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政府的信任危机

作者: 罗茜



近二十多年来,中国政府都面临着政府公信力日益下降的严重问题。六四事件、外交失败、法轮功事件、高官贪腐丑闻和对政治异见人士的迫害——这些都改变了中国政治,使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感急遽下降。一般来说,如果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对政府感到满意和信任,那么政治进程就会平稳地发展,相反,如果社会成员对政府感到失望和不信任,那么政治进程就必然发展缓慢,甚至会造成政治的滞后。信任危机就是政府与民众关系的断裂,中国政府的信任危机反应出的正是这种断裂日益加剧。

信任危机就是政府与民众关系的断裂。政府信任是民主的支柱。政府信任是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社会组织、民众对政府信誉的一种主观评价或价值判断,它是政府行政行为所产生的信誉和形象在社会组织和民众中所形成的一种心理反应。政治信任源于政治领域,是人们对政治制度和政府的绩效、政治制度的可信性的一种理性的评估。良好的政府信任关系,是公民与政府间良好互动的结果,它反映了公民对政府的认可、支持与满意。在政治和行政系统中,信任是很普遍和更加明确的。“信任可能产生于政治和行政机构,更有可能产生于政治和行政领导的行为中,信任可能凭借一种确定性的机制,通过政治的发展或者政治事件而改变,否则将基于更加严格的系统的内部环境而改变。”

尽管各国情况不同,但是相同的是,每一个政府都试图获得其民众的认同与信任,这对于政府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建立良好的政府信任关系是政府获得合法性的基础。合法性,不再只是指统治的合法权利,而是指统治的心理权利。现在的合法性意指人们内心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认为政府的统治是合法的和公正的。执政政府要在其国家维持统治的合法性,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便是获得民众的支持与信任,使民众相信政府能够使自己生活得更好。事实上,所有的执政政府都试图获得自己民众的信任,甚至是最野蛮的、专制的政府,都试图让自己公民相信政府能够保障自身的安全,维护自身的利益。历史表明,政府信任是政府高效运行,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和保障。信任是使民主运转起来的基本动力。而且政府要想提高自己的政府绩效,必须增加包括政府信任在内的社会资本。“政治信任的存在成为一切有生命力的政治体系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

近二十多年来,中国政府都面临着政府公信力日益下降的严重问题。近二十多年来,一系列混乱的政治斗争——六四事件、外交失败、法轮功事件及贪腐的丑闻和对政治异见人士的迫害——这些都改变了中国政治,使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感急遽下降。一般来说,如果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对政府感到满意和信任,那么政治进程就会平稳地发展,相反,如果社会成员对政府感到失望和不信任,那么政治进程就必然发展缓慢,甚至会造成政治的滞后。从全球范围来说,政府公信力下降已经成为一个政府普遍面临的、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追根溯源,公众对政府不信任并非单一原因造成的,而是各种原因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通常来说,公民对政府的不信任通过特定的事件反映出来,但是这种不信任所形成的过程却是长期的,受众多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如,经济的下降、政治丑闻、生态环境恶化等等,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公众对政府的观感。总的来说,当公民遭遇到生存危机时,切身利益受到损害时,或者当人民的思维理念与政府的执政理念发生错位时,常常会造成公众对于政府的不信任。

一、人民生存威胁的认知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

中国政府信任危机发生的原因是多维度的,它包含着中国政府行为存在的问题,同时与人民主体的自我感受和认知息息相关。在诸多引发中国政府信任危机的因素中,人们的生存安全是最为深层的原因。随着中国政府职能的扩大,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中国民众却日益感到精神上的压抑,政治上的无助,甚至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困境。这种精神上的压抑和政治上的无助,使得中国政府在其职能无孔不入的今天,也面临着很严重的信任危机。

生存,简单来说就是生活,活下去。人的生存安全,通常来说是指人的生活能够正常地进行,不受到来自外界的威胁。一般来说,人们的人身自由、财产等是人的基本权利。“人生而平等,任何人不得侵犯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前,处于一种自然的状态,人生而平等,没有人可以主宰或者统治他人,在这种自然状态下,人们遵循的是自然法,亦即理性,来维持着人们的群体秩序,保护人们不陷入混乱。但是,人们在自然状态下享有的权利,仍然是不稳定的,所以人们仍然有可能受到来自外界的威胁,人们选择让渡一部分权利,建立强大的共同体和权威,这便是国家。“人们建立国家并置身于政府之下最主要的目的便是保障人们的财产不受威胁。”“这就使他同意放弃甘愿同已经或有意联合起来的其他人一同加入社会,以互相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即根据一般的名称称之为财产的东西。”这强调的财产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而且也一样包括精神或者心理方面,“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有双重权利:第一,他的人身自由的权利,这是他人没有权利加以支配的,而只能由他自己自由处理;第二,与其他人相比较,他和他的兄弟最先享有继承他父亲的财物的权利”。

生存安全有两个方面:一是生存的现实条件,包括制度保证,经济条件,客观存在的,对每一个体所造成的现实威胁或伤害。人类作为自然界的高等存在物,总是以人类特有的方式生存着。“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特有的社会性决定了人所有的生产生活都在社会中进行。从现实生活中来说,近年来中国出现的环境、气候问题等等都使民众感觉到其生存空间受到了威胁,甚至于频频发生的拆迁问题,也使得民众对政府产生了或多或少的怀疑。二是人民作为主体性的角色,产生的一种自我认知与感觉方面的安全困境,通常称之为自我认知性的生存安全问题。它与第一种情况有一定的关联性,但并不总是一致的。有时候,即使存在现实安全风险,但人民无法认知,人民的意识与现实之间存在一定的偏差,但是人民会通过各种途径的认知,认为其生存安全受到了威胁,就会产生认知性生存安全问题。在现实中,政治心理上的扩散性、辐射性,这种情况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传媒方式的影响,成为一种最主要的方式。在政治生活中,人民通过电视网络等传媒的影响,形成一种群体性的认同,当群体内某一成员受到威胁时,这种群体性认同便会发生作用,使得人们产生自我认知性的生存威胁,进而使人们对政府产生一定程度的不信任。而在中国,尤其是现在,随着网络、电视、博客等传媒的兴起,这种认知性安全问题迅速扩展,成为中国政府不得不重视的问题。


二、观念的多维冲突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

中国政府与人民在政治意识和政治文化层面的非同质化,是中国政府信任危机发生的另一重要机制。这种文化心理层面的异质化,借助于政治心理对政治行为的导向作用,势必会影响双方行为层面的分野,从而产生对中国政府的信任由心理层面上升至行为层面的现实后果。这种政治思维的异质化现象,突出表现为政治意识形态、人民普遍具有的社会价值观念、传统政治文化、区域性的在地文化,以及中国政府政策价值与政策效果之间的分化程度等多维度的碰撞和冲突。当然,无论中国政府抑或中国人民,均深受社会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这就进一步在传统与现实之间,世界普世价值与自我价值主张之意,社群的公共性与市场经济的私利性之间,加剧了这种冲突的可能性。

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深刻地影响着人民的政治心理与政治思维,一般来说,“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范围进程所形成的”。人民的政治思维可以看做是对政治文化较为系统的阐述,在日常生活中,政治文化以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意识形态等形态存在。公民作为社会的主体,通过家庭、教育等方式形成了自身的政治思维,公民政治意识就其形成过程来看,主要是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自发的、非系统的主观感知,“是政治主体在政治活动或过程中的一种非系统的自发反映形式,是政治主体在政治活动中产生的一种心理反应倾向”。政治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通过一种制度化或是非制度化的方式影响着人民或是政府的政治思维,“由现存的政治结构所造成的机会和压力也影响着那种政治文化。当人们边学习边行动并通过行动来学习时,文化和结构,态度和行为之间就不断地发生相互作用”。

那么,政治文化的变量会在多大程度上,以一种什么方式影响到中国人民对中国政府的信任,或者说,这种思维机制或者是政治文化的变化所造成的中国政府不信任包括哪几个方面呢?首先,中国政府思维与其行为之间的冲突,造成了公民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政府作为人民判断的对象,人民总是对政府所宣称的价值观和其政府行为有着自己的认知。“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并置身于强大的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政府建立的主要目的是保护人民的财产、生命不受侵犯,所以政府所宣称的总是利他的、自由的和民主的。但是,中国政府在其现实运作中,并不总是按照宣称的那样,而是有它自己的所谓“中国特色”政治运作模式。中国政府在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科技的发展,新闻与政治公开化,越来越多的政治丑闻、腐败、政府内幕等,通过电视、报纸等现代传媒传播出来,中国政府的执政理念与本身的行为之间就出现了一定的偏差,这种偏差造成了人民对于中国政府的不信任和不满意。

其次,中国政府思维和人民思维的偏差也会造成人民对于中国政府的不信任。人民在日常行为过程中通过一种制度化或是非制度化的方式形成了其自身的思维和理念,但这种思维和理念并不总是与政府的思维和理念一致,经常会出现这样或是那样的偏差。人民在现实中,形成了一种利己的个人主义的思维理念,这种个体主义的理念与政府这种集体主义的精神产生冲突,虽然并不总是会造成行为上的直接冲突,但也会形成一种思维上的疏远感,造成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

再次,从中国政府认同的角度上来说,人民对中国政府思维的认同,与中国政府的层级有关,也与中国政府公共政策的价值及其公共政策的执行结果有关。也许人民对中央政府的认同,对国家政策的认同,呈现出认同程度高,政府信任程度高的情况。但是,对于中国基层政府,或者地方政府而言,认同呈现出与中央政府不一致的现象。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在处理自我利益与公众利益过程中,有可能出现民众感受与国家大政方针之间的对立或冲突,这种偏差的出现有基层政府的原因,如,追逐自我利益、自我政绩,损害公众基本利益,造成大众思维与基层政府思维的差异。从公众角度来说,集体利益与个体及小团体的利益之间,存在着总体一致基础上的差异。但公众判断的时候,从个体与小群体的利益来判断;从公共政策角度来说,政策理念与政策结果的不一致性,也会影响到公众诉求与政策结果的不一致。

人民价值上的认同与所产生的社会后果的不认同的冲突,是当前造成人民对中国政府不信任的主要原因。在中国政府政策执行的过程中,人民产生了个体思维的变化,这种思维的变化伴随着人民诉求的变化,产生了人民对中国政府政策结果的不认同。

综上所论,中国政府信任危机所发生的机制是多元化、多维度的。但利益、生存、思维等仍然是政府信任危机的核心考察变量。只有基于公众利益保障、生存安全的维护及政治意识形态和思维同质化的制度与文化建构,才能够消除中国政府信任危机的发生,建构一个民众积极参与、政府公开透明并受人尊重的政府形象。所以说,这就需要中国政府立足于当今,与人民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使人民感觉自己是自由并且有尊严地活着,自身的生存权不受侵犯。人民有其自己的利益,要求中国政府首先承认民众利益存在的合法性,正视人民的利益诉求,使其合法化,并且对于利益安全的心理给予制度化或者法治的保障。在思维观念上,不同阶层有不同的思维观念、思维意识和文化,这些文化和理念都有其现实的价值,在意识形态的设置上,要加入包容性的文化结构设置,尊重多元化,冲突的价值观念能够共存。总之,中国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有建立了良好的政府和公民的信任关系,才能减少冲突,增加社会的凝聚力,保证中国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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