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 楚

最近因为微博互动，与清华的孙立平先生发生了一场颇热闹的争论。争论的起因是，我在微博读到孙先生在周永康审查消息公布后的一则评论，该评论说：「出路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可能需要三步：破权贵，除恶政，立宪政。先说破权贵。当前这场反腐败，客观上可能有三重含义：解决腐败问题，为改革破局，破除权贵。前面说过，权贵的力量已经根深蒂固，无论当前的反腐败有什么背景和动机，都是中国可遇不可求的契机。即便是为了保江山，即便是看不出制度建设。」这是原话。

当时我为孙先生作为著名学者使用「无论如何、、、也要怎样」的非学术化语言而感到吃惊，我以为这是一种借支持反腐向权力当局输诚的话语，因此出言不逊。孙先生的回覆是很客气大度地提醒我，如此语言不合适。后来此事又有各种网络上的语言回合与误会与意气。这些都不是重点。今日看到看到几天来孙先生对自己观点的系列微博阐述，我深感到导致本次争论的实际是当代思潮中很有代表性两种观念，说到底，是如何观察中国现实和展望未来的基本方法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衍生问题。

孙先生的上引观点一直被很多人视为稳妥和具有现实可行性的中国转型路线，我的观点被不少人简单化地归纳为理想化和不现实的转型路线。而这并不是事实。我与孙立平的基本分歧并不是他追求可行性路线，我追求终极解决，他代表缓和社会改革路线，我不顾现实要求一步到位。这是完全的误解，这一有意或无意的误解掩盖了分歧的关键。相反，分歧的焦点正在什么才是中国实质变革的可行、可信的启动点，以及对中国现实的基本判断。

孙认为对权贵的肃贪是启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变革和转型契机，因为这会打破十年来社会停滞，给清理恶政提供机会，他的基本理论是权贵和利益集团阻碍改革。我认为，这不是一种基于真切现实观察的论述。因为，在我看来，目前包括整肃周老虎在内的神秘纪委反腐，恰恰是中国权贵体制自我加强的一个政策。反腐者本身就是极大的权贵，而被反掉的周老虎之流及各地大小老虎也只是权贵体制中不幸被选中来抛弃的螺丝钉。因此，反腐不会带来廉政效益，不能遏止权力堕落，也不是当局决心启动真正意义上社会与制度变革的表示。

我的论述前提很简单：假设当局真会因反腐和重建威权式权力而推动转型，也就是说，孙先生的论断为真，只有对民权和社会压制的主动和实质放松才可视作转变起点与观察指标。然而，这方面我们看到的恰恰是相反的信号。那就是：对知识分子与社会的打压日益严重，对政治反对的无情绞索更加收紧。近年各地有上千的政治异议者被强行投入监狱，规模和力度为30年来之最。而赤色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及内外政策话语则前30年的色彩愈浓，等等。这些触目惊心的现实可基本证明，反腐打老虎与进一步压制社会是一套精心设计，互为表里的系统政策。所以，如孙先生的思考那样片面去夸大反腐的积极意义，既不能为残酷的现实经验所实证，同时也缺乏理论的自恰，并不真的具备现实性。客观上，这种以著名学者的学术名誉为底蕴的反腐欢呼，只能误导公众，实际上构成为权力体制背书。

所以，对中国现实和未来的思考必须基于现实的实证观察和合理的逻辑基础之上，中国的政治与体制转型需要有稳妥和可行的路径设计，以及精心选择的切入口，这毫无疑议，这些问题上我与孙先生毫无分歧。问题是，哪一种判断和看法更具有清晰的现实视野，在论述上更自恰，归根结底，哪里才是中国转型的真正入口和有效切入点？这些问题才是任何个人意气或网络喧嚣也无法取消的真问题。我相信，这也是值得公众和更多人参与讨论的话题。

孙的基本论述框架和前提是权贵利益集团导致停滞，而且停滞是十年（我理解这主要是指政治和社会体制而言），因此反腐打掉曾长期主管政法的周永康，则能够启动变革空间，进而通过清理长期以来司法的黑幕和恶政，进行依法治国的法治建设，最后走向宪政。孙认为这是现实而可行的社会实质变革和转型进路。

如我上述，这种断言及政策与政治演进构想是基于片面的现实观察和以愿望代替现实的思维误区。孙先生忽略了一个最起码的前提性现实问题：权贵和贪腐是哪里来的？中国当代从上到小，遍布宇内的大小老虎豺狗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此已有太多中外论述论及，毋待赘言。周永康一类大小老虎本是体制的产物，他们就是体制本身。过去20多年，随着更换领导层，都有规模大小不一的肃贪名义下的清洗，更有像薄王案这般的超级权力内斗，可人们看到的后续发展不是变革的契机，这些权斗戏码最后演变为更加强集权领导的理论和实践，更贪鄙狠毒的权贵寡头维稳高压，更窒息和枯竭的社会生活，更惊人的贪腐战绩，而不是更多社会变革机会。

执政党历史上有制度性内部清洗传统。毛时代自我论述的路线斗争就高达十次。从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张闻天、彭德怀、林彪，以及四人帮和胡赵，所有这些残酷的内斗并没有带来党基本政治理念和组织理念的变化，没有使之成为一个推动中国民族和社会走向更现代化之路的现代政党。反而，通过这些愈来愈残酷的内部权斗，直至十年文革，史无前例的超级神权合一权力垄断体制被建立起来了。然后是这种过于强大的权力垄断体制由于自身的内在缺陷而崩塌。这是所谓与民休息和放水养鱼的改革政治兴起的背景。

就现实观察层面而言，孙没有看到，这种大快人心的反腐在制度设计上正是新历史形势下更加垄断化和神秘化的权力制度安排的作为，而制度化、无处不在的腐败正是20余年来这种权力一再加强党的领导和残虐社会的结果。连同此前的经济改革政策，集权，反腐，贪腐，这本是中国的垄断权力的权贵集团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时代为幸存所做的自我更新，也是其自身政治机理的自然表现。这与任何外界的良善愿景无关，不管孙先生或其他人这种良善愿景多么真切和强烈。

我断言反腐更新和升级垄断权力，并与更严酷和赤裸裸的社会压制政策相表里，这表明反腐在政策实际走向上不是启动变革，而是相反，这在河南省委最新发布关于警惕敌对势力利用周案的说法中已得到充分证明。今日以雷霆之势反腐的权力当局并没有丝毫体现出他们愿意接受社会公论检验的诚意。不要说政治和政策上的公开辩论和反对，连个体的一般不合神秘下发的口径的言论也立予严厉禁绝。而从官方论述看，反腐再次成为新的光荣、伟大和英明的证据，而不是执政党自身的致命党德与治理失败。这是当代反腐和打击所谓权贵在体制自身政治与政策理念中的内涵。何况，虽周氏一党貌似被连根拔起，但比周老虎们远为权贵的势力谁敢说不存在？他们或许正在大打人家之腐，谁又能奈其何？

在这种背景下，孙先生希望反腐构成社会实质变革的契机又如何可能？相反，考虑到残酷的现实是，就在反腐大张旗鼓的同意时期内，各地强拆、滥用警力及官场中人蔑视人民的雷人雷语层出不穷，而在中央政治层面，疯狂的金融和财政政策，内外政策中的文革极左意识话语等恶政都明显加强了，而周永康倒台党政军个系统的个人效忠似的拥戴电络绎不绝。换言之，反腐与罪行滔滔的周永康们的维稳在基本政治和司法理念上是一脉相承的，也都是以破坏当代中国已经极为稀薄的法制残余为代价的。在此现实观照下，反腐完到底会是社会革新的契机，还是专政和恶政升级的契机呢？这是需要孙先生和我们一起再慎重思考的时代课题。

此外尤值得一辩的附带问题是，有些支持孙先生观点的人（这或许不代表孙先生的意见）对我的责难是：如此否定分析反腐岂不是等于宣布一切不可为？岂不是绝对悲观和主张什么都不做？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我以为，持这种观点的人对中国现实和未来变革的认识方法有方向性的错误，那就是，他们总是在对权力拥有者的过于密切观察中和想像中探索通往未来的道路，而不是睁开眼睛看中国现实社会的情况与历史的大势。

不管是渐进持重的进步也罢，还是突变的制度转型也罢，中国变革的真正基础与契机不在已经充分证明无能和无意的权力垄断者手中，而是在30余年来已经充分证明自我生存和发展能力，并已展示了坚强的权利意识与维护权利的意志的普通人民手中。转型不是天赐良制，中国的普通人民已在日常的生活和经营中清楚展示了不逊于任何人的自我管理才能和创造美好生活的热情，转型只是他们在更大范围内创建和实践现代的自我管理制度而已。这当然会是个漫长的新历史过程，但它的起点不在掌权者今日如何反腐或不反腐，相反，理论、制度和公信资源枯竭的执政党如果要想有明天，也只能向这种新的现实低头，虽然目前还看不到这样的迹象。孙立平先生是专治社会学的，在一个越来越多人像郑州十君子及其同伴那样站出来对权力体制说NO的社会里，社会和个人的崛起才是变革的最好契机，这是我对中国未来总抱有极为乐观的态度的原因。

还有不知用心的人起哄说我对孙先生观点的批评是意在制造激进革命，他们希望以一种过去镇压反革命的文革图像示我，希望通过恐吓而不是论理令我闭嘴。问题是，执政党内发起经济改革政策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本人就曾明言改革是一场革命，而宪政，法治，民主的政治制度以及宪政和法制保障下的公民自由，这些目标为社会变革的终极目标与尺度，孙立平先生对此并不否认。因此，这种形同举法的非难有什么意义？除了抱持极左和纳粹化意识形态不妨极小部分人，这些革命性的社会变革和转型目标已经是当代中国基本共识，这是不需要隐晦的，否则，我们就会在讨论中迷失于自己的所谓话语策略，而失掉真正有意义的论题。

来源：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