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梁振英宗教界无经济贡献谬论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郭宝胜



10月25日,香港特首梁振英会见传媒时,为提名委员会制度辩护。他举例指无论占本港经济来源16%的金融界,还是体育界、宗教界这些“没有任何经济贡献”的界别,亦可以参与提名。梁振英此言一出、一片哗然,港人纷纷指斥特首的无知与愚昧。梁振英对宗教界无经济贡献的定论,引起香港宗教界人士的强烈反弹。


香港孔教选委会委员刘梦熊反驳,单是大屿山宝莲寺、黄大仙等宗教地方,便是香港吸引大批旅客的宗教旅游景点,直接贡献旅游界,刺激经济。天主教关注政改三人组成员陈满鸿神父指斥梁振英“无知”,指宗教使人感到生命充实,推动教徒上进、学习、创新,即使非直接,也是间接带来经济贡献。陈满鸿神父认为:梁振英的言论系大陆那套“反宗教”思潮,非常过时。梁振英无知到极,我费事理睬他。


梁振英是建筑测量师出身,也曾留学英国,对经济学也有一番研究。但他显然没有基本的社会科学素养,连宗教与社会、宗教与经济的关系都没有弄清楚,这只能说明他的学识不够、无知蛮横,也说明这个“地下共产党员”的货真价实,满脑子的唯物主义和反宗教思维。如果任由这位反宗教特首继续操纵香港政治,那么香港的大陆化、香港宗教自由的被践踏,也不是不可能的。


凡是认真读过经济、政治、社会学、宗教学等学科的人都不能不知道德国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 韦伯的名字,凡是有点社会科学素养的人,就是没有读过韦伯的书,也了解其的基本观点。韦伯是社会科学界研究宗教与社会、宗教与经济首屈一指的社会学家,他的理论造诣和成果,远远超过了卡尔 马克思。韦伯在其名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揭示了基督教新教尤其是其中的清教徒、加尔文主义者,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密切联系。由于他的独特发现和研究,使《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成为经久不衰的社会科学经典名着。


如科斯(Ronald Coase)等制度经济学家重视制度对经济的影响,从而创立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派一样,韦伯也非常看重制度(经济和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及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力。正如清华大学社会学家李强所认为的:韦伯和马克思都承认社会有三个层面,一是物质生产层面、经济层面,一是政治、法律的制度层面,另一个就是精神、宗教文化、意识形态层面。马克思认为,在这三个层面中,经济是基础,经济决定政治法律结构,政治法律结构上面又有个意识形态。而韦伯跟马克思差距很大,他一生主要强调制度的重要性和宗教的重要性。制度决定经济,而宗教、意识形态决定制度。制度的发展与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宗教、意识形态原因来解释。因此,宗教、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正如中国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确立市场经济不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而是肇始于执政者意识形态的改变;中国在1949年选择计划经济也不是由于生产力原因,而恰恰是国家当权者被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填满了脑袋一样,观念决定了制度,世界观、人生观决定了人类的生存方式。韦伯在资本主义问题上也不同于马克思,他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不是全人类都必然要过渡过来的现象,这种现象只在西欧,在特定的时候、特定的宗教文化中才能产生。而最初产生资本主义的地区,恰恰是刚从天主教中脱离出来不久的基督教新教地区。他特别强调了基督新教在西方国家经济、法律、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决定性影响。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指出基督教中的天职观念和加尔文主义里的预定论,这些神学观念落地后产生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促进作用。所谓天职就是将工作和世俗的赚钱也当做对上帝的侍奉和神职,从而赋予经济行为神圣性,从而培养出市场经济需要的敬业、禁欲、奉献等精神。将中世纪被轻视的商业行为,提高地位,而且为了上帝去“尽力地挣钱、尽力地省钱、尽力地捐钱”(美国布道家、卫理公会创始人约翰卫斯理语)。


而且韦伯认为清教徒神学中的加尔文主义预定论,也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人是否得救完全是上帝预定的,这就排除了人的任何迷信、巫术、圣礼甚至烧香、磕头、献冷猪肉、贿赂神灵等手段,将得救确据的路线完全地指向了现实的社会中。基督徒怎么知道自己是得救的呢,一靠坚信,二靠社会生活证明你是上帝的选民,在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事务上见证神的荣耀、找到自己得救的凭据。这就为基督徒积极入世、改造世界、发展经济提供了足够的精神动力。


可见,天职观和预定论这些看似与经济无关的神学观念,实际上与资本主义发展有密切的联系。正如第一个资本主义全球性大国、“海上的马车夫”荷兰,也是第一个基督教新教国家,它的崛起和发展与基督教息息相关,韦伯写到:在荷兰的新教徒认为:任何无节制的人生享乐、纵情狂欢,都会驱使人舍弃职守,堕落贫穷,不是纵欲和贪婪积累了财富,而是克制和禁欲增长了社会财富。因为克制禁欲的创业观念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必然会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俭省节约不是不花钱,而是为了把财富用在利于创业的投资和生产上。清教徒们的金钱和时间资本没有被消费而被用来再投资,他们的禁欲节俭必然要导致资本的积累、生产的突飞勐进、经济体制的日新月异,导致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


与对宗教无知的梁特首相反,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基督教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过很多的研究和着述,如赵晓《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曼德的《天职》《从狼文化到羊文化》《预定论及其神学、社会意义》,还有如宗教学者何光沪、刘澎、李向平等人关于基督教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论文和著述。从这些论文和著述中都可看到基督教与市场经济的正相关关系。这些观点不仅在基督教内,在社会上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但逆历史潮流、人类常识和普世价值者却不断涌现,在大陆突出地表现为遏制基督教、反基督教的强拆十字架运动,而在香港,则表现为梁振英最近的“宗教界无经济贡献”宏论,这些开历史倒车的言行已被世人所唾弃,当事者也逃不脱历史的罪人的结局。占中运动的方兴未艾,就表现出香港人对这些愚昧无知、反宗教、反普世价值者的反对和厌弃,也表现出对言论自由、选举自由、宗教自由等普世价值的拥护、持守与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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