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正常人

梁文道




就在夏霖被帶走的前幾天,我們還在一起,為一位朋友慶生。那晚的雪白小蛋糕意外地好吃,質地柔軟,但又不至於鬆垮;有些甜味,但又不算過份,正合我們的口味。壽星告訴我們,這是正被軟禁的一位友人特地託人訂製的。難怪,她的品味一向很好。

是吹蠟燭許願的時候了,壽星輕聲說出他的心願:「希望一切還在裏頭的朋友平安,也希望所有在外頭的朋友無事……」。我們沉默,心裏也暗自真誠地祈求。燭光已滅,大家一邊分着蛋糕,我一邊說:

「剛才聽到XX的願望,一回想,才發現過去十多年來在大陸認識的朋友,幾乎竟有一半蒙難。不是坐過牢,就是正在坐牢;不是失去了工作,就是接近失業的邊緣;不是流亡,就是處在一種不能回國或者不敢回國的尷尬狀態。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是大家變得激進了嗎?不,其實做的事情還是一樣的事情,說的話也還是沿着同樣的路子,和幾年前根本沒有什麼分別。重看我從前在專欄裏寫的東西,要是以今天的口徑估算,大概都出版不了。浦志強他們幹的事情,一年前還能上雜誌封面,維權運動在幾年前也還是官方媒體正面報道的題材,現在呢?在這種情況底下,溫和與激進的分別根本沒有意義,那條線的定義從來不是客觀的,因此也從來都不是我們把握得了的。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人是安全的。」

莫非一語成讖,不到幾天,夏霖就被帶走了。我說「帶走」,是因為我們很難斷定一個人這樣子莫名其妙地消失算不算是被捕。走的時候沒有正式拘條,他們的家庭往往過了許久也得不到通知;律師可以去找他嗎?就連律師也都被「帶走」了,你還找律師?這就像我那些回不了國的朋友,從來沒有正式放逐的命令,只是透過各種管道傳來威脅的信息,讓你不敢重踏國門。所以這一切都是含糊的,不算被捕,不算流亡,只是靜悄悄地消失。

咎由自取,有人如是指責。例如維權律師,我曾見過官方媒體評論,指他們到處尋找中國社會的黑暗面,無限放大局部的問題,根本不合大多數人的利益,也漠視了主流的發展方向。但是,當聽說一個洗浴女子被人強姦,因為自衞而殺了人的時候,你首先想到的是要弄清楚事實,還是覺得這是個暴露中國社會黑暗面的好機會呢?當一個盲人受到非法軟禁,你去幫他,這是出於仗義,還是想要放大局部的問題。有誰能告訴我,在單純的同情心與樸素的正義感,以及「刻意破壞大多人的利益與主流發展方向」之間,是否有一道清楚而穩定的標準?

所以這是一個嗅覺的問題。既然你永遠都不會知道「好人好事」與「尋釁滋事」的差異,既然你永遠都不能判定一件事情該談還是不該談,那你就只好持續地靈敏,在最平凡最日常的狀態下保持警覺,於無異處聞出可怕的氣味,然後閃躲。又或者乾脆關掉自己天生的部份機能,冷漠、世故、不憤怒、不傷心,於是就能免去一切消失的危險。

就像服下令人快樂的藥丸(不由得又想起陳冠中在《盛世》中的預言),讓自己充滿「正能量」。對身邊的不平無感,因此頭一回成了受到鼓勵的人間美德。當然,這不是叫你徹底忘卻正義感。只不過這個正義感不能由你自主,它是需要「引導」的。比方說你見到一位患有肺塵病的工人久病乏治,在中央電視台的號召底下,你和大伙捐款協助,這就是好的正義。要是你帶頭追究當初聘用這些工人的部門不負責任,那就是居心不良地搞事了。同理,地方上有貪官作威作福,你自己跑去上訪投訴,這是不對的。等到上頭訪查出了結果,打貪成功,此時你再燒鞭炮慶祝,做被大快的人心中的一份子,這就正確了。所以正義感和同情心不是一種天然的感情,更不可能人皆有之;相反地,它應該是一種配合時勢的情緒表演,講究的是對局面的掌握,以及情況演變的精密計算。

要是做不到這點,你或許可以像高耀潔醫生,因為不受「引導」的正義與愛心,贏得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評選的「關心下一代先進個人」,甚至成為中央電視台「感動中國十大年度人物」。然後呢?然後她在幾年後去國出走。

咎由自取,我想我這些朋友的麻煩確實是自找的。因為大街外頭就是一個正常的世界,你看那裏有很多人都活得很快樂,很「正能量」,從來不必擔心「帶走」和「消失」。那種正常,就像米沃什(Czeslaw Milosz)在《被禁錮的心靈》裏所說的:

「人們常常把生活的秩序理解為自然秩序。在上班途中,人們看到的房子,似乎更像是從土壤裏鑽出的岩石,而不是人類用雙手和思想所創造出來的產物。人們認為,他們在辦公室或工廠所做的工作對世界的和諧運轉至關重要。……他曾認為國家的部長或銀行經理都是重要人物,並且羨慕他們;與此同時,他認為擁有大筆錢財是和平與安全的保障。他不相信,有一天在他所熟悉的,貓咪睡覺、孩子玩耍的街道上會出現一個帶着套馬索的騎士,而這位騎士會抓住路邊的行人,將他們拖到屠宰場後立刻殺死或吊死。他習慣以最謹慎、能避開人們注意力的隱秘方式來滿足生理需求,而不管是否所有人都有這樣的習慣」。

然而,正常人並非真的不相信異常的存在。他知道,甚至親眼見過,路上確實有人被騎士抓走。只是正常世界的居民自有消解意外的心理技巧,他有着健康的世界觀。米沃什遂接着說:「以前,如果傍晚有人在街上被屍體絆倒,那位公民會立刻跑去打電話,之後很快就會有一群人圍攏過來,開始嘰嘰喳喳地議論或評論一番。現在他知道,必須迅速躲開躺在烏黑泥濘裏的屍體,不要提任何沒有必要的問題。開槍的人總會有自己的道理,而地下審判從來不會聽取被告的申訴」。

我的朋友,我真覺得我們就像香港南丫島出生的海龜(請原諒我這個不太恰當的比喻)。偶而會成為媒體上的奇觀,讓人亢奮一陣;大部份時候卻潛行在另一個不為人知的世界之中。在繁忙的海域中被船槳撞死,被漁民的拖網纏繞窒息,在剛從沙堆冒出頭來的時候被海鷗叼走,於是數目越來越少,也越來越難以被人察覺,默生默死。依然溯游回航,依然在滿月的時候產卵,依然在破殼之後艱辛緊張地爬向大海,沒有理由,至少沒有說服得了任何人的理由;只不過是照着自然本能罷了,低頭前進,無有退路。這種狀況,本來可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形容。可我向來悲觀微小,不願使用這麼壯闊的說法,更何況我們註定消亡,滅絕在這個跡近隱形的另一重現實。以後,剩下的就是正常世界,與更快樂、更明智的大多數正常人。

(註:在寫這篇雜碎的時候,忽然收到《今天》創刊編輯徐曉大姐被帶走的消息。她是我所遇過的最好的編輯,多年來蒙她細心關照,上個月還曾勸我要當心時局自加保重。一個好幾年不公開發言,總是默默助人的溫和好人,怎麼就背上了「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一時心焦如焚,語無倫次,還祈讀者海涵是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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