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我为什么不想再回山西





我出生在1976年的山西。山西姑娘没见过小溪青山之类,基本上处处灰头土脸。

我1993年考大学离开山西,坐了三十多小时火车到湖南,清晨靠窗的帘子一拉,我都惊住了,一个小湖,里头都是荷花——这东西在世上居然真有?就是这个感觉。孩子心性,打定主意不再回山西。就在这年,中国放开除电煤以外的煤炭价格,我有位朋友未上大学,与父亲一起做生意,当时一吨煤17元钱,此后十年,涨到1000多元钱一吨。煤焦自此大发展,在山西占到GDP的70%,成为最重要支柱产业。



2006年我回山西采访,在孝义县城一下车就喉头一紧。女导演老郝说:“哎,像是小时候在教室里生煤炉子被呛的那一下。”

是,都是硫化氢。

不过更危险的是闻不到的无味气体,那是一种叫苯并芘的强致癌物,超标9倍。在离村口小学50米的山坡上,是一个年产60万吨的焦化厂;对面100米的地方是两个化工厂。不过,即使这么近,也看不清这些巨大的厂房,因为这里的能见度不到十米。

村里各条路上全是煤渣,路边庄稼地都被焦油染硬了,寸草不生。

我们刚进市区,干部们就知道了。看见我们咳嗽,略有尴尬,也咳了两声,说酒店里坐吧。酒店大堂是褐色玻璃,往外看天色不显得那么扎眼,坐在里头,味儿还是一样大。大家左脚搓右脚,找不出个寒暄的话。

干部拿出钱,绿莹莹一厚叠美金:“辛苦了。”

后来知道,之前不少记者是拿污染报道要挟他们,给了钱就走成了个模式。

跟我们一块去的是省环保局的巡视员,老郝叫人家“老头儿”。老头儿给我们说了个笑话,说前两年这城市的市长到深圳出差,一下飞机晕倒了,怎么救都不醒。还是秘书了解情况,召来一辆汽车,冲着市长的脸排了一通尾气,市长悠悠醒了,说:“唉,深圳的空气不够硬啊。”

市政府的人一边听着,干笑。

市长把我们领到会议室,习惯性地说:“向各位汇报。”从历史说到发展,最重要的是谈环保工作的进展。老郝凑着我耳朵说:“他们肺真好,这空气,还一根烟连着一根的。”

讲了好久,市长说:“经过努力,我们去年的二级天数已经达到了一百天。”

我问:“这个城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回头来看的话,这个代价是不可避免的吗?”

市长说:“这个代价是惨痛的。”

我再问:“是不可避免的吗?”

市长端起杯子喝口水,看着我:“政府对于焦化,始终是冷静的。我们采取措施之后呢,后面的这股劲我们给压住了。”

“压住了?”我问,“压住了还会有三十多个违规项目上来吗?”

“因为当时有个投资的狂热,他们都想做这个事,市场形势特别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态度是坚决的。”

“如果你们态度坚决的话,那么这些违规项目就应该一个都不能上马才对呀?”他又拿起杯子喝了一口水,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

晚上我跟老郝在宾馆,正准备休息。

有人敲门,是厂子老总的大儿子。手里拎一个布袋子,又沉又胖,带子绕了两圈缠在手上。看我一眼,说:“你能不能出去一下?”

呵呵,我说“你们谈,你们谈”,进了洗手间,把水龙头打开,把门关上。等我洗完澡出来,这哥们走了。

老郝靠床上冲着我笑。

我只好说:“我们山西人太实在了,真不把主持人当回事儿啊,就奔着导演去。”我俩躺在床上猜了好久,一个布袋子里到底能装进去多少钱。

节目没播成。
    
  
十年后再见我做煤炭生意的那个朋友,他已经把矿倒手卖给了别人,名片换成了北京一家手机动画公司。我问为什么,他说“钱也挣够了”。 

我再问,他说:“这行现在名声不好。”

再问,他说:“那矿只能挖50年了。”

再问,他眯眼一笑,伸了两根指头,“其实是20年。” 

煤炭的开采不会超过千米,挖穿之后就是空洞,如果不花成本回填,空洞上面的岩层、水层都会自然陷落,老头儿说过,“山西现在采空区的面积占到七分之一了,到2020年,全省地方国有煤矿将有近三分之一的矿井资源枯竭闭坑,乡镇煤矿近一半矿井枯竭。”  

做节目时我到了采空区。  

我去的叫老窑头村。 20世纪90年代当地有句话,“富得狗都能娶到媳妇”。现在村里煤矿由村主任承包,一个煤矿一年可以挣上千万,每年上交村里8万。1300人的村庄,人均年收入不到600元。人们过得比十年前还穷。

村委会主任竞选,两个候选人一夜没睡,雇人骑摩托车发单子。稀薄的粉红色纸,格式都一样,承诺当选的几件实事,最后一行是承诺给多少现金,这格空着,临时用圆珠笔往上写,挨家挨户送,刚出生的小孩儿也算人头。

全村人一夜没睡,门大开着,听见摩托车响就高兴,摩托车经过不带减速的,纸向门环上一插———这人出一千,那个人出一千五、两千……两千五……两千七百五。天亮了。

但第二天唱票的时候,反而两千五的那个赢了。他把现金搬去了,两百多万,放在一个大箱子里,搁在大戏台子上。一打开,底下的人眼都亮了。

现场欢天喜地把钱都分了,乡人大主席团的主席坐在台上看着,对我说:“我管不了。我管,老百姓要打我。”

“反正也不开村民代表大会,煤矿的事只是村长一个人做主,也不给分钱。”老百姓说,他们的选择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理解,“选谁都行,我们就把这选票当分红。”

只有一个矮个子老人,几乎快要跪下来让我们一定要去他家看看。他扯着我一路爬到山顶,看他家新盖的房子。整面墙斜拉开大缝子,摇摇欲坠,用几根木头撑起来。他家的正下方就是煤矿,水源已经基本没水了,他在檐底下搁只红色塑料桶,接雨水。

村里人看他跳着脚向我哭叫几乎疯癫的样子,都笑了。他们的房子在半山腰,暂时还没事。原村长和书记都在河津买了房子,不住在这儿。
  
  
我不再想回山西了。

我妈和我妹都来了北京,山西我家不远处是火车站,为了运煤加建的专门站台就在十米开外,列车昼夜不停,轰隆一过,写字台、床都抖一阵子,时间长也习惯了。但盖了没几年的楼,已经出现沉降,一角都斜了。我怕楼抖出问题,劝我爸:“来吧。”他不肯,家里他还有病人、吃惯的羊汤和油粉饭,一路上打招呼用不着说普通话的熟人。他说:“你们走吧,我叶落归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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