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今天是苏联解体二十三年纪念日。当我们谈论政治，当我们尝试衡量一个国家的寿命，我们往往想到的往往是数据，飞机、坦克、经济、黄金储备。如果你是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或许你还会考虑领导人是否足够冷酷无情，是否够厚够黑。可是问题来了，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大多数成员衣食无忧的帝国，是否可能仅仅因为它的人民厌恶了日常生活中层出不穷的虚伪、腐败和缺乏尊严而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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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革命都是一部拍案惊奇，其中尤以俄国革命为胜。在走向1991年的那些年间，事实上没有一个西方的专家、学者、官员和政客预见到了山雨欲来的苏联以及与其相联系的一党专政、国有经济和克里姆林宫所控制的国内和东欧帝国的分崩离析；除了一个例外，也没有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甚至未来的革命者本身——从他们的研究报告判断——意识到了这一结局的到来。当1985年戈尔巴乔夫成为了苏共总书记时，他的同僚们也完全没能预测到革命危机即将到来。虽然对于苏联体制中存在的问题的广度和深度存在不同的见解，但没有人认为这些问题会危及到苏联的存在，至少不会那么快。

这样一种让人惊诧的普遍性短视的根源在哪里呢？西方专家没有能预测苏联解体部分地可以归因于某种历史修正主义，即反反共主义在起作用，这种观点倾向于夸大苏维埃政权的稳定性和合法性。然而，另外一些完全算不上亲苏的学者，也对苏联的死亡感到费解。美国冷战战略的设计师之一，乔治·凯南写道，纵观“整个现代国际关系的历史”，他发现“完全找不到任何一个事件像自俄罗斯帝国起到其后的苏联这样的强权突然倒塌、完全解体甚至消失那样诡异，让人惊诧和令人费解”。曾任美国前总统里根顾问的理查德·派普斯，他可能是美国最富盛名的研究苏联的历史学家，也惊叹道苏联的解体“出乎意料”。而保守的《国家利益》杂志1993年特刊中一系列关于苏联解体的文章也以“诡异的苏共死亡”为标题。

如果苏联的解体容易理解的话，这种集体的错误判断早就与其他社会科学中的怪异事件一样安全地埋葬在档案之中了。然而，直到二十年后的今天，假设苏联可以继续保持其当时的状态，或者最多不过开始长期的衰退，仍然是貌似合理的结论。

确实，1985年的苏联拥有和十年前几乎一样的自然和人力资源。同样确定的是，当时苏联人民生活水平大大低于东欧国家，更别说西方。短缺、食品配给和极度贫困是普遍性的。但过去苏联曾经面对过更大的困难，其应对丝毫没有牺牲苏共对社会经济的强力控制，很少有所松动。

1985年前，也没有任何的关键经济运行指标预示着灾难的来临。从1981年到1985年，苏联的GDP增长率虽然相比六七十年代有所下降，但仍然平均为1.9%。这种疲软但谈不上灾难性的模式一直持续到1989年。预算赤字，这一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被认为是重要的革命危机前兆的指标，在1985年仍不足苏联GDP的2%。虽然赤字不断增加，但到1989年仍小于GDP的9%，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样的赤字水平完全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

石油价格从1980年的每桶66美元急跌至1986年的20美元（以2000年价格为标准）确实是对苏联财政的严重打击。然而，如果考虑通货膨胀，1985年的世界市场石油价格仍然比1972年贵很多，比整个七十年代只低了三分之一。与此同时，苏联的收入在1985年增长仍超过2%，排除通货膨胀影响后的工资仍然以平均超过7%的速度一直保持增长到1990年。

确实，经济停滞是明显的并且令人担忧的。但是正如卫斯理大学教授Peter Rutland所指出的那样“毕竟，慢性病并不一定致命”。甚至鼓吹革命总有其经济原因的知名学者Anders Aslund也认为，从1985到1987年的经济形势“完全没那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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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共统治者角度来看，当时的政治环境并不比经济环境更为糟糕。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对政治异见者的无情镇压后，几乎所有知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要么被投进了监狱，要么被放逐，要么被迫移居国外，要么死于监狱或集中营。

当时并没有任何革命前危机的征兆，也不存在其他传统上会导致国家崩溃的外部压力。相反，如美国历史学家兼外交官Stephen Sestanovich所述，过去的二十年是“苏联实现其所有的重要军事和外交需要”的时期。当然，阿富汗战争看起来会旷日持久，但对于苏联500万强大军队而言，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虽然维持一个霸权的庞大财务负担的确是1987年后争论的重要因素，阿富汗战争的费用本身并不具有毁灭性。1985年阿富汗战争的花费估计为40亿到50亿美元之间，这相对苏联的GDP微不足道。

美国也并没有火上浇油。“里根主义”抵制——如果有可能——颠覆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扩张确实给苏联帝国的势力范围造成了不小的压力，例如在阿富汗、安哥拉、尼加拉瓜和埃塞俄比亚。但苏联在这些地区的麻烦远非致命。

作为潜在的高成本军备竞赛的前奏，里根提出的战略防御计划确实非常关键，但它远不会是军事失败的征兆，克里姆林宫清楚地知道，有效地部署太空防御系统会是几十年后的事情。类似地，1980年波兰工人和平反抗共产主义的运动虽然让苏联领导人颇为头痛，增加了其欧洲帝国的不稳定因素，但是到了1985年，团结工会看起来已经陷于困顿。苏联好像已经习惯于在东欧每隔12年就来一次流血的维稳，完全不顾及国际社会的反应，这包括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和1980年在波兰。

换一句话说，不论从苏联自己角度看，还是从世界其他国家角度看，这时的苏联处于其全球霸权和影响力的顶峰。历史学家Adam Ulam后来写道：“我们好像已经遗忘了，在1985年，世界上没有一个主要国家的政府，能像苏联那样牢牢掌握权力和随心所欲”。

当然，关于苏联为什么会那样解体还有许多结构性的原因，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但这些都不能充分解释解体是怎样发生的。该怎么解释从1985年到1989年间，在没有经济、政治、人口和其他结构性因素急剧恶化的情况下，苏联以及它的经济体系突然被足够多的人民看作为可耻的、非法的和不可忍受的，以至于注定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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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与所有的现代革命类似，最近的苏联革命开始于自上而下的犹豫不决的自由化，其合理性远远超过了纠正经济和使世界局势更加和平所必须采取的行动。戈尔巴乔夫及其事业的核心无可置疑地是理想主义的：他想建设一个更具有道德合法性的苏联。

虽然他们把改善经济作为自己的旗帜，但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及其支持者首先着手的是纠正道德方面的失范，而非经济上的错误。他们在改革初期的多数公开言论现在看起来只不过是在表达他们对过去的斯大林统治带来的道德沦陷和腐蚀效应的愤怒。这是对一些重要问题绝望地寻找答案的开始，每一个伟大的革命都始于这样的追问：什么是好的、有尊严的生活？什么构成了公正的社会和经济秩序？什么是体面和合法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一种新的道德氛围正在这个国家形成”，在1987年的一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对中央委员们这样说。在这次会议上他宣布，公开化、开放和民主化将是他对苏联社会进行改革和重建的基础。“对价值观的重新评估和创造性反思正在进行”。后来，当回忆当时的感觉即“我们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我们不得不进行根本的改变，摆脱过去的错误”时，他说这是他的“道德立场”。

在1989年的一次采访中，被称为“公开性教父”的雅科夫里夫回忆说，1983年在任职驻加拿大大使10年后回到苏联时，他感觉到一个时刻即将来临，人们将会高呼“受够了！我们不要再这样生活下去。一切都必须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进行。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手段，以及我们对过去和未来的看法……有一种共识正在形成，即我们已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无可忍受地耻辱地生活”。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总理雷日科夫认为，“社会的道德状况”是1985年苏联“最为恐怖”的特征：

[我们]自己偷窃自己，行贿、受贿，在报告里、在报纸上撒谎，玩儿着谎言的竞赛，然后在颁奖台上给彼此挂上奖章。所有这些，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

另外一个戈尔巴乔夫自由化小圈子的最初成员，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也为无所不在的违法乱纪和腐败感到痛心。他回忆说曾在1984、1985年之交的冬天对戈尔巴乔夫说：“一切都烂掉了，必须要变革了”。

早在二十世纪5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前任赫鲁晓夫就曾亲眼目睹斯大林建立在恐怖和谎言基础上的大厦是如何岌岌可危。但苏共第五代领导人们对政权的恢复能力更有信心。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同僚们似乎相信只要是正确的那么政治上就是可以控制的。戈尔巴乔夫宣称，民主化“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改革的本质”。多年后，他对记者说：

苏联模式不仅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失败了，同时也在文化层面上失败了。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最具智慧的人在文化层次上拒绝了这样的模式，因为这样的模式不尊重人，在精神上和政治上压迫人民。

导致了1989年苏联革命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还可归因于另外一个“理想主义”的原因：由于戈尔巴乔夫个人对暴力极度厌恶，当变革的广度和深度都超出他的初衷时，他顽固地拒绝诉诸大规模强制。要实施斯大林式的镇压去“维持（苏共）体制”将是对他内心深处信念的背叛。一位亲历者回忆了戈尔巴乔夫在80年代末一次讲话的场景，“有人告诉我们，我们应该采取镇压手段”，总书记边说边作出握紧拳头的手势，然后继续说到，“一般来说，这可以做到，但我并不喜欢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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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把视线聚焦于克里姆林宫之外所发生的事情时，观念和理想在触发俄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便会豁然开朗。著名记者和公开化的热情先驱Bovin在1988年描述说，改革的理想已经在人们对腐败、肆无忌惮的偷窃、谎言而诚实劳动却障碍重重的现状的日益增长的“愤怒”中走向成熟。另外一位亲历者回忆说，社会上充满了对发生“实质性变革”的预期，激进改革已经有可观的支持者。事实上，人们对戈尔巴乔夫进行改革的期望如此强烈，不断增长，影响并塑造了他的实际政策。突然之间，变革理想本身成为了逐渐展开的革命的实质性的、结构性的动因。

用雅科夫列夫的话来说，“像钢箍”一样把整个苏联的政治和经济体系绑在一起的意识形态的可信性在迅速削弱。新的观念导致了人们对政权的态度发生变化并带来了“价值观的变迁”。逐渐地，政治安排的合法性开始受到质疑。这印证了罗伯特‧默顿不朽的“托马斯定理”，即 “人们对事实的认定将在结果中得到自我证明”：苏联经济的实际恶化始于、并且是因为人们对政权的感知和评价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一位俄罗斯读者1987年给某苏联杂志的信中写道，他发现周围的人们正在发生一场“观念的剧变”。我们现在知道，他的观察是符合实际的，苏联革命是历史上第一次其整个过程在一开始就受到民意调查影响的伟大革命。1989年岁末进行的第一次有代表性的全国民意调查显示出人们对竞争性选举和苏共之外的其他政党合法化的压倒性地支持。在当时，经历了四代的苏共独裁之后，其他独立政党依然是非法的。1990年中在某俄罗斯地区的调查中，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如果政府允许人们去做他们想做的”才更有可能是“健康的经济”。六个月之后，在一个全俄罗斯范围内进行的调查显示，有56%的受访者支持迅速或渐进地转型到市场经济。一年之后，这一比例又上升到了64%。

那些逐渐唤起了这一非凡的“观念转变”的人们与触发了那些现代社会经典革命的作家、记者、艺术家们并没有什么不同。这正如托克维尔所发现的那样，这些人“有助于创造不满现实的共识，加强了引发对革命性变革的强烈需求的民意基础”。突然间，一个国家“整个的政治教育”都成为了“他的启蒙者的作品”。

同样的事情也在苏联发生。每天早晨六点钟，街头的报亭前买报纸的人们就已经排成了长龙，每种报纸都几乎在两小时内售罄，节节攀升的自由主义报刊杂志的销量证明了那些最受欢迎的公开性鼓吹者的颠覆性力量。Samuel Johnson把这些人称为“真相的启蒙老师”，他们包括：经济学家尼古拉‧施梅尔科夫，政治哲学家伊戈尔‧柯尔亚姆金和亚历山大‧齐普柯，杰出的政论家如瓦西里‧谢柳宁、尤里‧切尔尼琴科、伊戈尔‧维诺格拉多夫和阿列斯‧阿达莫维奇，以及记者叶戈尔‧雅科夫列夫、列恩‧卡宾斯基、菲德尔‧波拉特斯基等，这样的人至少还有二十多个。

对他们而言，道德的重建是关键。这不仅仅意味着对苏联的社会经济体制进行彻底的变革，也不仅仅意味着对社会规范的拨乱反正，更意味着个体层面的一次革命：俄罗斯国民性的改变。正如米哈伊尔‧安东诺夫1987年发表在《十月》杂志的一篇政论中所呼吁，人民必须被拯救，不是从外部威胁之中，而是“首先从他们自己，从扼杀良心、泯灭道德的制度带来的恶果中”拯救出来。怎样拯救？应通过把新生的自由主义转变成不可逆转的宿命，形成一种社会气氛的剧变，而不应像赫鲁晓夫那短命的“解冻”。怎样才能保证自由主义不可逆转呢？一切的一切都取决于对精神奴役的死灰复燃具有免疫能力的自由公民的出现。鼓吹公开性的重要出版物《火花》周刊1989年一月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当人们不再为警察充当告密者，不再以任何名义背叛、说谎时，我们才能避免极权主义的再次奴役”。

为了拯救人民必须挽救改革，而挽救改革又必须让改革能够“从其中”改变人民，这本质上有些循环论证，但好像并没有让人感到困惑。那些大力宣扬这些的人好像假定通过改革拯救这个国家与把人民从道德困境中解脱出来，二者紧密相连，或者说不可避免地相互交织，而并不对此进行争论。起决定作用的是让人民从奴役中回归公民的角色。鲍里斯‧瓦西里耶夫是一本描写二战时期的畅销小说的作者，根据这本小说拍摄的电影广受好评。他呐喊道：“受够了！太多的谎言、屈辱和怯懦。让我们牢记，我们是公民！一个自豪国家的自豪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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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造成法国大革命的原因进行了深入考察后，托克维尔曾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即革命后的政府相比其被革命推翻的前任将更加专制。为什么？托克维尔推断说，这可能事因为“人们对专制更加敏感了”，即便“他们受到的伤害可能还少一些”。

照例，托克维尔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从开国元勋们到雅各宾派再到布尔什维克，革命者们实质上举着同样的旗帜在战斗：为了提升人的尊严。正是在通过自由和公民权利追寻尊严的过程中，公开性倡导者颠覆性的专制敏感性得以滋生，并将继续滋长。正如《火花周刊》和《莫斯科新闻》与站在坦克上的鲍里斯‧叶利钦同样是最近一次俄罗斯革命的荣耀象征，在这次阿拉伯革命中，互联网和那些聚集在开罗的解放广场、突尼斯的卡斯巴广场、班加西街头以及叙利亚被炸毁的城市的反抗民众们具有同样的历史地位。抛开具体的语言和政治文化背景，他们所传递的信息和激发的情感是何等相似！

卖水果的小贩穆罕默德‧博阿兹兹的自焚点燃了突尼斯革命继而引发了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一位突尼斯示威者告诉美国记者说，博阿兹兹的自焚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工作”，而是“他去找相关部门理论，但是被殴打，政府应该为此负责”。在班加西，利比亚人民的反抗开始于人民聚集在一起呐喊“人民想要结束腐败”；在埃及，示威民众“不过是在争取他们长期以来被剥夺的权利，他们不愿继续生活在恐惧中，不愿再被剥夺自由，不愿再被自己的领导人羞辱”，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今年二月在开罗这样报道。要是1991年他在莫斯科，相信他也会做这样的报道。

“尊严重于面包”是突尼斯革命的口号。在革命前的二十年间，突尼斯的年经济增长率介于2%到8%之间。因为石油价格高涨，变局前的利比亚同样享受着经济的繁荣。这两个事例警醒我们，在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并不能代替公民的骄傲和自尊。除非我们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否则我们将继续为那些“颜色革命”所震惊，从前苏联到阿拉伯之春，进而或迟或早、不可避免的某国类似前苏联那样的民主剧变。“万能的造物主赋予了我们强大的自尊感，不管那些所谓的“稳定的”独裁政权提供多少真实的或虚幻的利益，我们都无法忍受他们对我们天赋人权和自由的否认”，哈萨克斯坦总统奥坦巴耶娃今年三月写道，“这是人民的奇迹，不管男女老幼，不约而同地聚集起来，宣布他们已经忍无可忍”。

当然，宏伟的道德诉求、对真相和美德的追求仅仅是成功重建一个国家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它可能足以摧毁旧政权，但绝无法一举战胜盘根错节的专制政治文化。催生自以道德诉求为基础之革命的民主政权往往根基太浅，很难在一个缺乏基层自我组织和自治传统的社会维持一个行之有效的民主政体。这也可能是阿拉伯之春今后履行那些革命承诺的最大障碍——正如在俄国所发生的那样。俄罗斯的道德重建正是受阻于70多年极权主义统治的广泛流毒及其所滋生的不信任。虽然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摧毁了一个王朝，但由于帝国思维余毒的影响，亿万俄罗斯人欣然接受了新权威主义的普京主义，其宣传充斥着“敌意的包围”和“俄罗斯人站起来了”之类的主题。更为严重的是，正如公开性的鼓吹者们曾经严厉警告的一样，斯大林主义所造成的大量国家悲剧（和国家犯罪）从来没有被彻底清算和补偿，这腐蚀着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

你只需要花上几天的时间在莫斯科与知识分子交谈，或者仅仅是快速浏览一下俄罗斯最流行的互联网平台LiveJournal上的博客，再或者看一看最重要的反对派的网站，你就会发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口号“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了”，已经再次成为人们的信条。自由在道德上势不可挡的观念正在弥漫，而不仅仅限于那些赞成民主的活跃份子和知识份子的小圈子。今年二月，总统梅德韦杰夫领导下的民主智库当代发展研究所发表的被认为是俄罗斯2012年总统选举纲领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到：

“过去，俄罗斯需要民主是为了生活（更好）；现在，俄罗斯需要民主是为了生存……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是全面反思我们的价值观体系并创造新的思维。我们无法在旧有思维的基础上建设一个新的国度……最好的投资（国家能对人民所做的）是自由和法治，以及尊重人的尊严”

正是这样一种在理智上和道德上对自尊的追求，始于对这个国家过去和现实的无情批判，在短短几年时间就掏空了万能的苏联王朝，剥夺了它的合法性，让它变成了一具燃烧的空壳并于1991年轰然崩溃。这一理性和道德的旅程绝对是这一二十世纪最后的伟大革命的核心所在。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