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卬访谈录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记者       2014年11月12日

朱卬和姑姑朱晓砚、堂妹在洛杉矶见面


记者: 请你先介绍一下你父亲朱虞夫先生的经历。

朱卬:我父亲最早的民主运动是在1978年底,作为发起人之一,投身杭州民主墙运动。1979年,创办当时杭州主要民刊《四五月刊》社并当选为负责人。此后就被当局多次传唤和抄家。1989年﹕声援学运再次被传唤。1998年6月,积极投入民主党的筹备工作。6月25日浙江筹委会成立后,于6月30日上街散发《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成立公开宣言》被警方关押48小时。“7.10”事件中遭抄家,抄走大量《公开宣言》、电脑、打印机等物;被关押10天,监视居住50天。1999年6月19日被拘留,9月15日正式逮捕。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2006年9月15日出狱。2007年5月18日再次被捕。7月10日,杭州市上城区法院以妨害公务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2011年3月5日因公開支持中國茉莉花革命又再被捕,4月11日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 2012年2月10日下午3时30分,杭州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现在仍在狱中。


记者:了解朱虞夫先生的情况后,我感到非常震惊。首先当然是震惊政府压制民主的手段的残酷与低级。同时也震惊于你父亲三十年来投身民主运动的自觉与激情,矢志不渝,愈挫愈勇。你能介绍一下他追求民主的激情的动力来源吗?



朱卬:我家的故事要从我爷爷说起,我出生就没有见过我爷爷。他据说是被生活困境逼迫成一个极端严厉的人,他所有的愤怒都只能发泄到我父亲身上,扁担都打断过。这样的故事即使我父亲笑着说出来,还是让幼年的我毛骨悚然。这也许是我父亲反对精神压迫的最初动力。(笑)因为在国民党南京政府做过文书,爷爷文革中被批斗后不堪受辱喝农药身亡。第二天我父亲发现他时已经浑身冰冷。之后我父亲就帮着奶奶艰难地拉扯尚在幼年的兄弟姊妹。

有一次去狱中探望父亲,他又讲到了这个故事。他说他在那一刻感觉自己突然担上了全家的责任,他很认真地问我,如果有一天他不在了,我是否也会做到这一点,这让我哑口无言,不寒而栗。现在回想起来,他是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的。



记者:父亲入狱时,你还上小学。父亲的经历对你的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朱卬:我此后一直由奶奶抚养,一直到初中。79民主墙他参与时我没出生,89学运全国压制时,他被拘留1个多月,我奶奶带着我去探视却见不到。那时我上二年级,为此我还向班主任请假,不敢说我父亲涉嫌违法的实情。就按奶奶的话找个借口,却被老师一眼看穿,急得掉眼泪。老师心软了,没再继续追问就给我准假。幼年的点滴记忆里,父亲还是很爱我的。他曾在机务团司机不在的火车带着我向炉膛里偷偷添煤,或者是在胡庆余堂指着门口的木雕讲述白娘子盗灵芝草救夫的传说,还曾抱着被玻璃划开手腕哇哇大哭的我跑去医院。但是这样的片段实在太少了,我和妹妹成长的过程中,他一直是缺席的。我的初中老师出了作文题,要我们讲述自己的父亲时,我只能很苍白的描述一点他的小事。那时,我的生活还算是平静的。几年后我们的生活才真正起了惊涛骇浪。98中国民主党初建,立刻受到打击,几位发起人被判刑,我父亲拘留调查几个月后才放回,称另案处理。放回后我父亲毫不畏惧,继续挑梁支撑浙江地区组织工作。此时我已经是高三生,也已经大体了解中国政治现状,能辨别是非。正值互联网初兴,我也帮助我父亲上网收发邮件联系朋友。99年他再次被捕,判7年重刑。监狱对他严厉看管,他也坚持斗争,从不认罪,从未用屈服的态度换取一天减刑。


记者:听说你也曾被关押判刑,你也一直随父亲参加民主运动吗?


朱卬:我理解父亲的选择,但我并没有参加他的活动。我丝毫没有继承家族的艺术基因,我爷爷的小楷写得十分工整,父亲在摄影,绘画,书法,音乐,雕塑方面,都有一些造诣。相反从小我对于数理化和自然科学有着超越常人的理解。大人无法解答的难题,我都努力自己去寻求答案。当同学在画工整的5角星的时候我教他们怎样画20角星;当他们数立方体有几个面的时候我考他们5维立方体有几个面,当他们拿笔算2的10次方的时候我拿着用学习机自己编程算出来的300多位数字告诉他们这是2的1000次方。我也由此受到老师的照顾,也获得了很多课外数学竞赛的奖项。我生性内向,无心社交,但是还经常被安排一些班级职务。我早上常常摸黑起来泡一包方便面就骑自行车出门上学了。99年父亲坐牢后我高分考入浙大,学业虽然很出色,却不再有任何机会担任班级职务了。学校的学术氛围和不良风气让我感到失望。毕业后,由于父亲的影响,我择业的范围很小,最后靠自己的能力,找到一家小公司谋生。



记者:你这样置身事外,为什么还会被抓进去呢?


朱卬:那是2007年,公安大队抓捕我父亲的朋友时搜查我的住所。适逢我下班,父亲发短信让我不要回家。我想自己一身清白,并不在意,上楼发现民警簇拥门口,搞清他们意图后我就转身下楼,民警跟踪我下楼,到小区外一把拉住我要求出示身份证,并要带我去派出所。我没有犯法,当然不顺从,最后被民警武力擒拿,按住手臂压在地上。我关节剧痛,叫出声来。我父亲正好从他住处赶来,从马路对面大步赶来推开民警,斥责他们不应该对无辜的我下手。民警立刻呼叫支援,数人围上把我和父亲带上车,带进派出所。第二天就刑事拘留送进了看守所,罪名是妨害公务。



记者:虽然被抓进去,但是你并没有犯罪,相对来说处境还应该好一些吧?

朱卬:进了看守所,一切听说过的监狱考验便成为亲生经历了。过程都是差不多的,前几天最难挨,同案犯一般会分散在不同的监室里。牢头为了立规矩竖威,每天找茬滋事。我胸口肋骨被打到骨裂,2个月晚上睡觉不能侧卧。心态上我却十分平和,大部分犯人一被关进来根本吃不下饭,我第一顿牢饭就吃得干干净净,想尽量恢复健康,不让父亲担心。但是一想到父亲每次入狱都要经受这样的折磨,却和我们绝口不提,就感到阵阵心酸。


父亲想办法摸清我的关押位置,随后他经常会努力搜集一点儿书本报纸,让人带过来。在百无聊赖的监室里,这是足够宝贵的东西了。看守所经常会开大会,鼓励在押人员举报立功。每逢这个时候,所有的犯人被带到一个大厅里集合,边上全是荷枪实弹的武警。这是父亲唯一可以看到我的机会。他毫不惧怕,大声喊着我的名字。我听到后赶紧招手回应,他看到我一切都好才放心。


开庭审判时小姑妈过来旁听,我和父亲走进法庭,她喊了我的名字,我回头和她打招呼,她眼泪就下来了。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只能利用这样的机会相见。我父亲是累犯,从重判2年,而我被判了缓刑,当天接了回去。之后我算是有犯罪记录的人了,原工作也没了。幸好父亲的朋友了解我的处境,也正好需要技术人才,把我招进去。我才可以勉强为生。从此我也成为了有关部门的重点盯防对象,隔几个月偶尔民警会上门谈谈话,了解一下我的思想状态。



记者:你入狱时奶奶现在还在吗?

朱卬:不在了。父亲第一次出狱之前,奶奶过世,也没有见父亲最后一面,父亲非常遗憾。奶奶这一生很辛苦,中年守寡,含辛茹苦把6个孩子拉扯成人。晚年又要面对我父亲的牢狱之灾。艰难地抚养我,一次又一次忍辱负重带着我探监。这些都铭刻在我的记忆里,挥之不去。奶奶去世后,父亲也更没有了顾忌。出狱后他立刻和过去的朋友们取得联系,国保公安一直当他是心头大患,每周上门骚扰数次,他丝毫不以为意。



记者:你母亲和妹妹的情况怎么样?

朱卬: 我母亲是共产党员,人勤恳实在,追求进步。入党时间比我父亲参与中国民主党还早。但是她和父亲没有什么理念上的冲突。作为一个安安分分的底层党员,每个月缴纳党费、偶尔开些会议,并没有什么诉求。作为一个家庭,我们平时并不太讨论政治理念方面的事情,饭桌上谈谈生活琐事,然后各忙各的。自从父亲被判刑后我妈就独力负担了这个家庭,对父亲也不离不弃。妹妹在学习上一直很认真,在中国美院读完了研究生。她内向安静,性情温和。现在也快30岁了,妈妈一直找朋友们帮忙想给我妹介绍个男朋友。一见面都很喜欢她,但了解到我们的家庭状况后,都纷纷避而远之了。我家饱尝了这个社会的冷漠和孤立,我有时甚至会怀疑,它真的值得我父亲付出这么多的牺牲么!



记者:你父亲第三次被捕是因为一首小诗,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呢?

朱卬:这是一首发布在网络上的一首小诗,时间是2011年3月5日。一共才12行,108个字。判了七年,一行半年。全诗是:

是時候了
是時候了,中國人!是時候了
廣場是大家的
腳是自己的
是時候用腳去廣場作出選擇;
是時候了,中國人!是時候了
歌曲是大家的
喉是自己的
是時候用喉唱出心底的歌曲;是時候了,中國人!是時候了
中國是大家的
選擇是自己的
是時候用自己選擇未來的中國。



记者:你父亲的现状怎么样?

朱卬:13年牢狱生涯让他疾病缠身,一直得不到有效治疗。耳膜穿孔听力衰退、腰间盘椎突出、心脏病、消化不良、高血脂高血压、失眠。从前那个身形高大,双手有力,思维敏捷,声音洪亮,精力充沛的父亲在我记忆中淡去,只剩下一个头发稀疏斑白,精神低落易怒,面色憔悴,呼吸短促,走路晃动的老人。



记者:能否讲讲你父亲的基督教信仰?

朱卬:我父亲在第二次刑期结束后回家,开始听从了基督教的朋友,学习教义,他门口24小时有人站岗,出门也有2人陪同,基本处在被软禁的状态,只能在网上和电话里和朋友联络,在这么受限制的情况下,他还是受洗成为了正式的基督徒,偶尔还去去教堂。他的教友也是我的长辈,同时开始和我讲解基督教的道理。



我父亲第三次判刑后我已经愤懑的无以复加,为什么要对我家一次次的打击,为什么要折磨这么一个手无寸铁的老人,为什么不让我的家人们能安定片刻。我们个人的力量如此渺小,该向何处寻找帮助?就因为一首小诗,恶人就可以肆无忌惮的作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啊。在我最脆弱的时刻我拾起了圣经,了解了2000年前那个耶稣在人世所做的牺牲,我释然了。主已经为我父亲这样的人,许了他的国度。在我的眼界之外,也有着众多的善良和正义的人为我父亲牵挂,为所有被逼迫的好人牵挂。在美国的所见证实着上帝如何祝福这个善良人的国家。我个人的能力如此弱小,但象主说的这样,不要怕,只要信,有着信心,自然事情会向好的方向转变。我在国内时如此走投无路,象纠缠在荆棘中挣扎的野兽,但我心中一直保留着希望的光明,转眼间,已经在这个被祝福的国度开始走崭新的路,还有什么可怀疑的,主会拯救我父亲和同他一同受难的良心犯,甚至因为这些义人的牺牲,可以赦免,宽恕,拯救中国这个我的祖国,主的异邦呢?我坚信,凡忍耐到最后的,必得拯救。

朱卬和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牧师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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