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当代公共神学的一大课题。《圣经》说： “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实际上，这是一种基督徒“内在的自由”，它区别于以赛亚.柏林的“消极自由”。康德说：”自由不是为所欲为，那是野蛮；自由是不想做而可以不做“，道出了”内在自由“的一面，即基督徒”不犯罪的自由“，而在另一方面，基督徒也有”施怜悯、行公义“的”行善的自由“，类 同于柏林所言的”积极自由“。 从严格意义上说，堕落人类中真正获得“内在自由”的人群，只有被圣灵重生、心思意念被圣灵掌管的基督徒。这样的新人性，就不再是“罪的奴仆”，而是“义的奴仆”，才能自发地避免恶性、内驱地行善；这样的新人性，才能具备真正“勇敢的心”（来10:35），才有可能基于“内在自由”，奋起反抗外部的奴役与强制。这就是我在《极权、革命与人性之恶》一文中所说的：“我更希望中国社会能够涌现更多圣徒与英雄同构的新人性，以对抗自甘奴与暴徒同构的国民性。”

然而，目前中国现有的基督教徒中，受基督教历史上奥秘派、门诺会（浸信会前身）等“不问政治、退避隐修”传统影响，以及传统文化尤其儒学“愚忠”、佛道避世思想影响，片面追求个人灵命长进、罔顾社会公义，或出于对极权专制政治的恐惧，“躲进教堂成一统”的思潮和现象极为普遍，成为教会中为数众多的“隐修党”。


另一方面，大量追求民主宪政的民主派人士和自由主义者，出于对极权专制的不满，以及寻求宪政民主思想资源、救国救民的需要，加入基督教会，而其中许多人只是观念的认同，并未真实认罪悔改、得救重生，却满口都是“主赐下反极权专制的异象”。这部分基督教徒在灵性生命上，正是《圣经》所言“未曾翻过的饼”，而只是一些在跟从基督之前的“奋锐党”。其中一些人，加入教会的目的，甚至只是想利用基督的教会，增加他们在“宪政民主运动”中的政治筹码。
我以为，当前中国教会必须归回《圣经》，切实按照《圣经》教导，以福传、牧养、归正、治理、教会建造等信仰事务为主体工作，完全避免介入世俗政治；同时，在公共神学上对信徒的教导，必须力避以上两种倾向，加强基督徒个人信仰归正与生命更新，强调基督徒的公民本分与社会责任。


如此，才能避免任何将有形教会引入世俗政治的风险，才不会继续大量生产“隐修党”、“得救自甘奴”和“没重生的奋锐党”，才能真正产生“圣徒与英雄重构的新人性”，以对抗”自甘奴与暴徒同构的国民性”，在中国社会中切实遵行主道、见证主名、荣耀上帝。