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伞运动后教会可有贡献?既非亦是

黄顺成

(上)



七十多天的佔领运动看似落幕,但诚如《时代论坛》所指,雨伞运动后教会将「面对新一年的政改争议下半场,相信会继续面对压力,也会迎向挑战」(《时代论坛》头版专题,二○一五年一月四日,一四二七期)。教会在面对不同社会议题,如同性婚姻、家庭问题、变性人婚姻事件、菜园村及国教事件、以至近期的雨伞运动时,总被期望回应种种「挑战」,而此种现象总是不断重複出现。就以刚开始时的雨伞运动为例,这边厢有不少支持行动的教牧积极进场支援学生、争取真普选,在此笔者十分欣赏他们无私付出,以身犯险;那边厢反对示威的教牧亦毫不示弱地回应,据知某牧者便曾在週刊内鼓励会友签名反对佔中。其实无论支持与否,两方都是围绕政治事务而转动,并期望对当下政治局面作出一点贡献,就笔者看来彼此对峙的立场下,仍有共同的特点:基督徒要进场,为社会带来更大福祉。引伸的问题是我们应如何理解政治?其次,是否如此参与便能造福社会?


牟宗三在〈论政治神话之形态〉中曾以「即事以穷理、立理以限事」来讨论政治运动,他指走没有概念的政治运动,只会是英雄主义的路数,这「是靠领导者个人强烈的生命、英雄的姿态、豁达的气度,来吸众群众,团聚一部份立体的力量来驰骋纵横,开出新局。他们当然也有名号(这也可说是概念),但那名号很简单,就是『伸大义于天下,拯人民于水火』」。1换言之,便是没有特定的内容。但当英雄主义式的政治运动结合某种概念时,便会成为概念性的政治运动,而若为既有概念所限,并强加于事物本身,则将成极权主义,2这是立理以限事,牟宗三称之为「硬来」。故此,当牧者被期许以不同形式进场时,或教会被期望与要求在当下政治现况中作出「表态」、「贡献」时,这便是错误的提问了,因为我们以为只有一种形式的政治。故此,要如牟宗三所言,从事物自身所呈现的去了解它,否则只是立理以限事,结果以为具有一定的内容,而未能「开出并保障实层上的活转之自由,开出并保住许多事实的可能性」。3在此笔者认为犹太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对政治的分析能提供另一种视角。


阿伦特之政治分析


阿伦特区分「本真政治」(authentically political)与似是而非的本真政治,而后者始于苏格拉底(Socrates)事件,并奠定于柏拉图(Plato)思想及传承至今的西方形而上学。按阿伦特分析,问题是政治事务不断受到忽略,致令政治与哲学对立起来,而其「本真政治」亦建基于她对人的行动之理解。阿伦特在《人的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中把人的活动分为三种,分别是劳动(labour)、製作(work)和行动(action),它们各有其内在运作逻辑,且按不同标准进行活动。劳动是人们维持生命的必要手段,是为了满足人生存的必需品,换言之,「劳动即是人的生命本身」;4製作就是製造东西,是人在自然界的活动,开闢出人类文明,故此是具有创造性的活动,同时比劳动具有持久性及稳定性,而製作就是让人从生命自然循环中摆脱开来;5行动是人们之间直接进行的活动,是指「人们而不是人类居世的群体条件。一切人的条件都与政治相关,而群体性则是所有政治生命的重要条件,不仅仅是充分条件,而且还是必要条件」,6 这便与前两者区别开来,前者属于人类活动的私人领域,而后者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活动,亦即主体间通过言语及行动在有界限的空间展现自我,故此这是在公共领域发生,且在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过程中,使人因行动而获得人性,成就真正人的生活。这方面阿伦特是承接希腊城邦政治的传统──人藉言语及行动去参与政治,在其中人们藉此既把自身与他者区分出来,也通过言语及行动克服彼此的差异,于是人是在言行中揭示他自身,并彰显自己。如此说来,教会岂不应该积极参与政治?就笔者看来既非亦是,因为这离不开现代性的问题。


阿伦特认为,近代以来所谓的政治概念,实际上是指一种支配(ruling/dominating)现象,而现今人所指的公共领域,其实是希腊社群中家庭领域的延展,即以必然性为原则,存在着命令与服从(主人与奴隶)关係,而这是为了满足生存需要,于是劳动与製作活动的原则佔主导位置,结果「我们是以一种家的形象来看待公民团体以及政治共同体,它每天的日常事务必须通过一个巨大的、全国性的家务管理机构来照管。」7那它们是甚么运作原则及逻辑呢?塞瑞娜潘琳(Serena Parekh)在《阿伦特与现代性的挑战》(Hannah Arendt and the Challenge of Modernity)中指:「劳动动物根据活着和使生活舒适来理解每件事。製作者则根据有用性来看待每件事,从而将每件事视作某一目的的手段。」8现代性的特徵是失落公共及私人领域的价值,潘琳便认为阿伦特的分析,是指此现代性的气质被目的与手段、支配及控制所统治,而这种态度、习惯及信念最终塑造现代的「政治」。9由此而言,阿伦特认为现代政治是似是而非的本真政治,它追求的是支配及控制、是手段与目的,亦呈现工具性的特徵,而本真政治却是人性的呈现、自由的协作。如此看来,当要求教会委身现代「政治」时,教会只是沦落的表现,只要在前者底下,就算和平、非暴力亦只是工具,其本质仍是支配,如此说来,教会不应及没有任何贡献,因为基督信仰不是动员的口号、教会不是提供人力支援的粮仓。问题是教会本身是否与政治绝缘?(待续)


编按:分题为编者所加。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台北:学生书局,1996),页87。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页91。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页91。
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竺乾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页1。
阿伦特:《人的条件》,页135。
阿伦特:《人的条件》,页1。
阿伦特:《人的条件》,页23。
塞瑞娜.潘琳:《阿伦特与现代性的挑战》,张云龙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页57。
潘琳:《阿伦特与现代性的挑战》,页56。


(下)


其实教会的政治就是回应本真的政治,见证失去「政治」的世代能见政治真貌,故此教会仍能贡献当下政情,就是在肢体间呈现另一种政治,亦即肢体政治(body politics)。尤达(John Howard Yoder)便尝试阐述当中的意义:「成为政治就是作出决定、分配角色、分发权力,而且作为一个身体/肢体,基督教社群定意实行这些功能事务。」1故此,教会虽是一政治实体(a political reality),且自身有着城邦(polis)的功能,但其运作原则及逻辑便断乎不是为了自身存活及生活舒适,亦非用有用性来看待每件事,把事物视作某一目的工具。教会是真正的公共领域,在其中基督肢体藉言语及行动去面对彼此的差异,更进而呈现出新人性、成就真正人的生活。尤达道出教会五种具体践行(practices),但笔者认为今天更要重视「綑绑与释放」(Binding and Loosing)的工作,这同样是基督信仰群体「造福」社会的途径,也是教会独特的贡献。


尤达在〈会众成熟而为一个辨识及宽恕的身体〉(The Congregation Maturing as a Discerning and Forgiving Body)中,指太十八15-18提及「綑绑与释放」时,其实具有两重意思,其中「释放」是宽恕(to forgive),而「綑绑」是抑制团契(to withhold fellowship),然而在新约时代犹太拉比们惯用此片语去表达律法上的义务,于是「綑绑」是律法上禁止的(to forbid),而「释放」则是律法上准许的(to allow)。同文,尤达认为耶稣运用这个词彙,作为面对道德抉择时的方法,即运用上帝的律法去回应当前的问题,而耶稣应许进行这辨识(discernment)过程是具有神圣的权威,这便涉及其在教会的中心性问题。首先,「綑绑与释放」一词只在福音书内提及,而于马太福音初次出现之处,是耶稣述及「教会」的经文(十六18-19),教会因此被定义为发生「綑绑与释放」的地方,甚至可以说,若没有发生此践行,则「教会」并不完全存在。此外,「綑绑与释放」是教会被授权去委身上帝之处,就在会众聚集践行时,耶稣赐下应许(太十八19-20;约十四26,十六12,二十22),在聚会中的人奉主的名行此事,基督(或灵)便临在当中,尤达更指在新约中圣灵的礼物往往与辨识及宽恕(如徒一8)相连。儘管宽恕和辨识似乎具不同焦点,2但其实当我判断我的弟兄犯罪时,自身便预设了特定的道德立场,彼此对事件可能有不同的观点,但在教会帮助下,彼此关于对、错的辨识将受到挑战、确认或改变。当达到决定时,它将成为教会的共同资源,从而有助于积累道德洞见,以引导教会的未来,而此辨识过程亦修正彼此过去或不合适的道德抉择,以面对今时的景况,结果将更新道德视野。


教会政治的中心性,便在于践行辨识及宽恕,而教会直接育成会众的政治行动,便离不开在教会中引导他们学习辨识的功课,为的是洞察甚么需要改变、甚么仍未过时,不是全然拉倒、也不无限拥戴。故此,教会对现代政情并没有任何具体贡献可言──其独特贡献也与社会期望大相径庭──她辨别甚么将要过去、甚么是新的共识,而教会更独特的视觉便是洞察罪的存在:罪不独是不公义,恶者更让罪渗入事物当中,阻碍各自在终末途上展现出自身的美好特质,故此教会的责任便要辨识权势的渗透,以免共同陷入恶者的计谋中。教会在终末视野下仍能有所贡献,但这却不是支配与控制、手段与目的的政治,在此范畴下的「贡献」,只会令教会失去自身的政治性,甚至是降格的表现。作为基督的身体,其首要政治任务便是育成会众发展成熟而为一个辨识及宽恕的身体。(全文完)


John Howard Yoder, Body Politics: Five Practices of the Christian Community Before the Watching World (Scottdale, PA: Herald Press, 2001), ix.
有关宽恕与辨识的关係,可参刘振鹏:〈「捆绑与释放」:尤达之宽恕观的基础〉。《山道期刊》卷十一第二期(2008年12月),页5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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