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中国化之浅见

作者:中国民族宗教网 李平晔


  基督教的历史,既是一部跨民族跨地区传布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信仰本色化、本地化、处境化的历史。这是基督教之本质属性及信仰生活的需求,是教会为使基督信仰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境遇中生存和发展所作的努力,也是“本土”基督徒以自身的文化资源来表达心灵深处的信仰体验的历程。基督教传入中国后,也经历了本地化、本色化和处境化的历程,我们称之为中国化的历程。这是基督教传入中国历经文化、政治的冲击,依然能够存在、发展,并显示出旺盛生命力之原因所在。下面,谈点对基督新教中国化的粗浅认识。



  一、从实践层面和学理层面谈基督教的中国化问题


  基督教的中国化有三个层面的内涵:实践层面,学理层面,政治层面。


  从实践层面讲,当基督教信仰作为个人的私事、被中国老百姓接受的那一刻起,中国化的进程就开始了。经过一百多年、尤其是1949年以后,基督教与国外差会断绝了联系,更加速了中国化的进程。我们常说,中国传统信仰具有功利性、包容性、多元性、政主教辅、神道依于人道等特征。当我们考察今天中国的基督教、尤其是农村的基督教时,从信仰动机、敬拜形式、教堂建筑、组织架构、政教关系、与其他宗教的互动等等方面,无一例外地具有鲜明的中国传统信仰特征。从实践层面,从“器物”层面,从形式表象上,我们几乎可以说,基督教在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本地化、本色化、中国化的进程。


  然而,实践层面基督教的中国化,仅限于表层浅相。学理层面,或神学思想层面,基督教的中国化还远未成形。


  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始,教会内的有志之士就认识到神学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在神学层面从事着中国化的建设。尤其是明、清之际一批大儒的皈依天主教,开拓了基督教神学思想中国化的道路。不仅为天主教、而且为基督新教的神学思想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基督新教中一批杰出的神学家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基督教的信息和价值理念,用中国人的智慧诠释基督教信仰,使基督教能够回应中国人的精神需求和社会境遇,并力图化解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学理层面的冲突,形成基督教基本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双向互动、融合更新。1949年以后,基督新教中更有一批神学家,在面临巨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的历史时期,从神学上作出了高瞻远瞩、有创见性的、勇敢的回应。他们力图在坚守基督教基本教义和本色化的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从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蓝图和人生哲理中汲取有益的营养,作为神学思考的参照。他们力图理解其他理念、深化自身信仰、重新诠释“自我”,使基督教不再被看成社会的另类,以期实现基督教的中国化。路径不同、历程坎坷、工程艰巨。虽然有着多年的努力,但基督教在神学思想建议方面的成就多限于学理层面,无暇顾及、回应、汲取基层民众的信仰经验。而且由于种种社会原因,老一辈神学家的基督教神学中国化成果未能在教会内外流布,更未能有效普及于基层教民。若无深入民心的中国化的神学思想对基层信仰的升华和指导,就谈不上形成真正有生命力的中国基督教。


  中国基督教实践层面的中国化与神学层面中国化难以深入的现实,反映的是中国教会神学思想的贫乏和神学建设的滞后,以及神学研讨与教会生活的脱节。中国的信徒绝大多数来自非基督教的文化背景,他们对于基督教的理解和认识受限于自身的文化处境和教育背景。今天,濡养中国基督教的思想来源无非有三,一是西方传统的经典神学,二是为数不多的中国神学家提出的神学思想。此二者对于基层教会生活的影响十分有限。更具影响力的思想资源来自深植民族骨髓的中国传统文化,尽管这个文化背景对于信徒的影响可能是无意识的。不论是高雅的儒、释、道,还是底层宗法性传统信仰,潜移默化地滋润着广大基督教信众,规范着其信仰生活和价值取向,形成独具特色的民间基督教信仰。这个路向也不错,不能说这不是基督教中国化的一种形式。但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基督教信众人数的迅速增长,在一些地区缺乏正确的神学思想引导的基督教活动走向低俗化、迷信化,甚至形成邪教泛滥的态势。如若中国基督教在神学思想建设方面没有一个突破性的进展,这将成为基督教乱象难除的死穴。


  提升信仰层次、深化信仰内涵,成为当今中国基督教面临的重大课题。上世纪九十年代丁光训主教提出的神学思想建设,正是为了解决这样一个困扰教会多年的难题。虽然是由丁光训主教提出,但其实是中国基督教界精英们基于教会堪忧的现状及前景提出的集体性的战略思考。当然,神学思想建设不等于神学的政治化;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是要求基督教神学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相趋同;基督教神学更不应当成为执政党政治主张的注脚。神学思想建设的目的是为了使中国广大的基督徒能够聆听到真实的福音信息,使基督教成为中国人的信仰,并能够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建设起到正面、积极的作用。


  中国教会的危机来源于神学思想建设的危机。神学思想建设的危机来源于人才的危机。今天在中国对基督教的神学研讨、争执、辩论,更多、更活跃的是在非基督徒的学者队伍中,在所谓的“亚波罗”之中。这是不够的。真正能够对中国基督教走向产生影响的,是教牧人员能够满足广大信众精神需求的神学修养,而不是沙龙里的学者漫谈。今天的基督教牧者们,要思考广大信徒所面临的问题,思考中国基督教的当今处境及未来走向,反思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生存经验,丰富和发展神学的内涵,以其建立能够影响广大信众的中国神学。只有这样,中国的教会才有希望,才能在新的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二、从政治层面谈基督教的中国化问题


  基督教不是政治,但离不开政治。如果我们回避政治,中国基督教的有些问题是解不开的。


  基督教的中国化,除了本地化、本色化之外,还有处境化的问题。所谓处境化,就是要把握和回应时代的问题,与所处的社会和时代相适应。换言之,与时俱进。这既是信仰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本来,处境化并不一定与政治问题相关,正如历史上基督教所经历的。但由于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历史进程和政治体制,使得处境化问题格外重要、敏感、特殊。尤其是把“处境化”一词转换成更具当代色彩的“相适应”之后,中国基督教必走的处境化便几乎成了政治化的代名词。但处境化不是政治化,它只是基督教在一个特定的政治环境中基于自身的生存所必须作出的选择。


  中国的基督教必须走处境化、相适应的道路,原因之一在于,近代基督教进入中国,是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紧密相连的。尽管有相当数量的传教士与广大中国人民共同经历了近代中国的种种苦难,但基督教被帝国主义利用作为侵略、奴役中国人民工具的事实,是无法抹杀的。基督教不等于西方文化,更不等于帝国主义文化,所以,基督教必须通过本色化、处境化来洗清自己的殖民主义痕迹、帝国主义色彩,还基督教本来面貌。这是基督教被中国人民心理认同的前提。上世纪五十年代基督教内的反帝爱国运动,三自革新运动,便是基督教在新中国走处境化、相适应道路的举措。


  其二, 1949年以后的中国,基督教处境化问题之所以较之其他国家、民族更为敏感、重要,更具有政治色彩,在于新生的共产党政权是以辩证唯物主义、无神论为指导思想的。基督教与共产主义都是基于意识形态,并且都具有坚守信仰、毫不妥协的特点。如何协调、共存?这必然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于是,便有了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制定,强调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提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论并付之实践,等等。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宗教界人士的智慧和选择,而且是最好的选择。


  其三,中国基督教的处境化思考,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离不开正确认识和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多彩、博大精深,有许多灿烂的思想昭示了与基督教基本训导的不谋而合。但其多神崇拜、敬天法祖等,却也与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有显著差异。如何在这样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中安身立命,如何在与其他信仰对话中既能坚持其本身之“自性”,又能汲取其他信仰中有益的内涵以丰富发展自身,这是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所面临并思考的问题。


  其四,神学的处境化也包括神学的现代化问题。神学的思考永远是一个过程,不能凝固化、模式化,不仅要吸纳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要对当代中国以及世界上发生的各种问题有所认识和体验,要跟随时代的发展变化而更新、丰富自己。如果神学思考不能回应当代世界的种种问题,不能触及活在当下之人的内在世界及精神需求,这样的神学是没有吸引力、没有生命力的。当然,基督徒也可以脱离政治、沉浸于故纸堆中,只作一些个人的冥思修炼,不承担任何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这也是基督徒的一种生活方式,但这不仅是对基督教资源的极大浪费,也有违基督教荣神益人、作盐作光、服务大众的基本信念。


  三、中国社会基督化、中国文化福音化的问题


  提到基督教中国化,一般都会引入另一个话题,即中国社会基督化、中国文化福音化的问题。基督教中国化是可能而且必须的,但中国社会基督化、中国文化福音化则是既无可能,也无必要。“中华归主”也只是一个梦想。


  其实,文化的基督化及福音化问题,是基督教提出的一个以其自身为核心、为本原的问题。认为自己掌握有天启的、永恒的、普遍的真理与正义,掌握有精神生活之最深刻的源泉,具有超越所有文化的神圣价值。超越的福音降生于其他文化中,改变、净化、充实、提升其他文化。其他文化仅仅是上帝启示的工具、载体和场所,其他文化中优秀的精华仅仅是上帝启示的流露和彰显。这种观点,其实不再是基督教的本土化或处境化问题。这是基督教单方面地施爱意向,即“己所欲,施于人”,而没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是过于高看自己,不能平等以待其他文化;说得更严重一点,是一种宗教沙文主义,把其他文化优秀的内涵贴上基督教的标签,并对其实行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改造。正是基于基督教中心主义的思考,才有了社会和文化的基督化及福音化问题,有了其他文化向绝对真理基督教的皈依问题。这种“教会以外无救恩”的原教旨主义,往往容易被霸权主义势力所利用,成为对外扩张的文化工具。


  当然,其他宗教也可以在此问题上叫板基督教。如果想一统天下,中国的道教也应当有足够的资本归化天下。道教完全可以在其他宗教中发现其真理,尤其可以找到以基督教形式表现出来的道教理念,在基督文化或西方文化道教化的问题上大做文章。


  基督教圣经曰:“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不仅仅是翻译的问题,也不是不同文化的异曲同工,从中国道家道教的角度看,它是道家思想在基督教中的展示,道体基用。基督教所敬拜的唯一真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与道教之“道”有相通之处,都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道教强调道生万物(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既超越万物(无状之状,无物之象),道又内在于万物(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道既是价值的源泉又是信仰的对象(渊兮似万物;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等等。人可以信道、得道、成仙,与大道一体化。但是,基督教的道属于外超越型,道教的道属于内超越型。基督教的绝对唯一神是超越于天地万物人类的,人是上帝的子民,只能皈依于上帝,却不能成为上帝,人与神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绝对鸿沟。


  道教的“道”还有更为奇妙的智能:“大道有指向宇宙本源的超越性,可与各种一神教相通;大道有潜存于天地万有的奥妙性,可以与各种多神教相通;大道有宇宙本体的定位有明体达用的功能,可以与各种哲学相通;大道讲究以物观物、洞察真实,可以与各种科学相通;大道以‘道法自然’为根本精神,不尚诡秘浮论,可以与各种无神论相通。”(牟钟鉴:《当代中国特色宗教理论探讨》甘肃民族出版社第225页)


  既如此,道教为何不“化”其他文化、其他宗教呢?这正是道教智慧之所在。道教既有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浓厚积蕴和会通众教的智能,有“化”其他文化、其他宗教的潜在实力,同时又有着海纳百川、为而不争的博大胸怀。道教从“不以扩大组织规模为目标”,不强求“他者”认同自己的理念,而是 “以自己特有的柔性方式走向世界、影响世界”(牟钟鉴:《当代中国特色宗教理论探讨》第220页)。道教这种包容、宽厚、有容乃大的精神,铸就了中华民族和而不同、多元通和、百花齐放、多彩纷呈的文化形态。难道这不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一种文化存在模式吗?为什么非要行不可为之事强求世界色彩的“一”呢?


  世界文化或宗教的一元化是不可能的。从未有过一种文化、一种宗教实现过对世界的统治。因此,不应当抱有一种文化“教化”另一种文化、或一种宗教皈依另一种宗教的心态。但凡有文化或宗教一元化的企图,必然是纷争和动乱的源头,这是历史的教训。


  文化是人创造的。人、民族、国家的多样性决定了文化的存在和发展的多元化。不同的文化反映了不同的生存状态,都有其持守的基本原则,承袭的历史传统,张扬的独特个性。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多元的世界是世界存在的最好形态,世界也正因此而精彩。如果多元化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必然形态,那么,作为文化核心的宗教必然是以多元形态存在。不同宗教之间和平共处、平等以待、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这应当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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