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七十多天的佔领运动看似落幕，但诚如《时代论坛》所指，雨伞运动后教会将「面对新一年的政改争议下半场，相信会继续面对压力，也会迎向挑战」（《时代论坛》头版专题，二○一五年一月四日，一四二七期）。教会在面对不同社会议题，如同性婚姻、家庭问题、变性人婚姻事件、菜园村及国教事件、以至近期的雨伞运动时，总被期望回应种种「挑战」，而此种现象总是不断重複出现。就以刚开始时的雨伞运动为例，这边厢有不少支持行动的教牧积极进场支援学生、争取真普选，在此笔者十分欣赏他们无私付出，以身犯险；那边厢反对示威的教牧亦毫不示弱地回应，据知某牧者便曾在週刊内鼓励会友签名反对佔中。其实无论支持与否，两方都是围绕政治事务而转动，并期望对当下政治局面作出一点贡献，就笔者看来彼此对峙的立场下，仍有共同的特点：基督徒要进场，为社会带来更大福祉。引伸的问题是我们应如何理解政治？其次，是否如此参与便能造福社会？


牟宗三在〈论政治神话之形态〉中曾以「即事以穷理、立理以限事」来讨论政治运动，他指走没有概念的政治运动，只会是英雄主义的路数，这「是靠领导者个人强烈的生命、英雄的姿态、豁达的气度，来吸众群众，团聚一部份立体的力量来驰骋纵横，开出新局。他们当然也有名号（这也可说是概念），但那名号很简单，就是『伸大义于天下，拯人民于水火』」。1换言之，便是没有特定的内容。但当英雄主义式的政治运动结合某种概念时，便会成为概念性的政治运动，而若为既有概念所限，并强加于事物本身，则将成极权主义，2这是立理以限事，牟宗三称之为「硬来」。故此，当牧者被期许以不同形式进场时，或教会被期望与要求在当下政治现况中作出「表态」、「贡献」时，这便是错误的提问了，因为我们以为只有一种形式的政治。故此，要如牟宗三所言，从事物自身所呈现的去了解它，否则只是立理以限事，结果以为具有一定的内容，而未能「开出并保障实层上的活转之自由，开出并保住许多事实的可能性」。3在此笔者认为犹太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对政治的分析能提供另一种视角。


阿伦特之政治分析


阿伦特区分「本真政治」（authentically political）与似是而非的本真政治，而后者始于苏格拉底（Socrates）事件，并奠定于柏拉图（Plato）思想及传承至今的西方形而上学。按阿伦特分析，问题是政治事务不断受到忽略，致令政治与哲学对立起来，而其「本真政治」亦建基于她对人的行动之理解。阿伦特在《人的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中把人的活动分为三种，分别是劳动（labour）、製作（work）和行动（action），它们各有其内在运作逻辑，且按不同标准进行活动。劳动是人们维持生命的必要手段，是为了满足人生存的必需品，换言之，「劳动即是人的生命本身」；4製作就是製造东西，是人在自然界的活动，开闢出人类文明，故此是具有创造性的活动，同时比劳动具有持久性及稳定性，而製作就是让人从生命自然循环中摆脱开来；5行动是人们之间直接进行的活动，是指「人们而不是人类居世的群体条件。一切人的条件都与政治相关，而群体性则是所有政治生命的重要条件，不仅仅是充分条件，而且还是必要条件」，6 这便与前两者区别开来，前者属于人类活动的私人领域，而后者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活动，亦即主体间通过言语及行动在有界限的空间展现自我，故此这是在公共领域发生，且在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过程中，使人因行动而获得人性，成就真正人的生活。这方面阿伦特是承接希腊城邦政治的传统──人藉言语及行动去参与政治，在其中人们藉此既把自身与他者区分出来，也通过言语及行动克服彼此的差异，于是人是在言行中揭示他自身，并彰显自己。如此说来，教会岂不应该积极参与政治？就笔者看来既非亦是，因为这离不开现代性的问题。


阿伦特认为，近代以来所谓的政治概念，实际上是指一种支配（ruling／dominating）现象，而现今人所指的公共领域，其实是希腊社群中家庭领域的延展，即以必然性为原则，存在着命令与服从（主人与奴隶）关係，而这是为了满足生存需要，于是劳动与製作活动的原则佔主导位置，结果「我们是以一种家的形象来看待公民团体以及政治共同体，它每天的日常事务必须通过一个巨大的、全国性的家务管理机构来照管。」7那它们是甚么运作原则及逻辑呢？塞瑞娜潘琳（Serena Parekh）在《阿伦特与现代性的挑战》（Hannah Arendt and the Challenge of Modernity）中指：「劳动动物根据活着和使生活舒适来理解每件事。製作者则根据有用性来看待每件事，从而将每件事视作某一目的的手段。」8现代性的特徵是失落公共及私人领域的价值，潘琳便认为阿伦特的分析，是指此现代性的气质被目的与手段、支配及控制所统治，而这种态度、习惯及信念最终塑造现代的「政治」。9由此而言，阿伦特认为现代政治是似是而非的本真政治，它追求的是支配及控制、是手段与目的，亦呈现工具性的特徵，而本真政治却是人性的呈现、自由的协作。如此看来，当要求教会委身现代「政治」时，教会只是沦落的表现，只要在前者底下，就算和平、非暴力亦只是工具，其本质仍是支配，如此说来，教会不应及没有任何贡献，因为基督信仰不是动员的口号、教会不是提供人力支援的粮仓。问题是教会本身是否与政治绝缘？（待续）


编按：分题为编者所加。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台北：学生书局，1996），页87。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页91。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页91。
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竺乾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页1。
阿伦特：《人的条件》，页135。
阿伦特：《人的条件》，页1。
阿伦特：《人的条件》，页23。
塞瑞娜.潘琳：《阿伦特与现代性的挑战》，张云龙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页57。
潘琳：《阿伦特与现代性的挑战》，页56。


（下）


其实教会的政治就是回应本真的政治，见证失去「政治」的世代能见政治真貌，故此教会仍能贡献当下政情，就是在肢体间呈现另一种政治，亦即肢体政治（body politics）。尤达（John Howard Yoder）便尝试阐述当中的意义：「成为政治就是作出决定、分配角色、分发权力，而且作为一个身体／肢体，基督教社群定意实行这些功能事务。」1故此，教会虽是一政治实体（a political reality），且自身有着城邦（polis）的功能，但其运作原则及逻辑便断乎不是为了自身存活及生活舒适，亦非用有用性来看待每件事，把事物视作某一目的工具。教会是真正的公共领域，在其中基督肢体藉言语及行动去面对彼此的差异，更进而呈现出新人性、成就真正人的生活。尤达道出教会五种具体践行（practices），但笔者认为今天更要重视「綑绑与释放」（Binding and Loosing）的工作，这同样是基督信仰群体「造福」社会的途径，也是教会独特的贡献。


尤达在〈会众成熟而为一个辨识及宽恕的身体〉（The Congregation Maturing as a Discerning and Forgiving Body）中，指太十八15-18提及「綑绑与释放」时，其实具有两重意思，其中「释放」是宽恕（to forgive），而「綑绑」是抑制团契（to withhold fellowship），然而在新约时代犹太拉比们惯用此片语去表达律法上的义务，于是「綑绑」是律法上禁止的（to forbid），而「释放」则是律法上准许的（to allow）。同文，尤达认为耶稣运用这个词彙，作为面对道德抉择时的方法，即运用上帝的律法去回应当前的问题，而耶稣应许进行这辨识（discernment）过程是具有神圣的权威，这便涉及其在教会的中心性问题。首先，「綑绑与释放」一词只在福音书内提及，而于马太福音初次出现之处，是耶稣述及「教会」的经文（十六18-19），教会因此被定义为发生「綑绑与释放」的地方，甚至可以说，若没有发生此践行，则「教会」并不完全存在。此外，「綑绑与释放」是教会被授权去委身上帝之处，就在会众聚集践行时，耶稣赐下应许（太十八19-20；约十四26，十六12，二十22），在聚会中的人奉主的名行此事，基督（或灵）便临在当中，尤达更指在新约中圣灵的礼物往往与辨识及宽恕（如徒一8）相连。儘管宽恕和辨识似乎具不同焦点，2但其实当我判断我的弟兄犯罪时，自身便预设了特定的道德立场，彼此对事件可能有不同的观点，但在教会帮助下，彼此关于对、错的辨识将受到挑战、确认或改变。当达到决定时，它将成为教会的共同资源，从而有助于积累道德洞见，以引导教会的未来，而此辨识过程亦修正彼此过去或不合适的道德抉择，以面对今时的景况，结果将更新道德视野。


教会政治的中心性，便在于践行辨识及宽恕，而教会直接育成会众的政治行动，便离不开在教会中引导他们学习辨识的功课，为的是洞察甚么需要改变、甚么仍未过时，不是全然拉倒、也不无限拥戴。故此，教会对现代政情并没有任何具体贡献可言──其独特贡献也与社会期望大相径庭──她辨别甚么将要过去、甚么是新的共识，而教会更独特的视觉便是洞察罪的存在：罪不独是不公义，恶者更让罪渗入事物当中，阻碍各自在终末途上展现出自身的美好特质，故此教会的责任便要辨识权势的渗透，以免共同陷入恶者的计谋中。教会在终末视野下仍能有所贡献，但这却不是支配与控制、手段与目的的政治，在此范畴下的「贡献」，只会令教会失去自身的政治性，甚至是降格的表现。作为基督的身体，其首要政治任务便是育成会众发展成熟而为一个辨识及宽恕的身体。（全文完）


John Howard Yoder, Body Politics: Five Practices of the Christian Community Before the Watching World (Scottdale, PA: Herald Press, 2001), ix.
有关宽恕与辨识的关係，可参刘振鹏：〈「捆绑与释放」：尤达之宽恕观的基础〉。《山道期刊》卷十一第二期（2008年12月），页5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