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退休干部:我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

晏乐斌




一、广西“文化大革命”浩劫

1981年4月至6月,我被公安部抽去参加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办公厅、中组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的“中央赴广西落实政策,文化大革命问题调查组”,1983年4月至1984年1月,又被公安部抽去参加中共中央组织的“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工作组”。下面记述的是我们调查了解的广西“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部分问题。

死死捂住广西“文革”的盖子

广西在“文革”中是全国的重灾区,死人很多。可是“文革”结束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不到贯彻执行,生产上不去,经济滞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全国倒数第二,改革开放的方针在这里当做资本主义道路来批判,农业生产上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成资本主义尾巴来割。在思想战线上,两个“凡是”之外,广西还多一个“凡是”一直在坚持,即“凡是韦国清同志批示的、指示的都要坚决照办”。

粉碎“四人帮”之后,广西出现一股奇谈怪论,说“广西文化大革命中一直是顶住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贯彻一条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说“全国其他地方执行林彪、‘四人帮’路线,广西没有”,等等。广西的造反派控制着各级党、政、军、企、事业单位的大权,并自成体系,向中央封锁消息,捂住盖子。谁要是触犯了他们,揭露了广西问题,轻则受到打击报复,撤职调离,重则受到镇压,判刑投入监狱劳改队,甚至处死。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慢慢察觉和发现了广西的一些问题。

中央第一次派调查组

1981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组织了20多人的调查组,赴广西调查了解落实政策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我们一行在广西工作了两个多月,听取了自治区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汇报,调阅了部分档案材料,分别到南宁、武鸣、桂林、临桂、马山、凤山等地、市、县和几个监狱、劳改场所,还召开了一些座谈会,收到人民来信3000余件,接待群众来访700多人次,广泛接触了各方面的干部、群众。

可是我们在那里工作的两个多月里,工作组每到一处都受到区党委派来的人的严密监视,为我们设置重重障碍。我们是6月23日结束工作离开南宁,6月25日回到北京。刚回到北京,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副主任钟绍僮等5人控告我们调查组的材料,就已送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办公桌上。“后来韦国清同志看了(我们调查组的报告),也(向中央)写了很长的控告、反驳(我们调查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王鹤寿1984年1月14日下午在听取广西区党委汇报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时的讲话)

中央第二次派工作组

1983年3月,为了稳定广西的局势,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以“中央机构改革领导小组赴广西工作组”名义,派出一个40人的工作组,赴广西协助解决、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和领导班子问题。

1981年的调查组只是调查了解情况,无任何权力,而这个工作组中央给了一些实权,如工作组的正副组长参加广西区党委常务会议,工作组成员根据需要,有时列席常委会议,有一定的决策权力。当时我负责掌握了解区党委办公厅、组织部以及自治区公、检、法、司法、安全(正在筹建中)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进度、问题、领导班子建设、班子成员人选和清理“三种人”的问题,随时向工作组长提出报告与建议。

1983年3月,中共中央调整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党政领导班子。

工作组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宋任穷、习仲勋的直接领导和过问。工作组领导成员有李锐、周一峰等人。工作组于1983年4月初至1984年1月下旬,广泛接触了广西各方面的人士,并直接派人参加一些自治区党政机关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工作和考察领导班子情况,就重大事件、重大问题派出工作人员配合区党委,进行重点调查了解。自治区党委、政府为了处理解决好“文革”遗留问题,组织了相应的“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组”100多人,分赴全区12个地市和一些大型厂矿企业单位、大专院校。各地市又都派有工作组到各县市,全面地开展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我们工作组在南宁期间,接待群众来访达8000多人次,收到群众来信2万余件。全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工作一开展,各级领导班子经过调整与加强,广西问题的眉目逐渐清楚起来。

二、死人问题

“文革”期间的死人问题,是广西的特殊问题,是我们调查组、工作组到广西后广泛接触到的一个最普遍、最尖锐的问题,也是一个带有爆炸性、危险性的问题。

广西“文革”期间究竟死了多少人

1979年1月,区党委向中央报告称:1967年、1968年两年,全区“非正常死亡”4.4万人。1981年调查组到广西时,据自治区处理“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由区党委书记赵茂勋主管,公检法三长参加,简称“三人办”)汇报,1967、1968年两年,全区“非正常死亡”4.4万人,其中,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2.7万多人,干部、群众1.7万多人(不包括自杀数)。

当时全区12个地市,我们调查组仅据南宁、桂林、玉林、钦州4个地区和南宁、桂林二市党委的汇报,“非正常死亡”就有4.7万人,如果加上其余6个地市和区直机关以及柳州铁路局单位,死亡不少于10万人。1981年6月30日,区党委第一书记乔晓光向中纪委汇报时说:“文革10年,广西死了(非正常死亡)70400人”。有的干部、群众反映死了20万人,也有的说死了50万人。当年韦国清同志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何兰楷私下谈话时,说广西“文革”中死了15万人。众说不一,各执一词,究竟死了多少人,谁也说不清楚。

1984年1月,我们赴广西工作组行将结束、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进入扫尾阶段时,自治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根据全区各地(市)、县、公社“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报上来的统计表明,全区“文革”中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死亡人数有8.97万人,其中,两派武斗死亡3700人,逼死7000人,其余7.9万多人,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打死和枪杀的。南宁地区14个县,死人在千人以上的就有8个,光一个宾阳县就死了3777人。另外,全区失踪2万余人,无名无姓的死者3万多人。

死的是一些什么人,怎么死的?

1981年自治区“三人办”向中央调查组汇报说,广西“文革”中死人,一是武斗打死的;二是刮“十二级台风”,贫下中农处决了一批四类分子,这是多数;三是造反派乱抓乱杀保守派的一些人,保守派翻过来后也乱抓乱杀了一些造反派。1981年的调查组和1983年的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事实证明,这个说法掩盖了事实真相。

事实真相是:

一是乱打乱杀死的多,武斗死的少。桂林市和桂林地区是武斗比较激烈的地方,但在1967、1968年两年死亡的11027人中,也只有458人死于武斗,占4.1%。南宁地区的武鸣县死亡的2197人中,武斗打死的仅3人。还有许多县、市根本没有发生武斗,也死了很多人。

二是干部、群众死的多。南宁地区14个县、市(不含自治区、地直属单位),死亡16494人,其中干部、工人、社员死9739人,占57%,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死6755人,占41%。桂林地区“文革”中死亡的11612人中,干部、群众死亡7461人,占64.2%,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死亡4151人,占35.8%。临桂县死亡1865人,干部、群众死亡1406人,占74.8%,四类分子死亡458人,占25.2%。

三是对立派“4•22”死的多,掌权派“联指”死的少。如,马山县死亡的1262人中,“联指”成员仅4人,绝大部分是对立派“4•22”成员,四类分子死414人。凤山县城厢公社死亡的285人中,持“联指”观点的3人,是在武斗中打死的。临桂县死亡的1865人中,“联指”成员只有3人,是在武斗中打死的,其余1862人是被有组织有领导地杀死的。武鸣县葛阳大队杀死73人,一个“联指”成员也没有。

1981年自治区“三人办”向中央调查组汇报说,死人主要发生于从湖南、广东刮来的“十二级台风”,由“贫下中农处死了一些人;革委会刚成立,因为没有权威,群众乱杀了一些”。这个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根据1981年我们调查组和1983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自治区各级“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上报的结果,杀人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而且多数是在革委会成立后有领导地进行的。

大批死人的历史背景

广西“文化大革命”初期,没有分成明显的两派。1967年3月,广西军区找各群众组织商量,要求支持韦国清站出来领导广西“文化大革命”。当时有的群众组织提出要韦检查后再定,而区直机关群众组织“公安兵团”、“红色监察”、“造反兵团”等则同意无条件支持韦国清站出来。4月29日,区党委书记伍晋南、贺希明、霍泛三人发表声明,支持前者,反对无条件支持韦国清站出来搞“三结合”。于是,围绕着“支韦”还是“反韦”问题,形成了两派,前者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后者称“4•22”。两派形成后,从军队到地方,从自治区领导机关到各个基层单位,形成了两大对立阵营。

广西军区开始是支持“联指”的。1967年8月24日,周恩来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表示支持“4•22”。广西有大批干部随即表态支持“4•22”,广西军区也检讨了支一派压一派的方向路线错误,转而表示支持“4•22”,但实际上仍暗中支持“联指”。当时在全广西,除桂林市外,“4•22”都处于劣势地位。

1968年2月,由广州军区下令,将支持“4•22”的军队调走;4月,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内定“4•22”为反动组织,于是开始压“4•22”。这是当时的基本形势和情况。但是,死人最多集中在三个阶段,也可以说是三个高潮。

第一阶段,1967年冬至1968年春,主要在农村全自治区刮起了一股“红色风暴”,说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及其子女起来造反,要杀干部群众,说“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于是在农村中成立起了“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庭”,搞群众专政,杀了一大批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也乘机杀了一些“4•22”观点的人。其中靠近湖南零陵地区的桂林地区各县,尤为严重,有的四类分子之家被全家杀绝。“灵山县谭礼大队民兵排长黄培立召开民兵统一行动,把地、富及其子女全部杀掉,全大队共杀了130多人,财产、房屋没收盖礼堂,禽畜、粮食全部吃掉”(中纪委、组织部等六部委《关于广西落实政策情况的调查报告》附件之一,1981年7月15日)。1968年3月,上思县武装部长段振邦在县四级干部会上说:“过去我们对敌人专政,要经过公安、法院,现在不需要了,现在实行群众专政,不杀掉那些东霸天、西霸天,群众不同意”。全县于同年的三、四月间乱杀了一批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和被认为是坏人的人。临桂县1967、1968年两年打死的1865人中,被打死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459人。灵山县“贫下中农造反总部”(“联指”)于1968年初,召开会议全县统一行动。全县共杀死2900多人。他们用“种花生”指枪决,“种芋头”指石头打死,“种甘蔗”指木棒打死等暗语统计杀人数字。当时被杀害的贫下中农、干部、群众,在1983年全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他们的遗属与子女还可以去找政府、党委落实政策,要求给予一定的抚恤与生活补助,要求追查凶手,可是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他们去找谁,向谁去申冤啊!

第二阶段,是各县革委会成立前后,其名义之一是保卫红色政权,二是抓“反共救国团”。广西各县大部分在1968年春夏期间成立革委会,杀人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且多数是在各县革委会成立后有领导地杀的。上思县成立革委会后,在县革委会主任、县武装部长段振邦的组织、策划、煽动下,造成1639名干部、群众和四类分子被杀,其中,被杀的国家干部162人,工人61人,城镇居民18人,学生5人,社员632人,四类分子761人;老游击队员48人,共产党员97人,共青团员13人。宜山县革委会成立后,由县革委会主任、县武装部政委季德春、县武装副部长李庆余、作战参谋蒋国志、民兵科长吴先水与原副县长崔振铎、原县委副书记王德茂等人策划下,于1968年6月11日召开了“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的全县万人大会,在大会上当场打死干部、群众11人。会后,各公社仿效、推广,均成立了以民兵为主体的“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群众称之为“杀人部”,向阶级敌人专政。从此开始,该县共死亡1400人,其中,两派武斗死几十人,县革委会成立前乱打乱杀死亡300多人,革委会成立后,由季德春等人策划、煽动,有组织有领导地杀害了900多人。宾阳县革委会成立后,从1968年3月至1969年10月期间,在县革委会主任、6949部队副师长王建勋的策划、组织、指挥下,以“保卫红色政权”、“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等名义,致使该县乱打乱杀,逼死了3890余人,是南宁地区死人最多的县之一。

广西军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革筹小组出于政治目的,于1968年6月17日,将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已被破获结案、审判处理过的玉林县石南公社梁福隆等人组织的“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第十大队”为主体,和浦北县六万山区的“罗平党”案等,拼凑成1968年4月“破获”了“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集团案件”,向自治区各地、县、市张榜公布案情,号召开展“大检举、大揭发、大斗争”。同时还把这个“反团”案与“4•22”群众组织挂钩,混为一谈,联系起来“大检举、大揭发、大斗争”,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剿灭反共救国团匪徒”的活动,在广西全区城乡普遍开展,把参加“4•22”组织或倾向“4•22”组织的干部、群众,加上“反共救国团”罪名,不经过任何法律手续,杀了一大批。融安县受迫害的干部、群众上访团对我们工作组来信反映:“从1968年8月14日县革委会成立到9月底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全县杀了三千多人。其中县革委会机关所在的长安镇,杀了八百余人。大将公社小圩镇龙妙街杀死45人,成了寡妇街,至今每逢过年过节到处是悲惨的哭泣声。有些老人讲:当年日本强盗侵占长安镇,进行屠杀时一天最多杀了17人,而1968年8月21日,一天就杀了100多人。他们愤慨地讲:这帮杀人强盗,真比日本鬼子还凶残狠毒。”

在老革命根据地凤山县,“文革”开始后,以老红军营长廖熙英为首,以革命老人、老游击队员为骨干,成立“革老派”,副县长覃家修也支持“革老派”观点。广西两派形成后,“革老派”支持“4•22”。当时同意“革老派”观点的群众、干部占全县人口的95%。由于“革老派”力量雄厚,1968年2月占领了县城,“联指”逃去东兰县。广西区革筹、广西军区公布“反团”案案情之后,凤山“联指”派组织乘机于7月7日发出关于围歼“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凤山分团覃、廖匪帮”的总反击令,又调去了11个县的武装民兵,配合6911部队围剿“革老派”,名曰“剿匪”,实为协助逃跑在外的“联指”打回凤山,“革老派”被打死打伤20人,抓走16人(其中13人被杀),“联指”夺回了县城,“革老派”全部逃往农村。县革委会成立后,上面派去了9个县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配合军队进驻凤山,“革老派”的大小头目大部分被杀,一部分被抓。全县被抓6000多人,批斗了5000多人,杀死了3000多人。有的全家被杀光,很多军烈家属全家也被杀光,许多老红军、老游击队员被杀,全县地下党被打成“叛徒集团”。可是1981年5月凤山县委向我们调查组汇报说:1968年6月至10月死了1197人,占当时全县人口的1%。显然没有说实话。玉林地区1968年在围剿“反共救国团”运动中进行的大屠杀,是时任玉林军分区政委甘照寰拍板,参谋长达志、地区造反派头头王× 镇主持召开各县革委会、武装部负责人会议布置的,共逼死、打死几千人,其中,陆川县杀害1200多人,容县逼死、打死1392人。原凌云县委书记赵 × × 是被三个人拉出去杀的,当时赵见到县武装部长说:“你要救我呀!”可是这个武装部长不理睬,就这样把赵拉出去杀了。

第三阶段,是发布《七•三布告》以后。这个时期,农村“4•22”的大小头头和骨干大体已被用“反共救国团”的罪名消灭得差不多了,掌权者和扶持的“联指”造反派于是挥戈向城市开刀,集中表现在湘桂铁路线上的南宁、桂林二市。

1983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阶段的调查证实,《七•三布告》是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于1968年7月3日批准发布的,在这之前的1968年4月,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根据广西军区、广西革筹小组的报告,内定“4•22”是反动组织,将对立的两派设立据点,策划组织武斗,打死干部群众,杀人放火,抢援越物资、武器,抢部队武器弹药,阻断铁路交通等罪名,都加在“4•22”一派的头上。就在这时人民解放军驻广西某部打下“U-2”美国间谍飞机,林彪要接见有功人员,由广西军区副司令员焦红光带队赴京,事先区革筹小组主要负责人亲自授意整理了“4•22”的材料,报给林彪,《七•三布告》就是这样产生的。

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和广西“联指”造反派有了《七•三布告》这柄尚方宝剑,他们控制的报纸、电台,大造舆论,把“4•22”组织和其他持不同意见的群众,当成敌人,在南宁、柳州、桂林三市,在军队、武装民兵和“联指”武装人员三面包围之下,被彻底打垮,已经放下武器的“俘虏”,又被大批屠杀。

南宁市在《七•三布告》公布后,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兼南宁警备区司令员、区公检法军管会主任宋治平、南宁警备区政委韩仕福、副司令员印玺、副政委慕石起等人,于7月28日在南宁警备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军区、区革筹小组命令,“用武力围剿南宁市解放路、新华街、南宁市百货大楼、区展览馆、邕江上停泊的轮船对立派据点。会后,调集了南宁地区14个县的武装民兵,调动了6912部队、6966部队、6936部队和军区警卫营、99部队部分官兵,以及‘联指’派武斗人员共三万多人,由印玺、慕石起指挥,与造反派一起,向解放路、新华街、展览馆、邕江上的轮船等处,发起猛烈攻击,动用了八二迫击炮、无坐力炮、火箭筒、炸药包等武器,7月31日猛攻开始,当天攻下展览馆,8月8日全部攻下,围剿、屠杀群众造成万余人死亡的严重事件。仅事后南宁火葬场负责火化的尸体就有5000多具,有人看见,解放路打下后,有20多辆翻斗卡车拉了三天的尸体,有的拉到市郊煤矿的坑道里,有的抛到邕江。为掩人耳目,抬尸体的‘4•22’成员也被‘联指’打死,当时邕江下游的西津水电站闸门被漂去的尸体堵住了。”“8月8日,部队和‘联指’攻打解放路全部结束。解放路及其附近33条街巷被炮击中焚烧成了一片废墟。据1983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调查,解放军和广西‘联指’攻打解放路这一带,共烧毁33条街巷,其中烧毁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和民房共2880多座(间),建筑面积46万平方米,使街道的5个公社、一万多户、五万多居民无家可归,仅国家财产损失价值6千万元以上”。(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编写小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116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广西“4•22”全部覆灭。三个据点攻下后,有的投降,都被“联指”成员杀害,有很多人钻了防空洞,钻防空洞的人,绝大部分被一场无名的大水夺去了生命(系“联指”造反派往防空洞里灌水所致),有的被各县民兵押回在途中杀死。“据不完全统计,仅围攻解放路和展览馆打死1470人,抓获俘虏9845人……分别关押在区文化大院、区电业局、南宁二中、九中、天桃小学、区、市看守所等10多个单位。关押在区看守所的265人,区交通学校711人,南宁幼师441人;有的被当作‘杀人放火’、‘四类分子’、‘坏头头’、‘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共救国团’等罪名的‘要犯’、‘首犯’处理。被‘俘虏’人员交各县民兵拉回去处理共7012人,其中在拉回途中打死和拉回后打死的有2324人,当作‘要犯’长期关押的46人。”(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编写小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115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三、桂林“八二○事件”

广西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广西“联指”造反派在解决南宁问题,围剿、拔除“4•22”据点之后,又着手解决桂林问题,策划、制造了桂林“八二○事件”,一万余名群众被无辜杀害,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事件发生前桂林的“文革”情况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桂林和广西其他地区一样,群众组织因支持韦国清和反对韦国清分裂成两派,前者为“联指”,占少数,后者为“革命造反大军”(简称“老多”,即“4•22”)占绝大多数。

1967年下半年开始,两派多次抢枪武斗。“4•22”三次抢了各种枪支3000余支、加农炮8门。“联指”四次抢了各种枪支7000余支,机关枪10挺。仅1968年6月6日至13日的7天内两派发生武斗17次。6月下旬,“联指”在桂林军分区的支持下,以“保卫革命委员会”名义,从全地区12个县调集数千名武装民兵进城,形成对“4•22”的包围,导致大规模的武斗。两派在湘桂铁路两侧设立据点,不断冲突,迫使铁路中断。

《七•三布告》公布后,周恩来于7月25日在京再次接见两派群众组织代表,提出立即停止武斗,上交武器,恢复交通,动员进城民兵回乡。同时,由驻桂林的6955部队派出人员,进驻两派武斗据点,实行武装隔离。8月8日,桂林地、市革委会和驻军支左小组,又一次发出通令,要求两派必须在8月12日停止武斗,上交武器。桂林军分区政委陈秉德也于1968年8月10日向“4•22”表态:“只要‘4•22’交枪,保证不抓人,‘联指’也交枪。”

经过上述工作,两派于8月12日停火,当晚铁路通车。“4•22”于8月13、14日向公检法军管会交出3000余支枪,拆除了工事,恢复了市内交通,部分人员集聚在市工人文化宫,等待办学习班。与此相反,“联指”只交了30余支枪,工事未拆,据点未撤,调集来进城参与武斗的武装民兵未回乡,且将武斗人员以市革委名义,改编为武装的“工人纠察队”,配发了一部分“4•22”上交的武器。

“八二○事件”是如何策划、发动的

“八月初,广州军区在湖南衡山开会,黄永胜主持会议,广西军区、桂林市武装部、桂林军分区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落实《七•三布告》,研究出动军队,武装解除武斗据点”。(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编写小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113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据桂林驻军支左小组成员、市革委会政法部长、后5048部队副政委朱兆富同志反映:1968年8月初,广西军区政委魏佑铸在北京向参加部队学习班的广西军区的同志讲:广西问题怎么解决,请示了黄永胜,黄让广西自己拿出办法。经军区研究,先在融安县下手,动用军队,对400余名“4•22”成员,用武力解决。事后,向黄永胜汇报时,黄表扬干得好。这样就摸了中央的底,拟定了用武力解决桂林问题的行动计划,并将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吴华,由南宁调到桂林,将正在北京参加学习班的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景伯成叫回,共同指挥了这一行动。原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后离休居住桂林的老红军姜茂生同志反映,“八二○事件”之前,黄永胜在北京召开秘密会议进行研究,是林彪叫开的,吴华等来桂林指挥的。桂林驻军支左小组成员、104部队处长王汝保同志反映:“八二○事件”行动时,部队有一个统一的指挥部,由吴华、景伯成、桂林市武装部政委陈陈秉德三人组成。

据这些当事人的反映,“八二○事件”是在北京预谋,经黄永胜批准,由部队参与,依靠“联指”,调动武装民兵,对“4•22”、干部、群众进行血腥屠杀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的。

事件经过

1968年8月20日,桂林地、市革委会和桂林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发出公告,以进一步落实《七•三布告》为名,号召“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更加猛烈地进攻”。当日凌晨5时,支左部队和上万名武装民兵、“工人纠察队”、“联指”成员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按事先划分的地区,手持名单,挨家挨户搜查、抓捕,全市共抓了7000多人,仅有二千多师生员工的广西师范学院,就抓了1200多人。桂林地区所属12个县,在同一天行动,全地区抓了一万多人。“八二○事件”和事件之后致使桂林市和桂林地区12个县枪杀、打死、逼死干部、群众一万多人。在“八二○事件”后的一个月内,桂林市仅机关、工厂内部打死296人。桂林地直机关抓了300多人,大部分被杀害了。临桂县打死848人,仅县直驻桂林单位抓去318人,放了25人,其余293人全被杀害,其中发现一份111人的被杀害人员名单,名单里有县委副书记李瑾科、副县长周克仁、法院院长刘锡臣、副检察长龙炎运、县财贸政治部副主任李景发、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王振廷等领导干部,他们被扣上“反共救国团”罪名,由县委宣传部干事、“联指”造反派头头胥明德以贯彻“七•三布告”的名义,于8月20日、31日、9月18日夜晚,用汽车拉到漓江边,除一人乘天黑混乱中逃跑外,其余110人全部杀害。仅有41名职工的县医院,杀死了16人。其中,县法院院长刘锡臣是“八二○事件”时被抓,9月18日和其他4人在批斗时被活活打死,其妻是县医院的医生,8月23日同其他20人,被集体枪杀。就连跑回河北献县老家躲避灾难的17岁的儿子刘振刚,也被抓回打死,说“铲草不除根,以后是祸害”。刘锡臣夫妻和儿子被害后,遗留下一个15岁的女儿刘婵荣和两个幼子,生活无着,逼得15岁的女儿带着两个弟弟到处要饭。1981年5月,我们调查组到桂林调查时,她来找了我们,一边哭泣,泣不成声,一边控诉当时的暴行,在场的调查组的同志听了她的哭诉,禁不住凄然泪下。只有100余人的地区土产公司,杀害7人,该公司8月31日开批斗会,活活打死3人,让“4•22”成员谢定军、金声二人挖坑掩埋,坑挖好后,谢、金二人也被打死,一齐埋掉。9月13日上午,该公司接到上面不准再杀人的通知,下午又杀9人,其中,“4•22”成员吴若君因怀孕临产幸免,孩子生下后,起名叫“保驾臣”。当时“联指”杀人到了疯狂的程度。有一个从湖南到桂林搞副业的社员被盘问是干什么的,那人说:“打围的”,被当成打“韦”(国清)的,当场打死。

无所不用其极

抓起来的人没有被打死的,也遭到百般折磨。“联指”以桂林市革委会名义,在桂林广西师范学院搞了一个“‘4•22’反革命罪行展览”,第四展览室是“活人展览”,将抓起来的“4•22”成员,轮流囚禁在特制的木笼里,任凭参观者打骂凌辱。

“八二○事件”后,在桂林拥有10万群众的“4•22”组织,成了历史罪人,受到残酷镇压。无数被无辜杀害的干部、群众,被当成反革命来镇压,他们的家属也被当做“反属”或“被杀家属”,有些家住城镇的,被强行迁往农村。特别是那些父母双双被杀或父亡母改嫁的孤儿,生活极其悲惨。直到1974年才对被害人做了“非正常死亡,属人民内部矛盾”的结论,1979年又统一修改为“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于×年×月×日去世”的结论。

四、杀人手段骇人听闻

凶残狠毒

10年“文革”(广西可说是十六七年“文革”),广西不仅死人多,而且杀人手段之残忍、狠毒,骇人听闻。有砍头、棒打、活埋、石砸、水淹、开水浇灌、集体屠杀、剖腹、挖心、掏肝、割生殖器、零刀剐、炸药炸、轮奸后捅死、绑在铁轨上让火车压死等等,无所不用其极。

柳州钢铁厂“联指”头目岑国荣(原为该厂工人,“文革”起来造反,当过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代表,是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担任过自治区工会主任、自治区党委常委)等人在该厂“4•22”成员黄日高(该厂人事科干部)的背上绑上炸药,一按电钮,炸得黄骨肉横飞,还美其名曰“天女散花”,以此取乐。1968年,武宣县被分尸吃人肉、吃心肝的有38人,全县国家干部(包括原县委书记)、职工有113人吃过人肉、人心、人肝。贵县农民陈国荣路过武宣县去赶墟,因长得胖,被一民兵营副营长叫民兵把他活活杀害,挖出心肝,20人每人分了一块肉。女民兵班长陈文留,她一个人吃了6副人肝,还割下5名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说是“大补”。这种吃人肉,挖心肝的暴行,武宣、武鸣、上思、贵县、钦州、桂平、凌云等县都有发生。

灵山县谭墟公社里屋大队侯国震解放前当过土匪杀过人,“文革”中参加“联指”,先后8次参加打砸抢杀,捉了6名教师,亲自打死了3人,取肝6副,卖了36元(后仅判刑10年)。贵县,1968年8月一次在南门外江边杀死十几人,全部被剖腹挖肝,由执行枪毙的刽子手炒吃下酒。该县思阳公社民兵营长黄必友,杀人后将胆取出晒干后当作熊胆出卖。

广西一些地方,出现了“贫下中农最高法庭”乱抓乱杀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的严重事件。仅全州县的一个大队,两天内集体坑杀76人。由此造成成批乱杀人的局面,后果极其严重。如1968年10月初,全州县东山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召集大队会议,商议决定召集民兵班、排长等30多个骨干开会。会上黄天辉说了湖南道县杀地、富情况,并提出:“我们也要动手,先下手为强”,“要铲草除根一扫光”。他还宣布:“不准通风报信,谁走漏消息就和地主一样。”最后采取坑杀的办法,强迫被害者跳坑,有的不愿跳,被黄用棍打后推下坑。地主出身的刘香云在坑口向黄求情,请求留一个小孩给贫农出身的妻子,说:“天辉,我两个仔,到政府去判也得留一个,我老婆也有一个,我抱一个跳下去,留一个给我老婆”。黄说:“不行”。结果,刘被迫抱着两个小孩(大的3岁,小的1岁)跳坑而死。1983年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黄天辉才被依法逮捕,于1985年1月被处决。

人性丧尽

梧州地区公安处一科副科长毛明日,“文革”中被诬陷,两次被逮捕关押,他的父亲和两个弟弟“文革”中被杀,其大弟毛明昭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拉去枪杀时,他抱住一位军代表的腿,要求救他,那位军代表不理睬,还踢了他一脚,结果拉去枪杀了,还将他的头割下,挂在富川县城示众。1983年毛明日同志到南宁找到我们工作组哭诉,是我接待的他。

1968年柳州市在贯彻《七•三布告》时,中共柳州市委大院抓获35名干部、群众,然后将他们一个一个装入麻袋里,从市委后院推入柳江淹死。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常委、区文史馆副馆长、民族史学家刘介,他四岁的小孙子玩耍时不慎将邻居蔡振华家的一条小狗从楼上掉下,“联指”小头目蔡振华以“打狗欺主”之名,伙同另一名“联指”成员申松华,将刘介一家祖孙三代四口全部杀死,同时还杀死了一名为此讲过几句公道话的人。

武鸣县华侨农场民涵分场的邓斯环,是伪保安团长邓文兴的侄子,解放后邓文兴等被政府镇压,“文革”中邓斯环参加了“联指”,乘机进行报复,以“反共救国团”罪名,抓了支部书记邓思凤等26人,其中活活打死、剖腹、割死的有7人。事后邓斯环对人说:“游击队能杀人,我们就不能吗?”

崇左县锰矿党支部书记苏士林等3人来信反映:“1968年8月,‘联指’在全县进行大屠杀,一个晚上,太平镇就杀了24人。被杀者从家里捉起来,蒙上双眼,推上汽车,拉到县城外的半边山,一个一个用刀子捅死。哀号声、挣扎声、哭叫声,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吓得附近村庄,家家关门闭户,生怕大祸降临,这哪里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比法西斯还不如”。

上思县革委会成立后,1968年9月1日县“三代会”在平山广场召开杀人大会,十多名参加“4•22”组织的干部、群众被活活打死。散会以后,县革委会委员黎郝,将打死的十几名死者尸体,全部剖腹,将心肝挖出来,拿到县革委会食堂炒熟后给“三代会”代表下酒。南宁市徐振武的群众来信反映:“‘文革’期间,武宣、上思、灵山等县发生过吃人肉、吃人肝事件。武鸣县吃了29个人,副县长覃炳刚同志被打晕后,拉去开膛时,因人太瘦,周身无肉,又被拖出去丢在野外,遇救幸免”。上思县受害者家属来信反映:“《上思晚报》‘联指’头头黄元清等4人,将参加‘4•22’的女青年杨振明、刘吉芬抓起来,多次轮奸后杀害。



(作者为公安部退休干部) 



原载《炎黄春秋》杂志201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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