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危害中华民族的安全吗?

张远来


近来似乎一股极左的反基督教运动正山雨欲来风满楼,一些危言耸听的言论出现在某些媒体上试图煽动公众的反基督教情绪。其中《环球视野》总第430期更是直接发表题为《基督教对中华民族安全的巨大危害性》的佚名文章,这篇剑拔弩张的论文声称基督教为中华民族和中共政权的敌人,其中写道:要从战略上高度重视基督教扩张对我国宗教事务、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潜在影响;要以适当方式开展基督教批判;要发挥民间信仰在抵御境外宗教势力渗透中的积极作用……该文作者认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快速发展是对中国民族安全的巨大危害。基督教是否在危害中华民族的安全?本文尝试就此与该文作者做一点商榷。


一、基督教如何“危害”中华民族的安全


作者题目非常具有挑衅性:“基督教对中华民族安全的巨大危害性”。但通读全文,作者并没有罗列出有信服力的危害理由,却转而阔谈基督教在中国如何受欢迎及其理由——因为受欢迎,所以是危害,构成了作者基本的论点。其所危言耸听的“基督教对中华民族安全的巨大危害性”,充其量只不过以下几点:本文无意就作者的基督教增长论做任何探讨,仅就其“宗教威胁论”做一点商榷:
第一、基督徒增长太快,知识分子和工商人士比重越来越大,对社会影响越来越大


作者援引和他一样不负责任的研究资料称:中国大陆目前已有7000万新教徒,1200万天主教徒,总人数超过中国共产党员”(还有其它基督教研究的专家学者估计目前中国基督教信众已达1.3亿)。


我们暂且不谈作者援引资料的真实性,(作者首先把基督徒同中国共产党员的人数做对比,本身就存在误导及挑拨性,其实质是要把基督徒和共产党员对立)。实际上,中国新教徒不可能有这么多。7000万,或者1.3亿意味着中国基督徒人数占了总人口的近1/10。这种浮夸不亚于当年水稻亩产量上万公斤的荒谬。退一步而言,即使基督徒人数增长有如此之快,人数有如此之多,也并不能由此得出基督教危害中华民族的结论。正如中国民间信仰的人数也在增多,我相信这个人数比基督徒更多,你能由此得出结论,人数之多便是国家的敌人吗?人数和所谓危害不存在类比性。首先,基督徒是国家公民,基督教信仰只能让一个人变得更加善良和有社会责任感。基督教是促进社会和谐的正能量。他改变了多少罪犯成为有爱心的人,烂仔成为好公民。你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监狱了有多少基督徒是因为刑事或者经济犯罪而入狱的?我相信,这个比例远远低于共产党员和政府公务员。若我们认可监狱是对罪犯的惩罚、是把对社会有危害的人进行劳动改造的,是维护社会公正的一种手段的话,我们似乎可以从不同人群的比例可以发现,到底是有宗教信仰者构成了对中华民族的危害,还是其他?其次,增长快从另一个层面看出基督教的先进性,她可以满足人的需要,因而可以吸引更多人愿意去接近信仰。而作者因为受群众欢迎,信仰者多,便反对它的话,他其实不是在反对基督教,而是在反对由此所代表的社会公民自由选择信仰的权力和独立思考的意识。也就是说,他对自己的存在合理性心虚,他承认自己是站在反社会公民的立场上,同时也是站在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宗教信仰自由精神的立场上。故而以基督徒的增长作为对中华民族(实际上是他自己)的威胁。他所关心的不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也不是社会公民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私欲的被质疑。基督徒没有推销自己的信仰,基督徒相信,信仰是个人与上帝的事,因此,也不存在信仰的强迫,甚至基督信仰也没有承诺信仰可以给人所谓物质的利益和功利化的好处。但为何有如此多有自由意志的人愿意去信仰基督,个中原因不证自明。我承认成熟的基督徒一般会见证自己的信仰。这是为什么?因为他经历了信仰给他带来的恩典,他认识了真理,就不能昧着良知而不把好处告诉自己的亲友。他在分享他认为最好的东西,他所相信的东西。请问该文作者,你可以给人分享什么?你可以正大光明地介绍你的信仰和价值观吗?哗众取宠,危言耸听,信誓旦旦,口口声声为中华名族,居然连给自己的通篇谎言署名的勇气都没有!
第二、作者认为基督徒素质在提升


作者说:基督教正在改变信众中“老人多、妇女多、农民多、文盲多、病人多”的“五多”现象,不仅教徒数量在不断快速增加,而且信徒的年龄结构、文化素质、经济状况等都在改善……社会边缘化的地位正在逐步改变。


我承认作者的观察有一定的代表性,基督徒的结构确实存在变化,越来越多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选择了基督教信仰。但这并不能代表基督教对中华民族产生了所谓巨大危害。他们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绝没有因为信仰基督而改变公民身份,或者不再是炎黄子孙了。相反,他们因为有了信仰,会更加道德,因为做了基督徒会更加爱国。我们一个伟大的民族,为什么会担心他的人民拥有信仰呢?相反,没有信仰才是一个民族的悲哀。真如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生所言:一个不能仰望星空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基督徒年龄结构、文化素质、经济状况等都在改善……社会边缘化的地位正在逐步改变这本来就是民族之大幸。说明,首先我们的国民素质在整体提升。其次也说明基督教的信仰是可以经受逻辑的推敲、生活的验证、理智的考验和历史的检验的。基督教不是愚人的迷信(在《基督教对中华民族安全的巨大危害性》一文中,作者认为宗教信仰和迷信是等同的),所以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会接受这个经历了两千年历史的考验,证明可以促进社会更加文明、民主和进步的信仰。


我们的古人就知道,离地三尺有神明。一个没有敬畏的民族,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民族,她怎么会有希望呢?因为基督教的福音是所有人的福音,无论你是贩夫走卒,抑或达官贵人,基督教的福音都对他一视同仁地敞开,甚至包括了该文作者,都是基督救赎的对象。因此,基督徒结构的改变,层次的提升只能是民族之大幸,社会之福气,何来危害之有?!
第三、作者认为,基督徒宗教生活上的诉求是对社会稳定的威胁


该文作者声称:从事基层宗教工作的同志们发现,基督教领域的矛盾纠纷呈上升趋势,从个人的信仰私事逐步上升到社会公共事务,并有改变五大宗教格局、影响社会稳定的苗头。部分信徒上访的非合理成份增加,诉求的重点从要求设置场所过集体宗教生活开始,转而反对基督教“两会”组织(协会和爱国会),进而要求政府将私设聚会点合法化。


这是作者认为基督教危害中华民族安全的第三个原因。这其实是一个宗教管理的问题。众所周知,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赋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基本人权之一。宗教信仰自由也是人类文明社会基本的共识和人权的基础。作者自己也承认“信仰是一种需求,也是一个供求市场”。如果我们相信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益,是一种需求。那么,保障公民因为信仰自由而过正常的宗教生活便是法律赋予国家的责任,也是对公民权益之保护的措施及表现之一。何以叫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就是公民按照宪法赋予的权力,过宗教生活,执法者应该满足这种基本的宗教生活的需求。若合理的宗教生活的需求无法满足,宗教信徒提出自己的要求,这是法律赋予其的权益。同时,若是这种基本的宪法赋予的权益都无法满足,而需要公民以特殊形式来表达,这只能说明是相关执法者未能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好自己的责任,这是对公民和国家的亏欠。政府部门应当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宗教事务一样是社会事务之一),让国家公民,包括宗教信徒可以合理表达自己的诉求。而如果相关部门自己不作为,并且关闭了公民与政府沟通的大门,而需要宗教信徒自己以不得已的方法提起诉求(虽然我相信这样的诉求很少,也很少看到宗教徒因为此而抗议或者采取非常规手段),这只能说明某些部门,或者某些个人执法者失职,抑或是制度需要修改。若是宗教信徒有不合时宜的诉求,无论是方法还是内容,都有法律法规来确定其行为的性质,而不是由作者的臆断来定罪。作者由此论断宗教徒,是对法律的无知和藐视,也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不尊重。由此看来,宗教信徒因为宗教需求提出的要求而产生了不必要的不愉快,到底是谁制造了矛盾?是社会的不合理管制,是执法者个人,还是宗教信徒?我们相信,自有法律和道德的公证。
第四、该文作者认为基督教是西方的“洋教”,最终会危及中国的政权和传统文化


该文作者称:西方国家机器对外扩张的政治目的和基督教会“中国福音化”目标有机结合,相互利用,热情高涨,力度空前……


中国所有的基督徒均支持民主变革,其中大多数还坚信基督徒的增多将是中国实现非暴力民主化的重要保证之一。对于这个论断,笔者觉得荒唐可笑。境外敌对势力对他们认为的异已政权、基督教对待不信耶酥的“异端”,从来都不吝诉诸于武力,耶和华就说过:我要使他们彼此相碰,就是父与子彼此相碰;我必不可怜,不顾惜,不怜悯,以致灭绝他们。倘若我国在发展的道路上出现了较大问题时,境内外的反动势力必然会借机制造矛盾、分裂和流血冲突……


从人类文明的发展来看,高级的文明形态对低级的文明形态有着强烈的侵蚀作用,哪怕野蛮的武力可以占领文明的地域,也难逃最终被其占领地的文明所同化的命运。


作者的论断至此已非常荒谬。首先,基督教不是洋教,基督教是一种人性的信仰。她发源于中东,而非西方社会,离中国更近,而不是遥远的西方。如果是宗教渗透的话,那只能说是东方的宗教渗透了西方。今天,中国基督徒信仰的是基督,而不是西方。中国基督教真正如作者自己也承认是一个本土化了的宗教信仰。作者也认为正是因为基督教的本土化,才使得她可以被中国人民接受。作者前后矛盾,一方面承认基督教本土化了,一方面又认为基督教是西方洋教,以洋教论之而否定基督信仰,这既是历史常识性的无知,是对基督徒信仰的藐视,也是政治预谋性的诋毁。


作者说,中国所有的基督徒均支持民主变革。第一、我不知道作者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第二、当代民主变革不是中国基督徒提出的思想,而是英明的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方针。作者以基督徒支持非暴力的民主改革而反对基督教,难道我们不需要民主变革?难道还要暴力吗?我们还要回到我们努力推翻的“三座大山”的时代吗?作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施政方针的定位有待商榷。


作者假冒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就说过:我要使他们彼此相碰,就是父与子彼此相碰;我必不可怜,不顾惜,不怜悯,以致灭绝他们。并由此认为如果中国出现社会问题,境内外的反动势力必然会借机制造矛盾、分裂和流血冲突……这是赤裸裸的撒谎。我不知道作者是从哪里听到了耶和华的这句话,难道上帝给了他特殊的启示?!荒谬至极!在整本的66卷圣经里,耶和华从未讲过这句话。作者编造耶和华的话,煽惑人心,这倒像是邪教的特性。


最让人不可接受的是作者对中国文化本身的诋毁:从人类文明的发展来看,高级的文明形态对低级的文明形态有着强烈的侵蚀作用,哪怕野蛮的武力可以占领文明的地域,也难逃最终被其占领地的文明所同化的命运。从作者的上下文看,这里的高级的文明形态应该是指基督教文明,低级的文明形态是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文明。中华民族有着近五千年的文明史,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当华夏文明高度发达时,西方社会还在一片荒芜。作者定性中国文化是一种低级文明,这是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否认。另一方面,若我们自认为我们的文明落后了,我们需要的不是关起国门,而是虚心求教。
在论述了基督教对中华民族的“种种危害”后,作者分析了基督徒快速发展的原因及其对策。作者认为:基督教本质上是侵略扩张主义的。为使异端和不信教的人皈依,基督教会总是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对于异教徒,要把他们全部杀死,连他们城里的牲畜都要用刀杀尽”,“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治死,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治死”,这些“可咒诅的教义”支撑着西方基督教会侵略扩张……支撑着狂热的基督徒向中国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福音化”冲锋。


作者为了达到他危言耸听的目的,不惜扭曲基督教思想,编造上帝的话语来迷惑人。众所周知,耶稣基督和基督徒都主张爱、舍己、救赎。耶稣自己就是为了救赎而死在十字架上,他不是号召门徒暴动,而是为把他钉死的人祈祷: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知道!何等伟大的博爱,怎能与暴力和杀戮相提并论?作者没有论据地论断西方基督教会侵略扩张……我想问问作者,西方传教士从中国拿走了什么?他侵略了什么?带走了什么?我只知道是传教士为中国建立了第一间现代化的医院、学校、孤儿院、医学院、疯人院、老人院、福利院……而且都是免费的;我们知道,是传教士不惜余力地反对兜售鸦片,帮助中国人戒鸦片,帮助中国妇女不裹小脚,带领中国人免费走出国门,接受现代化的教育……


对于作者所提出的应对“基督教危害”的手段,也让人不寒而栗:要针对不同宗教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做工作,努力维护宗教信仰市场的适度平衡。行政性地做工作意味着什么?这不是在要求我们的政府以行政的手段支持和打压一个宗教的发展吗?这明显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宗教信仰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宗教平等、政教分离”的基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不可以行政的手段支持或者打压一个宗教。实际上,该文作者通篇没有丝毫法制观念,他认为基督教对中华民族的巨大威胁的原因之一是:“法理”支持对抗政府依法管理。看看这句话的逻辑矛盾!作者的意思是说:因为法理支持基督徒,基督徒以法理来质疑政府的所谓依法宗教管理,并由此造成了对社会的危害。这就是作者的逻辑。如果基督徒的信仰在法理上受支持是对中国宗教管理的制约的话,作者依法对宗教执法提出质疑是对宗教执法的威胁的话。这是作者间接认为政府的宗教管理是违法的,并且不可以允许宗教徒运用法律来保障宪法所赋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益。作者甚至认为宗教和迷信没有区别。主导举办相关文化活动,引导人们回归传统。总之,发挥民间信仰在抵御境外宗教势力渗透中的积极作用……以适当方式开展基督教批判。作者完全无视法纪,要求以行政的力量抵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正当的信仰权利。这无疑为赤裸裸的宗教迫害。完全是一派胡言,挑起社会矛盾,分化中国公民的危言耸听,唯恐天下不乱。这种阶级斗争的余孽思想,这种藐视法纪,诋毁社会公德的态度,才是当下社会最可怕的思想毒瘤,才是对中华民族的巨大危害。


二、基督教是在危害中华民族吗?


看了作者通篇危言耸听的挑拨离间,我实在看不出基督教对中华民族的危害何在?如果作者认为中国基督徒发展过快以致成为中华民族的巨大危害,作者认为传教运动是西方社会对中国的侵略,传教可以作为国家侵略的工具。那么作者怎么不建议好好保障中国基督教的发展,让中国基督徒也去西方传教,用中国基督教传播去侵略一下万恶的资本主义?


基督教是在危害中华民族吗?让我们看看接纳或者排斥基督信仰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历史可以考证的基督教来华主要有四次,中国接纳基督教的几个时代分别是:唐玄宗、大元、康熙时代。


唐太宗时,他派宰相房玄龄出长安城十里路,迎接当时来唐朝传教的传教士阿罗本。阿罗本在唐朝受到了贵宾的待遇。在大唐的包容和阿罗本的努力下,唐朝的景教一度发展到“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当时唐朝是有12个道(类似今天的行政省),也就是说,其中10个道都有了基督教福音的盛传,数以百计的都城都有了教堂。这非但没有危害大唐,相反,唐太宗的包容与开放给中国带来了伟大的“贞观之治”。


元朝来华的基督教叫做“也里可温”。大元朝对基督教和许多当时的国际文化都采取了包容并蓄的政策。甚至传教士可以在元朝为官。这种政策让大元得到了空前的繁荣盛世。到了十六丶十七世纪明末清初的时候,许多耶稣会(Jesuit)宣教士来华宣教,同时带来科技新知。贡献大者九十余人,内有利玛窦(MatteoRicci)丶汤若望(J.A.SVonBell)丶龙华民(NicolousLongobardi)丶南怀仁(FerdinandVerbiest)丶毕方济(FranciscusSambiaso)等。他们学习华文华语,将欧洲的天文丶地理丶数学(几何丶三角丶代数等)丶物理(力学丶光学)丶矿学丶水利丶建筑丶兵器学等种种介绍过来。同时也将中国古籍经典译成西文寄回本国,致欧洲一度曾引起了中国文化热。这百馀年之间,可说是中西文化交流空前的极盛时期[1]。


康熙早期十分开放,国家GDP达到当时世界的一半以上。他接纳传教士,对基督教采取开放的态度,传教士可以成为太子的老师,也成为朝廷的历法官,帮助中国制定了先进的历法。传教士成为康熙信任的座上宾。这种开放谦虚的态度让康熙时代的大清达到顶峰,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这些朝代丝毫没有因为接纳基督教而受到安全威胁。相反倒是把中国的影响力带到了全世界,无论是马可波罗游记对中国的赞许,丝绸之路之建立对中国影响力的延伸,都让这个非海洋文化的农耕帝国给世界带去了惊奇与希望。同时,基督教(还有其它的开放精神都)给中国文化注入了不少新鲜的元素。比如唐朝带来不一样的建筑,元朝带来西方文明,康熙时代基督教带来了科学纪年,近代基督教更给中国带来了启蒙思想。是这种开放的态度和方法,让当时的中国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国家,成为世界受尊重的强国。


在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史上,我们不难看到,是传教士,是基督教给中国带来了现代化的启蒙。辛亥革命的发起者基本是一群基督徒,黄花岗烈士除了几位和尚,其余基本是基督徒,十月围城中的主角,那些帮助孙中山革命的人士基本是基督徒。中国最早的医院及现代化意义上的医院、中国最早的图书馆及出版事业、中国最早的现代教育及女子教育、中国最早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中国最早的东学西渐(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世界)、中国最早的盲校和盲文、中国最早的留学生及女留学生、中国最早的汉英、英汉字典、中国最早的官话制度之制定、中国最早的聋哑学校和手语、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中国最早的现代天文学和历法、中国最早的几何原本及现代化数学、中国最早的世界地图和现代地理学、中国最早的汉语拼音、中国最早的现代化计数法、中国最早的反鸦片运动、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军事、中国最早的现代农业、我们的第一间现代化的医学院、科研机构,第一位走出国门的留学生,现代化的民主思想,各种现代制度及观念的引进,早期的几乎每一间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无疑都来自基督教,或者是传教士直接的贡献。在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将近一百五十年的时间内,基督教对中国的文化、教育、科技、医药和社会服务等的现代化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不可抹杀的。


从1582 年(明朝万历十年) 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入华传教起,到1644 年(明朝崇祯十七年) 明朝覆灭止,为第一阶段,是中西文化交流兴起并得到初步发展的阶段。


利玛窦凭借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状况的理解和认识,制定并推行了天主教儒学化以及科学传教的方针,使天主教得到了明朝士大夫一定程度的理解和接受,尤其是传教士们所带来的西方科学文化,更是吸引了明朝士绅的注意和好奇,西方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地理学和医学等全面传入中国。一批诸如《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浑盖通宪图说》、《乾坤体义》、《远西奇器图说》、《火攻挈要》等书的翻译以及世界地图的传入,打开了明朝知识界认识和了解“西学”的窗口,冲击了明代崇尚空谈的学风,促进了我国传统科学的发展。而《崇祯历书》的编撰和西洋火枪的仿造,则是西方科技在中国成功的应用。所有这些都开启了西学东传的大门,为清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条件。


清初的顺治、康熙时期(1644 年—1722 年) 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二阶段,即发展和繁盛时期。


康熙时期,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学者通力合作,进行大规模的全国地图的测绘,采用了经纬图法、梯形投影等先进方法,制成了《皇舆图》。它是当时世界上水平最高的地图制作。
就科学技术的进步而言,基督教信仰对世界及中国的影响是无法忽视的。在2002年6月29日的中国《人民政协报》里,发表了一份《诺贝尔奖得主信仰小考》。文中提到,对诺贝尔奖得主的信仰进行研究发现:


诺贝尔奖于1901年开始颁发,作者研究至1996年止,除了在第一及第二次大战期间,有些年份停止评奖外,共有639位诺贝尔奖得主。其中物理学奖148人;化学奖123人;生理及医学奖159人;文学奖91人;和平奖81人;经济奖37人。其中96.7%的诺贝尔奖得主,有宗教信仰。其中相信基督耶稣者596人;犹太教8人;佛教8人;伊斯兰教4人;印度教2人,只有21人无宗教信仰。在81名和平奖得主中,宗教背景更为突出,如印度的德兰修女、南非的曼德拉……大概只有1位和平奖得主,表示无宗教信仰,就是越南南方领袖黎得寿,他于1973年得奖,但却拒绝接受诺贝尔奖的殊荣。


基督教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是无法忽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世界宗教所所长卓新平教授说过:基督教原罪观对现代中国人自我审视的反省意识、基督教拯救观对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创造价值、基督教超越观对中国社会现代改革的启迪、基督教终极观对中国现代化历史反思的借鉴、基督教普世观对中国现代文化重建的定位等等,都有着重要的决定性意义。


没有当年基督教的努力,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现代化。有谁能客观地告诉我们,基督教给中国带来了何种具体的危害?


那么,我们看看中国反基督的时代,或者反基督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唐武宗灭佛灭基督教,没能救活闭关锁国的腐朽政权,最终是灭掉了自己。


慈禧太后闭关锁国,大肆消灭基督教,未能救回颓废的清王朝,而只是在其腐朽的愚昧之狡诈中浇了最后一桶亡国油。


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基本的历史规律:一个社会走向理智与繁荣,她就能接纳和包容,但当一个社会对自己失去自信,对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存疑时,他就开始排斥其他,而风声鹤唳,唯我独尊,甚至闭关锁国。历代祸国殃民的不是英明的改革家,而是背后阴险狡诈,唯恐天下不乱,阴暗邪恶的龌龊小人。


三、一个民族真正的危害是什么?


行文至此,我不禁想到另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在危害一个民族的安危?一个民族真正的危机是什么?回顾我们的历史,四千多年的发展史,有一千多年,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是被比我们的文明程度落后了许多的游牧民族统治的。而且,几乎每一次,我们的失败都不是因为虚弱,几乎每一次,我们都是惨败给比我们虚弱得多,弱小得多的小民族。甲午战争我们拥有亚洲第一大海军,却惨败给小日本;清灭明时,明朝有人口当时超过一个亿,200多万军队,清只不过14万,人口80万。元朝灭宋时,其国力不及宋朝的百分之一。宋的GDP超过当时世界的一半,即使在腐朽的慈禧太后时,中国的GDP也有世界的一半以上。但为什么我们会失败?我们不是失败在技术和经济,我们是失败在我们的心灵,失败在我们早已失去了自信和人民的信任。可以肯定的是,每一次的衰落都不是因为开放和接纳,而是腐朽。更不是因为基督教。唐太宗以贵宾之礼恭迎传教士阿罗本来大唐传教,没有让唐朝衰落,唐武宗大肆灭佛灭景教,也没有留住曾经的大唐衰落的命运。文革打倒了一切“牛鬼蛇神”没有让我们的国家富强,民族凝聚力增强,相反我们的改革开放,接纳包容却让我们的民族成了东方明珠。我们的国家从没有因为为包容与开放而衰落、而被侵蚀。相反,我们的固步自封、自以为是、愚昧保守、没有国际化视野的短视,才是我们民族最大危害的历史幽灵。我们曾经的失败,不是因为敌人的力量太强大,而是我们自身的官僚机制太腐朽!不是因为我们的人民不够多,军队不够强,而是那封闭与腐朽给人心带来的深深失望,是那挑拨离间的危言耸听让我们失去了根本的勇气和斗志。是因为我们思想意识太封闭。没有一个国际的视野,就没有一个国际化的被接纳,没有国际性的普世价值,就没有普世性的被尊重。不是我们被拒绝,而是我们跟本没有敞开心门。


我们封闭的心灵,权利的滥用与制度性的腐败,社会的不公正与人心的冷漠,文化的堕落,心灵的傲慢与自大,虚弱与自负,又不敢直面自我的虚弱,对罪恶没有基本的忏悔意识……凡此种种,才是我们衰落的最终原因。我们的衰落恰恰是源自我们信仰的失落。我们的危害正是来自我们自己,来自我们自己深处的封闭和制度性的腐化。我们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
此文被作为“环球视野”的文章,我实在看不到该文有何环球性的“视野”。我彷佛闻到的是那个年代非基督教运动的狂热和文革的火药味。对该媒体和作者推出的基督教危害论的所谓“视野”,我不禁想起了耶稣的那句话:瞎子领瞎子!


若对一个讲求博爱、牺牲、奉献的基督信仰都不能接纳,我们还能接纳什么?难道只有谎言才是蜜汁?斗争才是出路?


基督教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不会是中华民族的危害?那真正能危害到我们的只能是我们自己!


[1] 何天择 《基督教对中国的贡献》,中信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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