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穹顶之下》看生态危机背后的根源

余光益



导读


柴静录制的纪录片《穹顶之下》近期成为热议,这部纪录片通过对雾霾的探索和反思,将最为重要的课题摆在每一个人的面前——雾霾背后凸显的生态危机,根源在哪里?生活在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我们的出路何在?


《穹顶之下》也许只是抛出了一个问题,但解决之道,必须诉诸于信仰。因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信仰危机,或者说,当我们不再懂得敬畏,那方“穹顶”就只是物理意义上的“天”,而不是提供救赎之道的上帝。




本文首发《海外校园》92期,作者为四川成都人,作家。原文标题:《生态危机源于信仰危机》


1
世界及中国面临的生态危机

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的过程迅速加快。在此进程中,生态危机已成为一个关系人类生死存亡的、首屈一指的议题。联合国发布的《2000年全球生态环境展望》显示,由于人类对木材和耕地的需求,全球森林减少了50%,原始森林80%惨遭破坏。

森林的锐减导致六大生态危机∶占全球四分之一的土地严重荒漠化,110个国家受到危害;全球每年有六百多亿吨肥沃的表土流失,占陆地总面积23%的耕地缺乏养分,地力衰退;60%的陆地淡水资源不足,120多个国家严重缺水;洪涝灾害日趋频繁;大量动植物种灭绝;温室效应加剧。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在一百多年前的预言,正在兑现∶“森林先行于各族人民,沙漠在人后接踵而来!”

同时,生态危机“牵一发而动全身”,便引发其它的社会危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论及苏丹达尔富尔大屠杀的时候,便一针见血地指出∶“气候变化造成的食物和水资源缺乏等生态危机,是达尔富尔冲突的起因,解决冲突就必须从造成冲突的根源着手。”

中国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尤其严峻。旅居美国的基督徒作家郑义,多年来一直关注中国的生态灾难问题,他耗费了八年的时间写成了一本像砖头一样厚的著作∶《中国之毁灭──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遗憾的是,这本书并没有像他早年的小说《老井》那样洛阳纸贵。这本书不能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在海外也只印刷了区区一两千本。那些急于“先富起来”的中国人,对于这本“苦口婆心”的警世之书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以下这组资料让我们触目惊心∶中国的森林覆盖率约为9%,人均0.1公顷,不到世界人均森林面积的十分之一。中国是全球荒漠化土地面积最大、分布最广、蔓延最快、危害最大的国家之一。1949年以来,荒漠化土地面积增至26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之27%。18个省(区)的471个县、近四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处于荒漠化威胁之中。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家园,仅剩下三百多万平方公里适宜居住,不到三分之一。与50年代相比,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多,水土流失和荒漠化土地却都翻了约一番半,这意味着∶在不足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人的人均生存空间已被压缩到原来的五分之一。

以水资源而论,全国六百多个城市中,有三百多个缺水;这三百多个缺水城市工业产值占全国的70%;三百多个缺水城市中110个严重缺水,其中50个城市“情况危急”;在32个百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中,就有30个受长期缺水的困扰。地下水严重超采,已经造成一百多个城市地下水位明显下降,在全国形成56个降落漏斗,面积达九万平方公里。北京的水资源严重紧缺,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不足300立方米,是中国人均水资源量的八分之一,世界人均水资源量的二十五分之一。

最近,中国大陆开始盘点“改革开放三十年”,对所谓的“大国崛起”充满骄傲自满之情。人们享受着近30年来的经济奇迹,沉浸在“太平盛世”的肥皂泡之中,却茫然不知中国为此付出了怎样巨大的代价∶长期以来,在GDP指挥棒的左右下,中国深陷于粗放、低效的,资源扩张型发展模式之中,难以自拔,环境遭到破坏的程度超过了此前两千年。有学者指出,许多地方政府不顾环境的制约,一味盯住能最大程度拉升GDP增长的重化工业和能源水电工程,因为这些专案最能显示“政绩”。以石化行业为例,北方严重缺水的大连、天津、青岛、河北、新疆,都将建设大型石化基地作为发展重点,而南方的上海、江苏、浙江、广西、四川、云南等地,也都已经或正在建设大型石化基地。

其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是∶四川地方当局不顾民众和环保专家的反对,悍然决定在成都北面的彭州,建立西部地区最大的石化专案──彭州80万吨聚乙烯和百万吨炼油厂。此专案一旦建成,处于下风下水的成都,作为“中国的后花园”和“休闲之都”的美誉将荡然无存。

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早已为我们总结出了“先污染后治理”带来的沉痛教训。然而,历史总是以相同的方式重演悲剧,人类的愚昧在此显露无遗。当发达国家都在忙于拆掉水库大坝的时候,中国却在大肆新建水库大坝──最典型的便是被誉为“旷世工程”的三峡大坝。今天的中国,为了吸引投资来拉动增长,许多地方政府和商人完全不理会环保问题,只要是立竿见影可以赚钱的专案便立即上马。环保部门在许多地方成为可有可无的摆设,“发展是硬道理”成为地方政府在环境决策中,无视环境管理制度的重要借口。

2007年,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宣布∶全国有82个专案严重违反环评法和“三同时”制度,违规专案总投资额高达1,123亿元。然而,这场“环保风暴”最后还是以“雷声大、雨点小”的结局草草收场。


2
环保主义为何走入死胡同?

环保,是人类拯救生态危机,也就是拯救自己命运的努力。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如果地球上的人们现在还不采取坚决果断的协作,来制止由于人类短视的贪婪,而使生物圈遭受的污染和掠夺的话,那么,人类的物质能力事实上就会在可以预见的时期以内,导致这种自杀的结果。”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出版了一本名为《寂静的春天》的书,书中阐释了农药杀虫剂滴滴涕(DDT)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作用,由于该书的警示,美国政府开始对剧毒杀虫剂问题进行调查,并于1970年成立环境保护局。该书被认为是20世纪环境生态学的标志性起点。

1970年,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地球日”诞生了。1972年,由联合国发起,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一届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提出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这是环境保护事业正式引起世界各国政府重视的开端。此后,环保逐渐成为一项全球运动,“环保主义”也一跃而为当代最显赫的意识形态之一。

但是,生态危机和人类的未来,可以依靠环保主义来改变吗?

颇为吊诡的是,当代风行一时的环保主义的根基,仍然是进化论和科学主义。那些最活跃的环保主义者,许多也是最坚定的进化论者和绝对的科学主义者。他们不承认进化论是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也不愿让人回归被造物的地位,并进而审视地球的管理之道。

环保主义认为,生态危机源于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人类可以通过“自我控制”来改变“人的异化”,人可以重新“为自然立法”,并在此新的法律框架下“万寿无疆”。这种思路的背后,依然是强大的人类中心主义。在马列主义思潮衰退之后,西方自由派知识精英圈子当中,环保主义逐渐变成了一种相当流行的思想模式,一种理所当然的“政治正确”。而环保主义对生态危机所提出的解决方式,基本上局限于技术层面。它企图以技术反对技术,比如用核能来取代火电,用玉米制造甲醇来取代石油;或者以对“简朴生活”的倡导而让人类“洗心革面”,比如,许多环保主义者以纸袋或布袋取代塑胶袋,并因此获得“良心上的平安”。其实,这只是50步笑100步罢了。

一个最具讽刺性的例子便是∶2007年,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拍了一部环保纪录片《不能忽视的真相》。这部在艺术上无甚可观的纪录片,出人意料地获得了当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戈尔也以他在环保方面的工作,获得了世界的最高荣誉──诺贝尔和平奖。但是,很快戈尔本人便被揭露出了一个“不能忽视的真相”∶他居住在一栋面积超过一万多平方英尺、拥有20个房间和八个浴室的豪宅之中,他在自家院子的通道上,安装了一排煤气灯,还有电控的大门。该豪宅每个月的用电量惊人,超过了全美平均水平的20倍。

当地邻居说∶“戈尔天天大声疾呼,教我们怎么生活,自己做的却是另一套。”可见,对于戈尔来说,环保主义仅仅是一种公共姿态,而不是真正的生活方式。与戈尔相似,那些经常充当“环保先锋”的好莱坞明星们,个个都过着奢侈如帝王的生活,他们为了维持其私人游泳池而消耗掉的能源,可以供发展中国家数百户人家的日常家居所用。戈尔的好友、好莱坞的知名左派“环保”女星芭芭拉.史翠珊,高喊要别人节省水、电,但媒体报导说,她每年浇灌自家草坪就花费22,000美元,可想而知要用掉多少水。而她家还有12,000平方英尺使用空调的马厩。

在中国,大多数人对生态危机,抱着一种若无其事的虚无主义态度,企图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聚敛最多的金钱,信奉一种“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环保仅仅是某些“小资”和“白领”们喜欢显示的一个标签和面具,似乎一贴上这个标签、一戴上这个面具,他们便立刻显得比别人“崇高”和“时尚”了许多。比如,他们到超市里面去购买那些价格昂贵的“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在书架上摆放梭罗的名著《瓦尔登湖》(尽管大部分人根本没有时间去仔细阅读),在印刷精美的时尚杂上开讨论环保问题的专栏,喜欢去西藏等“没有被现代化污染”的地方游玩和猎奇,对那些虐待动物的行为感到义愤填膺(同时却对那些被迫用自杀的方式讨要欠薪的农民工无比冷漠)。他们以“乐活族”自居,即主张过健康、环保、可持续的生活。实际上,要维持他们那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却需要耗费更多的资源、付出更加不环保的代价。

在当代社会流行的形形色色的后现代思潮之中,环保主义满足了人们的自恋情结,获得了某种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然而,当环保成为左派们“一贯正确”的政治姿态的时候,当环保主义成为媒体上人们夸夸其谈的热门话题的时候,当环保主义成为一种不排斥暴力的激进思潮的时候,其“拯救世界”的梦想便彻底破灭了。因为环保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生态危机是人类信仰危机的结果,它是一个精神性的命题,而不是技术性和政治性的命题;它是“人”的问题,而不是“物”的问题。如果不从精神层面上来改变人类的生存现状,生态危机便无法从源头上被遏止。




《寂静的春天》1962年在美国问世,是标志着人类首次关注环境问题的著作。


3
没有上帝的世界必然走向毁灭

上帝是否对地球正在变成一个“垃圾场”的趋势,无动于衷或无能为力?上帝为何不直接站出来制止人类自挖坟墓的愚蠢之举?上帝为何不爱已然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类?这些问题既是非基督徒对基督徒的追问,也是许多基督徒自己内在的疑惑。

今天,环保之所以成为被左派垄断的一种话语体系,重要原因之一是当代的教会、基督徒和神学,没有及时回应此种最具时代性的挑战,始终处于“失语”的状态。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无论西方还是东方,教会、基督徒和神学都龟缩在一个小小的角落之中,拒绝对公共问题和“敏感问题”发言,放弃了在这个世界作“光”和“盐”的角色。于是,在欧美国家的一流大学里,倘若你在讲话中引用圣经中的话语,人们便会用奇怪的眼光看待你,彷佛你是一个理智不健全的怪物;在中国大部分的家庭教会里,如果你提出如何运用圣经的视角来分析环保的问题,许多教友们便会觉得你居然如此“不属灵”,你提的问题与信仰根本就没有关系。

然而,上帝乃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上帝的道必然畅通于每一个领域,没有哪个领域是应当“缺席”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教育和环保,都应当被上帝的道所充满。信仰不能“自我设限”,神学不能对生态危机保持沉默。沉默意味着不负责任,意味着像约拿那样逃离上帝规定的职责。近几十年来,在全球,生态危机与其它各种危机──堕胎、同性恋、艾滋病、饥荒、吸毒、精神疾病等──一起愈演愈烈,乃是因为人类丧失了信仰、关上了圣经、放逐了上帝。

面对种种迫在眉睫的危机,神学家乃至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像昔日的施洗约翰那样大声疾呼∶“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马太福音》3∶3)遗憾的是,大部分基督徒并没有这样做,在世俗化潮流汹涌之时,没有高举上帝、没有高举圣经,而只是满足于充当“教堂里的门徒”,信仰越来越单薄、苍白。

上帝从来不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旁观者,上帝以他特殊的方式深切地参与其中。美国历史学家林恩.怀特一开始就看出了生态和宗教之间有很强的联系,他这样表达他的信念∶“人类的生态由我们对自然与命运的信仰,即宗教来决定。”在此意义上,圣经乃是上帝启示给人类的第一本环保之书和生命之书,乃是一本阐释作为被造物的人类,与同样是作为被造物的大自然之间,如何和谐相处的书。圣经是上帝与人类所立之约,这一伟大的契约也规定了人类当如何作为被造物之一,在这个上帝所创造的美好的世界上生存。这个世界是如此美好,人类不应当破坏它的美好,而应当运用上帝所赐予的智慧与勇气,让它变得更加美好,并以此来回应上帝那长阔高深的恩典。

然而,不幸的是,自从启蒙运动之后,人类便以宇宙的中心自居,将圣经看作是一部已经过时的、“怪力乱神”的历史之书,而不是耶稣基督所说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将上帝看作是一个凝固的、遥远的偶像,而不是与人类有着活生生的骨肉联系的造物主。于是,人类对抗上帝的历史,同时也是人类破坏环境的历史。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类僭越了自己的本分,自作主张地扮演起上帝来。

“战胜自然”和“改造自然”成为19世纪以来人类最引以为豪的口号。人类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大,地球却变得越来越小,人类愈发为所欲为。希特勒说∶“雅利安人是这个世界的中心。”毛泽东说∶“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这些独裁者狂妄的说辞获得了千千万万群众的认同与拥戴,他们也成为群众心目中新的偶像崇拜。他们发动了对其他族裔、国家和阶级的战争,以及对自然的战争。

近代以来,人类一味地占有、索取、消耗和浪费,却毫无愧疚与反省之心。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来看,既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既然人类是“进化”而来的,那么人类便理所当然地主宰世上的一切。当核弹爆炸的时候,当南极停满科考船苹的时候,当人类踏上月球的时候,人们欢呼雀跃,“自我”不断地膨胀。人似乎不再需要遵从上帝的指示与命令了,因为尼采早已宣布“上帝已死”。

那么,人类生活在“上帝已死”的时代,究竟意味着什么样的境况呢?没有上帝,便没有界限;没有上帝,便没有规则;没有上帝,便没有“约”。人类不再知道什么是谦卑,不再知道什么是敬畏。因此,生态危机其实就是人类失去信仰之后的自杀行为。

没有上帝的世界必然走向毁灭,德国神学家莫特曼在《创造中的上帝──生态的创造论》一书中指出∶“我们今天的形势是由我们整个科学与技术文明的生态危机造成的,是由人类对自然的竭泽而渔造成的。这种危机是致命的,它不单单是人类的危机。很长时间以来,这既意味着其它生物的灭亡,也意味着自然环境的灭亡。”上帝已经以足够的耐心来等待人类的悔改与归正,“如果不彻底改变我们人类社会的根本方向,如果不能成功地找到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和另外一种对待其它生物及自然的方法,这种危机将会以全面的大灾难而告终。”

此种大灾难,环保主义根本无法扭转与解决。是的,人类惟有重新回归圣经中为人类安排的位置,按上帝的旨意来承担“管理”这地的使命,方能看到希望、拯救与恩典。


4
人类是“上帝的管家”与“感恩的存在”

圣经中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解决生态危机的秘密必然隐藏在圣经之中。生态危机只是文化危机、信仰危机和人的危机的表征之一∶当人类对自身的身分和使命的体认出现了迷失的时候,生态危机便随之而产生了。

那么,基督徒如何以圣经的真理来回应,包括生态危机在内的时代的挑战呢?那么,非基督徒如何到圣经中去寻求生活的意义、人生的价值以及人类与自然万物之间的正确关系呢?这两个问题其实可以合并成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上,人是什么?人算什么?人的使命是什么?只有确立了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才能理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圣经中对人有两个极为重要的定位,那就是“上帝的管家”与“感恩的存在”。

首先,人类是“上帝的管家”。圣经中记载,上帝在造人的时候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创世记》1∶26)由此,我们清晰地看到∶第一,自然万物乃是属于上帝所有,而不是属于人类私有。上帝让人类来“治理全地”,用一个通俗的比喻来说,人类仅仅是这个公司的“总经理”而非“董事长”。

第二,人类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来创造的,其它所有的生物都没有此种殊荣。所以,人类确实比其它的动植物拥有更高一等的智慧与灵命,人类与所有生物相比确实是不平等的,这也正是基督教的人论与佛教中“众生平等”的观念之间的重大区别。正因为如此,人类从上帝那里获得了神圣的授权,人类可以管理自然万物;而自然万物也必须接受人类的管理,在人类的管理之下呈现出井井有条的状态。

人类“异化” 的根源是不甘于“总经理”的职分,而企图篡夺“董事长”的位置。人类不愿按照上帝的心思意念来管理这个世界,妄图以个人的心思意念来统治这个世界。每当人类“偏行己意”的时候,人类与自然之间便会出现激烈的冲突,此种冲突足以让人类与自然同归于尽。
那么,如何才能消除这一冲突呢?虽然伊甸园再也回不去了,但人类应当将地球当作客旅中温馨而美好的家园,而不是一处剑拔弩张的战场。莫特曼认为∶“只有当自然与人类的关系不再紧张时,生存才能成为家园。人类寄居在地上自然体系中,同圣灵寄居在人类的灵与肉中,是一致的,这使人类同自身的异化宣告结束。”也就是说,人类只有回到“管家”的位置上,才可能重新审视自然万物,重新厘定与自然万物之间的依存关系,并与自然万物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感恩与赞美。

其次,人类是“感恩的存在”。圣经中反复强调说,人类应当赞美上帝,这并不是说上帝的荣耀依赖于人的赞美,或者说如果人不赞美上帝,上帝便有了欠缺。恰恰相反,赞美与感恩是人类存在的本质,其重要性超过了劳动、生产和贸易等等。感恩是人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应当做的第一件事情。通过感恩,人领会并回应上帝的爱,又因着对上帝的爱,而爱上帝所创造的同胞以及自然万物。

所以,倘若人类深切地体认到自己是一种“感恩的存在”,那么人类就会善待地球及地球上的所有生物。人类以感恩之心发现,上帝所赐予的这个世界是如此的丰富与奇妙,让人居住其间是如此的美与善。

所以,任何破坏这种和谐与幸福的作为,都是对上帝的背叛与亵渎;而努力维持此种和谐与幸福,乃是人类敬拜上帝的表达方式之一,正如莫特曼所指出的那样∶“在当前的语境中,我们可以这样来定义人∶他注定了要成为感恩的存在。在感恩和赞美中表达创造物的经验,从一开始就是他的命运,也是他的圆满极致生命的内容。”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与其它生物之间根本性的差别就在于∶人类并不像其它动物那样仅仅被动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中。人类不仅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而且参与这个世界的管理。人能够有意识地在感恩中接受创造物,有意识地在赞美中把创造物带到上帝面前。如果人类时刻满怀感恩之心,当然不会成为破坏自然环境以及剥夺其它物种生存权的刽子手。

更进一步,人与自然应当一起携起手来成为“创造物的感恩共同体”。在信仰的复苏之后,人类可以做到像主祷文所说的那样──“愿你(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如此,哪里还会有所谓的生态危机呢?在对上帝的赞美中,人类充当了整个创造物的代表,人类的感恩使自然的、无声的语言释放出来。对此,莫特曼深刻地指出∶“通过人类,太阳和月亮也赞美创造主。通过人类,植物和动物也崇拜创造主。因此之故,在对创造的赞美中,人类唱出宇宙的礼拜仪式,通过人,宇宙在它的创造主面前唱出永恒的创造之歌。”毫无疑问,赞美与感恩是人类价值的最伟大的体现。

亲爱的朋友,我们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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