,只能是信仰的对象;那烛光的指向,是希望的尽头;而那烛光的效果,就已经是在激发爱心了。

《秉烛隧中》是何光沪2003年至今重要文章的首次结集,其中,既有对宗教学原理及宗教哲学的理论探究,也有对中西历史、文化及社会问题的观照与探讨。作为文革结束后中国第一批宗教学者,何光沪堪称三十多年来中国宗教学发展的推动者和见证人。他的学术论着,结合了现实关怀与超越精神,在其笔下,人、社会、制度、历史相互之间的关系,有非常清晰的描述,在逻辑延展与分析思辨的过程中,知识、审美、理智与灵性,也都有各自的位置。

何光沪认为,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信仰缺失和宗教复兴,既是中国最重要的时代背景之一,也是中国转型的重要部分。但由于历史之沿袭、制度之缺陷以及教育之缺席,国人之人心有太长时间片面地偏向理智,忽略了良心或良知、公平或正义、创造性或博大的爱心。他对当下中国社会有一个比较悲观的描述:偏向经济、偏向物质,忽略了人的精神本质,所以信仰荒芜。

尽管世俗化是一个社会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维度,但中国现在已经处于过度世俗化的阶段,旧秩序正在被遗弃,新秩序尚未稳固,人心在怀疑中焦虑不安,道德滑坡则成为时代的病症。道德的下限与法律衔接,应涉及社会;道德的上限与宗教衔接,只涉及个人。在过高的道德标准指引下制定的法,是苛法或恶法,而苛法或恶法会降低其所辖社会的道德水平。

在何光沪看来,一个好的制度,本就内在地包含人们对其理性的认知与信任;好的生活,则应内在地包含超越性的精神生活;而自由亦需个人以自律为基点。

在灵性层面,何光沪为这个世界的苦难辩护:尽管现实世界上发生的诸多事件令人心痛地残酷,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残酷,我们才要、也更要坚持与之对立的爱的理想;人性中的罪,无法靠此世的力量更改,所以需要更多的善;而世界是铸造灵魂的峡谷。

他又在现实层面,确立人的责任:直接决定人性尊严的处境,肯定是社会政治制度的安排。但是制度安排会受到观念的影响,更准确地说,会受到抽象理论所塑造的人的观念的巨大影响。人与制度既可以相互滋养互为支撑,亦会相互毒化彼此伤害。而人在当下的所有选择与行为,构成了历史的面貌,也决定了未来的模样。

信仰寻求理解

记者:1979年您报考研究生的时候,选择了社科院的宗教系基督教专业,那是中国改革开放第二年,由于多年处于被压制、被扫荡、被否定的状态,宗教在中国尚未恢复活力,您当时为何选择这个专业?在研究宗教学的过程中,您的认知产生过哪些难忘而意味深长的更新?这些更新的发生,是否有特别的时机与境遇?

何光沪:选择这个专业,从表面上看,是因为我觉得考试的内容相对简单、容易准备,当时一般国人对于基督教,由于其似乎已经消失,都很不了解,由于见不到任何资料,也无从了解;在内心深处,是因为有一种朦胧的信仰,想通过研究去弄清楚、想明白。这可算是神学史上的名言“信仰寻求理解”的一个例证。

在研究过程中,对我来说最意义深远的更新,就是信仰更清晰、更坚定,也更明白这种信仰对中国社会具有巨大的价值。这些更新的发生,除了有日常的学习进步之外,也有一些特别的时机或境遇,在我,主要是遇见了麦奎利写的《基督教神学原理》,并且潜心阅读甚至翻译了这本书,受益无穷。

记者:年少时期,是一个人确立与这个世界基本关系的时期,那时的经验,会奠定他一辈子看待世界的基本立场,即“对于世界的最初的经验”会影响人的一生,如今回望自己的过去,您是否愿意与我们分享自己的“最初的经验”?

何光沪:愿意,但是很难。这种经验是艰难而痛苦的。大家都提到吃不饱饭,其实那不是最深切的感受,因为当时看大家都一样,而且也不知道茶饱饭足是怎样的感受。最深切的感受还是精神的困惑:生活应该是这样的吗?——刚进小学时,家住学校院子里,院里竖起一个高大的火炉,每夜都有鼓风机吵得没法睡觉,家家户户把锅碗瓢盆交出来,扔到炉里,融成铁水,凝成许多铁锭堆在墙角,多年生锈无人过问,同时报上和广播每天说我国钢铁产量要“超英赶美”!

小学还没毕业,我就知道自己的母亲是好妈妈,也是好老师(学生和家长都夸她),但却被赶出学校,以致全家衣食无着!初中未毕业,就不得不看着学校似乎永远停课了,学知识居然被批为“反动”,无数敬爱的老师天天被折磨、被关押、甚至被逼自杀……

最荒谬的是,打人者趾高气扬,被打者无人救助,旁观者不敢言、不敢怒,还得帮打人者鼓噪助威,所有媒体和言论都在赞扬这类暴行,“为革命行动叫好”……我很困惑:一个人看着身边另一个人挨打受虐,却只能沉默,这个人的生活,即使茶饱饭足,也很难算是人的生活。

记者:人并不能自然而然理解自己的生存处境,理解自己所处时代的真相,他需要某些知识或技巧。如果一个人所能获取的知识,无助于这样的“理解”的发生,那么在他个人的经验深处,就会产生一种疏离感,产生精神与现实相隔的痛苦。

出生于1950年的您,在一个充满悖谬扭曲且贫瘠的时代度过自己人生最初的几年,您是否曾有过这样的疏离感与痛苦?在之后的人生中,您是如何克服这样的疏离感和痛苦的?对您而言,最有益的知识与技巧来自何处?

何光沪:当然有,而且很强烈。在之后的人生中,我似乎只能,也是自然而然地转向自己的处境之外,甚至是所见的现实之外去寻求支持。不是要克服同现实的疏离和痛苦,因为同荒谬不义的疏离是应当的;而现实同理想的距离是永远的,其所带来的痛苦也是永远的,是人生必然的组成部分。

人生无法脱离痛苦,但是不能没有意义,意义可以帮助应对痛苦。所谓寻求支持,就是寻求人生的意义。这种支持来自信仰的对象,即天地之本源与主宰。如果你确信世上存在终极的真善美,并把为之服务作为目标,相信这才符合天地大道,那么,只要真心尽力,即使成绩很小,人生也就有了意义。

当然,就理解自己“时代的真相”而言,对外部世界尽量全面的了解,对中国和世界真实历史的了解,是最有益的知识;因为要认识一件事物,进行比较是最有效的。用独立的思考和清明的理性去判别种种流行的说法,是最有益的技巧;因为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就常常会被误导或愚弄。

在那个时代,外部世界的信息全被干扰过滤,独立思维的性格处处遭到压制,全面公正的历史书在图书馆和书店都找不到。所以在那时候,设法浏览“限制发行”的《参考消息》是我最大的乐趣,偶然见到“内部发行”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简直如获至宝,而《西方哲学资料选辑》则成了我在偏远山村小屋中每夜的良伴!

理性化与现代化

记者:您多次表达过这个意思,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人心片面地偏向狭隘的理智”,已经太久了,所以,良知、良心、公平、正义、创造与爱,与我们渐行渐远。这种社会心理状态的原因是什么?

何光沪:所谓“片面地偏向狭隘的理智”,是说凡事都从自己的或自己(或大或小的)团体的利益考虑,从可见的、或短期的、或单方的、或片面的利益考虑。这是哲学家所谓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这种理性或理智不可缺少,但是只有这种理性,人就不复为人。你想,即使依靠这种理性获得了物质的富裕、地位的强大,但却远离了人之为人不可或缺、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良知、公平、正义、创造和爱,那同弱肉强食的林中禽兽有何区别?

多年来,我们先是片面强调阶级利益、阶级斗争以及政治的专政、压迫功能,不考虑(甚至批判)全民利益、社会和谐以及现代政治的管理、服务功能,后来则片面强调物质生产、经济效益以及国家发展的经济、技术层面,未能建设好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以及政治文明和现代社会的制度、法律保障。这是上述状态的主要原因,所以需要进行相应的反思和改革。

记者:2006年,您在《从中国的现代性反思宗教改革》一文中谈到,理性化程度低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特征,几年过去了,您的这个看法是否有所调整?您曾感慨中国现代化历程坎坷颠沛,其中一个层面,是现代思想的启蒙一直未完成,由于财产权和人身权利缺乏制度性保障,从李卓吾(1527-1602)到黄宗羲(1610-1695)等有现代思想萌芽的思想家也没能发展为启蒙思想家,而被普遍誉为启蒙时代的五四时期,则是以激烈的批判与反传统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的。

近年来,复归传统的意愿反复激荡,把很多人卷入对儒家学说的热情中,您认为,儒家学说能为当下中国提供足够的现代理性吗?理性化与信仰的保守有怎样的关系?

何光沪:当然,这里说的理性,绝不仅仅是工具理性、技术理性或“狭隘的理智”(这一方面我们也许反而过强),而应该是包含良知、公平、正义、自由、人权等考虑在内的价值理性。这种理性化程度低的状况,需要相当全面、彻底的改革才能改变,这也许需要远远不止几年的时间。不过,如果决心在后一方面改变或提高,制度建设或顶层设计需要的时间不应太长,但贯彻新制度、形成新习惯的时间,可能需要很久。

所谓现代化,就是社会生活所有方面的理性化或合理化,其中包括财产权、人身权等公民权利之保障,以及“公平正义”等古今中外公认的价值之实现。传统儒家思想绝不反对这些,尽管封建专制时代未能建立对这些权利的制度性保障;当代新儒家也不应反对这些,除非他们背离孔孟思想的“仁义”核心,除非他们弃其精华(五常)取其糟粕(三纲)。

与此相关,包含精华和糟粕的儒家学说,虽然在精神核心上与这些观念一致,但作为古代宗法社会的意识形态,当然无法“为当下中国提供足够的现代理性”。换言之,我们需要大大地解放思想,扩展思维,吸收古代其他传统的思想,以及近现代丰富百倍的、甚至已成常识常态的制度思想。

对良知、正义、自由、平等之类理念,是需要信仰的;这种信仰同理性完全一致,古今中外,理性可以而且已经为之作出了无数雄辩的论证。所以,现代的理性化与保守的信仰,在原则上并不矛盾,而是相互支持的。

记者:您是“牛津共识”的发起人之一,也是这份共识第一稿的起草人。在最后商定的文本里,隐匿了对当下中国现状的描述,而您自己则在很多文章里致力于描述分析中国的现状,使之成为可以清晰讨论的公共经验,关于我们的公共生活,您以这样的句子描述之:破坏人作为人生活的意义,伤害人作为人的本质。那么,在这样的状态下,从个人出发,幸福与尊严何以可能?

何光沪:幸福如果陈义较低,则幸福常以尊严为代价,尊严常以幸福作牺牲,二者已不可得兼矣。幸福如果陈义较高,则尊严实为幸福之条件,幸福乃以尊严为前提,二者均不能独存也。

怀疑与信仰

记者:凯伦·阿姆斯特朗在《神的历史》一书中说,每一时代的人们都会创造出适用于自己的神圣形象,有些是超验的神,有些是俗世的生活理想,但无论如何,它们都反映了该时代人们内心的惊恐与渴望。

转型时代社会生活充满各种不确定,它所带来的紧张感,使得很多人竭尽全力寻求可能的确定性,在求学、求职以及经济生活中,努力让自己占据有利的位置,以获得某种程度的安全感。信仰是一种跳跃,让人的眼光不局限在眼前的世界,如果眼前的世界都已然令人焦灼恐慌,人如何才能去眺望更高的境界,并且相信那里有平安喜乐?或者说,充满不安与怀疑的时代,信仰如何发生?

何光沪:正因为“眼前的世界”如此,人才需要“眺望更高的境界”,祈望“那里有平安喜乐”;需要是可能的前提,祈望是信仰的开端。在充满不安与怀疑的时代,信仰虽不易发生不易确立,但是如果怀抱虚心、坚持寻求,怀抱祈望、坚持爱人,我相信“斯人”已不远矣!

记者:关于中国社会的过度世俗化,也是您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如果我们采用戴维-福特在《基督教神学里》(这本书的导言,正是您写的)对崇拜的定义:崇拜的核心含义是:关切、冲动和义务,它就如一种洪流,裹挟了你整个生命的终极实在。您会如何描述当下社会中涌动的“洪流”?

何光沪:的确,我们不能仅仅看到那种拜金逐利、趋炎附势之类的“洪流”;我们也知道有反抗“过度世俗化”的洪流。也许那只是一种潜流,因为即使在各种传统宗教复兴的热潮中,也显然包含着“拜金逐利、趋炎附势”的成分,而关切自己的灵魂,关心邻人的义务,往往遭到忽略。希望宗教里纯正的信仰能成为主流,从而使宗教能发挥对社会巨大的正能量。

记者:哲学家罗伯特-罗素20世纪初写成的《一个自由人的崇拜》说:人类的存在是宇宙中微不足道的偶然事件,他们所有的成就注定要埋在宇宙的废墟之下,因此人类只能在心灵的自由中寻求安慰,形成一种对善的看法。(罗素还写过《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这种对自由与善的理解,与信仰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距离?您会如何看待罗素这样的态度?

何光沪:迄今为止没有可靠证据表明,除了宇宙本源之外,宇宙中有任何东西像人这样高度有序、高度智慧,兼具道德和审美能力,兼具自由和超越以及爱的能力。换言之,人类“万物之灵长”的地位,还无物可以取代,人类的存在绝非“微不足道的偶然事件”。

罗素作为一位知识分子的个人生活和社会活动(数度结婚、维护和平、为社会公正呐喊、终生笔耕演讲不止……),不但证明他有些理解同信仰有距离,而且证明他的积极生活同他的消极理论有距离,甚至否定了他自己的那些阴暗悲观的说法。理论家的生活否定其学说的现象,往往是由于其学说有问题(弗洛伊德是另一个例子),无法付诸实践。至少,这一类理解或学说,不能给人以精神的鼓舞;而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既需要理性的思考,又需要精神的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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