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江教堂事件看中国教会在中国社会的处境



5/19/2014

作者:艾略特 福音时报



在基督徒的微博微信圈里面,上个月发生的三江教堂事件备受关注,当时各种有关的观点、策论层出不穷,尤其又被国外一些媒体报道,俨然成了天下头等大事。


但是在整个中国的社会,除了教堂被强拆之后官方发出来的“迎难而上”的新闻稿,几乎不见于报端。我们已经习惯于快速地进入政治性的解读,读出基督徒备受逼迫的悲情色彩,但是往往会忽略从一个更公共的层面,以对中国社会影响的进路来反思。后者可能对我们中国教会的发展更为重要。笔者此文,仅作为个人从网络报章所获得信息的一些思考,难免不全。然而依照这一进路来查看,笔者发现对中国社会而言,这次的三江事件显然不是一个什么大事,只是被当作熟悉得不得了的拆迁纠纷——还远不如最牛钉子户的故事更精彩,无论是比起先前的马航失联,还是一天后发生的新疆的恐怖袭击,都没有什么特别能够吸引社会关注的影响力。即便在发生地温州,非信徒对于三江教堂被拆的事,也很少有同基督徒相似的观点,中立的观点也是甚少。



这大概是中国教会在中国社会中的处境和影响力的一个缩影。从我们基督徒来看,当教会的利益受到损伤的时候,中国教会在社区中总是显得孤立无援,更少从当地社区中得到助力。



三江教堂的事,发生在浙江的温州。温州在中国教会的版图中,有着特别的意义,其信徒众多,教堂林立,教会活动丰富多彩,素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据先前的统计资料,人口780多万的温州,有基督徒100万人左右,不到八个温州人中,就有一个基督徒。基督教对于当地人来说,并不会陌生。但是在这样的地方,一个费时近十年,耗资三千多万,被基督徒称为地标一样的大教堂被强拆,非信徒却没有什么观点出现。教会对当地社会的影响力大概也可见一斑。



纵观三江教堂的事件,除开官方媒体自然地站在挺拆的一面,素来喜欢与政府观点反对的网友这次却似乎更多站在了政府一边(当然,充斥着五毛),但是当地的非信徒的确很少有对教会正面的观点出来,哪怕是中立的观点也很少。至少从网络的信息来看,我们得到如此的印象。洛杉矶时报的采访中,一位当地市场上的妇女,一位出租车司机,发表的观点,一个认为政府合理,一个觉得教会在处理事情上有欠缺。当地一位信徒也告诉笔者的朋友,她的非信徒朋友们因为三江教堂的事,对她说“不要信道理了,信道理的不讲道理”(信耶稣,当地人称信道理)。似乎温州的非信徒对于基督教也并没有来得特别的亲切。他们也并不多关心这个因拆迁而造成的风波,也不知道这个风波和别的因为拆迁而造成的风波有什么不同。但在他们的观念中,教会显然是失当了。



我们讲我们的,我们懂,但我们以为大家都应该懂,却被不信的人认为不合理,不讲道理。三江教堂事件反映出来,我们没有办法向其他不信的人讲清楚我们的信仰的实质和诉求。从个人的层面,这意味着我们对于信仰和生活的理解缺少一致性。从整体的层面,这是教会和社会缺少有机联系。中国教会在这方面是苍白无力的。



这次三江事件给人的印象是,教会在温州的兴盛,大概只是在教会里面的兴盛。从温州当地人对三江教堂拆除的冷淡甚至偏负面的态度,不得不承认,教会仍然处在社会的边缘地带,而这种边缘,可能并不是人多,信徒比例提高就能解决的,因为,这种边缘在于教会和社会联系的有机性太弱。我们在教会内部已经习惯于听到太多关于教会美好的见证,但是三江教会,或者繁盛的温州教会,到底对当地社会起到了什么有益的作用——不是教会自己说的,甚至也不是政府说的,而是当地人真的认可的。同理,对于中国教会也是一样。遗憾的是,三江事件反映的,是当地人根本不关注教会的事。号称耶路撒冷的温州地区尚且如此,扩大到整个中国的情况,大概可以知道。虽然号称数千万的基督徒,但是我们在社会上的位置和影响,显然不像我们想象中有力和正面。



有牧者曾谈论这个问题说,虽然说教会有这么多人,但现在中国教会与中国社会的关系,现在像肿瘤(和身体)一样,是可以被切除的。他认为,教会太少参与社会了,和其社区没有什么联系。所以真的遇到逼迫,教会往往显得孤立。我们不能理解社会,更没有主动的心参与社会,因为我们不认为自己在这个社会中。



但是中国教会要真的发挥影响力,尤其是建立起正面的形象,必须要担当在社会的使命和责任。不能盲目地用教会的语言系统把自己和这个社会隔绝开来。教会要开放,建构信仰和生活的一致性,能够用社会公共层面的人能够理解的方式和语言,了解我们信仰的内涵。教会要担当,参与在社会中,与社会建立有机的联系,即是通过社会慈善社会公益,成为社会中应当有的正面的力量,发挥教会的应有的社会功能,成为社区这个机体不可割舍的一部分。



三江教堂的事件带给我们反思,中国教会要走出固步自封,基督徒要打破自我欣赏,教会要学习理解社会,也要试着让社会理解信仰,在社会中发挥自己正面的力量,赢得众人的心。让但凡有良知的人,在教会真正艰难的时候,可以帮助,在教会真的遭遇逼迫的公共事件的时候,可以不因为信仰,仅依从自己的良知,也能够关心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