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志强:他来自1980年代

文 | 林珊珊 原载《南方人物周刊》



1月7日,任建宇在微博上看改革劳教制度的消息,有些过于激动了。他呆坐了一个小时候,才缓过神来,打电话给浦志强,称赞几位律师“居功至伟”。浦只是冷静地说,这对你的案件没有意义,我们该做的还要继续。

任建宇记起第一次庭审时,紧张得直发抖,浦就一直握着他的手。身边这位辩护律师,高大挺拔,声音洪亮,给人一种毋庸置疑的正义感。当他铿锵有力地总结——“对坏的制度,我们不会忍太久”,庭上掌声一片。

一个多月后,任恢复人身自由,尽管两次起诉劳教委,都被驳回了。经过一年多晦暗的劳教,他本打算从此灰心沉默。但因为浦志强,他鼓起勇气继续言说。他觉得浦志强,是他命运的解救者。

7日这一天,浦志强接到几十个采访及庆贺电话。其实他有些兴奋。过去大半年,他8次飞往重庆,为6个被劳教者代理行政诉讼,十多人得益于他的帮助,陆续被撤销劳教。大半年来,极少数官司打赢了,更多的是困难,有的尝试十二三次也没能立上案。浦鼓励他们:不要仇恨任何人,要过正常的生活。我们把痛苦讲出来,但不要深化痛苦。

之后,浦前往南京,和大学时代带领他走向“反革命道路”的师兄相聚。饭桌上,大伙纷纷敬酒,浦感慨着公门里头好修行。师兄徐战前感到意外,二十多年来几乎不沾酒的糖尿病患者浦志强,没有推托,甚者有些主动。他喝醉了。

他的48岁

浦志强办公室的门上,贴着一张名为mapof freedom的地图。不在的时候,门也敞开着。见面那一天,他拉着行李箱从差旅中匆匆赶回,毛衣还是穿反的。之后,采访电话不断响起,还有客户找上门来。等待了4小时,终于可以坐在餐桌边说说话,他却倚在窗边,差点就睡着了。

再过一天,就是48岁生日。往年总热闹庆祝一番,但今年他似乎选择安静呆着,他说这一年心很累。生日之夜,他发了微博:48岁人生,忆24岁年华,叹岁月如斯,象首诗,象支歌,象条河。给我顶住,别轻易放手,内心清澈,别让这河,流着流着,就流成了浑汤儿,就很好,到五十,就能知天命。

一不小心就露出八十年代的底色。他身上贴着“理想主义”的标签,他也听崔健唱,过去的理想如今变成了工具。如今,“理想”有了收获,却在内心警惕自己,希望真心实意。

想起打过交道法官、律师、官员,蝇营狗苟沽名钓誉的人们……他们一同在理想昂扬的1980年代成长,如今他们掌握权力。“在一个点放弃过,就没有阵地可守了”,他感慨。可他仍有抑制不住的荣誉心,“一群人的命运被我改变了,你能理解一个律师那种感受吗?”

这些天,他游荡在记忆的大院里,似乎随时都能拈出墙角一片落叶。甚至想起20年前联欢时,同在一家公司拉广告的于丹给他写的一张卡片:“男人18岁是想事的时候,28岁是做事的时候,38岁是成事的时候。”

那时浦志强走过80年代末梢,同庞大体制决裂之后,大学老师之梦渐渐远离。1991年,从中国政法大学硕士毕业后,他去北京一个农贸市场当秘书。

一年后,中国开始新一轮掘金潮,人们从挫败的理想和政治亢奋中走了出来,奔向了一个被特色了的市场。年底,在前辈介绍下,浦志强去一家公司公关部工作,共事的有孙陶然、于丹……

1993年,于丹已展现人生导师潜质,浦志强还徘徊在自己的世界中。半年后,前辈又让他去一个律师事务中心工作。他开始自学法律,也很会考试,很多题都被他押中了,两年后他拿到律师资格证。

这些年里,他生活潦倒。研究生同学高广清去看他,看他住在破旧的小平房,坐的地方都没有,但有了第一台电脑了——练习打字时,他把胡平写的《论言论自由》敲了出来。高广清请他们母子吃饭,劝他好好当律师,说凭他能力肯定可以。

“于丹只说到38岁,现在我48岁了”生日这天,他开玩笑着说,“我是大器晚成的主。能不能成器?可能有戏,也可能没戏”。

——怎么才算有戏呢?奥巴马?

——奥巴马来这还不如我呢,让他来中国玩一趟?

此时,他构想了一个可怕的场景:当奥巴马碰上重庆劳教委……他被自己逗乐了,说,我要把这话发到微博去。



他的时代

2003年的一天,一位朋友领着《北京文学》杂志社编辑肖夏林找浦志强代理官司,当时肖夏林被余秋雨起诉名誉侵权。同一天过来的还有学者萧瀚。萧谈起自己的研究,谈到了美国“沙利文案”。浦志强一下兴奋起来,决定参照沙利文案为肖辩护。最终浦打赢了官司。

这次经历鼓舞了浦志强,也为他指引了今后的发展的领域——和言论自由有关的案件。过去6年职业生涯里,他生活日渐变好,虽算不上出色,有时也为工作焦虑。在律师这个行当,不乏勾结权力、说谎和作假。他发现,成为一个好人要比成为坏人要难得多。

他从未想过当一名律师。本科同学杨阳说,那时他和浦志强看不起法学,那是给“当局背书的东西”,也看不起法律系学生,他们是“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愤世嫉俗,相约不入党,不当官。

都说1980年代理想激荡,浦志强读鲁迅,后来读苏联史书,反观中国,他有一种强烈受骗感,又滋长了新的使命感。

他喜欢和高年级同学一块讨论、演讲。师兄高积顺是其中活跃分子,他记得活动不被校方认可,自己常遭批判。浦去跟领导抗争,为高鸣不平。

在师兄们组织的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上,浦第一次参加演讲。上台时他一片空白,从此不再害怕观众。几年后,高积顺在广场上看到他专注演讲,为其鼓动力和感召力深深震撼。

师兄徐战前认为,也许是受到连累,浦从南开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去河北一家中专。之后浦又考回政法大学,他仍想当大学老师。可一切都很动荡,研二时,他四处奔走,声援某个被关闭的报社。他热血贲张,一呼百应,又悲情绝食,同学都被他感动了。

1980年代匆匆告别。他拒绝写检查认错。律师迟夙生当年的宿舍离他很近,他总过来叮嘱,勿忘真相。

整整两年,他的心境都在愤怒和震荡中,直到1991年,在去赈灾的路上,读到了《日瓦戈医生》,那让他重新打量了革命以及内心。电影版本中,帕夏在街头遭到警察镇压后说,“不再有和平游行”——看到这一幕,浦志强的朋友们都鼓起掌来,他们想到了自己。可帕夏最终变成了残暴的人——浦感到要重新寻找建设性力量。

回顾半生,他说2003年是重要的转折,始于1980年代的追求和职业终于对接上了。以后,他为弱势者代理一系列言论案件:段磊,八农民,任建宇,谭作人……

他甚至主动寻找案件,免费代理。两年后,临泉县委书记张西德以“名誉受损害”为由,状告《中国农民调查》作者陈桂棣夫妇。而这本引发轰动的书,出版遭禁,陈桂棣夫妇感到紧张,一旦张胜诉,将有更多的官员告过来,结局将是“死无葬身之地”。

尽管陈已请律师,浦还是给他致电,提出代理,并传真了肖夏林案的资料。在后来的见面中,陈被浦的热忱打动了。陈桂棣很快发现,随着浦的介入,案情发生了转折。



他的舆论

浦志强鼓励陈桂棣到三味书屋演讲。书已遭禁,应寻求体制外力量帮助——陈桂棣说,这是浦志强给他建议。陈接纳了,这让案子走出中国。开庭时,旁听席上满是外国媒体。在陈的记忆中,浦志强忙完一天后,跑回宾馆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进展发布到网络上。

在浦的记忆坐标里,这案子是重要的成名作。此后,和媒体的交往密切起来。

“他能使一个话题持续保持热度”,《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评价浦志强时,各种细节信手拈来。他是在2006年前后认识浦志强的,他总在各种会议饭局遇见浦志强,即使是一个圈子极小的年会,也会惊讶发现浦志强的身影。他从未见过浦喝酒,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透明罐头改装的茶杯,里头装着浑浊的茶水。

在北京,浦志强会不定期组织饭局。近几年来,饭局的人数越来越多了,记者换了几拨,浦志强则是不变的饭局中心。罗昌平说,浦志强一开口,其他人便静静倾听。

“我捧红了不少记者”浦志强干脆认为,自己就是一个选题编辑。当然他也被媒体捧红了。他是律师,充当公共事件观察员,还给记者提供技术帮助,同时为各路选题保密。

他也为媒体代理诉讼。2003年,肖夏林案结束后,萧瀚将浦志强介绍给《财经》杂志,后来他成了《财经》的法律顾问。除了《财经》,当《中国改革》等媒体被诉时,他也为他们辩护。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制片人张洁曾参与了《中国改革》案研讨会,他还记得,浦志强关于事实的三个论断(法律事实,新闻事实,客观事实)启发了他。

2006年,当浦志强接到“奥美定”受害者的求助后,他找张洁爆料,最终央视经过调查采访,播出节目,引发了新闻热潮。

浦志强代理的案件一次次成为新闻焦点。只是,层出不穷日复一日的痛苦和惨烈不断抬高了中国新闻的门槛。2012年,当他为劳教者寻求媒体资源,大多数人拒绝了它,他只能找美国记者了。

“我要推动废除中国的古拉格”他对美国记者说。对方果然兴趣盎然。时间安排也颇有讲究,第一次前往重庆是5月中上旬,正好是地震周年前后,吸引了不少顺道而来的记者。

他还专门花上一段时间,采访劳教者,录成视频,假装正经说:“比朱军强点,和崔永元还是有点距离。”自媒体传播效果不错,毕竟,他已经是一个有舆论影响力的律师了。

当然,在今天,“舆论”二字不像十年前那样理直气壮了。任人打扮的司法,逼迫着舆论参与,可这将催促司法的春天,还是舆论也随之卷入冬天?

“非常可怕的关系”——当我听到浦志强这么评价司法和舆论的关系时,我有些意外。对于如何处理公众利益、个人利益和作为工具的舆论,他有一套自己的说辞或是原则。事实上,“成为张显”,是他最为警惕的事情。可浦志强如何避免可能滑入的危险呢?



他的场

控制力。

这是浦志强的核心词汇。他似乎有一种野心和能力,只要他在,那就是他的场。说不清这力量来自何方。我想除了浑厚的胸音和强壮的身躯,也许还有敏捷的思维、无所畏惧的勇气,以及咄咄逼人的道德正当性。

2005年,张西德诉《中国农民调查》案在交换证据阶段,信息严重不对称,浦志强赤膊上阵。回忆起庭上表现,陈桂棣列举了一系列情节。

当对方一名证人念完证词后,浦志强问他,你来做什么。对方答,我来证明张书记理论水平高。浦志强反问:“你是一个秘书,你水平高还是张书记水平高。你一个低水平的人怎么证明人家水平高?”

看到农民证人上场了,他则问,家里有几个孩子?又问,有没有被实施计划生育措施?“张西德颁布一个政策,叫双结扎,为了保证没有计划外生育,不光女人要结扎,男人也要结扎……我要问的是张西德的政策有没实施,如果实施了是残暴,没实施是令行不止,怎么都不行。”浦志强这样解释他的思路。

他善于让对方陷入道德困境。最后陈述时,浦问原告张西德:“你看张书记,官司打了四天了,我假设你原来不知道你的农民有多苦,你的农民负担有多重,你的官员有多残暴,所以你才会那样。现在你已经知道了,你现在对着这一百多人,你跟他们讲,你心里头到今天为止,此刻,你有没有一丝抱歉和后悔。”

“没有。”

“原来我认为作家这样写,给你们留一个光明的尾巴,觉得你人性不是这样,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好人,不是一个坏人,但你刚才的回答让我认识到你就是一个坏人,作家在这点上把你写的太好了!”

熟悉他的律师和当事人,描绘出这样的庭辩形象:抨击体制,痛批现实,甚至攻击律师,并将之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境界。在《财经》杂志一个被诉案中,原告律师指责《财经》毫无新闻职业操守,浦志强则把律师批了一通——

“我觉得财经有没有操守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用不着你这样讲,你自己真不知道吗,你在公共场合天天呼吁言论自由、宪政民主,在具体个案当中你却这样讲!”即便重述场景,他也能让你感受到一种特别的快感。

“浦志强很宏观!”律师迟夙生常和浦志强合作案件,“他常从宪法、政治、人权的角度来研究案。”律师斯伟江评价说,浦志强虽然功底不扎实,但法律感觉非常好。

“话唠!”斯伟江这么形容他。他有时会在庭上拍拍浦的背,让他别说了。讲座也是如此,但“制止会让浦会不高兴,他说,我的言论不需要有人审查。”

许多案件的公正解决得益于他强大的气场,但有时案子半路就夭折了,迟夙生的猜想是,“也许是他太讲政治,人家不想搞的太高调。”

无论如何,浦志强是个“顶得住”的人。“我敢于做别人不敢做的事”,他说,“这就是特殊之处。”

一个当事人曾跟浦说遭到刑讯逼供。开庭时,他指出法庭上一个检察官,“就是当天对我刑讯逼供的人!”浦志强立刻喊“谁?!你站起来!就是你刑讯逼供了!”检察官从座位上站起来跑了,浦冲下去抓。没抓回来。前面都是法警,被拦住了。

看起来很危险,但他对自己的“政治能力”很得意。他总结说,“气场是要养的”。许多熟悉他的人告诉我们,浦志强是一个干净的人。在中国,只有绝对的干净才能真正保护勇气,否则就会付出异常惨重的代价。

但我还是困惑,他如何能一路勇往直前?给出的解释大致是,对手并不相信他们所宣称的价值,另外,他与人为善。

浦志强是善于沟通的人,正如一部纪录片所显示的那样,即便置身于对抗性很强的画面,他也会跟对方说:人心都是肉做的。

他的国家

浦志强屡屡被法官打断,他几乎被剥夺了说话机会。他也屡屡抗议:能让我说句完整的话吗?他涨红了脸,手里的矿泉水瓶拿起来又狠狠放在桌上。最后一敲“择日宣判”,他冲向王庆华母女,抱着痛哭。

——这是谭作人的妻子王庆华向我们描述的一幕。一起为谭辩护的夏霖律师记得,庭审结束后,几百人站在门口鼓掌,向他们致敬,但他和浦志强迅速钻出人群,躲到厕所里,沉默地抽烟。

王庆华说,从一开始,她就知道这是一个不可能赢的官司。可浦志强愿意代理。合同只签了一万块代理费,自己贴好几万。这些官司还是他主动选择的。我问他,选择公益案件的标准是什么?他说,典型、有价值、有普遍意义。

每年,他都要收到好几十封求救邮件,他会用一两分钟来判断事情的价值。“我对他们说,最黑暗的不要跟我讲,中国没有最黑暗的地方,也不要讲你自己最悲惨,总有比你更悲惨的,我做这些事要考虑价值在哪里。我不受绑架,全国人民都认为我该做,这事怎么可以没你呢?那怎么能行,我不会因为全国人民都希望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何必呢?”

就在采访的一天中午,律师事务所的大门突然敲响了。一个38岁的男人,背着破旧牛仔布包,一瘸一拐走了进来。他向我们描述了不幸人生:少年时患肌肉萎缩症,因贫穷而放弃治疗。2003年,父亲患癌,兄弟几个申请更高标准的救助遭拒,父亲最终因无法负担医疗费迅速死去。之后,男人开始十年上访,起初是因为父亲只得到二三百的政府救助,之后则因上访遭打压、威胁和逮捕……如今,他的事情被知名媒体人微博转载后引发了短暂关注。政府开始找他谈判谈条件,可他并不妥协,从新疆坐火车来见律师。

——你十年上访,把所有青春都搭在里面,你到底想干什么呢?你要控告什么?

——我要控告政府,我上访他们断水断电,把我拘捕了几次。

——我也不喜欢上访,上访是破坏法制。你早应该认识到,上访不可能解决问题。

——他们现在又要劳教我。

——对不起,您这个我不接,我今年只做重庆。新疆不是我选择的区域。请原谅,我精力不够,我有自己的原则。

男人又控诉社会的残酷人间的冷漠,说约好的律师因突发疾病见不着,让自己白跑一趟。为省钱在火车站睡上一晚,手机还被偷了。

“你说社会冷漠,你又为社会做了什么?你不要以为你的事情是世间最大的事情,即使最大,他也有选择权力不做。”浦志强又坚决地说,我是帮不了你也不想帮你,他掏出一千钱,又找了一部手机,递给他,劝他赶紧回家,和政府谈个好条件。男人不愿收下,浦硬塞给他。

——拿着,这是干净的钱,还是税后的。回去安分守己过日子。在任何一个阶段,你都要有能耐把这个阶段的问题解决掉,十年来你把最好的机会都浪费了。

——我就演咽不下这口气,大不了,我去天安门前自杀。

——别拿自杀吓唬我,你自杀有人给你递绳。你不具备改变这个社会的能力。

——那我去买枪杀人,杀那些欺负我的人。

——你要杀谁呢,杀这个不愿帮你的律师吗?

男人紧缩眉头,不愿离去。

浦志强拍拍他的肩膀,“是不是对我很失望?”男人说,网上都说他有侠义心肠。浦叹一口气,“兄弟啊,你和我都是精神病,都钻到自己的牛角尖里,出不来”。

男人背起行李,一瘸一拐走了。后来我们知道,他一直在楼下呆着,直到再次见到我们,又问,我真该回去吗?

“回去。”

经过这个插曲,我们一天都很不好受。

“这是要他承认命运吗?”我问浦志强。

“首先要认清自己的命运是什么,才能说承不承认,都不清楚自己的命运是什么,就说不向命运低头,岂不是可笑。”

“那你能说你认清自己命运了吗?”

“我自以为我认清了。”




他的命运

生日的第二天,我陪浦志强去养老院看他母亲。大雾弥漫,树木压着雪,老人在轮椅静静坐着。浦志强摸妈妈的头,问,你知道我是谁吗?母亲无辜摇摇头,只伸手向他要钱。

浦志强是养子,从小被送给了舅舅。除了念书,他似乎没什么特长,和孩子们去逮鸟,他是无论如何也逮不着的。父亲挨过批斗,但不太严重,家人宠着他,他无害地长大了。理想是当中学教师,远离政治。

他指着纸币上的头像,“毛主席还认得吗?”母亲点点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今天”。即便是面对患老年痴呆症的母亲,他也要追问,“今天是好还是不好啊?以前饿肚子还记得吗……”

钱的面额母亲认不出来了。你儿子是谁?你儿子在哪?直到准备离去,母亲才给出了让人欣慰的答案:我儿子在生产队,他叫志强,是律师。

儿子浦志强如今是著名律师啦。高广清感慨,毕业那年的夜晚,浦志强和他去散步,极力劝他留在北京,“留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才能实现理想”,一直聊到凌晨3点多,但高去意已决。

二十多年过去了,理想离现实越来越近,可浦志强仍无法在这座城市找到归属感。他仍有乡土气息。生日时他送给自己两幅眼镜,逢人就说,花500块买的。他对自己的形象有些在意,反复问,会不会太装了?像不像只大猩猩啊?眼镜店要他个贴牌,他拒绝了,他至今也叫不出几个品牌的名字。听到别人强调自己一身名牌,他会讽刺说,一身名牌包一杂牌。尽管,“上过《时尚先生》,他被逼得时尚了”,迟夙生说,同去法国时,浦志强拎两百多块钱的包,回来的时候,把它扔了,买了两千多的,“镀金回来了”。

他爱看《平凡的世界》,前年是第三遍。看到田晓霞抗洪淹死时,又泪流满面。“命真苦”,他说,“孙少平那种生活经历我是有的。他这一代是被我们推开的,因为我们能扛过,他竞争不过我,然后他走了那样的一条路。”

挤上了大学,浦志强发现,在1980年代带着强烈尊严感的奋斗中,有些人承受不了落差自杀了,他觉得自己老土,来自小县城,却不因此自卑。

“大家都叫他傻大个”,师兄徐战前说,搞校园活动,他就忙前忙后搬板凳。也好打抱不平,高广清记得,两个同学被小流氓欺负了,浦就带着一帮人过去质问,将之扭送派出所。而出现争执的时候,浦很强势很想说服人。

和浦保持二十多年友谊的迟夙生觉得,浦依然单纯直接。有时他让她帮忙推微博,迟不答应,浦偷偷上她的微博自己转发。迟大喊:“你又偷我的微博!”

斯伟江则说,他喜欢和矮小的人合影,显得自己特高大威猛,也自恋,随时自拍发微博。虽然这更像行为艺术。要有人问他是不是特想出名啊,他干脆承认,是啊,出名了能挣钱。看起来玩世不恭,却堵住了诛心之论,倒显得坦荡。

一旦工作,他立刻变得严肃。一心想远离政治的人如今生活充满了政治。他将自己称之为“政客”——政客,就是擅长解决所有问题的人。

许多问题解决不了,于是时常纠结。“朝令夕改还有一白天时间!我遇到更多的官员完全不守信,刚说完当场就变,就耍赖”,甚至还有法院院长给他送礼,让他不要再介入。他夸张形容,常年和他们打交道,杀法官的心都有了……

浦志强表现出强大快乐,但迟夙生描述了另一面。有时早晨打开邮箱,就看到了浦志强长长的信,说彻底难眠,“我愤怒我愤怒我愤怒无比”,“我要继续怎么怎么做”……纠结。痛苦无比。

“哪怕是自欺欺人,也要带着幻觉活下去”,浦志强说。多年来,他总有一个直觉,在某一个早晨醒来,收到那些迟迟无果的判决书。努力耗尽,锐气耗尽,可时光和才智并未荒废。他想象那个早晨的自己,“应会很平静”。(全文完)

(实习记者黄昕宇、张瑞、代双双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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