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郭宝胜

战略学者赵楚在东网发表文章《正在上演的中国宗教战争》（以下简称《正》），该文富有洞察力的指出目前强拆教堂及十架的“大规模平毁行动是出自新领导班子的意志”，该文也合理地预测到：“当局会更加严厉和蛮横，而本来一贯政治上低调的基督徒们必然会滋生更广泛与自觉的现实政治关切。这与当初在东欧和南非发生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并没什么中国特色或宗教特色”。但是，该文还有众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有必要指出来以提升国人对宗教问题尤其是中国基督教问题的辨别和认识。


首先，该文题目“中国宗教战争”，让人以为中国开始了宗教之间的战争，或者是基督教与佛教等其他宗教、教派之间的战争，或者是共产主义作为准宗教与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之间的战争。该文一开始就以中世纪天主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战争（十字军东征等）、近代天主教与基督教新教之间的战争（30年战争等）为例进行论述，给人的感觉也是在讨论中国宗教之间战争。但是，从后面的大段论述中我们看到，作者所要阐述的是中共政权对基督教、伊斯兰教、藏传佛教等诸宗教的迫害、压制及形成的“宗教战争”。


其实目前中国并不存在类似十字军东征、30年战争等的宗教战争，因为中国各宗教、教派之间并没有发生过、近期内也不会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例如基督教与天主教之间、穆斯林与藏传佛教之间、基督教与打着基督教旗号的新兴宗教团体之间，大都相安无事、无宗教战争的可能。各宗教内部，也不会像现在伊拉克伊斯兰教信徒（穆斯林）中逊尼派和什叶派一样发生冲突和战争。目前中国发生宗教战争的唯一模式，就是共产党政教合一的准宗教，与其他宗教之间的战争。


从宗教学的角度来看，共产党的确像极了掌握了政权的一种宗教组织（如果说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宗教，那么共产党员为什么不得有其他宗教信仰？），共产主义者虽然号称无神论，但其学说不止于世俗的政治理论，它还勾画了地上天国和个人获得终极意义的美好蓝图，它给世界和人类的起源和终结、历史和宇宙的规律等终极问题给出了答案，而且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及行为方式，也符合某些宗教组织的特征（在本人所写的《驳刘亚洲“党性基督论”—中共配做宇宙基督吗？》一文中对此有详述，在此不赘述）。


为了维持在宗教解释和精神领域的霸权，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自古以来少有的强势宗教的特性之一，就是它与所有其他宗教天生为敌、并竭力抵制其他宗教在人类精神领域的影响力、并以铲除其他宗教为终极使命。因此，如果目前中国存在宗教战争的话，那就是共产主义这种把持了政权的宗教与其他宗教之间的战争。具体而言，就是中共与藏传佛教、新疆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传统宗教和法轮功等新兴宗教之间的战争。


可见，所谓“中国宗教战争”的真实涵义乃是共产党与中国其他宗教的冲突，这种冲突不仅是中共维护其政权稳定所导致的，也是维护其教义真理地位、宗教霸权或者意识形态安全所引发的。就此“中国宗教战争”涵义，《正》文却语焉不详，实为一憾。这一缺憾，也导致该文无法解释目前受迫害的教会大多是一直以来接受当局直接监管的教会。


《正》文没有注意到，这次被强拆教堂和十字架的教会，大多是依附于政权的基督教三自会名下的教会。众所周知，三自会是中共在夺取政权后扶植起来的体制内教会、合法教会、国家教会，三自会的领导是中共中央统战部，而统战部的领导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三自会在文革期间也被消灭，改革开放后与家庭教会（即地下教会、官方所谓的非法教会）一起成长起来。这些教会大体上都对中共政权言听计从、俯首帖耳，从1980年代以来的30年，他们一直“把身家性命像1949之后的30年那样重新托付给宗教局与走马灯一样的书记市长”（见《正》文）。


可见，目前强拆事件的本质并不是宗教组织接受政权监管与否，而是对基督教整体的遏制和打压，是共产主义者对基督教及其背后的西方价值观的的意识形态之战，是新时代的共产主义者们的“非基督教运动”，是共产党政教合一的准宗教与基督教的宗教战争。


所谓宗教战争，更多的是教义之争，并不牵涉政治和经济利益。共产党组织与其他宗教的冲突，就体现出这个特点。例如在1920年代中共还没有掌握中国政权时，就在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直接指挥下，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当时的基督教对中共毫无威胁，但在共产主义者看来，基督教是他们教义之争的头号敌人。又例如在文革爆发前，中共已经彻底地将中国诸宗教控制在自己政权魔爪下，这些宗教对政权毫无威胁性，但中共变本加厉，以消灭宗教的政策将各宗教送入“历史博物馆”中，并将宗教局、统战部都统统关闭。


这种教义之争，就表现在当局对浙江三自会的迫害上。这是因为就是接受监管、依附政权的三自会，也包含大量基督教的元素，如高高矗立在公共空间的十字架、如圣经等。这些元素成为了红卫兵出身的新领导班子们嫉恨的符号，成为与“宇宙真理教”争夺中国人精神和灵魂领域的象征，这就是为什么浙江当局专拆十字架、而且在其内部文件中一再告诫基层干部要注意“十字架背后的政治目的”的深层原因，这显然是一场针对基督教本身的战争。一切大有复辟文革、消灭宗教的迹象。


所以目前的宗教战争，还不是诸种宗教是否接受中共当局直接监管的问题，而是共产主义政教合一的准宗教自诞生以来的对其他宗教的仇视和灭绝原则在新形势下的爆发。就是这些宗教接受了政权监管，毫无威胁政权政治利益的动机和可能，也由于其教义和宗教实力，随时会与欲保持宗教和意识形态霸权、精神和思想绝对真理地位的共产党发生冲突。


总之，正如学者赵楚所言，目前中国的确在上演一场“宗教战争”。但这个宗教战争，不是中国诸宗教之间的战争，而是共产主义政教合一的准宗教与中国其他宗教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的起源，不仅因为这些宗教组织的发展威胁到共产政权的政治稳定，更为深层和根本的原因，却是这些宗教组织与共产主义者们的宗教冲突：即教义、宗教影响力、宗教感召力之争。面对这场战争，诸宗教捍卫自身宗教权利、并联手结束中共政教合一的专制独裁，建立一个政教分立、诸宗教享有平等法律权利和自由的社会，的确是唯一的出路。



附：



正在上演的中国宗教战争



赵楚



最近在大陆很多地方，都在发生政府强行拆毁基督教礼拜设施的事件。这件事的奇怪之处在于，这些教堂和礼拜场所绝大多数都不是自来就有的，而是近30年来陆续建成的，当其逐步建设成型，当地的政府实际上是眼开眼闭，宁愿不管的，否则，以大陆现行的管制体制，这些设施根本不可能建设起来。换言之，今日的全国范围的望十字架而兴师的大规模平毁行动是出自新领导班子的意志，因此，这些设施今日的强行拆毁与教众的坚定维护对抗就成了观察中国社会和政治政策的一个指标性对象。



宗教信仰在历史上引起的社会剧烈冲突是常见的，中世纪基督教欧洲国家与新兴的伊斯兰力量的十字军战争固然早已为人所知，在欧洲自中世纪向近代化民族国家转化的过程中，不同基督信仰族群的冲突也是无比惨烈的，30年战争才为这一冲突大致划下句号。无论在欧洲国家内部，还是在伊斯兰信仰族群的内部，因为宗教派别不同而导致致命对抗可以说至今仍在中东各种热点问题上馀烬复燃。抛开对宗教和信仰真理的价值讨论不谈（因为一旦涉及此点，则很可能引起不必要的争议和分歧），宗教及国家相关政策在历史与社会发展中状况本身也包含着严肃的社会与治理研究意义。



中国大陆近30年来宗教信仰热情的复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曾经在1949之后被污名化和严厉制裁的宗教界首先因为改革开放政策的需要而重新赢得正面形象，因为执政党历史上三大战略法宝之一为统一战线政策，宗教界本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之一。在中国环境下，宗教又与新疆、宁夏、西藏和青海等地的民族聚居地区政策相关，因此，对宗教压制采取纾缓的政策，可以说是在这些地区推行管制的前提之一。



就内地地区来说，特别是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及中产阶级色彩的人群中，基督教为代表的信仰扩张迅猛，这直接地由于一个原因，那就是，在布尔什维克的信仰代用品彻底失败之后，社会需要在一个万花筒般剧烈变动的世界上寻找心灵的归宿，以便依托这种归宿重建足以令个人安身立命的伦理生活。质言之，基督教信仰的扩张虽有外部交流扩大，外部宗教的传教努力重新找到接口的原因，但其内生条件却是主要和首要的。这些年来，对各种家庭教会与非官方控制的信仰团体屡加打压，但丝毫未能削弱信仰的热情。这便是明证。



30年来的政治和社会变迁实际上对中国大陆本身的旧有政治与权力结构也造成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其刚性的结构未变，但实际上，这些结构已经做出了适应时代的巨大修改。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术语本身就表明，当局已经承认，曾支付难以计算的鲜血代价建立布尔什维克信仰政教合一国家已经失败；而奉行几达30年的“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战略则等于宣布，国家的权力虽然仍竭力保持专政的状态，但已经退缩到经济生活的领域，因而把曾经尽力把持和包办的心灵与精神生活领域还给了社会与个人。这也是一心忙于各种发展项目的地方政府对宗教浪潮眼开眼闭的原因。



细心的观察者会发现，在过去30年大部分时间里，一般来说，虽然政府理论上反对各种不受官方控制宗教发展，但事实上对此并未采取类似先进的强力对抗政策。就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各阶层经济利益上升的时期里，经济发展，宗教也发展，权力也忙着搞钱，大家相安无事，直到现在。所以，要分析和理解今日的宗教强力打压政策，必须考虑当前中国社会严重和综合性的社会危机。这种危机首先是经济层面的，即国家经济大局与金融等核心经济领域的崩溃危机，地方财政与行政能力的崩溃危机，因为各种经济与发展议题引发的大规模社会对抗，以及由此点燃的全社会性的反抗危机，等等。总之，当地方政府违背历来做法，不计代价强行对宗教开战，这背后折射的实际上最高当局对大局的判断与基本政治意图。



由于总体经济资源与效率的枯竭，令当局恐慌的是政权本身的基本安全，特别是在西藏和新疆这样的宗教与民族可以几乎合一的地区出现大的问题之后，宗教信仰本身成了可能威胁政权安全的一大因素。最近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不过把这一问题以更突出的方式显现出来。现实中的宗教信众，特别是基督教信众与宗教人士往往都表现出对现实政治及社会问题相当审慎的态度，尽管如此，基督教还是成为本次打击的优先对象，可见新一轮的宗教打压与具体的宗教信众的社会行动并无直接的关系，而是出自其他的考量。



这些考量的最根本要点是：第一，当社会危机前景越来越明晰，基于信仰的人群所体现的群体认同感和召感力是可能转化为社会抗争的大规模力量框架的，这在苏东及南非的转变中教会的作用里已有强大证据，在本次各地信众保护教堂的无声对峙中也已经可以看出端倪；其二，长期以来，基督教教会为代表的信仰系统拒绝接受官方管控，这使得一切基于权力直接控制的政权当局感到潜在的社会对抗的意志。这也正是历来大陆当局所绝对不能容忍的，此前的冲突和摩擦也主要为围绕此点进行。所谓君子无罪，怀璧其罪，这些潜在的社会与政治能量，正是基督教招致不妥协打压的基本原因。这一点犹有更深层的社会意义。



选择打击十字架，还有个技术性的因素也必须列入考虑，那就是，其他主要宗教都牵涉复杂的民族地区局势问题，只有基督教信众主要地生活于内地的现行行政区域内，加之如上所述，他们又在政治上较为低调，因此，他们被选择为首要的打击对象可能较少引发复杂的政治对抗局势。这不代表对其他宗教就不会采取同等的打击措施。事实上，这些年来，围绕寺庙和伊斯兰习俗等问题，西部省区已经陆续采取了许多压制性的措施。



总之，应对现实社会总危机的思路是既定的，既然不能在政治上彻底抛弃过去，以宪政和民主构架重建政策思维与体系，由此建设宗教与社会宽容的新体制，则回到过去，重建一元化和一体化的新版本斯大林体制就在逻辑上成了唯一选项和不得不做的选择。在此过程中，拒绝接受官方直接监管的宗教信仰活动与现实的暧昧和平状态也就自然走到了其终点。所以，从目前不宣而战的新宗教战争中，我们看到，信众与当局的对抗与其说是信仰与世俗世界的对抗，倒不如更准确地说，实质上是两种生活方式的根本抉择——通过斗争选择一个可以自由从事信仰活动、也容忍他人有不同信仰方式、把心灵与精神生活还给人们自己的世界，还是就此告别自由的信仰，把身家性命像1949之后的30年那样重新托付给宗教局与走马灯一样的书记市长。



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的中国21世纪版宗教战争，也注定会像历史上的那些宗教冲突一样，除非自由信仰的一方获胜，社会因为基础政治条件的变化而能在制度上支持宗教的多元和宽容，否则永无妥协之可能。以此我们也可以初步预测这一冲突的未来走势，那就是，当局会更加严厉和蛮横，而本来一贯政治上低调的基督徒们必然会滋生更广泛与自觉的现实政治关切。这与当初在东欧和南非发生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并没什么中国特色或宗教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