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轮下的基督教中国山寨化

作者:凌沧洲



俄国文学家索尔仁尼琴在其巨著《红轮》中曾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沙皇政府内外交困,政权行将崩溃,在瑞士的一个火车站,列宁正在站台上等车,列车车轮在夕阳下如同染血的红轮·······列宁在境内外策动的共产主义革命工程,正如同历史的红轮碾向俄国。

70年后,俄国红轮停摆,克里姆林宫的红旗被撕下,一位深受共产主义荼毒的苏联男子抱着孩子,在苏联红旗上撒下一泡童子尿。以鲜红热血开场的共产主义实践,在俄国以一泡尿结局,留下成千上万受难者和受逼迫者的森森白骨,还有凝结在历史隧道里无数的冰凉的眼泪。



在苏俄资助下从龙入关的中共,在苏联邪恶帝国轰然倒下之后,却长袖善舞,身形百变,以其弹性的策略,洞察中国千百年来皇权和专制的土壤上的人性的黑暗与弱点——怯懦与奴性,在89屠城后居然在经济上迅速崛起,在文化和思想资源上寻求新的动力,寻找到了辫子戏,寻找到儒家和所谓国学,寻找到了在共产主义崛起和激进时期曾被打倒的孔子,寻找到了民族主义和所谓中华传统,而现在,中共当局在三自信的基础上自信心继续膨胀,要改造基督教,要使基督教中国化,不仅是基督教在中国,而且要变成中国基督教。联想起这些无神论者曾经声称“人定胜天”,曾经制造出马列主义的生物学、制造出中国物理学、中国数学,他们提出这一宏大目标也符合他们一贯的思维逻辑与理论实践。

《圣经》中讲神拯救世人,原是无论是犹太人和希腊人的;神爱世人,也没有特别强调世人属于哪个民族。基督教虽发源于犹太民族,但经过两千年的传播,已经成为全世界基督徒的基督教。基督教无论是西传还是东进,当然要与本民族的文化结合,尤其是翻译、出版《圣经》的当地语言版,但基督教与本民族文化的结合,不意味着基本教义被扭曲或消解。如果连《圣经》提倡的一些核心思想和教义都不遵守了,那就不是本土化,而是被本土化的政治势力消解或者吞噬了。

所以全世界的基督徒弟兄姊妹,看到这么一副光怪陆离的景象,也并不奇怪:一方面,在中国浙江,成批的十字架在政府的拆迁队手中倒下,各地基督徒遭受各种各样的逼迫;一方面,一群三自两会的弟兄、牧师、传道人与政府官员、御用学者们把酒谈笑,相得甚欢,谈论的竟然是儒家文化与基督教互补问题,谈论的竟然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如果不是冠以基督教三自的字样,外行人真以为闯进了社会主义党校的会场,以为发言的正是某村某区的党支部书记和街道居委会大娘。

基督徒在信仰基督、追随基督的属灵生活之外,作为公民,当然应该遵守所在国法律,尊重所在国的文化和风俗。但基督徒也遵循爱、自由与真理的道路,遵从摩西十诫的教导,不拜偶像,不做假见证,不从恶人的计谋和罪人的道路;政府无权把探头伸进信徒的精神生活,基督徒信徒也不应该膜拜人间的伪神与僭主。所谓政教分离,对政府、教会和信徒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应该做合乎宪法、合乎自由民主潮流、合乎普世价值的界定。

但基督教中国化,却绝非基督教融入中国民族文化这么简单。从历史事实看,中共以马列主义起家,从五四运动中萌芽,秉持的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猛烈批判精神;但时移世易,马列主义正像一个拖油瓶的孩子,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发源地德国,德国人不要;曾经的发迹地俄国,俄国人抛弃:自由民主的灯塔美国,美国人视之如瘟疫;共产主义“四人帮“——中国、朝鲜、古巴、越南,正像共产主义的孤臣孽子一样,还奉共产主义为正朔,捧马列的灵牌,挂马列的偶像,但中国朝野上下心中都明戏:一个已经过气的理论,别说吸引年轻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了,就是念念马列的经,也觉得底气不足了。

在这种情势下,中国当权者向传统寻求统治的思想动力和理论资源,势必成为不得已的选择。儒学在被中共批倒批臭多年之后时来运转,在中共当局眼中曾经“丧家的孔老二”转眼尊身被塑,一度被立上长安街;国外,大办孔子学院;对内,把弟子规之类培养奴性和等级秩序的玩意儿刻上中小学的墙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变脸艺术,在红朝登峰造极。

应该说,儒家学说在打造中国人民的个性、在形成中国文明的思想源泉上,自然有过历史性的贡献;孔孟的教诲,如“邦无道,富且贵,耻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等等,也确实是中华文化的精神财富;但是,与基督教的《圣经》比,与耶稣基督用上十字架救赎了世人的罪比,与摩西带领人民出埃及、脱离法老的奴役、追求自由的伟大诗篇比,与十诫以及新旧约教诲追求真理、公义、爱等等比,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基因缺陷是明显的。基督教进入中国,不仅是基督徒获救的福音,也应该是中华文化的福音。

许多东西一经中国化,一经特色化,就很可能有橘生淮南淮北的不同变种。民主一到中国,就成特色民主;在诺贝尔奖作家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里,超级民主就是超级独裁、超级变态、超级伪善的代名词。中国化,在一些人眼中和手里,就可能是山寨化、山寨版的代名词,是水泊梁山和井冈山的混合物。

在一个号称出版了6500万册《圣经》而书店无一公开发售的地方,在一个十字架和教堂频频被拆的地方,在一个报刊电视从来见不到“神”、“基督”、“主”“上帝”字样的地方,在一个连“礼拜天”必须以“星期天“替换才能在出版物上显现的地方,大谈基督教中国化,是很具喜感的。一方面,官衙和统战部乐见其成,一方面,学者们有引经据典的论文可做了;而对于参与其事的两会的牧师、传道和弟兄们,也许是到了他们再读读新约使徒书信,如何坚固信心的时候了。

我在这里也像奥威尔预言《1984》一样,作一个科幻小说式的预言:基督教中国化或者说基督教沿着山寨化的道路奋勇前进多年之后,也像传说中的领袖画像进西藏的佛教寺庙一样,中国的基督教教堂里,党的领袖的画像也会开进,十字架换成闪闪的红星了。

但愿这只是担忧大红龙降临的一种噩梦而非现实。但愿红轮滚滚,涂上了一层中国传统的皇家血色之后,依然只能没入夕阳余晖。

“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2014,8,9

(作者:凌沧洲,著名作家,独立时事评论家。出版有《罗马与长安——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征服者帝国——中西文明的不同命运与选择》、《龙血狼烟——中国文化的基因碰撞与裂变》、《文化人批判》、《现代人批判》、《每一个字都可疑》、《坦白》、《吸血鬼公司》、《莎翁智慧》等十余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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