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信仰基础上重建中国的新文化

杨鹏 采访:深圳商报记者 魏沛娜
  
 
在《“上帝在中国”源流考》一书中,学者杨鹏对中国典籍中的“上帝”崇拜进行整理,并以此视角对中国思想史进行一次特别角度的分析,这在中国思想史分析中可能还是第一次。日前,杨鹏在参加完《“上帝在中国”源流考》新书沙龙后,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据了解,杨鹏的研究领域为古典哲学与公共治理,著有《成为上帝》、《东亚新文化的兴起——东亚经济发展论》、《老子详解——老子执政学研究》和《为公益而共和》等作品。

  “上帝”信仰主要体现在儒墨两家
  《文化广场》:“上帝”在中国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词,人们一般都认为“上帝”是属于西方的神,您为何会想到来寻找中国的“上帝”?

  杨鹏:“上帝”是中国本土宗教概念,最早出现在殷商甲骨文中,是殷商君王祭拜的最高的神,中国的至上神。以后中国历朝历代,君王都祭祀“上帝”。明末清初,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他们认为中国经典中的“上帝”内涵,与《圣经》中耶和华内涵相同,因此他们用上帝来翻译了《圣经》中的至上神。随着基督教的流传,“上帝”逐渐成了基督教的至上神概念。我来寻找中国的“上帝”,是启示的结果。“上帝”是超越性和普遍性的,对“上帝”的认识,在犹太人中转化成了《圣经》。古代中国人,对“上帝”也有认识,这些认识的元素散见于中国经典之中。
  《文化广场》:其实中国是有着传统的上帝观,比如又将上帝称为“天帝”、“天神”、“皇天上帝”等,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上帝”在中国经过了怎样一个演变过程?
  杨鹏:殷墟甲骨文中,称之为“帝”或“上帝”。周朝典籍《尚书》、《诗经》中,称之为“天”、“帝”、“上帝”、“昊天上帝”。中国二十四史等典籍中,混称为“皇天上帝”、“昊天上帝”、“上帝”、“天”、“上天”等,偶尔也称“天帝”。周朝称“天”、“上帝”以来,几千年没有多大变化。
  《文化广场》:您在书中主要梳理了中国典籍中的“上帝”信仰,那么,儒家、道家、墨家对“上帝”的信仰分别有何差异?
  杨鹏:“上帝”信仰或“天”信仰,主要体现在儒家和墨家之中。孔子和墨子,都是信“上帝”的。孔子与墨子的不同,是孔子“敬鬼神而远之”,超越了祖先崇拜和自然神崇拜,孔子的信仰精神已向“天”一神崇拜发展,但墨子还沉迷在殷商以来的“上帝崇拜+自然神崇拜+祖先崇拜”的多神宗教信仰中。老子是“敬天尊道”的,但总的来说,道家后来形成以“道”为尊的思想,不敬天,不尊帝。
  君王垄断“敬天”带来特权与压制

  《文化广场》:“昭事上帝”的学问大概在董仲舒以后就基本停息了,但其仪式仍在延续,您认为这种仪式对中国文化信仰的构建发挥了怎样的影响?

  杨鹏:周朝的治国理念,是“敬天保民”。“敬天”,就要祭祀皇天上帝,“保民”就要抓军事国防,以后历代王朝,都遵守这一传统。历代王朝,祭祀上帝是君王义务。北京最壮观的古代建筑,一是长城,这是“保民”,二是天坛,这是祭祀皇天上帝的所在,这是“敬天”。

  《文化广场》:就我的阅读范围,很少看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真正对“上帝”做过详细的探讨,这是为什么呢?

  杨鹏:这与天子垄断上帝祭祀有关。天子是奉天承运的上天之子,天命在身,是上帝选择来治理天下万民的,是上帝在人间的唯一代理人。君王在祭祀上帝时,是以臣自居的。某种程度上,天子是唯一的大祭司,只有君王才有权与上帝沟通,也只有君王才能传上天之意。中国知识分子只是天子门生,是替天子办事的臣仆,他们无权与上帝沟通,无权传达天命。你会看到,《圣经》中,先知或祭司是直接与上帝沟通的,是先知和祭司在传达上帝旨意。《圣经》中,是政教分离的,但中国历史是政教合一的,君王即是上帝之子,既是世俗权力的代表,也是宗教权力的代表。知识分子之上有君王,知识分子揣摩的是君王之心而非上帝之心。君王隔开了中国知识分子与上帝的联系,长期下来,中国知识分子就只善于向君王写折子建言,不会向上帝献颂诗,更不会以上帝之名纠正君王。

  《文化广场》:“敬天崇祖”是中国文化中最基本的信仰要素,但有时也被统治者所利用,以致压制了老百姓的身心自由,您如何看待这种“上帝”崇拜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的影响?

  杨鹏:“敬天崇祖”,这是中国的信仰传统。之所以可能会成为压制百姓自由的东西,是因为君王对“敬天”的垄断,这是最大的特权,信仰的特权。全中国,天坛只有一个,只属于君王。不是“敬天”带来不平等不自由,而是君王垄断“敬天”带来的特权与压制。平等,要从宗教开始,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开始。人人皆有权信上帝,人人皆有权成为上天之子,人人皆天子。

  “天人合一”的核心是“信仰上帝”

  《文化广场》:提到“上帝”,肯定也离不开对“天人合一”的讨论,您将“天人合一”理解为“崇拜上帝+顺应自然”,如此解释是不是忽略了对人的重视?

  杨鹏:“天人合一”的两层意义,就是“信仰上帝,顺应自然”。正是因为对人重视,才希望人能够“信仰上帝+顺应自然”,这是对人的生命的最大护佑。

  《文化广场》:自古至今,“天人合一”的思想可谓是东方文明普遍的表述,而钱穆先生曾讲到“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您认为“天人合一”的思想至今对人们仍有哪些启迪意义?

  杨鹏:钱穆对“天人合一”只理解对一半。钱穆不明白,“天人合一”的核心是“信仰上天”、“信仰上帝”。追求“天人合一”,是因为“天人分离”了。天人分离了,人与上帝分离了,人与上帝的自然之道分离了,生命空洞而危险,所以要“天人合一”。

  《文化广场》:如今随着科技愈加发达,社会上似乎出现一种离开“人”来讲“天”的思想,我觉得从人类生存角度来讲,这种思想潜伏着巨大的危险。不知您如何看?

  杨鹏:唯物主义认为,一切宗教,一切意识形态,都只是人的生理和物质需要的反映。唯物主义,就把人唯物了,把人当成了动物。唯物主义不理解,人性之中,有灵性的一面,超越物质的一面,有与超越性力量合一的一面。人是灵与肉的结合体,唯物主义只看到肉,结果就只把人导向肉。

  《文化广场》:当下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其实都是暴露出中国人信仰缺失的问题。您认为这种精神信仰缺失的根源出在何处?有没有办法可以挽救?

  杨鹏:当年经济缺失,是因为经济不自由。信仰缺失的根源,在于信仰不自由。坚守《宪法》中对宗教信仰自由的陈述,开放各种宗教的探索,无论是老宗教还是新宗教,只要不违背法律,应有自由的空间。有了宗教自由,才有宗教精神的发展。

  原刊于深圳商报文化广场2014年7月22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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