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中国化”随想

作者:安希孟


中国几千年农耕文化的反抗力甚巨。排斥基督教的种种尝试从未绝迹。中国改革开放,国门大开,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无任欢迎。然而一些人却仍旧热衷于基督教“中国化”,以中国旧有的(包括被“改革开放”抛弃的和行将被抛弃的)文化习俗及政治意识形态重铸基督教神学,对西方神学思想熟视无睹。



基督教生于地中海开放商业文化背景中,实同自我封闭、自视甚高、自以为是、画地为牢、闭门称霸的小农意识迥不相侔。基督教“中国化”与中国的“世界化”是一个两难选择。我们不幸把“中国特色”硬套在“基督教神学与教会”上,似乎封闭僵化、拒绝外部舆论乃“民族化”的题中之义。

细数落起来,封闭的“中国化”概念由来已久。从文化史研究的角度看,昔日那些梯山航海而来的西方传教士,乃是人类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他们不远万里,抛别家乡的优越生活,来到中国边陲不毛之地及穷乡僻壤,给中国文化带来新的生机,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今天,基督教在中国已成为“三教九流”中的一教一流,获得合法承认,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历代传教士筚路蓝缕的开启工作。如果历史的研究不数典忘祖,就不应抹煞中西文化史上这艰辛苦而感人肺腑的一章。基督教对于古老的华夏文化,实为一种革命性改造力量。然而,由于中国不是一般封闭的国家,故基督教极难进入。传教士只得迁就隐忍,甚至有的人儒冠儒服,并不惜一改基督教的初衷,入朝为宦。基督教传教士初次来华,为迎合中国民众的心理,采取了一些变通办法。然而其中有不少不足称道的弊端。如,唐代景教采用儒、佛用语。20世纪初的“本色教会”运动中,有的教堂采用佛教礼拜仪式,焚香燃烛、跪拜诵经。也有人编写中国民谣式的赞美诗。这就是基督教“儒教化”、“佛教化”。
1926年,中国基督教会有人建议保留迷信的中国节日,提出除圣诞、复活等基督教节日外,还应保留三种“孝亲敬祖”的节日——清明节,集中本族亲人于墓地,由家长司仪祈祷、唱赞美诗、讲祖宗善德、清扫墓地;追元节,即农历七月十五日中元节,亦即鬼节;孝亲节,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亦举行祈祷、唱赞美诗。这种不伦不类的仪式如果真的实行的话,也会令人捧腹。

基督教原来根本反对鬼神迷信,反对祭祖拜天等活动。中国共产党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文化的一支。20世纪50年代中国平祖坟,埋墓碑,砸祖庙,毁观音,也反对上述迷信事端。上述基督教“中国化”包含了被中共革除的严重封建迷信色彩。

这里且不论中国封建“孝道”的观念是否值得提倡——这是吃人礼教,即使提倡孝道,那也是世俗道德家和街道里弄干部的事,不是教会牧师的本份工作。认为婆媳相睦,真神就喜欢,这也太降低上帝的“身份”了。我们现在实行法制。法的力量并非完全可以被“孝敬”的大道理取代的。《二十四孝图》中残忍无情、毫无人性的“孝道”,难道还适合法制时代吗?中国“孝”道的实质是借祖宗荫庇青云直上,因而窒息了个人主义。中国人“哭丧”这门艺术远远高出西人,乃因为“我的妈呀,你怎么丢下我们不管,我可怎么办呀?”如失考妣,则晋升无望,“后门”被堵,这就是中国文化。基督教的个人主义则鼓励个人奋斗。

由此可见,“本土化”、“处境化”、“中国化”的神学强调从“实际国情”出发,其实包含着对基督教真正信仰的曲解和篡改,包含着对现实的不恰当的妥协、默许与迁就,从根本上把信仰与非信仰,宗教与非宗教混淆起来。“国情”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依据。基督教并不因国情而改变其信仰真谛。
基督教会不应当“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倒应该以“爱”为纲。然而,教会有时会成为渲染仇恨与暴力的场所。如说:“反对我们的人,就是站在我们的敌人方面。”这样激烈的阶级斗争话语令人乍舌。这很有点“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滚蛋”的味道,也很像“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人莫予毒,不允许别人反对,使人吃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怎么可以不允许、不听取别人的反对意见呢?怎么反对你,就是敌人呢?对于政治上、信仰上的“敌人”,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吗?恶恶相报吗?本来很讲博爱与谦卑的基督教会,有时反倒凶神恶煞,容不得反对意见。

没有人说过爱艺术、爱鲜花、爱科学,首先必须爱国家、爱政党、爱领袖。这里牵涉到基督教的本质问题。基督教在政治上是大同观念,超出国家、家庭、种族以及阶级的界限。昔日的家庭宗教、部落宗教、民族宗教,均被这一普遍大同宗教所代替。基督教不属于某一家族、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某一阶级、某一社会、某一人种、某一性别。基督教自从产生以来,就对整个人类发言。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耶稣提出以“独一上帝”作为全人类的崇拜对象。他不偏袒任何一国一族之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没有异国人、陌生人、外姓人、外地人之说。在基督教中,任何“他乡”遇到的都是“故知”。这个宗教不煽动对异国人的仇恨。相反,它对仇人、异国人负有正义与仁爱的义务。国家间的界限也被打破。

在历史上,拿基督教为种族计划服务者不乏其人。德皇弗里德里希大帝强迫军队信仰上帝,把新教联合为路德教会,使路德教成为国家的一个部门。路德教的牧师可以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但必须宣誓:“我誓以至诚宣誓服从并效忠于普鲁士国王,我将努力培养人民使之成为忠于祖国、服从法律、尊敬国王之忱佣。凡与公共治安有害的结社,我绝不赞助参加;凡有害国王的密谋,我若有所知,必先报告国王。”这可以说是“三自爱国”的模范。教会还可以向官方“告密”。德皇阅兵时则说:“日耳曼人是上帝的选民,我,德皇,直接承受上帝的精神。我是上帝的宝剑、上帝的武器、上帝的战将。”这里,爱国与爱教、国家与教会是一回事,如联体婴儿,不可分离。教会一旦堕落为国家的附庸,便肆无忌惮。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牧师拉赫曼(Lehmann)说:“德国是上帝所计划的世界的中心,德国向全世界宣战,乃是上帝精神对于世界之污浊、罪过、奸邪的惩膺。”足见德国教会已堕落为国家附庸,教会及牧师成为爱国主义培养机构与宣讲员。不仅德国如此,其他国家也如此。有人慨叹说,德国人说上帝在德国人一边,法国人说上帝在法国人一边。难道今天上帝忽然又站到中国人一边,即站在中国的那一部分特别优秀的人一边吗?

教会不应当是培养爱国情操的场所。培养爱国主义可以参加各种政治文件的学习,可以进党校、上党课、看爱国电影、参观历史博物馆和伟人纪念堂、瞻仰墓碑、到烈士陵园扫墓、请人作忆苦思甜报告、读革命小说、唱革命歌曲,而不必进教堂。人们进教堂,是为着宗教的目的,出于宗教的动机。基督教本身则轻视国家利益。耶稣不是爱国者,而是世界主义者。耶稣是被爱国者杀死的。他反对神化国家。

创立基督教的耶稣一群人,原本是没有祖国(他被“祖国”放逐)的流浪者(outcast),是被家庭、社会、国家抛弃的人,是被排除在“社会”以外的人。他们是悲惨而不幸的人,又是令人“厌恶”的人(wretched),决不会入朝为宦。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在他,这是很自然的。但基督徒若离开家园,四处飘零,乃是正当合意的。我认为,既然信奉耶稣创立的宗教,就不必当幕僚,当议员,顶戴花翎,身穿官服。和尚、神父、修士、阿訇,均不得以其宗教身份议政参政——他可以以平民身份参政,但不得以其信仰为标准。他必须代表平民,而不代表政府。由此可以看出,“国家特色的教会”并不是基督徒唯一最终选择。

特别耐人寻味的是,不少教会中人自作多情,一厢情愿地试图把封建的传统文化与基督教融合为一。然而,“孔子加耶稣”这一著名公式并没有使中国人对基督教产生好感。传统的儒学代理人认为这是对孔子的侮辱。他们认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的孔子不可与耶稣等量齐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夺取政权之前,就猛烈抨击“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勾结”,把“孔子加耶稣”当作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勾结的阴谋批得体无完肤。基督教被认为是“帝国主义文化”。一个帝国主义文化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中国化”、“本土化”、“处境化”的,更不应当被“化”为中国式的宗教。

从基督徒的立场看,耶稣是“神人悖论”,既是神又是人,看来不合情理,实则是一大真理。孔子虽为圣人,但毕竟是凡人,怎么可以与耶稣等量齐观呢?儒家与基督教某些人可以在阻挡“民主化”与“现代化”的基础上合流,但断乎不会联合推动现代化建设。今日推行“中国特色”基督教会与神学的人,不知不觉中落到旧的窠臼中。不同的是,他们用“×××加耶稣”代替了“孔子加耶稣”。但耶稣是“天下万民”的救主,具有普世性、普遍性,而孔子是中国这块特殊地域的“圣人”。怎么可以把一个普世的宗教“民族化”为一个地区的宗教呢?那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一个民族宗教,而不是世界宗教!世界神会蜕变为民族神。

西方文化传统和基督教新教的历史表明,信仰的多样化与教派的复杂性,是现代社会的标志。一言九鼎,万流归宗,定于一尊,乃是专制时代的遗物。消除异端,泯灭异己,是帝王思想。中国基督教曾经有过教派林立、思想错综的“复调”时期。可惜现在已不复存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基督教失去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有的只是百鸟朝凤,这正常吗?我认为,多元化比一元化好,教派林立比万流归一好,复杂比单调好,多种声音比一种声音好。

坎默在《基督教伦理》中说,我们容易把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描绘成美德与价值的中心。这样,我们就可以从道义上证明自己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合理性。“我们对国家的忠诚影响着我们以宽阔的胸怀去评价国际的公正和需要。”然而,他认为,犹太-基督教是以对上帝的忠诚来评价人间的忠诚的。其他的热爱和忠诚应当服从于对上帝的热爱和忠诚。他正确地说,“上帝是全人类和宇宙万物的上帝。”基督教的上帝不是民族神。然而,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却把普世上帝变成民族和国家的上帝。基督教永远被极端民族主义者所嫉视。在不能消灭基督教的地方,民族主义者便温和地使基督教蜕化为民族主义工具。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爱”与“忠”(三忠于,四无限)是一种盲目崇拜,它把特定的、有限的、局部的团体和个人变成人类永恒价值的中心与偶象。然而基督教却主张,对特殊的团体和个人的爱(个人崇拜),永远不应当成成为价值与意义的核心。我们不应当把特定的爱(爱父母、爱朋友)和忠诚(忠于某个党派和民族)当作价值的中心。基督教对陈腐的中国政治文化是批判的武器。它会刷新中国人的心。

专制统治有这样的特征:被专制统治的人,往往一面作奴才,一面又成为另一部分命运更悲惨的人的主子。他对奴才凶神恶煞,往往比主子更凶,是为了向主子讨好。专制主义统治不仅造就奴才,也把奴才造就成为另外一部分人的主子。专制制度下的奴才一面很温顺,一面又积极斗争。一般而言,做惯奴才的人更凶狠,也更乐于成为“奴隶总管”。专制主义统治下有无数的奴才和主子:一个人往往既是主子又是奴才。社会于是达到超级稳定。专制统治下的羔羊顺民比专制者有时更像豺狼。

中国已经推翻了封建王朝。封建皇帝不懂得“宗教信仰自由”。他可以把“传教自由”视为洪水猛兽。然而,今天的人不应当把皇帝引为知音。在任何时候,封建专制王朝的宗教迫害都不是“主权国家”应当引为自豪的事。我们应当懂得,中国海禁大开,外人传教自由,乃是我们自己的自由的一部分。自由、平等、人权概念进入中国,只要不被皇帝佬儿及其顺民“中国化”,一定会使愚昧封闭的中国社会跃入现代民主国家行列。

我国学术界、教育界、工商界、文学艺术界,都对五十年代的许多重大“冤假错案”加以纠正,连胡风、潘汉年、俞平伯、武训都得到重新评价。胡适、徐志摩、周作人、梁实秋等人的作品都在大量印售。然而,令我感到非常难解的是,基督教会对50年代一些重大事件却没有重新予以评价。至今在位掌权的人不少是当年政治斗争中的卓越“斗士”。基督教界自身没有认真反思自己的历史。

邓小平先生倡导“思想解放”,中国的社会思潮澎湃荡激奔放时,基督教会仍在被禁锢中。教会学者未能补上这一课。这使得中国教会未能省视自己的历史。在中国人眼中,基督教是个“异物”,故而教会人士更加积极地表明自己“敬皇、谢主、爱国”之心真切。教条主义和僵化思维方式根深蒂固。与学术界及经济商业生活万马奔腾的局面相比,基督教会反倒定于一尊。在他们那里,“文革”语言满天飞,棍子到处打,“天朝上国”的概念依然如故。我希望,教会应与中国社会及世界文化主流齐头并进。我相信,中国“入世”,会对中国基督教产生应有的推动。中国基督教“走向世界”,乃是它自己原来的“题中之义”。仇恨异己,扫灭“敌党”,不应是教会的作风。当代中国官办教会是一个“伟大”的教会,谁如果发表与他们不同的看法,“首长讲话”便会痛加斥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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