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唐僧:向隅而泣

肉唐僧




玉闪进去59天了。他早晚会进去。对此,他有预判,我也有预判。但不同的是,他早有准备,也坦然接受。相比于玉闪,我却只是个玩票的。这个玩票,一是源于恐惧,我最怕的还不是打,内人党那会儿让人站几天几夜不许动,这个想想就崩溃。据说现在改良成把人拷成一个很难受的姿式,也是几天几夜没法动。龚刚模被吊着五天五夜,屎尿流出来,放下来让他脱了衣服擦干净,然后再吊。这种类型的惩罚对我实在是太可怕了。相比之下,余杰被逼着当着摄像机抽自己耳光、自慰,我觉得好很多。可能我脸皮比较厚吧。

我的玩票,第二个原因是源于观念上的坚持。我始终认为,政治表达的基础是人格独立,而人格独立的前提是财政自由。所以如果我没有钱养活自己和家人,我会退出公共政治行动和表达。哪怕是去送桶装水看自行车,我也不许自己因为政治观点而获得经济上的丝毫利益。在一个专制社会中,我以履行公民义务来要求自己,但我拒绝成为一个以政治为生的人。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靠手艺吃饭才算体面。这观念在当今社会当然已经很迂腐了,但没办法,就像个系统预装的bug。哪成想带着这个bug混来混去,我好好的一个医生竟然混成了作家,也算是造化弄人。王尔德说过一句很残酷的话:“生活是这个世界上最稀罕的东西,绝大多数人,只是存在而已”。这句话的残酷之处在于他指明了,绝大多数人缺乏的并非自由选择的机会,而是意愿。

我需要维持那个“靠手艺吃饭才算体面”的迂腐观念,需要维持为成为一个作家而心怀愧怍的感觉,其实和我死也不肯以政治为谋生手段一样,不过是一种做作的观念拧巴,用以调剂对那“存在”的厌倦,像无聊时的响指,夜行时的口哨。人被吊起来不许他动的时候,打响指和吹口哨,大概是他仅能做的事情了。

送饭恍如隔世。我为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立人大学讲课的时候,玉闪当着学生的面夸我说我“无怨无悔”。这不是真的,我很后悔。如果让我从头来过,我会选择不做。我是真没想到让我付出了这么多。玉闪被抓后,虽然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但心里还是怕得不行。这和王登朝、许万平、倪玉兰、肖勇什么的完全是两回事儿。我不认识他们,他们对于我来说只是个陌生的名字,而玉闪却是我极亲近的朋友。但我也只敢给阿潘发了条短信:“保重”,然后就一直装死,看着他们一个个被抓。到徐晓、小何那拨,反倒是阿潘带着哭腔打电话给我:“唐僧,你没事儿吧?”我心里惭愧极了。

我和玉闪认识三年多了,我视他为毕生的挚友,原因只有一个:他以强迫他人为耻。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子欲立则立人,子欲达则达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个层面,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理念和行动都完美无缺。按理,这样高大上的人,只可远观,高山仰止,然后心怀疑虑,总觉得缺了人味儿,让人心里不踏实。就像陈光诚,光鲜得——用老罗的话说——没有朋友,直到他在朝阳医院里怂了,决定携家人远遁美帝。多少人为他的这个决定扼腕痛惜。但我是从那以后,才真正喜欢上他的。我喜欢有恐惧感的人,我喜欢肯为家人与亲情而放弃政治理念的人。有一次,玉闪和我谈到高智晟,说当初一群人约好,高被抓之后就一个一个地跳出来,“同罪同罪”,连顺序都排好了。但高真进去之后,只有郭飞雄一个人跳出来,其他人都怂了。“我也是怂人里的一个,飞雄替我们承担了一切”,玉闪满脸羞愧地说,表情像个孩子。

玉闪在被抓前和我最后通的电话,就是和我商量如何给郭飞雄的妻儿弄点生活费。他不是个狂热分子,不肯将任何人工具化使用,这让我心里踏实。

这些天,一直在想玉闪,也对照着想我自己。为什么两个理念高度一致的人,在行动的选择上却是如此不同?他有个外号叫野猪,我就安慰自己说他比我笨,没有观念上的各种拧巴和诡计,所以傻乎乎的只能去行动。但这想法最终没能说服我。更接近事实的说法可能是:他更聪明,也比我更能感受到理念的力量,于是对于不义和邪恶更加不能忍受。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不幸,通过理念的传导,让他以为就是加诸自己身上,所以就没法子做到袖手旁观。

We are all in the gutter,but some of us are looking at the stars——仍然是王尔德说的。仰望星空的是我,而玉闪,却在阴沟里横冲直撞,头破,满身泥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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