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场学运到新公民运动——我的六四心路


笑 蜀





默默地一个人舔伤口

6月4日的凌晨,一夜未眠的我孤独地走在大街上,心中充满悲伤。我总幻想会从街角突然杀出一支队伍,人人高唱国际歌,抗议刚刚在北京发生的大屠杀。但是,大街风平浪静。接下来的几天,除了校园有过小规模的集结,大街上始终风平浪静。

街上看不到期待的场景,我便试图从报纸上找到蛛丝马迹。财经向来是我的短板,但那时我看报纸看得最多的是财经,因为我相信经济危机就在眼前。头几年的确如此,国民经济各项指数,都印证山雨欲来。没成想九二年小平南巡,中国经济的活力一下被激活,呼啦啦一路增长到今天。

好吧,还有国际压力可以指望。但这其实更不靠谱。中国市场的闸门一开,各国投资便蜂拥而来,如今都是公开的秘密了:最谄媚中国政府的境外势力,就是美国资本家尤其华尔街。各国政府包括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暧昧,也是尽人皆知。

真是山穷水尽。但我仍不服气:不是还有海外民运么?某次政治学习,领导宣布要对单位的传真机实行管制:派专人二十四小时守候,收到任何传真都得报送领导审阅。据说这是全国统一部署,因为有海外民运组织宣布通过传真对国内发动宣传战。这让我似乎又看到了一点星光。

但是,海外民运后来的情况……,就不用说了。

整个八零年代,仿佛流光溢彩的泰坦尼克。六四则如坚硬的冰山,把一切撞得粉碎,一切的光荣,一切的梦想。从激情的甲板上,突然被抛落杳无人迹的海上,所有挣扎都被证明为徒劳,所有呼喊都激不起一点涟漪。那种焦虑,那种绝望,那种苦逼,很多年里,都不敢回想。

这是个不断制造心理创伤的国度,却没有任何疗伤机制。我也是心理灾民的一员,只能默默地一个人舔伤口——在我执教的那家医学院,我这种人是绝对的另类:六四后持续一整年的“双清”,全校才两个“双清”对象,一个党内一个党外,党外那个就是我。有一天我太太回家给我说,单位有同事悄悄问她:你先生卷入动乱,是不是因为想出位?我听了半晌无语,心里涌上的是孤独,比六四凌晨我一个人走在空旷的大街上更深刻的孤独。

《历史的先声》影射六四

那样窒息的环境中,如果没有正事做,如果不能转移注意力,自己不被憋死,也一定要被憋疯。我必须设法走出这末路。

正好,机会来了。

六四之后,组织上的反攻倒算是所谓“双清”,理论上的反攻倒算则是所谓反和平演变。文革僵尸理论借机纷纷复活,气势汹汹地登上大小报章的主要版面。有一天系部领导笑眯眯地找我,问我想不想接几个课题?我颇纳闷:我这牛鬼蛇神,居然也有机会?看了课题指南才恍然大悟:这么回事呀。

原来是教育部开列的课题指南,鼓励高校政治课老师炮制“反和平演变”的雄文。听命者一律升职加薪,摆明了大规模收买。系部领导也摆明了告诉我:我的问题很严重。但如果我能接几个课题,写几篇批判自由化的文章,他可设法找党报发表,以此向校方证明:我已“洗心革面”。回头是岸,则不仅我过去的问题一笔勾销,说不准还会受重用。

又过了十多年,我早已离开了医学院,老领导也早离休了。我回武汉看望他时,他才告诉我,当年我的问题到底怎样严重:有人瞄准我了。此公六四“火线立功”,因而连升三级,爬到了副厅的高位。受此鼓舞,他要借“双清”再立新功。但两个“双清”对象中,党内那位仁兄体制内人脉太多,动不了,只能朝我下手。何况六四期间我跟他有过当面冲突,让他下不了台。按他的盘算,是非把我送进大牢不可的。我这才理解了当年老领导敦促我接课题的急切,和我拒绝后他的失望。我哪知道牢门曾经离我那么近。陷害最终没能成功,得益于老领导一直为我挡箭。

课题指南没打动我,反倒激怒了我。列入指南的几百个课题,都是批判自由民主的所谓虚伪性。而我当时就是教党史的,我最清楚,中共曾经怎样信誓旦旦地向全国人民承诺自由民主。我决定用一种最客观也最有力的方式来回击,便有了《历史的先声》(年编,但拖到月才出版)。这本书不止搜罗当年中共的民主高调,其中一个板块,更与六四相关。该板块的诸多篇章,譬如《睽睽众目岂容狡辩,屠杀学生罪责难逃》,譬如《学校要做民主的堡垒》,譬如《争取自由解放的中国学生》,譬如《希特勒的法宝应该收起来了》等等,都是隐喻六四。因为我不死心,我还有对学生运动残存的一点点希望。

基于这残存的希望,停课七年好不容易复课之后,我在讲台上依然大讲特讲自由民主。每堂课的头一刻钟,我会给学生讲应试要点,其他时间就都属于自由发挥,都是结合某章节的主题,但完全抛开书本,讲我知道的历史真相,讲中外比较。但坦白地说,收效甚微,没多少学生真的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前程,只是挣钱。我不得不承认,八零年代的学生状态是一去不复返了。

更有一年年末,我被教务处通报批评,说我在课堂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指控我的具体内容,跟我实际讲课的内容完全不符,估计举报者不专业,根本没用心记录。我当然大不服气,打上门去讨说法。教务处最初说是退休老教师组成的教学督导团举报的。督导团很多老师我认识,我就一个个核实,他们全否认。我再拿着他们否认的证据找教务处,威胁要对簿公堂。情急之下,教务处只好招认是学生信息员告的密。

这一仗我赢了,教务处灰溜溜地收回了通报。但我即便赢了也是灰溜溜的,一点胜利的感觉没有。“双清”期间,我的很多学生被保卫处带走,威逼他们交代我的问题。甚至不惜离间师生关系,骗他们说我已经出卖他们,他们没必要再为我扛。但这招太拙劣,没一个学生上当。后来罗列的罪状,只有我手写的大字报,和电视台拍到的我走在游行前列的镜头,人证为零。学生出来之后,反而第一时间跑来通报:老师,他们今天怎么怎么审我,你哪方面要注意等等。对比今天的举报,我不禁寒心。校园还能有多大希望?在校园的坚持还有多大意义?我不得不质疑自己的选择。

其实也已经由不得我了。约莫年末,还是那位老领导找到我。没有客套,他直截了当地说,这回他真扛不住了,这回跟我过不去的,已经不是校方而是警方。因为《历史的先声》、《刘文彩真相》两本书,我已被列入黑名单,当局不许大学给我提供讲台。如果我不想一辈子靠边,最好跳槽。

我也没有客气,马上提出辞职。如果说六四是我心的流浪的开始,那么这回,则是我第一次被逐出体制,是我身体流浪的开始。但我一点不认为自己失去了什么,反倒认为走出了围城,有了一种解放的感觉。我对体制弃若敝屣。

刚过春节我就去了北京,到《中国改革》杂志做编辑。国保尾随而至,要我规规矩矩,否则,随时把我赶出北京。观察了三年,他们断定我确实不可救药,终于兑现了把我赶出北京的诺言。月我出差北京,又一次被他们驱逐,遣返的路上,我开玩笑说:我还要回来的,我已经在北京找了一份工。他们马上斩钉截铁地回答:那不可能。我们绝不允许。

专政之下无平反

无论北京三年,还是离京后去到南方,我的身份都是媒体人。《历史的先声》和《刘文彩真相》出版引爆的震撼,尤其当局对这两本书的恐惧和对我的打压,让我领教了传播的巨大空间与能量。这根本不是大学的三尺讲台能够比拟的。所以告别体制后,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以媒体为业。

刚开始,我以为只是职业的转换。万万想不到,这会带来几乎整个思维方式的转型。

六四的血腥记忆挥之不去。但渐渐的,我不再认同平反六四的主张。刚闯入言论场,我以强烈的道德义愤,尖锐地抨击几乎所有我能见到的罪恶,为我视野中的几乎所有受难者呼吁。为宜黄血拆的钟家姐妹呼吁,为重庆钉子户呼吁,为黑砖窑的奴工呼吁,为川震中的死难孩子呼吁。我发现罪恶比我想像的还更广泛,这国无时不在制造六四,无处不在制造六四。从早年的苏区肃反,到文革,到六四,再到今天形形色色的国家暴力,背后是同样的幽灵作祟,那就是对权利尤其对生命权利极度鄙视的暴力文化,以及建立于暴力文化基础上的专政体制。

所以,我不再相信什么六四平反。八零年代可以平反冤假错案,那是因为八零年代的确呈现了体制自我改革的空间,而且全国人民都在体制内,体制的合法性并没有破产。但随着六四一声枪响,体制合法性扫地以尽;胡温以来的刚性维稳,更将专政之恶发挥到淋漓尽致。体制积重难返,以致不可能承受平反六四带来的任何冲击。专政之下无平反,这在今天已无可置疑。今天不是要不要给六四平反的问题,而是必须首先终结专政的问题,即必须首先转型的问题。六四昭雪只能是转型的结果至少是阶段性结果,不可能指望平反六四成为转型的起点,专政体制决不会答应。

就此而言,即就目标而言,我是更激进了。

从刘晓波到许志永

但无论如何激进,我始终忘不了当年六四凌晨,我走过空旷大街时感受的孤独,以及我在九零年代校园遭遇的孤独。我不能不承认,人民真的不在我们这一边,人民真的是浮云。人民的神话于我早已破产,但我也不相信,只靠所谓先锋队即少数先知先觉,就能与专政体制抗衡,就能改变世界。政治是实际的,有几分实力说几分话。永远只是存量,永远只是三五个人七八条枪,就会永远边缘化,永远没资格参与实质的博弈。

关键在于增量,增量只能来自社会,来自作为最大多数的普通人。但不是传统的所谓依靠人民,不是民粹主义的人民至上,而是怎样从虚无的人民升级到具体的公民,怎样从人民社会升级到公民社会,这成了我思考的重心。恰好媒体生涯也让我能够触摸到真实的社会,给了我巨大的想像空间,让我认识到生活的复杂和隐藏在复杂生活中的丰富的可能性。一扇扇天窗朝我打开,六四之后一直折磨我的悲怆、孤独和绝望,渐渐烟消云散。

从此,推动社会运动、呼唤公民社会,就成了我笔下的主题,也成了我、许志永和企业家王功权的最大共识。我们三人既是私交,也是精神上的共同体,在几乎所有转型问题上,我们都不谋而合。我们坚信,中国必须改变,但必须是新的改变:必须是基于爱的改变而不是基于恨的改变,必须是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改变而不是抢占自己的基本盘,必须是尽可能追求最小成本的改变而不是不计代价,必须是精确制导的改变而不是大呼隆。我们都对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尤其对不择手段煽动底层造反的共产革命模式深恶痛绝,所以我们归根结底,都主张手段和目的相统一的阳光的、文明的改变。这些主张落地,即为许志永月发起的新公民运动。

这里有个有趣的现象:零八宪章的首批签署人以60后为主,多数亲历六四,刘晓波是他们的代表之一。新公民运动则以后为主,多数是六四后成长起来的,许志永是他们的代表之一。不仅世代上接续,思想上也有接续。如果说零八宪章是对六四后中国何处去的总回答,强调中国必须宪政,新公民运动则是对如何推动转型、如何实现宪政的具体探索。即零八宪章和新公民运动,分别是六四一代人和六四后一代人,对以民主改革为总诉求的六四学运的总回响。六四学运是失败了,但历史没有停止前进,每一个世代都在前一个世代的基础上开辟着自己的道路,前仆后继。

25年前的六四凌晨,我踯躅街头,那是心的流浪,绝望的流浪。25年后的今天,我的身体还在流浪,没有归宿。但我的心不再流浪,我已经有了自己确定的方向。我也不再幻想大街上突然杀出一支队伍,我自己就是一支队伍,我充满了自信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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