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神学与香港教会

作者:胡志伟


解放神学,一向在本港难以立足,杨牧谷于其着作《复和神学与教会更新》指出香港土壤根本容不下拉丁美洲解放神学与其衍生的亚洲本色神学在其中开花结果。(156–178页)。即或本港某些教会与机构圈子流行的神学意识形态,于其社会分析、释经取向与事工哲学等范畴接近解放神学,然而限于本港的历史处境与港人文化的兼容性,带有浓烈革命色彩的解放神学于教会现实中,充其量只宜学术研讨,不宜付诸行动!


笔者得承认某些先入为主的成见,导致本港教牧与信徒未曾虚心聆听解放神学工作者的呐喊,就草率定性这些神学见解为「离经叛道」、或扣上「马列主义的同路人」等罪状,却漠视了「上帝在贫穷人的挣扎和苦难中解放行动」(龚立人着《解放神学与香港困境》)。假若北美进口的神学一面倒倾向启蒙时期的唯理主义,否定了华人传统的情理兼备,南美传来的解放神学也不失为适切的调剂,散布着水深火热压制之下的悲情。古铁热等人的着作,倡导信徒群体不应坐视不理、起来行动的激情,重燃我们落实信仰的勇气与道义。古铁热着作的经典《解放神学》(A Theology of Liberation)一书,就如影片《战火浮生》(The Mission)一般,向观众展示的不是生硬冰冻的神学陈述,乃是火辣辣、满有动感的信仰叙述。对惯于坐听、拙于行动的本港信徒来说,解放神学为我们提供了真理与行动的整合。


对解放神学工作者来说,他们深感建制教会的结构与生活方式,已与历史脱节,未能具体落实耶稣在世的使命。迫切需要的,不是牧养方法的适应或更新,乃是教会的本质与使命的重新理解。笔者借用古铁热对教会的反省,引申为本港教会三方面的被掳。


一、被掳于建制中心化


古氏本着崭新视野审视教会,提出「教会非中心化」(un-centering of the church)的见解,他否定教会领袖把救恩囿限于建制教会之中,正确的教会观是为上主公义与和平的国度服务,服事社群就成为牧养的必然向度。(A Theology of Liberation,144页)。


教会本质是以民为本,因此,人民就是教会,而教会的使命必然朝向民众,迈向服事他人,并乐意分担人民的困苦与挣扎。古氏回顾教会历史的轨迹,指出初期教会正以「教会非中心化」的少数派定位于非基督化的世界之中。至第四世纪,教会形势大逆转,由少数受压制的摇身一变为掌权的多数派。建制教会「君士坦丁化」(透过政治力量控制一切),就逐步形成「教会之外无救恩」,错谬地把救恩囿限于建制教会的权力与组织之内。因此,信仰焦点逐渐由基督的救恩转移为维护「正确救恩」的教会。至中世纪的教会观,更受当时君主专制的理念影响,逐步巩固中央集权的科层架构,教皇制度从而更为牢不可破。教会中人对事物考虑与判断,往往要顾全体面、大局为重。


沿着古氏的思路,我们理解教会的首度解放在于放弃「教会本位主义」,不把建制教会看得过于重要,虚心承认历史洪流中的教会体制与组织其实是过渡性、可容许犯错的。若把古氏「教会非中心化」观念套用于本港教会,我们不难发现本土教会的主流意识偏重教会形像如「圣殿」或「上帝的家族」等,而「以地为本」的教会观引发的事工哲学,倾向于教会物业的自保与增值,形成强烈的「堡垒心态」(fortress mentality),造成教会被掳于自建的鸟笼之内。


不同宗派建立的大小堂会,事工的优先考虑往往以保护与坚固宗派既得利益为依归,信徒栖身于堡垒之中倍感安全,免受外界俗世的入侵。当堡垒条件丰裕之时,不妨派兵外出,扩展地界;然而身处逆境当中,难免要弃车保帅,顾全大局!谁不满意堡垒的自闭与运作,谁就只好离开,堡垒的稳定有赖群众的顺服与合作。


正因华人牧者与信徒过份保护「圣殿」的神圣不可侵犯,建制的体面不容有失,于是教会的大气候逐步规范了信徒凡事「循规蹈矩、不宜越轨」的核心价值。华人传统的闭关自守(或称为「锁国心态」),再结合北美入口而来基要主义的「堡垒心态」,形成华人教会浓厚的传统价值。于是,以「教会为家」的圣经教导,并非指向俗世伸延的人伦关係,反而演绎为维护家族企业利益的忠诚。


近年来,有少数教牧与信徒重新理解教会的定位在于崇拜与服事上主的子民,而非崇拜与服务的宗教场所。「教会非中心化」,意味着牧者与信徒破除「教会不容犯错」的神话,回复教会乃是由蒙赦免的罪人组成的信仰群体;既由血肉之躯的信徒一起共事,难免在行动上时有错失!


二、被掳于圣俗二分化


过往,教会惯于站在本身位置了解外在世界,并善用世界资源来达成教会目的,现今要倒转过来,重新从世界角度看待教会,思考教会该怎样贡献其力量促成人类社会的改革。


姑勿论我们是否赞同古氏与其他解放神学工作者对世俗的全面拥抱,古氏指出「自然」教义的形成(源自阿奎那Thomas Aquinas),正是圣俗分割的祸因。古氏认为中世纪教会为了维持超自然秩序内「恩典」的完整性,倡议「自然」作为补充,于是「恩典」与「自然」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后果就是人的本性失却了内在对神的渴求,不主动倾向「恩典」,也不敢厌恶「恩典」。


笔者看「自然」教义的流弊,造成信徒依附被动的心态,不肯积极投身俗世,建设社会;而钟摆另一端,就如古氏等解放神学工作者浪漫地以「自然」成全「恩典」(参与人类的解放就等同是基督的救恩作为)。教会如何正确理解「自然」,又如何处理「恩典」与「自然」若即若离的关係,有待华人神学工作者积极鑽研!


圣俗二分化造成华人教会对俗世心存浓烈的「敌我意识」,对外非友即敌,对内非谨守某套生活规范(如不抽烟、不饮酒、不赌博等),就不能分别为圣!圣俗分离的不当处理,其一带来信徒本身的人格分裂,其二是导致信徒不敢多言世事,返回教会就只谈抽象与离地的「属灵」。当教会圈内从来不谈公共事务,某些教会领袖又疑虑信徒的独立思考,开放言论可能倒过头来挑战建制的权威,于是教会就理所当然把一切俗事摒弃门外。只有当俗事明目张胆入侵圈内的圣洁,教会才急于回应,奋力对抗。


解放神学反对此种圣与俗、自然与超自然的划分,向我们指出全能上帝在一切凡俗事物上仍然掌权;神不曾把今世拱手相让予撒但,只不过是某些教牧与信徒一厢情愿把神排除,认为个人不愿趟的浊水,也出于善意不要让神介入。牛毕真(Newbigin)于Truth to Tell力言教会不单要在堂会中肯定真理,更要向该撒(指执政者)宣讲真理;教会不应问:「我们参与公共事务有何理据 ? 」倒要反问:「究竟我们有何理据建议 : 基督放弃其管治权于人类的公共生活?」


要走入社会,本港教会不应重蹈基要主义对俗世的敌视与对立;不怕沾上公众事务或政治。参与公共事务,确实为教会惹来麻烦,招来非议,然而基督岂不是那位《独排众议的基督》(借用司托德牧师一本着作名称)?


古氏坚信教会不该迴避争议,勇敢站在真理立场,肯讲真话;他站在受欺压的穷人立场,向不义的势力宣告上主的救赎与审判。我们要解放华人教会「怕事」的魔咒,先要鼓励信徒敢于表达不同的意见,哪怕意见不合于主流!


古氏敢于表达受欺压穷人的呐喊,拒绝接受现况的不义为上帝的旨意,并凝聚贫苦大众同一阵线参与争取社会公义的斗争之中。过激的革命性行动,未必适用于本港的处境;然而华人教会未能兼容过激的言论,甚至对社会不义缄默不言,这是我们的伪善与懦弱!


三、被掳于神学唯理化


古氏看教会的使命,不是凭空抽象理解,乃是与此时此地的历史与社会因素息息相关;重点不应放在哪类牧养方式是否合用,更应把历史与社会现况作为神学反省的核心。古氏认为神学既是与神交谈的言语,神学处理的内容不应与群众的具体生活割裂。解放神学首先反省教会内的的信仰实践,实践先于反省,然后反省是为了进一步实践。神学的主体就是上主在信徒群体中,甚或在未信世界中开展的解放工作。


正如龚立人所言:「神学是没有中立的,所有的神学都是投入(committed)和受其社会文化处境影响。」本港入口的欧美神学,大多本于中产阶层的兴趣品味发展,过份理论化与普世化,却与拉丁美洲人民的生活实况迥异,古氏为此深感不满,认为「解放神学要回答那些受经济和政治困扰人民的问题。」


根植于任何文化土壤的神学,必然先是处境神学,神学见之于「独特性」(particular),方能再现「普遍性」(universal)。笔者同意龚立人之观点,神学与处境恆常互动,反省与行动并行不悖。「解放神学的起步不是一套纯理念的神学,亦不是一套社会理论,而是一份出于情,对人类痛苦扎心的回应。」


神学的思考,不是来自神学院的专业考究(笔者不敢否定「专业主义」研究的贡献),乃来自教会具体面对的挣扎;解放神学工作者强调教会与贫苦大众的生活,就是神学思考的泉源;透过真实的信仰体验,我们方能作出深刻的反省与批判。无可否认,香港神学教育在过往十多年内,有骄人的成绩,无论师资水平、课程类别、院舍设施与报读人数等,均见提升。神学教育普及化与优质化固然可喜,然而套用古氏眼光看教会与神学之间主次关係,笔者深感本港神学依然被掳于唯理化的框架内。试看本港数份中文神学期刊内容,文章针对本港(包括教会在内)具体处境而撰写的佔数甚少,多是讨论高深或宏伟的神学或释经课题。


正因华人神学场景太辽阔、论点跨越时空,于是放诸四海皆照用无妨的思考,就变得不吃人间烟火、不切实际。在不少研讨会上,答桉往往是神学工作者的谦称:「这是应用的问题,留待教牧处理。」而另一面则是教牧的谦称:「这是神学的问题,请教神学工作者指引。」 彼此尊重对方的专长,不失为好事;然而此种划地为牢的分工,却造成现今神学与教会差距愈拉愈远,教牧的脑筋正好养懒,思考的责任就交给神学工作者吧!


解放神学提醒我们,真正的信仰实践与反省并非一小撮神学工作者的专利,信仰的言语不一定是艰深莫名的词彙;具有批判的反省是源自教会信众的生活挣扎(亦非建制或事工本身)。笔者认同龚氏所言,更进一步看所有神学必须理论与实践并重。现今本港神学的不足就是沿袭欧美启蒙理性的限制,知行划分;君不见神学工作者崇尚高谈与空谈,却不肯投入教会,有所行动;或教牧让行之有效的事工哲学主导一切,何用费心反省?教会远离群众、神学不谈民主与民生、思考不跟行动,这就是神学知识化造成的恶果!华人教会的改革,就是打破自设的或遗传的思想禁区,鼓励教牧与信徒不要返到教会,就丢下脑袋;不要奢望神学工作者能够指点迷津(若有的话,那是恩典),教牧与信徒反而一边做,一边反省,实践与反思并重。


借用解放神学的观点,实践在基督教信仰内扮演重要的角色(甚至倾斜实践,平衡冷漠与抽离),然而古氏等解放神学工作者关注的是经过反思的实践,他们看信仰至终的审判并非来自实践,却是源自上主启示的圣言。笔者批评神学唯理化并非要求本港教会重返华人教会过往的反智传统,乃要分辨理性与启蒙时期的唯理主义;麦格夫沿着历史轨迹分析,指出唯理主义的陷阱在于置启示的真理在人堕落认知的判断之下,而福音主义也深受其害。


华人的福音主义为了表明本身不是不学无术,可站稳在学术的尖端,更趋「学位主义」,间接造成的恶果是令广大信众误解神学,甚或望而生畏(太高深莫测了!)笔者认识不少教牧,身处牧养境况,就停止或放缓思考;遇到牧养疑难,至方便做法是寻求在上领导层(指宗派总会或区会)的指示。


现今本港华人教会陋习之一正是活动过多、反思不足;当大多教牧只重即时果效,热衷于追逐教内新兴事工潮流,亦间接助长了事工与思考的背道而驰。对年轻的教牧来说,事工的首要不关乎神学思考:「这样做是否合乎圣经真理 ?」往往受着功利主义支配:「这样做是否有效用 ?」本港华人教会若不及处理神学唯理化的流弊,思考与行动两极化的现象愈发严重,必然使信仰萎缩!


(此文原刊于《解放神学与香港困境》﹝香港,香港基督徒学会,1999年﹞,执笔时为驻堂牧者,现略作修改,对本港教会这三方面被掳立论,仍不过时。)


(转载自香港教会网站。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


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5.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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