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了个高耀洁



朱学勤




编者按:风烛残年、出走海外的高耀洁教授,即将迎来她的87岁生日。高耀洁,1927年生于山东曹县,毕业于河南大学医学院。曾任河南中医学院教授,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突破重重阻力,揭露中原地区因采供血导致艾滋病大规模蔓延的真相,被媒体誉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2009年8月出走美国。朱学勤教授此文,读之令人潸然泪下!




我与高耀洁相识,是因为与中原有不解之缘。“文革”中插队去河南,在豫东盐碱地上生活过几年。犹记寒冬腊月,天一亮背起粪箩头拾粪,走九里跨过省界,走到过山东曹县地面。后来与高耀洁教授见面,才知道那竟是她出生的地方。中原血祸震惊全国,我去郑州她家,但见四壁萧瑟,墙上挂着一幅对联“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地上、床上、过道处凡能插脚的地方,堆满了防艾图书和方便食品,等着打包邮寄。听她略带鲁西南口音的豫东方言,与我能说的河南土话同音,于是互称“老家只隔几里地”。





她问我对河南的印象,我说那里的官场令人不快,热情中透着虚伪,庸碌中透着狡诈;而百姓分外可怜,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四十年前,我带着左翼激情去豫东,下乡第一课是请贫苦社员忆苦思甜,老人们说着说着下了道,控诉起1959年“合大伙”(办食堂)饿死人的恐怖岁月,干部连声在底下喊:“下来,下来!”那一声喊,将我的左翼狂热砸得粉碎。高耀洁接着这句话,说了另一个“下来,下来”的故事:



2001年9月30日,她到河南周口地区查访艾滋病疫情,返途中听说某村疫情严重,临时拐弯走进了这个村子。进村就听见有奶声奶气的叫声,略带嘶哑:“下来!下来!”循声走进一个门半掩小院,走到靠北的屋子,欲待敲门询问之际,出来一条大黑狗。这狗骨瘦如柴,叫了一声,返身回屋。她跟着那狗走进屋里,只见梁上垂挂着一根草绳,一个年轻农妇悬梁自尽。尸体脚下,是一个两岁多的小男孩,鼻涕和着眼泪哭喊,抓住梁上尸体的脚后跟在啃咬。



“下来,下来!”,显然是那个只有两岁的孩子发出的,他是叫娘“下来”给他喂奶,却只够得到妈妈冰凉的脚后跟,将脚后跟当乳头啃咬。那一天是中秋前夕,也是那年那月的最后一日,中原血殇,以一个孩子的嘶哑叫声在纪念第二天的节日,母与子生离死别!如此悲惨景象,大概只有在毛泽东同样是咏叹血祸的诗词中出现过?——“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不到两个月,那孩子也死了。



谈到我对中原官场的厌恶,高耀洁告诉我血祸恰恰起源于那里的官场,官员为“GDP”大办血站,官员采血,百姓卖血,祸害由此而起,并不是起源于西方人理解的民众“性解放”。她与我讲了当年田间地头如何采血、卖血的细节,此后她也曾对作家阎连科讲过,后者将其写入小说《丁庄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阎连科的文学风格是魔幻现实主义,但这一细节却完全是写实:



一夜间,几百口人的丁庄村,突然冒出了十几个血站来。县医院血站、乡医院血站、乡政府血站、公安局血站、组织部血站、宣传部血站、兽医站血站、教育局血站、商业局血站、驻军血站、红十字会血站、配种站血站,八八九九,竖一块木牌子,写上几个字,来两个护士和会计,一个血站就建立起来了。

在庄头,在十字路口上,在谁家闲着的一间屋子里,再或把原来废了的牛棚扫一扫,取下一块门板洗一洗,把门板架在牛槽上,摆上针头、针管、酒精瓶,再把抽血的玻璃瓶子挂在牛棚的横梁上,这就开始买血、卖血了。

庄子里到处都是挂着如藤如蔓、流着血的塑料管和红葡萄似的血浆瓶。到处都是扔的消毒棉球和废针头。到处都是碎了的针管玻璃和装血的玻璃瓶。到处都是搁着、挂着收集起来的O型、A型、B型、和AB型的血瓶和血桶。地面上是一片落着的血滴和洒出来的红血浆,空气中整日飘散着红烈烈的血腥气。

……

(老村长李三仁)唤着说:“丁辉呀——我头晕得很,这天这地都在我眼前转圈儿。”

我爹说:“不让你卖你偏要卖。我提着你腿倒倒血?”

他就说:“倒倒吧。”

也就躺在田头上,我爹、我叔一人提了一只他的腿,脚在上,头向下,让他的血从腿上、身上朝着头上流。为了让他头上血足些,我爹我叔还慢慢提着他的双腿抖了抖,像提着洗了的裤子腿,抖着让水从裤腿朝着裤腰上流。

抖完了,把他的双腿放下来:“好些吗?”

李三仁就从地里慢慢站起来,走了两步路,回头笑着说:“好多了。我经了半辈子的事,还怕流这一点儿血。”

我爹我叔蹬着三轮就走了。

李三仁便柱着镢头又回田里干活了。



阎连科听高耀洁讲述上述细节,惊讶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我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只是来自鲁迅笔下,来自“鲁镇”、“未庄”系列小说。但鲁迅想象力再丰富,也无法想象世间有如此真实景象——人如鸡鸭,“提腿倒血”。这就是我所熟悉的中原田间地头,这就是我所熟悉的豫东乡亲父老?相比“我爹”、“我叔”、“李三仁”,那祥林嫂、阿Q、小T又算得了什么!



也许正是这些亲眼目睹的悲惨场景,以及那一声声“下来,下来”,给高耀洁弱小的身躯注入顽强动力。她不是第一个把中原血祸说出来的医生,却是捅出这个消息之后(1996年),连续14年坚持不懈、遭打压而绝不倒下的人。《2009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公布,中国在2008年有19712所医院。即使以每个医院只有20个医生为计,也至少有40万医生。而这40万人中,为这场血祸站出来说话的只有4个医生,10万分之一;4个医生中只有高耀洁教授面对14年来的艰难险阻,挺到今天。她走过100多个村庄,访问过近1000个艾滋家庭;足迹遍布豫、冀、鲁、晋、陕、皖、湘、鄂、浙、苏、云、贵、川、粤、桂、沪16个省市。她收到过来自艾滋病人和各种其他性病相关的信件15000封,她给每一封信回信,没有让任何一个病人失望,这些信件集编为《一万封信》,已正式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她亲手救助的艾滋孤儿就有164个。她的家每天接待来访的艾滋病患者,多的时候一个月内接待过58位。她自编、自写、自费印刷、自费寄出的防艾读物有130多万册。相伴一生的老伴郭明久医生于2006年4月去世后,她一度情绪低落,我把当月收到的稿费寄给她以致丧礼,她的回信竟是邮寄几百本防艾的宣传册,嘱我在大学生以及社区中分发。她不是没有钱,而是把国际、国内所获的奖金和个人积蓄、稿费、讲课费等总计100多万元人民币,全部用在了中原血祸、百姓血难的救助工作上!



血祸蔓延惊天动地,危及种族血脉。如在以往,下至县丞上至朝廷将寝食难安,在今天也应该是部长、书记、乃至国家总理亲自过问的事,她却以八旬老人的孤独肩膀一人扛了起来。2007年,她突破封锁到美国首府华盛顿领取“环球女性领袖奖”,那是她迄今在国际上获得七个奖项中的第六项,但也是她第一次能够出国领奖。颁奖会上,一位未受邀请、自费乘机、自购昂贵门票、专程远途而来的美国乡间老妇人,握着高耀洁的手,急匆匆表达自己的钦佩,她愿以自己的微薄退休金赡养高耀洁晚年。凭着美国普通民众的直觉,她将高耀洁与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1910-1997)相提并论,说“高教授的工作条件比特蕾莎修女还要困难,高教授不仅是善良人,还是一个英雄。”



这位素不相识的美国乡间妇人,也许比我们本土知识人士更懂我们这里的“特色”,更知道“特色”下的高耀洁是如何艰难:



她本身是个残疾人。除了高血压、心脏病,她比正常人缺少一个重要器官——胃。她的胃在“文革”中遭暴打损伤,切除了十分之九,而今不过是一截肠子一样的象征物。在上海,我见她走路有点蹩拐,才发现这位妇产科医学教授竟然是我在豫东民间到处看得见的“大娘脚”——双足缠裹又放过。在参议员办公室,希拉里久久注视这双在西方看不到的脚,无法想象就是这双脚走过中国千里万里,山路、平路、沟沟坎坎,一步一步捱了下来。



她是一个妻子。当她在山东大学讲坛上为学生普及防艾知识的时候,老伴病倒住院;当她在那里调查非法采血的黑血站时,老伴卧于病床乏人照顾;在她把关爱源源不断送给艾滋孤儿寡母的时期,老伴溘然去世。她是一个母亲,“文革”中儿子受她牵连,13岁曾被判刑关进冤狱,一生都活在恐惧中;小女儿受她牵连,曾经失去工作,走投无路,因此不能理解她的菩萨心肠和献身行为,至今对她心有怨忿。言及自己的亲人们,老人垂泪不已,私下里说:老伴是个好老伴,自己不是个好母亲。



2007年,为了保全中原的脸面,而不是中原的生灵,有关方面调动所有能调动的力量,既要阻止老人出国领奖,又要迫使她做出自动放弃的姿态。最后竟把她那少年时期受其牵连,至今心有余悸的儿子动员到她面前。儿子以自己的工作和前程为抵押,给老人重重地磕响头,跪请母亲答应有关方面的话。那一天是2007年2月18日大年初一,她没有动摇,她用那双给这个世界接生无数次的手,在纸上写下了两行字:第一行是:“儿子郭锄非曾因我受害坐过三年狱。”第二行是:“本人行为本人负责,一切概与儿子无关。”此时此刻,她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想必还有另一幅母与子生离死别的真实画面,声声叫唤“下来,下来”?



“空气中弥漫着采血、卖血的气息”,这在特蕾莎修女的世界是不存在的。特蕾莎最不能想象的是,艾滋病在西方是“后现代病”,但在中国竟会在不知后现代为何物的前现代农夫、农妇中疯狂蔓延。高耀洁一再辨明,中原血祸不是因为“后现代”,而是肇始于官场“前现代”,是官员疯狂追逐“GDP”,不择手段,这才造成这场旷古奇闻、人间惨祸。她说穿了艾滋病的“中国特色”,说穿了“后现代”浮表下的“前现代”血写的秘密,却又顶住压力守口不改,终于得罪有关方面,最终竟不能见容于这块土地。



这一天终于来了。2009年8月9日早晨,我打开电脑,高耀洁发自大洋彼岸的一封电子邮件赫然在目:



我离开中国,为的是能让世界知道中原血祸的真相;我还是要回来的,我死也要死在回中国的飞机上。



合上电脑,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如受电击,久久无言。耄耋八旬,离家万里,举目无亲,风烛残年?在我所知道的出走历史中,大概只有托尔斯泰83岁高龄在风雪中出走可以与之比拟。高耀洁也是知识分子,只是饱受儒家传统教育熏染。第一次与我见面,《诗经》、《论语》,脱口而出,整章背诵。不要说医学专家,即使在我认识的人文学界专业人士中,亦未见如此心诵故国古典者。她也83岁高龄了,这样一位可敬可亲的老人,在她有生之年,我再也见不着了?不再是乡音絮语,不再是《诗经》、《论语》,不再是“老家只隔几里”,而是一去两万里,桴浮于海,我们只能在飞机舷梯下等待她去国还魂之遗骸?



960万平方公里有“血祸”在地下蔓延,却容不下地表上一个站着说真话的老人!所谓“中原血祸”,只是一个隐喻:华夏早有“国殇”,老人只不过说出“国殇”不是某一天造成,而是一场病在多年,无声无息的“血殇”——“殇”不在肘腋,而在“血脉”,在种族命脉所系之“血液”。她无情刺穿某些知识时人“后现代”、“现代性”之神话,刺穿“特色”、“模式”、“崛起”之下还有前现代“血殇”。在丹麦,“皇帝没有穿新衣”,说出这一秘密的是一个口无遮拦的孩子,人们世世代代记诵他;在我们,能说出这一秘密的却是一位耄耋老人,一个来自旧社会的妇产科医生,中原故国只能放逐她?此情何以堪,此理何以言,若有言,又何处能畅言?



我只感到眼前一层层病血淤积,堵至喉,堵至咽,口不能言。只好引毛泽东对另一位医生的著名赞誉,转录于下:



一个中国人,不远万里,离开中国,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对于他的离开,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熟悉“老三篇”的人不难看出,我只改了两个地方,将“外国人”改为“中国人”,将“来到”、“去世”改为“离开”。我以为,这也是最好的书面推荐,谨以此向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推荐:中国出了个高耀洁,她为维护13亿人的血脉做出巨大贡献,她对中国的贡献也是对人类和平的贡献,她理应获此奖,她是这一奖项的最好人选。



2010年12月19日

写于高耀洁八十三寿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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