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子明,我感到悲怆

王军涛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4年10月28日



美国东部时间2014年10月21日凌晨2:23分,守候在子明病床前的老友毕谊民发来微信,说子明在10分钟前辞世。我是在凌晨4点开往纽约的长途车上看到这条信息的,当即感到一股强烈莫名的悲怆。子明会离我们而去,我是有思想准备的。今年1月,在波士顿机场见到来美治病的子明的病容后,我曾卧床一个月,终于接受了这个现实。现在,噩讯成真,痛失挚友的悲伤不是最大的刺痛;我为今后探索中国进步之路失去最相契和知心的同道而悲怆。在中国进步前沿最需要他的时候,他离开了世界。

一位可以引领时代变迁的大师

子明的一生,经历了一个快速变革的中国,一个高度极权的社会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环境中急剧开放转型的中国。在这一过程中,他竭尽全力探索和推动国家向着宪政民主的方向前行,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是走在前沿的领军人物。

子明祖籍浙江海盐的书香门第,1952年1月8日出生在上海,成长于首都北京。他就读北京市第八中学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两年后他到内蒙古阿巴嘎旗插队,曾担任羊倌、赤脚医生和大队干部。1974年,子明到北京化工学院学习。与同龄人中多数政治活跃的青年一样,他一直认真思考中国该如何发展并积极参与中国政治。中学读书期间,子明在姑姑那里接触到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异端读物,开始挣脱对毛泽东的迷信。插队期间,他又从西方古典读物中,吸取了思想资源,走上自由主义道路,开始独立地思考政治问题。1975年,他因与友人通信中批判时政而被隔离审查。1976年4月2日,他被打成反革命,开除共青团籍和学籍。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中,他是关键人物之一,他作为被群众推举出的、进入工人民兵指挥部谈判的六位代表之一,载入史册。

我与子明的交往,正是始于四五运动平反后的一次参与者聚会中。那时,我们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争论,但因为我们的心态、知识、政治选择和行动战略都高度一致,虽然性格迥异,后来却成为最为相知相契的同道。

四五运动被镇压后,子明不因局势险恶和困顿而灰心,而是继续学习和思考。他的思想有进一步发展。那时,他对中国发展的局势、方向和道路已经有系统明确的见解。1979年初,四五运动平反后不久,他对我说:五股力量在竞争中国前途,一是激进毛派即文革派,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二是温和毛派即凡是派,主张停止大规模政治迫害但继续延续毛的治国模式;三是还原派,主张中国回到毛否定的斯大林模式或其变种;四是拒绝政治改革的片面经济改革派(邓小平是代表);五是民主墙派上的全面改革派(包括政治改革)。在这样的政治态势中,子明坚定地推动中国全面改革以建立自由民主制度。民主墙时期,他和李盛平、吕嘉民、刘迪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民办刊物之一《北京之春》的主要推手。作为时事编辑,他写的政论敏锐及时捕捉话题热点、鲜明而犀利地批评非自由民主的倾向。1980年民主墙衰落,子明积极联络民主墙上的力量,发动高校竞选运动。他让弟弟子清搜集上海竞选资讯,清华选举小组负责人周为民将这份资讯油印散发。他还动员各校有人站出来竞选。竞选运动结束后,子明又四处奔走,力推全体竞选者联名发表竞选者宣言,形成影响政局的力量。他还联络海淀区人代会中通过竞选当选的人民代表,在人代会联合发言,已然是民主运动的主要领导人。

高校竞选被压制后,中国民主运动陷入低潮。子明并没有灰心退出运动,也不是苦苦独守良心孤岛。而是捕捉极权社会解体中出现的制度缝隙,积极开拓民主运动新的活动空间和活动形式。80年代初期,他在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和竞选运动的参与者中串联,并力争卷入新的力量,推动以沙龙活动探讨时政和中国前途。此时,他已经在古老的中华民族通过变革而融入人类文明发展主流的历史进程这一视野中,理解中国的现代化和当代民主运动。21世纪时他发表的具有原创才华的12卷著述中的主要思路和许多思想,都在这个阶段萌芽和成形的。他与民主墙有影响的民刊《沃土》主编姜洪和国家体改委干部石小敏一道创办“劳动就业问题研究组”(后改名为“国情与青年问题研究组),并尝试影响主导当时中共的改革派。

1984年,当执政党决定全面改革经济体制时,他与《北京之春》的另一位核心人物李盛平等人抓住机遇,创办独立的经济实体和事业实体,不仅为独立的政治活动筹措资源,而且在推动政治进步的重要专业领域(研究、出版、教育、新闻、咨询)中,打造领军团队,作为推动中国进步的支点,开辟促进民主运动的新机制。后来,这个团队发展成以“北京社会与经济研究所”为核心的当时最大的促进中国政治进步的独立民间团队。1989年民运爆发前夕,这个团队已经拥有两个民间研究智库、两所函授学校、一家公开发行的专业报纸、一所人才考评中心、一个社会调查中心、一个计算中心、一个图书发行公司、十多套丛书编委会、一个现代激光照排印刷厂、一个招标公司、两家技术开发研究所、一个音像制作室、一所信用社。这个实体群还筹备成立两个基金会和多家经营实体。1989年,该实体群尝试通过双周沙龙聚集北京最有活力的知识界精英采取头脑风暴法讨论中国进步的话题,再通过专题小组进行专业研究,最后通过新闻发布会、研讨会、书籍出版、媒体报道传播这些见解。子明是这个群体及活动的设计者、组织者和领导者。

1989年胡耀邦逝世,引发大规模学潮,青年学子走上街头为民请命,得到社会热烈回应,学潮迅速发展为全国范围内的爱国民主运动。由于高层严重分歧,中国政治前景处于巨大不确定的风险之中。深知中国政治险恶的陈子明,最初不愿意深度介入运动。但是,在各界劝说下,他经过反复思量,毅然决然进场。他甘冒前功尽弃、全军覆没的危险,将积累数年的资源都投入到运动中,支持学生和平请愿,建议学生理性负责地行动,促使运动更加有序,避免恶性事故,同时创造条件,开拓渠道,争取全面变革解决政治僵局。他设计和敦促实施召集圆桌会议“北京社会各界爱国维宪社会协商联席会议“,在运动内部建立有效的沟通和讨论机制。虽然最后不免失败,但子明的胆识、意志和担当精神无不令人敬佩,而紧接着的牢狱之灾也就不可避免。

中国当局早在5月底就试图抓捕子明。六四镇压后,子明和我同时成为当局通缉的“煽动、组织和指挥反革命动乱和暴乱“的7个知识分子领袖之一。1989年10月10日,子明在广东湛江被抓获。我随后被抓。1991年2月12日我们均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刑13年。在案件审理期间,子明勇敢坚定地维护法律保障的未决犯权利。在法庭上他拒绝认罪,为运动辩护,维护死者的尊严。1991年4月2日,子明转入北京市第二监狱服刑。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展示勇气的一段生活。他以绝食抗争,最后获得正常权益。在这抗争过程中,子明不惧加大迫害的危险,向国际社会公开事实,为国际社会在与中国交往中施加压力创造条件,将国际社会政治犯自我维权机制引入中国黑牢。坐共产党的牢房不认罪者有,但在监狱中敢做王还做成王的,凤毛麟角。我见识过子明各种场合为人处世,只有在监狱中,子明霸气十足,锱铢必较,不容许监狱当局任意侵害合法权益。

1994年5月,子明获得保外就医。他不顾风险,以89后形成的声望和影响力,推动中国进步的新变局。他提出打造建设性反对派的设想,支持刘晓波和王丹等人,发起一波波请愿。另一方面,他组建专业课题组,聚集一流专业人才,通过专业讨论,在政策平面与执政党打擂台,出版了一系列书籍《解除中国危机》、《跨世纪大战路》、《中国下一步怎么走》、《宪政中国》、《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政府》、《中国老百姓的权利》、《中国二等公民》、《中国宪政史研究纲要》、《比较宪政史研究》。1995年,当局惧怕子明的活动促成新的民主运动,终止了子明的保外就医。子明再度被收押入监 。同时,停止子明癌症手术后的治疗。在中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美国政府提出,如果子明愿意,可以安排他到美国治病。但子明拒绝向中国政府低头,也拒绝出国治病。

再度出狱后,由于健康和政治控制严密,子明的主要精力转入思想探讨和写作。子明的研究和写作早在刚服刑时就开始了。他甚至还曾在狱中攻读密西根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作为政治犯,他在刑期中以笔名喻希来、王思睿、于鸣超、华伟、沉延生、余韧等先后发表百万字著述,不仅分析时局和中国发展问题,还探讨近现代中国政治史,特别是在宪政化架构中编写当代中国民主运动和民间运动史,不仅为中国进步力量的发展探索提供智慧和精神资源,而且为中国建立一个系统的理论论述,与执政党竞争中国前途。2002年,子明刑满,还试图创办《改造与建设》网站。

纵观子明一生,远不是 “四朝元老“(四五运动、民主墙、竞选和89民运)能概括的;全世界争取结束专制的民主运动中所有行动策略,除武装起义外,子明都做了:打过选战,领导过街头运动,办过报刊,拿过学位,出过丛书,进行过牢狱中抗争,组建过智库,办过学校,而且是那时中国最好的政治水准和专业水准。可以说,子明创造了我们时代的一个传奇!

一位相契相知的同道

我与子明是中国唯一经历过四五运动、民主墙、竞选和89运动的所谓四朝元老,曾经一起打造80年代后期的独立民间实体群和90年代建设性反对派。我们在这些事件中相濡以沫、荣辱与共。

我们都在政治发展的高度上谋划全局,立足民间力量和专业活动、推动中国朝野和各种力量联动和互动,促进政局向着宪政民主方向演变。在这方面,子明常常被误解为要在朝内谋取政治权位和利用别人。作为负责任的政治改革者,立足民间推动变局,与在国家执政层面分析执政者缺失并不矛盾。即使是起码的战略理性,也要求计算执政者的反应和互动,自由政治民主的政治文化更不会拒绝沟通和谈判;这是现代博弈论的基本要求,不是投降招安。

1996年我在美国开始读学位后,有时间咀嚼旧事老友,反思世事人生的道理。我意识到,子明有个超凡脱俗的精神世界,与现实的人情世故、礼法习俗格格不入。这是他很少个人恩怨、不善解人意、从没有挫折感、谈及自己的苦难都好像叙述别人故事、有不怕人祸天灾的勇气、以及没有敌人的原因。他真的没有敌人,甚至不知道敌人是什么意思。这也是他在逆境中能有胆有识地想象事业空间,并兴致勃勃地开创一番常人都认为不可能的事业的原因。也是他有时被世俗认为是乖张,又有时被精英认为是传奇圣贤的原因。80年代,子明常常为别人的误解而困惑,但他没有恐惧,依然我行我素。如果子明不卷入政治,他可以在任何专业领域都有极高的成就。出狱后,子明为人处世有显著改善。其实,他和世人的隔阂并没减少。我们在澳纽见面,我感到,他的精神更加超越现实了。只是世人对他从敬爱角度想,开始欣赏和崇敬他的特立独行。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子明妻子之虹对他的充满爱意的感化和照应,以及子明对之虹的信任和顺从,让子明能够继续集中精力关注研究和做事,同时不“冒犯“世俗的情理,影响子明与合作者或交流者的关系。80年代我们打造那个著名的团队时,就是由于之虹台前身后的补救,才化解了子明的超凡脱俗带给他的许多误解和麻烦。

我们也都主张知行合一,在思想引导和理性分析下开展活动,在活动中体悟、提炼和发展思想和知识。子明并不是与我开始打造那个被人们称为社经所的团队的。1984年这个团队起步时,我去武汉试图开发事业的生长点。86年我被公安部从武汉逼回北京时,这个团队已经建立了很好的格局。但后来我们合作最紧密,因为我们对推动中国政治进步的方式和角色有高度共识。中国政治中书生的思想者与从事操作的行动者之间有难以跨越的鸿沟。书生珍爱思想,坚信行动应当接受思想支配和指导才是高尚和智慧的。而成功的行动者对书生敬而不从,因为那些思想在生死博弈中和发展的紧要关头不仅无用,而且会误导精力,损毁机会。我们则相信没有思想和知识的引领,即使有大成就也难以保证引领现实走向变革。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行动基础的思想和知识,不会有现实的生命力。

我与子明在一起切磋最多的,还不是如何从政,而是在我们的处境、选择、经验和教训中参悟历史、品味人性,以此为基础形成我们的知识见解和行动策略。在80年代,子明领导组建独立民间实体和实施的政治战略是在新知识的指引下做出的业绩。80年代初期,子明和中国前沿探索的青年知识分子抓住开放机遇,在引进西方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学术思潮的基础上更新知识结构,重建精神世界。80年代初期大量消化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哲学。80年代中期开始,伴随着建设独立民间专业实体和开拓新的改革动力机制的时候,引进行为主义的社会科学、特别是有关国家建设、政治秩序和稳定、以及政治变革进程和条件的发展政治学。正是在这个新知识结构基础上形成以独立的专业实体活动、打造朝野共识、推动和平开放转型的行动策略,并以此指导和统合实体建设。

此外,我们在最困难和黑暗的时候,一道抗争迫害,维护权益。1991年4月2日我们转到北京第二监狱的当天晚上,我与狱警发生冲突。值班的狱警扬言用电棍收拾我。子明拍门大叫:很久没有接触警察的警具,想尝尝电棍的滋味。他把双手伸出送饭的窗口,将狱警吸引到他那里。8月13日,我因为“闹监”被戴背铐扔入小号后,宣布绝食抗议。次日,子明宣布与我同进退,也绝食抗议。我们一起在黑暗的牢狱小号中,拼死维护政治犯的人格尊严。 为了阻止我们相互喊话,第二监狱当局在崭新的禁闭室的楼道里砌起两堵隔音高墙。8月23日,为了拆散我们,不让我们共同行动,我被转到塞外的北京市延庆监狱。经历过那种人间磨难的人,不太在意日常琐事。生死之交是一种生命内心深处的惦念。

回首往事,失友之痛已然难以承受。但最令人悲怆的是,展望未来,很难再有人能与我讨论行动战略策略!子明走在中国新局势最需要他,我也最需要他的时候。

在7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的大转型中,子明始终站在时代前沿探讨如何改变中国,不仅是方向,还有现实道路和机制。1989年的镇压和其后的政治清洗及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当权者的暴力维稳方针,导致中国的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民运和民间运动遭遇摧毁性打击。体制内特别是党政军中同情政治改革和民运的力量被彻底清洗。胡耀邦和赵紫阳式的改革者被江泽民和胡锦涛代表的腐败和平庸的党政官僚替代。子明在80年代中期所说的在改革中形成的新中产阶层,即知识分子、企业家和技术经济官僚这三大社会集团,是那时支持政治改革的主要力量。到21世纪初,这个力量基础,已经蜕变成康晓光先生说的腐败暴政的基础,即在权贵资本主义中瓜分发展机会和果实的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的铁三角同盟。

另一方面,中国大众在片面改革发展模式中,相对剥夺感日益强烈,暴力抗暴风潮遍及全国。腐败暴政导致的环境、食品和财产安全问题,成为全国公愤的热点话题。群体事件在频率、规模、话题、组织性、激烈程度、区域和阶层分布,都急剧发展。中国通过具有开放心态的精英推动和平开放转型的道路似乎被堵死了。这一点在维权运动的命运上反映得尤其充分。维权运动最初出现,是试图在中共建立法治的架构中,通过司法和新闻专业活动,解决中国发展中出现的腐败和暴政问题。他们在政治上与反对运动和激进思潮切割,以去政治化和渐进变革为指导原则。然而,他们不仅连大量的涉及基层地方党政官僚的问题都无力解决,而且连职业尊严和规范甚至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都难以保障。

受到镇压和侮辱的维权运动分化出后89反对运动的年轻一代政治领袖。显然,80年代在改革中形成的新生力量中打造出的朝野共识迅速崩坍,以专业领域中的专业活动为主启动和完成中国和平开放转型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至少已经不再构成足够的压力和动力推动改革。激烈对抗与革命正在成为在最前沿推动中国变化的新一代政治领袖心中和行动的选择;他们越来越不满上一代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政治上没有敌人的善意心态和顾及统治者容忍度的温和行动策略。中国政治博弈趋于更加激烈的对抗。不仅中国变革动力机制发生根本变化,而且反对运动和民间运动的生态也在激烈冲突中新旧交替。统治者越来越难以靠腐败暴政维持统治。一场新的变革机遇正在逼近或已经出现在中国。此时,我们需要新的时局分析、变革动力机制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行动策略。

但是,在中国政治和民间运动都发生深刻转型的时候,80年代的中国精英不仅知识结构还没与时俱进地更新,政治文化更是在厌恶民粹主义、政治运动和激进主义不宽容的情绪支配下,拒绝理解和思考政治变革的真实动力机制。

我本人在2006年博士毕业后,决定告别旧的动力机制知识上形成的行动策略,开始尝试开发适应新形势的新的变革动力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探索行动策略,积极参与推动变革的实践。为此,我参与组建新的政治组织,推动街头政治风潮。此时,我最想与之交流心得、切磋当否和改进策略的是子明。然而,由于政治监控,子明无法与我进行这种交流。不过,我一直期待着机会。子明辞世,使得我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我相信,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子明会理解和支持我的选择并提出睿智的建议,因他学习和领悟能力都极强,会很快更新知识结构补充政治转型知识。

如果子明能够有时间和机会更新知识结构,他不仅会为未来改革提出更好的建议,他甚至会重新思考中国过去的政治史和当下的争论,修订和补充他现在的一些著述。

许多人悼念子明都提到,子明的逝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但一个时代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在历史中的影响的消失。如果子明仅仅在思想、知识和行动策略上引领80年代的中国变革,那么,子明会随着一个时代而消失。但子明的精神、心态、胆识和创造性,会永存,成为在黑暗中坚守良知、推进变革的人的榜样。不过,在思想转换、知识更新和行动策略调整上,子明具有潜力、本该在新的时代引领变革的。我为这一缺失痛感悲怆!为我必须自己独自走完这段未知的路痛感悲怆!

2014年10月24日星期五于美国新泽西州


王军涛是陈子明的生前好友,1994年在中美两国政府安排下赴美,获得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在美国参与创办和领导中国战略研究所、中国宪政协进会、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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