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利玛窦到方济各:跨越时空的浪漫断想

作者:杨凤岗

  
人生有很多预想不到的事情,但是,似乎一切又在冥冥之中早已预定,看似偶然的机遇,或许早有天意的安排。与张光来先生结识虽属偶然,但又似乎有着不解之缘,这里暂不多说。一两年前他就嘱我作序,实在不敢担当,但是又很想早日拿到他的书稿,以便先睹为快。盼了很久,终于收到书稿,在2014年年初这个风雪之季阅读,阅读中想到刚刚过去的2013年自己的研究和经历,引发几片断想,辑录于此,权且算作序。




  我曾经觉得意大利是个在时空上非常遥远的国度,没想到近两年突然拉近了距离。第一次访问意大利是在2012年春,那一次看到了很多华美外观。2013年则接连两度再访,走向历史的深处,也似乎指向未来。


  大约一年前,有位朋友邀请我参加一个大型国际性研究课题“基督教与自由”,我接受了这个邀请,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筹划在米兰召开会议,这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公元313年,罗马皇帝颁布米兰敕令,一反之前对于基督教的迫害,宣布并实施宗教自由。这不仅改写了欧洲历史,甚至改写了整个世界历史。在米兰敕令1700周年纪念之时,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到米兰讨论宗教自由这个话题,那将会是一次在历史场景中的跨时空对话,不亦乐乎?后来得知会议改在罗马举行,心中颇感几分遗憾。

  稍后,又有一位朋友邀请到意大利北方的帕多瓦(Padova)大学参加一个研讨会,话题是欧洲华人移民及其宗教文化。帕多瓦距离米兰比较近,可以顺便造访。更令人高兴的是,研讨会组织者提议,在会议之后我们去参访利玛窦的故乡。每一位关心中西文化交流或基督教传播历史的人,都不能不对利玛窦抱有极大兴趣。他既给中国人带来基督教的福音,又带来欧洲的科学和技术,也是把中国文化经典翻译介绍到欧洲的第一人。



  出于对利玛窦的景仰和对他成长环境的好奇,我终于在2013年10月10日参访了利玛窦的家乡马切拉塔(Macerata)。在帕多瓦大学两天的研讨会之后,宗教社会学教授乔丹先生驾车,路途三个半小时,专程陪我来到位于意大利中部的这座小城。这里是丘陵地带,老城坐落在一座小山包上,从远处望去,建筑鳞次栉比,是心目中典型的欧洲古城。进到城中,蜿蜒向上的路面铺着整齐的石块,路两旁是石头建起的楼房或砖房,看上去好像都有几百年的历史。漫步在这样的街道,默默感受古典的幽静,倾听历史的回声。转过一个弯,一座高大的教堂映入眼帘,教堂左侧是一个其貌不扬的建筑,是马切拉塔市的图书馆。走进图书馆,打开两扇其貌不扬的小门,从这里往下一层,便是利玛窦展厅了。
 
 利玛窦展厅陈列的物品不算多,当然少不了地图、钟表,也有一些中文或拉丁文的书卷,更多的是图片和文字介绍。浏览这些展品和介绍,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一点是,西洋有个以文载道的发达文明,这令那个时代的中国读书人惊奇不已,出于好奇而纷纷欣然拜访结交这位知识渊博、举止优雅、通晓汉语的美髯西儒。利玛窦及其同僚则把中国人的这种反应津津乐道地记录描述给欧洲乡党,对于中国文人的优雅好学甚是欣赏,对于中国文化经典称赞不已,与此同时,对于中国文化需要基督福音也坦率阐明。
 
 令我惊叹不已的是,在这样一个相对偏僻的山丘小城,怎么会造就这么一位沟通中西文化的文脉巨臂?他知识渊博,上通天文,下知地理,通晓数学,饱读经书,而且信仰笃定。更重要的是,他勇于冒险,东渡来到全然陌生的中国,迅速学习掌握汉语,并且以开阔的胸襟、灵活的方法,广交各路朋友,有效传播福音,建立了一个又一个教堂。
 
 为了一探究竟,我们特别找到利玛窦出生的地方。在城中心的一栋四层楼房的墙上,挂着的一块标牌显示这里就是。当然,这栋砖砌的楼房应该是利玛窦之后的建筑。旁边有个咖啡小屋,外面随意地摆放着一些桌椅。坐在小桌边,品尝着浓浓的咖啡,听着教堂的钟声,思绪随着钟声飘向湛蓝的天空,遥想着四百多年前这里的景象。

 
 一个生长在这样偏僻小城的少年人,就是从这里走出去,远渡重洋,游走在中华大地,直至终老,葬身在那片毫无血缘瓜葛的土地。这是为什么?我反覆想,答案只能是信仰,是信仰给了他智慧,给了他动力,给了他理想和目标,也给了他勇气。假如他没有对于创造宇宙的天主上帝的坚实信仰,这一切怎么可能?!



  基督教与中华文化的交流虽可溯源至汉唐,二者的焊接则始于利玛窦。自从四百多年前利玛窦踏上中国大地,基督教便在这里生根开花结果,持续绵延至今。虽然历经风霜雨雪,酷暑严寒,改朝换代,地覆天翻,二者的焊接却是牢不可破。帝国皇权没能折断它,反教运动没有拆散它,政治风暴没有熔化它,二者的结合反而愈益坚韧,日久弥新,在21世纪更显现出有机的融合,充满生机景象。

  利玛窦成功焊接基督教与中华文化的秘密是什么?无论是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学者,还是致力于福音传播的使者,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都可以作为入门起点和登堂捷径。

  张光来先生在天主教神学院研修的毕业论文,也是这本论文集的开篇之作,探讨的就是这个问题。他总结认为,利玛窦的成功秘诀,在于他传教方法上的“三化”“一合作”,即“科学化、民族化、本地化及与中国学者的积极合作??这也是他逝世四百年来盛誉经久不衰的主要原因”(第6页)。科学化就是以传播科学文化为媒介的辅助手段;民族化就是基督教文化对中国民族文化的适应,特别是提出“补儒易佛”,以期“合儒”和“超儒”;本地化则是既结交京城权贵,又深入乡村城镇,处处布道,建立教会;而在这一切努力当中都寻求与中国学者的积极合作。

  正是基于这样的总结反思,张光来神父在日后的教会事工上,便实践了这样一条中庸平和的开放路线。从创办《信德报》到成立“进德公益”机构,从致力于地上和地下教会团体的修好,到与其他国家宗教机构的合作,从服务社会底层的慈善救助,到与学者的学术交流,处处体现出这条温润敦厚的路线。从他所成就的事业来看,这是一条在特定政治环境中卓有成效的路线。

  当然,不能说这是唯一的有效路线,甚至也不能说这是对于利玛窦路线的唯一全面总结。对于利玛窦遗产,还应该进行更多更深入的挖掘。比如,利玛窦在灵活策略之中显示出对于真理的笃定认真,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

  其实,整本文集,特别是在文集的第三部分,也恰恰是文集的中间部分,作者勇于面对天主教在中国的现实,实事求是,从不同层面分析其分裂为地上和地下教会团体的复杂原因。据他说:“一九八○年,地上教会团体的「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在北京成立。一九八九年,地下教会团体的「中国大陆天主教主教团」在陕西三原张二册村成立。至今这两个主教团都未获圣座的承认接受”(第531页)。在第三部分的“中国新老教区的个案研究”一章,详细描述和分析了新老教区划分的不同所造成的地上地下教会团体分裂难合的现实后果。他又以自己的事工实践来说明,地上地下教会团体双方搁置分歧,在慈善公益事工上合作,这是富有成效的。他也探讨地上和地下教会团体修好的必要性和可行路径,在多个章节中指出,中梵没有恢复外交关系是很多问题的症结,而中国宗教政策的僵化限制,梵蒂冈对于中国现实缺乏了解导致的误判和决定,又使得中梵改善关系遥遥无期。



  张光来神父是中国有信仰背景公益慈善事业的开拓者,是宗教媒体、宗教NGO的创办者和践行者,一路走来,虽然困难重重,他却义无返顾,勇往直前。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他是效法了利玛窦的勇敢开拓精神。在面对来自教内的误解和压力时,他在隐忍之中不失时机地寻求解释。在遇到党国干部的干预和辖制时,他同样隐忍不怒,用爱心说诚实话。比如,他诚恳地指出,中国教会参与慈善公益服务,不仅仅是对于政府措施的“拾遗补缺”,而是遵行圣经、信仰驱动,从古今中外历史来看,都是政府所无法取代的教会功能。如果说要改变,真正需要的是政府给予宗教NGO和教会更大的自由,以便让教会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他人。

  借助《信德报》,作者收集了很多重要资料。比如,关于天主教徒人数他指出:“一九四八年全国教友达到3,274,740多人,约占当时全国总人口(5亿)的0.64%。近半个多世纪,由于各种社会原因,二○○九年中国内地教友数约有5,714,850人,约占全国总人口(13亿)的0.44%,从所占人口比例上明显呈下降趋势。经过六十多年的风雨洗礼,今日中国内地天主教人口增长不足一倍,新皈依人数与全国人口增长率差距进一步拉大。虽然神职本地化彻底实现了,但中国内地教会神职人员比六十年前锐减了近一倍”(第607-8页)。作为参照,他又指出:“当前台湾教友(299,158)约占台湾总人口(23,124,514)的1.2%,香港本地教友人数(353,000)则约占香港总人口(7,026,400)的5%”(第608页)。

  我自己曾经在分析了一个2007年的问卷调查数据后,推测中国天主教徒人数偏低,甚至有可能在近年来有减无增,因为计划生育导致家庭变小,教内生长的新生代不能补足老年教友的离世损失,与此同时,成年人皈依天主教的人数不多。当然,实际情况如何,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才能确定。无论如何,都要面对现实,实事求是。从基督宗教在韩国的发展来看,天主教增长或有后劲。

  作为中国社会变革的参与者和教会更新的带领者,面对中国目前存在的种种严峻社会问题,张光来神父更是勇敢指出,中国教会应该承担起先知的责任,维护社会正义,发出旷野呼声。这种旷野呼声,虽然微弱,在当今的中国,弥足珍贵。



  虽然中国的宪法许诺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但是中国目前的现实是宗教自由程度还很有限。宗教组织参与慈善服务仍然受到种种限制,涉及宗教的媒体和出版经常受到重重审查,独立自主的民办教会和组织依然不能合法存在,中梵关系迟迟得不到改善。我在2013年上半年研究了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认识到宗教政策在短期内很难有较大改善,因为管制手段、认知水平和公民社会发育程度都落后于时代。在管制方面,有党政多层的条例规定、红头文件和领导的金口玉言;在认知方面,官方对宗教的认知正在向文革的极左路线倒退,而文化精英对于宗教自由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和努力;在公民社会方面,其组织化程度还很低,力量仍然脆弱微小。

  但是,在2013年下半年,当我把目光转移到中国的基督徒和教会时,我看到了他们身上所散发出的旺盛的生命活力。基督徒(特别是基督新教信徒)人数的增长已经是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其情其景,就像公元300年左右,虽然罗马帝国竭力打击基督教和迫害基督徒,但是,基督徒人数反而呈现爆炸性增长,从公元300年左右不足帝国人口的10%,到公元350年时则超过了帝国人口的一半。甚至皇帝康斯坦丁也在临死皈依,受洗成为基督徒。古代罗马帝国的这段历史,正在21世纪的东方重新上演。带着这样的发现,我参加了2013年12月中旬在罗马召开的“基督教与自由”国际会议。在全球范围内,在很多国家,基督徒正遭受严峻的迫害。但是,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基督教却在迅速兴起??


  梵蒂冈也在变。几个月前,前任教宗本笃十六世突然辞职,很快迎来新教宗方济各。他是第一位来自第三世界的教宗,也是第一位以谦卑服侍社会底层民众的方济各为名号的教宗。上任不到9个月,他的谦卑、节俭、亲民、力行改革,赢得世界各国民众的广泛赞誉和尊重,被称作“人民的教宗”,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天主教会,并且被评为《时代》周刊2013年的年度人物。在“基督教与自由”会议的第二天,教宗方济各特别安排接见了会议参加者。面对我们这五十位学者,他大声说:“Pray for me.I need.(为我祷告,我需要)”。这种谦卑,令人敬佩。

  我还注意到,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非常了解“解放神学”和马克思主义。他在接受一家报社采访时说道:很多马克思主义者是好人。这显然是和好的姿态。或许,我们因此可以期待,教宗方济各,将会踏着利玛窦的足迹,进入北京城?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那必定是石破天惊之举,人类文明新时代来临的标志。

  让我们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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