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明:知青,农业文明的亲历者

2015-03-19 王克明



史铁生说,他想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使知识青年记住了插队的日子。在他,插队的日子是“无边的黄土连着天”,“深褐色的犁迹在走”,“歌声吹散开在高原上”,“他们还在窑里睡着懒觉”……史铁生所记,是黄土高原、传统农业、山间窑洞、古老民歌,是插队在陕北的北京知青,对一段往日经历的苦苦感受,对一种古老文明的深深记忆。在那种文明里,知青曾经的生活方式,或与之融洽,或形成反差,苦心劳骨,饿体乏身,动心忍性,增益不能,刻写了独特的上山下乡时代印记。

今天,当文明发生变迁的时候,我们在回首间已经看清,那是传统农业文明的一个时代印记。

黄土高原已不是老知青的熟悉故地

三十多年来,我三十多次回陕北,回我插队的余家沟。脚下那条只能步行、弯弯曲曲的山间小路,我眼见它慢慢扩宽,眼见它渐渐取直,眼见它铺平柏油,可以开车直抵深山了。今天的余家沟,植被覆盖,苹果满山,相比它村,人丁兴旺。但还是有不少人走向山外,去城镇谋生。毕竟,我们那儿,农耕已放弃,粮食已停产了。

近年,陆续退休的老知青,相继回访陕北故地。大家看到,熟悉的插队山村,都已今非昔比。靠近城镇的少数村庄,正被城镇化迅速裹挟。而一望无际黄土沟壑间的民居聚落,那许许多多的自然村庄,村民多已外出谋生,离乡进城了。史铁生、孙立哲他们插队的关家庄,户口552人,日常居住不足120人,约21%。丁爱笛插队的张家河村,户口830人,居住却只余60~70人,约8%了。居住以老年人为主,基本不再凭藉农业收入为生。许许多多老知青都说,他们插队的村儿,没剩多少人了。

这种情况遍及陕北。延川县黄河边伏义河村,本有村民约400,日常却只有约40人,剩十分之一。三年前,我去榆林横山县深山里一个小山村参加白事,原来一百多人的村庄,那时还剩8人居住。隔年春天我和阿城到那附近赶庙会,打听到那村子已经一人不剩,全进城了,连老带少。进了城的老人们,将在对故土的回忆中度过晚年。而离乡远去的后生女子,乡间没有了老人的牵挂后,将从此散居四面八方,只在记忆中保留儿时故乡了。对于他们的后人,远方黄土高原的窑洞故里,将成为一个传说。

那传说,是一个几千年的故事。在我插队的那个深山村庄,出土过陶土尖底瓶,也出土过新石器工具——工具石料非本地所能见,可知那样偏远深山,六七千年前就有人居住。他们携带石器,来自远方。从那时至今,战乱饥荒和移民迁徙的苦难,不知发生过几回;老林遍野和童山秃岭的变化,不知交替过几次。农耕总在复苏,村庄还是村庄,历朝历代的物件,在山中到处掩埋。150年前的最近一次战乱,使我们那几十里大山沟,阒无一人。我们插队时,村中古窑残壁上,还留着杀人喷溅的大片血迹。据杨绳信《清末陕甘概况》,今延安市洛川以北人口,1823年55万,到1904年只有14万,乱后剩了25%。保安(志丹)县1823年5万多人,乱中1867年只剩了170人。整个延安,乱后几十年人烟稀少,荆密草深。但上世纪20年代,又有榆林移民开始迁入农耕。我们村现在居民,便始自那时移民。40年代初中共割据期间,大量引进移民、安置难民、开垦山地,人口开始增长。我们去插队时,延安地区增长到120万人,今延安市已230万人。

可是,知青离开才短短几十年,那里就发生了一个千古未有的变化。再走黄河,再走陕北,我们能看到,面对城镇化的扩张,曾经遍布农户的黄土高原,村人在减少,村廓已萧条,农耕逐渐退去,农村开始解体。去年春天我和从陕北走出来的摄影家惠怀杰一起,从黄河东去的风陵渡开始,一路北上晋陕峡谷,直抵黄河西来的老牛湾前。黄河两岸,山陕乡村,尽收眼底。我们走进多少窑洞院落,都已窑门挂锁,荒草荆棘。我们走入多少古老村庄,都已废弃败落,幽僻凄清。一路所见,似残军废垒,瘦马空壕。我脑子里反复出现这么两句话:千村薜荔,万户萧疏。仅仅三十多年,诺大个黄土高原就已非当年。一村一村人去窑空,一座一座古寨荒疏,人文不再,我心悲凉。这不是我今生熟悉的黄土高原了。回到旅馆,关上房门,像个遗老似的,自己嚎啕大哭!

但我明白,一个在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中迅即消逝的文明,本来就是一个衰老的文明、临终的文明了。

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已经走到尽头

穴居是东亚人类最早的居住方式。四千多年前,中国史前最大规模的城市在陕北出现时,窑洞已是民居建筑。从那时至今,陕北民居始终以窑洞为主。在余家沟那个深山里,当年我们“农业学大寨”打坝取土时,在半山横向炸进去十几米,竟曾炸出古窑洞来,有烧黑了的炕板石——那时人已睡热炕。从炕边一把烂铁剑看,那窑洞像是汉代的,早被山体坍塌深深掩埋。陕北的居民一代一代离去,一族一族进来,一直生生不息地居住窑洞,没发现普遍居住房屋的历史。窑洞村落间,偶有转兵洞,古人深挖入山,不知走向。山上那些古烟墩儿——烽火台,默默地见证了古往的人间征战和黎民苦难。

窑洞的历史持续了几千年,直到1969年北京知青远来入住,暖窑热炕,红火数年。而今,知青离去并不久远,山川沟壑间的一个个村庄,就多寒窑冷炕了。窑里箱柜蒙尘,炕上旧物凌乱。棱窗少了窗花窗纸,院落多了蒿草酸刺。虽非洛殿铜驼之变,也使人感慨“会见汝在荆棘中耳”!村中即使有新的建设,也已不再是窑洞,而是预制板平房。2008年我们余家沟新村改造时,村民要盖平房,说他们祖祖辈辈住窑洞,今天就想改住房子了。我原来是大队书记,现在是村建设顾问,坚决反对盖平房,因为它冬冷夏热,不适用于黄土高原农村,同时我留恋村庄的窑洞风格。但是,我回村去开村民大会,也说不服。因为大家感觉,住在平房里,把炕改成床,就离现代化近了一步。这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结果可想而知。由此,可以看到,窑洞民居这种古老的人类穴居历史,离终点不远了。

2000多年前,从耒耜到牛耕的变化,确立了农业文明的成熟。史学前辈徐中舒说,耤地用的“犁”这个音,便是以前“耒耜”的合音。陕北的东汉画像石上,记载着牛耕推广早期的两牛一犋方式。这种方式在陕北保留了2000年,许多北京知青也曾扶犁双牛,赤脚耕山,如画像石上一般。知青在陕北农村,起圈送肥,扛耩上山,吆牛耤地,拿粪撒种,锄草收割,晾晒背打,熟悉赶羊踩地、拉牛踩场、连枷脱粒、木锨扬场等古老的农业生产技术,了解铡草拌料、饲喂牛驴、拦羊洗羊、搊(zao)绒剪毛的传统生产环节。牛耕农业的最后时代,知青们曾在这里汗滴禾下。如今,这一切也在消失远去,耕牛毛驴、耩子粪斗,都已渐渐稀有,擀毡解板、毛口袋毛袜子,已经处处难觅,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走到尽头了。

石磨、石碾同样是农业文明的标志物。蒙上驴眼,推磨滚碾,代代相传的食物加工方式,也曾带给知青烦恼和快乐。那时,碾边磨旁,鸡鸣狗咬,婆姨说笑,娃娃哭叫,人语声声,天然来往。可现在,在陕北的无数个村落乡间,无数的石磨废置在无数的清冷院里、闭锁门前、荒草之间。孙立哲说,他们关家庄现居住57户老人,没人再用石碾石磨加工粮食了。瓦缸酸菜、盘案风箱,陆续离开生活;糠麸米面,苦乐饥饱,已是遥远记忆。黄河畔上那人迹不至的古渡关津、孤独石碾,成了农业文明消逝的典型象征。

随着村落的荒疏,人群的离去,史铁生说的陕北民歌“吹散开在高原上”的情景,也难再遇了。陕北的踩场歌,那种听不清唱些什么的民歌,已经随着牛踩场的消失,永无声息了。而几千首陕北民歌,被传唱的实际上寥寥无几,山中更少听到。陕北乡间的传统秧歌场图,有旋转的原始河图,有八角的变形洛书,它们源自巫术时代人与天地的虔心交流。闹过秧歌的北京知青,终生难忘那种人人参与、全村红火的愉悦和忘我。现在,陕北秧歌开始了表演化转型,传统场图因受冷遇了。从歌词探寻陕北民歌的来历,可以找到宋元南戏,找到元曲。从图形探寻陕北秧歌的来源,则可以找到绝地天通,找到远古。但今天,在陕北乡间,它们也开始走向消失。

传统农业社会以宗族家庭为本位,用礼分别亲疏尊卑,稳定继承秩序,其核心是葬礼制度。虽然革命颠覆了社会传统,剥夺了权利继承,但陕北葬礼没被禁止,没被驱散,留下些侑食祭祀的仪式、戴孝五服的规矩。很多知青在陕北参加过乡间白事,接触到这种传统核心。陕北维系家族的标志,是至少三代的坟地,爷爷墓穴下方,有长子长孙墓穴正对其中,谓“抱穴口”。一位从横山县深山走出来的陕北朋友说,他终来死了,会埋回去给他的爷爷“抱穴口”,但他的儿孙,就“愿哪去了,不会回来了”。支撑着一个古老信仰的精神世界、维系了一个千载文明的敬祖文化,农业社会宗法制度在共产革命后的那一点点残存,或许也到此终结了。

知青经历的,是一个自然经济的文明,其生产工具的简单、生产技术的停滞、靠天吃饭的性质、自给自足的形态,完整地表现着那种传统经济形态的脆弱性、封闭性和落后性。插队在陕北的老知青,认识了传统乡间的聚落形态,经历了传统农业的生产生活,感知了传统文化的古老多样,青春一度付出,损益一言难尽。之所以记忆深刻,是因为,那种上山下乡,是农业文明才可能发生的故事。

上山下乡是一个防止文明进步的历史事件

知青上山下乡之时,中国农业文明已走过两千年。经历了循环往复的皇权、暴政、战乱、天灾后,到人民公社制度强制建立,农业文明终于凭藉强权,实现了从未实践过的平均主义原始理想,小农被捆绑为集体,失去了自主生产和支配收获的权利。用引进的理论,指导消灭分配差别和城乡差别。那不是天然形态的差别消失,而是人为形态的差别消灭。消失到消灭的一字之差,催生了斗争的快捷方式,建立了激进的进步目标,导致了剧烈的退步结果,造成了巨大的人道灾难。那是在非战乱历史环境中,中国农民最贫困饥苦的年代,最无法掌握自己温饱的年代,最没有自由的年代。除可能的天灾外,分配还受政权积累的影响,带有必然的不确定性。知青所插之“队”,是人民公社制度下强制农民群体依附自然经济、平均分配食物的“生产队”。在传统东方农业文明被改变得匪夷所思、乌托邦理想强行实践的最后过程中,知青上山下乡深刻地印记了那种历史特征。

据潘鸣啸《失落的一代》,“文革”期间,中国共招聘1400万人进城就业,其中600万是知青,800万是农民。1971和1972年,全国有800多万农民临时工转为固定工。那时认为,知识分子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劳而获的精神贵族”,白白让工人农民养活,具有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从具体的历史条件来考察,使知识青年“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农村进行思想改造,以实现“知识分子工农化”和“培养劳动者”,是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主要目的。因此,那时宣扬城市青年扎根农村、改当农民。上山下乡人数也是随着继续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强调程度而增加的,1955~1958年上山下乡8.7万人,1962~1966年人数增长15倍,到1967~1969年增长为54倍,470万人。1973~1977年,又有858万青年被卷进上山下乡大潮。那时,上山下乡成为政治动员方式推进的政治运动,是“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了。

如果城镇化是农耕文化转向新文化类型的进步方向,那么与城镇化方向完全相反的上山下乡运动,无法视为进步。如果农业文明的消逝和终结是社会的进步,那么向临终的农业文明学习的上山下乡运动,不能视为进步。回头望去,上山下乡是在一个文明没落时代发生的防止文明进步的历史事件。只有在农业文明时代,和政治动员体系下,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件。换任何一个社会政治条件,都不可能出现这种选择大规模知识人口迁徙农村的政治运动。

知青不过是农业文明时代的一部分而已。虽然他们给农村带去了城市的消息和文化的吸引,但以知识分子工农化运动对抗人类文明知识化的反智实践,决定了当年知青群体摆脱不了的落后性质。以人类文明进步的理念分析,始于1942延安整风、盛于“文革”上山下乡的知识分子工农化,传递的是一种非进步的“负”能量;而后来相反走向的知识化,才是社会进步的“正”能量。

上山下乡对个人的锻炼是真实存在的,个人损益不同、感受不一,但大多收获了坚强和爱心。所有苦难都可以使人经受历练磨练,可是苦难给人的磨练,并不证明苦难的正确。正如不能因为个人在战争或饥荒中经历了磨练磨难,就证明它们正确一样,我们无法用个人在其中得到的锻炼或后来取得的成就,去论证一个没落文明中上山下乡运动的正确性。

上山下乡运动产生的积极意义,与发动者的愿望恰恰相反,是使许多知青通过社会底层实践,深刻了解民间,对继续革命、阶级斗争理论,和用它们强力支撑的旧体制,发生彻底怀疑,转向独立思考,从而清醒地认知了人类文明进步的真谛所在。

老知青是农业文明消逝的亲历者

去陕北的这代知青,所经所历反差巨大。“少年不识愁滋味”时远离城市,在传统文明消逝的前夜,入乡随俗,耕种锄割,既适应农耕文化生存方式,又推崇人定胜天殉道献身,曾用立场寻找阶级斗争,更以人性相知贫困农民,接受朴实温暖的关爱,走过霜雪风寒的青春,竭力为乡亲排难解病,尽力教娃娃识字读书。这样的经历使他们初识人间苦难,改变观察视角,认知真实中国,因而造就了对时代的深刻反思,也建立起对乡村的深刻情感。晚年将至时,那些他们曾经生活的村落,却忽然冷落。青年时代的熟识老友,或亡故或远走;地畔炕头的当年红火,已云散已烟消。往日的村庄可能消失,往岁的农业即将消亡,往昔的文明必将消逝。它们不是以发展的方式长入新的文明,而是以消失的方式诀别传统文化。这种情况下,聚散无情时,知青们留恋的,是那往日的人文情感、质朴的真诚友谊。那是从此以后再难得到的人间珍品。

从文明史的角度看,上山下乡不过是须臾间事情,是旧文明里一种旧理想最后努力存在的一个历史现象。那种努力的失败,唱响了旧文明的挽歌。生产方式的改变,已经淘汰了那个时代。我们在为传统农业文明送葬的同时,也可以给上山下乡运动盖棺了。在知识文明即将到来的社会变迁、文化变迁中,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歌功颂德,反映了知青群体当年的落后性质。

值得关注的是,一方面,在知识文明时代,传统文化的经验必然成为知识创新的资源,成为个性化创造的启发;另一方面,传统文化本身也是一套知识系统,几千年来为民族规范着认识领域和认知方式,支持着这方土地的人文精神,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今天知青所回顾眷顾的生存经历、乡俗事物,都是农业文明的方方面面,也都是传统文化的点点滴滴。那些真实记录生存情境的历史图像,亲身经历多样文化的书写记述,其最大价值所在,是记忆消逝中的文明。

几千年间,经历了反复的毁灭和重生,农业社会逐渐成熟。无论怎样的天灾或人祸,农村总是农村。即使进入当代,传统社会的结构被共产革命根本改变,乡族自治变为政党统治,自耕土地变为群体耕种,大规模政治运动持续不断,农民失去土地和自由,但农业社会的基本单位——那些窑洞村落,依旧存在,农耕经济,仍然继续。

而今,城镇化告诉我们:一个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古老文明,正在消逝之中。一个人类社会的文化类型,正在消逝之中。人们离开故土村庄,但不是古代方式的族群迁徙,而是分散出去进城务工,放弃旧的农耕生存手段,建立新的知识生存能力。分散的迁徙,能力的改变,导致了族群文化、村落文化的传承终止、解体消散,一个个村庄从此将成为农业文明的遗址。

这一次变化的原因,不是曾经的古代战争、民族仇杀、人口迁徙,也不是政党发动。经济的发展,生活的变化,是突然到来的。非渐进的财富膨胀过程,导致了激进的城镇化进程和巨大的城乡差别。结果谁也没有料到,从陕北观察,抛弃农村、放弃农业、离弃农民,成了三农问题的又一种解决方案,成了消灭城乡差别的又一种快捷方式。这种快捷的变迁,也在成为传统的灾难。

去年春天我在陕北遇到一个画面,前面是大片拆迁废墟中坚持着的几眼窑洞,孤孤零零,后面是主体已经建起的一群二三十层高楼。这个画面,向我们展示了中国与其它许多国家不同的发展方式。现在在英国,我们可以在唐代的庄园里喝茶,在宋代的教堂里祈祷,在元代的大学里学习,在明代的酒店里住宿,在清代的地铁里坐车。伦敦开通地铁那年,石达开兵败大渡河。也是那年,陕西回乱初起,延安各县还住着上一批居民,几年后他们在冷兵器下生死不明永无下落。而在英国,至今,只要没被德国人炸毁的,他们都没拆,乡村也都在。人们可以坐在千年以前先人坐过的地方,往窗外欣赏千年以来不变的田园风光,蓝天碧水相映,绿草遍野起伏,白色羊群散落,没人开发。

在那里,传统文化是和平长入现代文明的,城乡差别是消失的而非被消灭的。那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在这里,激进的发展方式表现在了一个字上:拆。推土机暴力地埋葬传统,到处埋葬传统文化生存的聚落房屋。在财富的膨胀中,我们没有西方文明那种宗教精神的指引,也没有东方传统原来礼义廉耻的祖训,我们失去了对知识积累、社会关系、行为观念、精神价值的文化传承,以为财富增长等同于文明复兴,结果只能一步跌下文明的高岸,沉入财富的海洋。

曾经的农民已经自信地走向远方,不复回归;多样的文化必将无奈地叹息而去,消于无形。在传统文化无法和平长入现代文明时,记忆的价值强烈地凸显出来。这时我们意识到,一代知青,正是农业文明消逝的亲历者、见证人。人类历史上唯一的知青群体,结识了最后的传统农民,经历了最后的传统农业,了解了最后的传统农村。现在,目送它们消逝远去。知青的记忆里,有剪不断、理还乱的一生牵缠。

记忆消逝中的文明,是为人类文化留下遗产。知青经历的人生价值,就在于亲历农业文明,感知农业文明,记述农业文明。当农业文明无法与城镇化进步适应共生,而忽然消逝时,知青可以为后人认知曾经的文明——那其中的劳苦与煎熬、漫长和渴望、田园或荒唐,留下真实,留下细节,留下记忆。知青个体的人生经历,会因此而走出上山下乡的落后阴影,彰显人文意义的永恒价值。



王克明,1952年出生,曾在陕北插队十年,担任过生产队长、大队书记等。现任插队村庄延安余家沟村的建设顾问,主要从事陕北方言及民俗文化的历史继承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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